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荒村，有多少新闻可挖？又有多少东西值得在中央大报上刊登？说起来，有人可能不信：我在13年里持续关注宁夏盐池县的黎明村，先后六次前往，每次都有独家报道，不但发表了十五篇广受关注的稿件，而且获得了5个奖！
中央五部门8月9日联合召开“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会议后，《光明日报》总编辑胡占凡同志当天就召集会议，进行了周密部署，制定出形式多样、内容新颖的报道方案，决定开设“来自基层的核心报道”“媒体在行动”“心中的牵挂”“百村百乡行”“百姓心愿”“村学乡校”“新鲜事”“不了情”“民生热点”“图说乡村”“百姓愿望与回应”等十多个富有特色的栏目。当晚10点多，报社有关负责人打电话向我传达了会议精神，我立即想起曾经提出过的六访黎明村的计划，希望以此加入本报的“走基层”活动。
报社当即批准了我的计划。报社的重视，调动起我采访的冲动。事不宜迟！8月10日上午，我处理完手头的工作就出发了。盐池县县城离银川有130多公里，黎明村离县城还有70多公里。采访结束已是深夜，我顾不上休息立即写稿，一口气就写了2500多字。8月17日，我的《六访黎明村》作为《光明日报》“走基层”系列报道的开篇，经过编辑部的精心处理出现在头版头条上。一个全国性大报的记者，六次采访一个小村庄，此事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此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光明日报》就刊发了包括总编辑亲自采写的通讯在内的100多篇“走基层”稿件，这些稿件都放在固定的栏目内，都被编辑部精心处理，多数引起社会关注。此外，《光明日报》还发表了系列评论，对“走、转、改”活动给予指导，刘云山同志对此给予充分肯定。
几天后，《光明日报》在头版又刊登了我的采访札记《黎明村，有我的知音》。
黎明村怎么会有我的知音？我怎么会跟这样一个小荒村扯上关系？
黎明村位于毛乌素沙漠边缘。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黎明村经历了风沙紧逼、四分五裂、全力治沙、重建家园、再次聚合的戏剧性变化。作为常驻宁夏的记者，我责无旁贷地给予了关注，1998年、2000年、2002年、2006年、2009年、2011年先后六次前去采访。头一次去，留在黎明村原地的，还有两户人家；第二次去，原地只剩下一户了；第三次去，原址一户也没有了；第四次去，原址连断垣残壁都荡然无存了。
我第一次去黎明村是在1998年，那正是盐池县乃至宁夏全境风沙危害最严重的时期，我曾为制止滥挖甘草、乱搂发菜、超载放牧而奔走呼吁并写下许多相当尖锐的批评报道。我所获得的全国环保最高奖“地球奖”，就是在此期间获得的。当我从当地人口中听说这个小荒村为躲避风沙而被迫四处搬家的窘况时，马上意识到这个事例很有震撼力、警示性，所以立即就要去采访。有人劝我不要去：一是路途遥远、来去不便；二是那个村庄很平常，去了也不会看到什么，也未必能采访到有什么价值的东西。但是，不到实地怎么能写出生动感人的东西呢？我坚持要去。
这时的黎明村，已经不成其为村了，因为它刚刚四分五裂。为了躲避日益严重的风沙侵袭，村民相继搬到了距原址不远的北、南、东三个高梁上，原地只剩下两户人家。这次，我怀着深深的忧虑，写出了现场报道《被风沙逼得四分五裂的村庄》，中央电台当天就作了转播。黎明村的命运立即引起广泛关注。时任吴忠市市委书记的自治区副主席赵廷杰，在报道的第三天就专程前去实地调研。
一访黎明村，给读者留下了悬念。有人问我：你写的黎明村现在怎样了？那两户人家还能守住家园吗？这让我感到：这个事情还没完。读者的关注，就是新闻的亮点。作为记者，我有责任回答读者所关心的问题，这也促成我对黎明村的第二次采访。二访时，留在黎明村的只剩下一户了！而这最后守望家园的人家，也是门锁高挂，但这并没有影响我的采访。我又写出了“二访”：《是谁毁了我们的家园？》探究黎明村走到今天的深层次原因。
二访之后，我仍然牵挂着黎明村的命运。2002年，我借便又进行了三访。这次采访，我幸运地见到了最后那户人家的女主人，在主题上又进行了更深入的挖掘。我在通讯《人类的退路在哪里？》中写道：“看来，如果不积极主动治沙、一味消极躲避，那么人类迟早有一天会无路可退、无处安家的！”
一个小荒村，令人牵肠挂肚。时隔四年之后，我又对黎明村进行了四访。让我感到凄凉的是：黎明村被风沙彻底吞没了！那独自坚守的人家，也搬到了距老村约有1公里的“北梁”上。但是，我在“凭吊”了了无生趣的黎明村时也欣慰地看到，盐池县在宁夏率先禁牧并进行大规模环境整治后，已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于是，我又“欣然命笔”，写出《新“黎明”，荒漠化可以逆转的证明》《黎明村里看“黎明”》。
我四访黎明村的经历，为知情者津津乐道。应报社要求，我写出了采访体会《四访荒村捉“鲜鱼”》，被《光明日报》公开发表。
我对黎明村仍不能释怀，2009年8月，我又一次来到盐池，我还要去看黎明村！
黎明村对我真是太慷慨了！这次采访，又让我满意而归：我兴奋、急切地要把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告诉那些关注黎明村命运、关注我国生态状况的人们！《黎明村的新生和心声》《黎明村的“沧海桑田”》又登出来了！
2010年记者节期间，《青年记者》杂志开辟“向老记者致敬”栏目，约请四五位介绍自己的工作经历。我写的《一个小荒村竟成为我的“新闻富矿”》，讲述的就是五访黎明村的经历。
在对黎明村的第五次采访中，我写到：当初，黎明村人为躲避风沙四处搬家而暴露出来的问题，正日益凸显。如今，许多人不仅看出了其中的问题，而且有了重新聚合的愿望。我要推动这件事！于是，我在通讯的结尾处写道：“黎明村会再次搬迁吗？黎明村人在问，关心黎明村的人也在问。记者希望在六访黎明村时能够得到答案。”黎明村会再搬迁？这又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闻！我给读者留下一个悬念，也给自己留下了一篇“作业”：我还要六访黎明村！
今年8月10日，在“走基层”活动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我的六访黎明村终于成行。在黎明村，我惊讶地发现：我在这个小荒村居然享有“不低”的知名度！69岁的崔福香老大娘一眼就认出了我。村文书白学宝一脸真诚地对我说：“村里人都知道你呢，都知道你五访黎明村的事！你写黎明村的报道，我们都看过！”
崔福香对我说：你是黎明村的恩人。没有你的报道，就没有那么多人关注。这么多年来，前来调研的人不少，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支持也很多。
黎明村虽然曾经风沙肆虐、危机四伏，但它对我却是慷慨的！今生能与黎明村结缘，对我来说是幸运的。黎明村人说要感谢我，我愧不敢当；而真正需要表达谢意的，应该是我！因为，黎明村是我的“新闻富矿”！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尽管我为盐池县的生态破坏采写过许多批评报道，但盐池县人民并没有一点对立情绪，相反，他们还感谢我忠实地记录了他们的一段历史，非常认真地收集我六访黎明村的所有稿件；尽管我对宁夏的一些事物多有批评，曾被认为是写批评稿最多的记者，但因为我的这些报道都是善意的、建设性的，居然很少有人跟我计较，相反，宁夏人民还给了我很多、很高的荣誉。
在宁夏，常常听到一些同行喊“无米下锅”，为没有可写的题材叫苦不迭。是的，如果一个记者总是浮在面上，不动脑子、不花气力、不愿吃苦，当然就抓不到、写不出有影响的新闻作品！我想，一个记者，只要深入到基层，不仅身入了而且心入了，那他就不愁抓不到鲜活的新闻，他就会由衷感叹：到处都有“新闻富矿”！
值得一提的是，我之所以对一个小荒村持续关注，除了社会责任感驱使外，还与报社的引导、支持分不开。我对黎明村的报道，都被《光明日报》刊登在了突出位置。多年来，《光明日报》一直重视来自基层、来自群众的报道，总是不惜版面对那些生动的、感人的、有说服力的报道给予好版面、好位置，给予精心处理。我记得，我采写的《没有苗圃的园丁》就被刊登在头版头条，而我写的只是贫困山区一个普通的回族女代课教师。她在没有校舍的情况下，腾出自家住房坚持办学10年，十分难得，所以我才驱车400多公里前去采访，而编辑部也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此后，我对这位教师回访所写的通讯《春风吹绿苗圃》，再次走上头版头条位置。海原县农家三胞胎兄弟考上大学却上不起大学，我采写了《曹家兄弟的大学梦能圆吗？》被安排在头版突出位置，引来十多万元的捐款，三兄弟也因此摆脱了危机。四年后，我对他们大学毕业后的追踪报道《圆梦后的报告》，也上了头版头条。我对一个汉族女教师照顾贫困回族三姐弟的报道，报社竟用一个整版来刊登。这样的例证还有很多。报社的导向作用，是明显的、巨大的，也是驱使我不断走基层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非常赞同中央五部门“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倡议，因为我不仅对此有切身的感受，也尝到了甜头！
在这次“走基层”活动中，报社鼓励我们用多种表现形式，采写富有现场感、富有生活气息、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事，要求我们不能作秀、不能走过场、不能浮光掠影，要直接听取并反映老百姓的愿望和呼声，不能把“走基层”稿件弄成表扬好人好事的黑板报。一系列得力的措施，为确保《光明日报》“走基层”稿件的质量，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按照这些要求，《光明日报》的记者们纷纷在各个栏目里展露了自己的才华，写出大量各具特色的报道。我本人也发出了8篇“走基层”稿件。
漂在水面的是浮萍，游在深水里的是大鱼。会场空间小，基层天地宽。要想抓“大鱼”、抓“鲜鱼”，就得走出一般性的会议、告别一般性活动，到基层去，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
我虽然是个年过半百的老记者了，但我还想当“走基层”的积极分子，我要多走、勤走、找机会走、挤时间走！
原以为六访黎明村，将是我对黎明村的最后一次采访。现在看来，我还不能向黎明村说再见。黎明村由一分为四时，我关注过；由四减为三时，我报道过；由三合为二时，我又来采访了；剩下的是合二为一：搬迁住在“东梁”的19户人家，让黎明村重新变成一个村，对这样的历史性“巨变”，我怎么能不关注呢？看来，黎明村，我还得来！
既然黎明村是我的“新闻富矿”，我就应该继续挖下去。
我期待着七访黎明村。
（本文是作者在中宣部座谈会上的发言稿，分别刊登在《求是》杂志2011年第19期、2011年9月19日《中国新闻出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