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常常伸出手掌，让我细细地看掌心那片伤痕。
快四十年了，伤痕的形状，像一条深褐色的水蛭，紧紧地爬吸在他粗砺的掌心里，仿如一块凝结的血。
常常去他的面摊子吃炸酱面，他的酸辣汤烧得也相当道地——山东人嘛。有一次夸奖他出色的烹饪手艺时，他顺手点起一根新乐园来，身子靠在砧前，油亮黧黑的脸颜，在向晚风亮起的六十烛灯泡下，露出一抹戚戚的微笑。
第一次光顾地面摊，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刚从军队退伍返乡，也正由一个悲愁而愚蠢的恋梦中逐渐抽身出来；面对我们的教育从不教导我们如何去面对的繁杂社会，年轻的心灵却有着被愚弄、伤害的疲倦与苍老。那是一个冷栗而灰暗的冬天，我还记得，是一九七六年。
他专注地翻转那块在油锅中嗞嗞作响的排骨，另一只铝锅中，水正沸腾，白热的水汽在他与我之间形成一道帏帐好像……没见过你？他睨着眼，随口问我，那抹眼神竟锐利得具有相当的防卫性。“我住巷口，刚刚退伍。”我说。他“啊”的一声，好像一时间释然了什么。
刚炸熟的排骨，搁在捞入油汤的面条上，褐色的肉块间还膨胀、破灭着油泡，然后他双手端着递过来——酸菜在这儿，要多少就加多少，自个儿来。我接过他在热水中泡过的竹筷子，看到他左掌心那块深色的伤痕不禁一惊。
手怎么了？我好奇地问起。他似乎有些神情紧张，双手不停地在腰间的围裙上相互擦揉，好像要擦掉什么。手掌割到啦？我再问。他点点头，淡淡地说没什么。
冬夜很冷，传播媒体不断地告诉我们，西伯利亚寒流横过整个东北亚大陆及沿海，台湾在寒流的全面笼罩下。面摊子没什么生意，只有我缩着头，要把这碗借以果腹的排骨面吃完；偶尔，一个路过的女人会切一袋卤菜，等待时，一直呼好冷好冷。然后提着卤菜，踩着高跟鞋，叩叩叩遁入巷里那家霓虹灯亮得十分孤寂的酒吧里。
我静静地吃面，忽然，他推了一杯米酒过来——喝点吧，暖暖身子。我抬起头来，他正拿着一瓶红标米酒，往手里的杯子倒。我迟疑了一下，他笑了起来——我请客，不收钱的。我讪讪然地说，我不太喝酒。他脸肉一绷——当兵的不喝酒，俺不相信！似乎僵了这么一下子，我拗不过他的好意，拿起杯子，浅浅地啜了一口，辛辣热烫。
好，好。他黧黑、油亮的脸颜充满着赞赏。
2
他似乎一直是个很孤寂的人，没有成家，就在靠近铁路旁的违章建筑里租了个房子；每天把面摊子推出来，夜深时再推回去，他话不多，却不会显得难以相处。那口山东腔依然很浓，却也很努力地用他的山东腔学说闽南话。
他的面摊生意有时做，有时休息。巷子口那些计程车司机常开他玩笑，说他不做生意的日子，一定是到华西街找女人。他也笑一笑，从不生气，有时会忍不住地骂几声，用山东腔闽南话，笑骂着——你娘咧！胡乱讲。
有一次，我去吃面，他神情有些异样，少见的一脸悲愁，下面时有气无力，心事重重，好像刚经历了一次疲倦的旅行。问了几次，他都不肯说，只是挥挥手，神色黯然地说——你就别问嘛，唉。既然他不说，我也没有追问的理由；付了面钱，我就回去了。
过几天，我再去，他还是很疲倦、悲伤的样子。我说，什么事让您忧烦成这种样子？会对身子不好的。他抬起头来，深意地看了我一眼，长长地叹了口气，找了个椅凳，颓然地坐了下来——要不要喝杯酒？他看了我一脸讶异的模样，接着说——陪我喝一杯嘛，心里烦。我答应，他弯下身子，从摊下摸出了一瓶金门高粱，倒了满满的两杯。
高粱喝掉半瓶，我感到醺然，头很沉重的感觉，甚至有些神志蒙了。他却似乎没事，依然招呼客人，熟练地下面，切卤味……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坐回来，开始跟我说话。我把沉重的头颅倚靠在左手上，神志蒙，却又似乎异常的清晰，一些细微的声音都可以清楚地听见。
他幽幽地说起，前些天到高雄去看他的老同袍，与他出生入死过的一个安徽人，病故在荣民医院里。很久没去看他，接到信说他病危，到了高雄，他已经过世——几十年的老友啰。他不胜感慨地说。我静静端详着，隔着两尺宽的保丽板桌子，竟觉得他是在很遥远的地方。
他慢慢地把左手掌摊开来，那像水蛭般的褐色伤痕很清楚地呈露在我似乎蒙，却又异常清晰的醉眼前——我的老友，以前是这样和我串一起的。他的话，我不太能明白。他看出我的疑惑，笑着举杯喝酒，然后说下去。
3
在遥远的山东半岛，滨海的农庄，只有几百户人家。
那年，我十七岁，上过两年私塾，就帮家里做庄稼，勤劳单纯，没有远走他乡的壮阔心怀。只希望在种满麦子的故乡田园，静谧地过完一生；把祖上的田地耕种得更丰饶。十七岁，这个山东少年。
然后，内战的烽火燃烧到这个宁静滨海的农庄。乡人们看着军队开了进来，要粮食，要牛马，甚至要壮丁，几个反抗者被枪杀在宗祠前的大埕上，我被母亲藏在仓房里，他们搜刮一切，然后呼啸而去，留下妇孺的眼泪以及满乡的疮痍。
以为一切的灾厄都过去了，我继续耕耘田地，早出晚归，内心有片乌云般的阴霾，却因年少，纯真而易于遗忘。就在一个向晚，我结束耕植的工作，踏着轻盈的脚步，顺着蜿蜒的田间路回家时，前方尘土四起，并且慢慢挪近，等看出那是一队荷枪实弹的兵时，我已经措手不及了，丢下农具转身就往回路奔，他们追过来用坚硬的枪托猛击我的背脊，我被七手八脚地擒住。
军队没有进入村子，沿着乡外的路离开，我被麻绳绑着，最后一瞥是故乡那片连绵不尽的丘陵上，白茫茫一望无际的菅芒花。白茫茫，好像十二月的冬雪。
我从没有离开过故乡一步，军队带着我去试探一个不知道前程如何的天涯。只记得，离开故乡是往北边的方向，然后，就没有再看过故乡，一生都没有再看见过。
后来趁着一个没有月光的深夜，我与一位被军队抓来的同伴，往一座山里拼命逃亡；像两只惊惶而疲惫的野兽，奋力在黑暗、危险的山里奔窜。冬天，山里尽是尖利粗壮的菅芒花，像薄刀一样，割着我们的四肢，我们全身伤痕四布，一边奔跑，一边几近无助地哭号。然后，是几枝冰冷而坚硬的枪口指着我们，然后是拳打脚踢。
我和同伴被带回来，他们不再用绳索捆绑，两个人的手掌紧贴在一块，掌心与掌心之间，被一根烧红的细铁丝串过去。我和同伴跪在菅芒花满山的硬土上，痛楚，绝望地放声哭号。
然后，我逐渐长成，跟着军队，走过半壁河山，生命的册页一年一年无声地翻过去。但无论身在何处，秋深以后，满山白茫茫的菅芒花总会让我想起永远无法回去的故乡……母亲怎么样了？那片广阔的麦田怎么样了？我不知道，也再也不想知道……
4
连续几个星期，都没有看到他推着面摊子出来，旁边那些摊子说，他住院了，听说是肺病。和他认识这么多年，没听过他生病，一病就住院去了？他们说他住马偕，我买了一盒水果去看他，问了半天，医院说没有这个人，我怅然若失地回来，觉得有些荒谬，内心却又感到一种凄楚。
几天以后，却看见他站在香肠摊旁边看人掷骰子，脸色干黄的，大病初愈的样子，眯着一只眼，很怕午后炫亮的阳光似的。走过去，问他住院的情形——我没住院呀，我只是去高雄，看看我老友的墓，几个月没去清理，坟头都长满了草，尤其是那种尖利，会割人的菅芒花。
几个星期不见，他似乎清瘦多了，额头上的白发也零散着，在午后的风里，微微地摇动着，真的很像、很像深秋满山遍野的菅芒花。这个老山东人，这个老山东人……我忽然有种难以克制的激动，湿润的，却不想流泪的感觉。
要不要吃香肠啊？我掷骰子不会比他们差。他笑说。
十八啦——听他用着山东腔的闽南语，大声吆喝着，骰子在碗公里叮叮咚咚地跳跃；我忽然觉得很苍茫，就像深秋时，在山野，满眼白茫茫的菅芒花，那种坚韧却凄凉的植物。那么孤寂、忧伤，又不为人知，仿佛是他们的那个年代。
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