2008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国内发生了许多令人难忘的大事。但对于我个人来说，却没有多少“亮点”，难忘的事也不多。“平平淡淡”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我的这一年。
不过，按照“惯例”，在这岁尾年头总该回顾一下一年走过的路，写点什么。我那浅浅的几行足迹，如果不尽快“拓”下来，可能很快就痕迹全无了。用不了多久，可能连自己都要忘了。
自然灾害频发，突发事件不断，大事要事相连，纪念活动繁多，指令性报道叠加……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重点报道，都造成报纸版面的过度紧张。过去肯定能发的，现在不能发了；过去马上可发的，现在要压上半月二十天了；过去可以重点采写的，现在只能写一条短稿了。而我工作的地方，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与大事要事很少“沾边”，我也不愿增加编辑部“压力”，更不愿像有的人那样提出各种理由要求“照顾”。我只想用稿件说话，这也就决定我的工作要受到各种限制。我常有无可奈何、欲罢不能的感觉。尽管如此，经过不懈努力，我全年还是在本报发表了近百篇各类稿件。其中有几篇在读者中还留下了一点记忆，似乎也可以提一提：
我采写的“记者来信”《中国人写汉字不该“惨不忍睹”》，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先后被近百家网站转载，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引起网友热议。根据编辑部要求，我就此又作了后续报道《没有任何理由不写好汉字！》同样引起读者关注。
《银川赋》是我倾注心血最多的一篇作品，从动笔到刊出历时近10个月时间。当然，我也得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回报：先后被几十家网站和六七种报刊转载；银川市出版的重点书籍《雄浑贺兰多彩银川》中特意收入；有诗人写诗称赞，有书法家抄写，有读者谈读后感。
此外，《宁夏“骨简”真伪期待权威鉴定》《宁夏：明代“藏兵洞”展现古代军事奇观》《谁给贺兰山岩羊这么大的“胆儿”》《海原县文物不再“寄人篱下”》《退耕还林：不再重蹈“2605项目”的覆辙》《填会海搬文山，提高执行力———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效能建设纪事》《谁引翠绿染荒原》《在银川“留学”的山区娃娃》《贫困掩不住的富有》《“原创”：宁夏回乡文化的主旋律》《五彩缤纷、不断延伸的“长城”》等，也都倾注了我的不少心血，因而也都或多或少有一点社会影响。
自治区成立50周年，我原想借此有点作为。此前，我已经参加过宁夏30大庆、40大庆的报道工作了。其中，40大庆我曾采写了不少东西，连登在头版头条的庆祝大会的消息都是我采写的。有些稿件还受到中宣部有关领导的肯定呢！可是，这次50大庆，上边有新规定：大庆报道，统一用新华社通稿。那么，我是否就此袖手旁观呢？我不甘心。感受大庆气氛，瞅准机会，我采写了《喜庆气氛满银川》。庆祝大会在雨中进行，我没有采访任务，也可以不参加，但我不仅冒雨前往，而且在现场仔细观察，写出新闻特写《览山景观剧场的雨中“景观”》。好在大庆之前，报社派出了得力干将。我们密切合作采写了“宁夏新形象”和“宁夏辉煌50年”两组稿件，受到各界的肯定。其中，有些作品还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入《新世纪新宁夏新跨越》一书中。我本人也因此被评为50大庆先进个人，宁夏记者站也成为“有功单位”。
应该说，我本人也“受益于”宁夏的50大庆。除采写了一批稿件外，宁夏在国家民委主办的刊物《中国民族》杂志上推出宁夏专号。其中，“五十年五十人”栏目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介绍了宁夏50位人物的“灿烂人生”。很惭愧，我竟忝列其中，独占了其中1页半的版面。《宁夏传媒》杂志也在封面刊登了我的大幅照片，并在内页用3000多字的篇幅予以介绍，实在令我诚惶诚恐。
这一年，让我还有点记忆的是两次演讲。一次是在年初举行的宁夏政协九届一次大会上，我作了大会发言。那次，大会共收到50多份发言材料，但总共只安排10人作大会发言，其中有7位是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以普通委员身份发言的只有3位，我的发言材料竟被选中。我关于开发、利用海原大地震资源的发言引起热烈反响，受到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等领导的高度重视。一年以后，《宁夏日报》在回顾政协一年工作时，还特别提到我的这次大会发言。另一次，是我应邀为宁夏社科院100多位专家学者作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辅导报告。虽然我诚惶诚恐、推辞再三，但还是“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场合，演讲了无力演讲的内容”。出乎意料，我的演讲竟引起一些反响。我的发言稿竟被全文登载在他们的院报上，院报上对我和我的演讲也作出了评价。此外，我还应邀为自治区卫生厅、宁夏建发集团、兴庆区宣传部等单位讲解新闻采访方面的知识。记不得这些是第多少次讲课了，对我来说似乎也不值一提。
就这么几行脚印，就这么几笔记录！这一年，值得提一提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而我却为这点微不足道的东西付出了365天时间！我感到恐慌：为《光明日报》效力的时间，已经不足10年了。在剩下的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我还能做点什么呢？我还应该做什么呢？我不断地这样问自己。
（原载《今传媒》2009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