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头》 怎样是好的阅读和书写】
唐诺，本名谢材俊，台湾宜兰人。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台湾脸谱出版社总编辑，现为自由作家。另著有《世间的名字》《读者时代》《阅读的故事》《文字的故事》《重读：在咖啡馆遇见14个作家》《那时没有王，各人任意而行》《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等。
书写的关键点在于精准。
台湾的唐诺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散文家，这本《尽头》是他写的。乍一看，这本书的厚度非常夸张，简体字版最后一页的页码是644。可是里面有多少篇散文呢？总共只有17篇。换句话说，每篇散文的文字量都达到了三四万甚至更多。
唐诺这位作家本身也很“夸张”，他每天早上像上班一样准时来到咖啡馆，然后就对着稿纸开始写，一边写一边删。他每天写出的文字量可以达到好几千，但删改之后大概只剩五百。他和他的太太朱天心——一位非常著名的台湾小说家——平日过着一种极度清简的生活，他们的物质要求不多，就是为了能全心全意地写作。在今天，我已经很少见到像唐诺这样如此用心经营散文的人。
《尽头》里的这种长篇散文，可能会让一些读者联想到余秋雨，当年有人称余秋雨写的是“大散文”。而我觉得两者有不同。余秋雨的散文多是在写人状物，文章里带着一种感怀或唯美的气质；唐诺不一样，他的散文更接近于蒙田的写法，是以非常思辨的方式来谈文学。但也不要认为唐诺写的是学术论文，应该说他的创作是一种纯粹文学性的玄思和联想。
唐诺的这种写法，还经常被认为有“跑野马”的嫌疑。什么叫“跑野马”？就是说他在谈论一个问题的时候，谈着谈着却生出无数的分岔和歧路。我觉得这其实又是一个误会。今人往往已经没有了阅读的耐性，所以才抓不住这种长文当中的线索。而如果带着耐心去读，甚至反复地读，就能看出唐诺文章里贯穿到底的整条脉络。后者是对好读者提出的要求。
唐诺自己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读者，是我认识的最好的读者之一。好读者是什么意思呢？以唐诺为例，他其实非常博学，读书涉猎广泛，但是你看他的文章会有一种错觉，好像他只读过几个人的书，因为他翻来覆去引述的作家通常就只是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昆德拉或者格林[1]等少数这些人。奇怪的是，虽然他引用的作家我也都看过，但我常常有种幻觉，好像我没有读过那些书似的。这就是因为我读得不够认真，而唐诺认真读了。
经常被唐诺引述的作家，都是他心目中导师一般的人物。他把他们的作品读到烂熟于心，好像都能背下来了一样，所以可以将里面的句子信手拈来。并且经过反复的咀嚼和思考之后，他能够从中发展出属于自己的很漂亮的一些想法。因此他的每一篇散文，我觉得都是他跟随伟大作家的足迹一起思考的结果，不是对他们的简单复述，而是与他们的对话。
像我们这种普通读者，读书时却容易犯“视而不见”的通病。这刚好可以用唐诺这本书里的一个例子说明。在《特洛伊十年后的海伦》这篇文章里，唐诺提到一种他名之为“阅读魔法”的东西。什么叫“阅读魔法”？他一上来就又开始引述博尔赫斯了：
博尔赫斯曾在某篇文章中冷不防这么问我们——海伦[2]后来呢？当年希腊人为她打了整整十年血战，牺牲了诸多英雄（或者海贼），侥幸没战死的又在归途海上死去另一批，但谁记得海伦哪儿去了？这个美到不祥的绝世佳人后来还做了什么？受什么惩罚？她也死了吗？或过着哪样的人生？
没错，这真是个好问题。可是有谁想到了？之所以叫作“阅读魔法”，“是因为它如此神奇但通常非常简单，简单到好像你自己应该早看出来，它一直在那里，自始至终就在那里，换个位置转个角度，你当下就看到而且接下来你自己都会了”。而我们为什么没有看出来呢？是因为不够敏锐吗？不。唐诺接着说：“但作为一个老读者你其实心知肚明……这也许需要一点运气，如灵光一闪，但有意义视角地获取来自持续的阅读和持续的思索关怀，是人一生的成果，因此它总是来得太晚。”
回过来看海伦，她是否从故事里静悄悄地退场了呢？并没有。“在下半场的《奥德赛》故事里，同一个海伦仍明明白白、大大方方地现身，也讲了一些话，但奇怪也念《奥德赛》的人就是容易视而不见，或心有其他见到了转身就遗忘。”这话说得不错，我也读过《奥德赛》，但我就不记得里面还有海伦什么事。那么她再次出场时是什么场景呢？原来是参加她孩子的婚礼。
那一天，海伦的丈夫、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奥斯为自己的一双儿女举办婚礼喜宴，待众人坐定之后，海伦才缓缓走出来。她美貌依旧，令现场的一切都暂停下来，然后她坐下来，边还织着羊毛。唐诺说：
这其实是《奥德赛》全诗气氛非常独特的一场，大家劫后一起回想特洛伊往事，一路讲到仍不知人在何处的尤利西斯，所有人顿时哭成一团。……也就在这时候，海伦做了件很特别的事，她拿出一种药汁滴入众人酒里，“那药汁能解愁消愤，忘却一切苦怨。如果谁喝了她调和的那种酒酿，会一整天地不顺面颊往下滴泪珠，即使他的父亲和母亲同时亡故，即使他的兄弟或儿子在他面前被铜器杀死，他亲眼目睹那一场面”。
这就是海伦的最后一次现身，她带给大家一种神药，喝了它便能忘记所有发生过的战争、苦难和人间悲剧。这是多么漂亮的一幕，我们怎么可以把它忘记呢？
再看这本书里的另一篇《摆摊的写字先生卧云居士》，唐诺一开头便又引述了他喜欢的博尔赫斯：“博尔赫斯说，小说应该像一个书写者那样写，而不是像一个时代那样写。”这句话讲得多漂亮！接下来唐诺说：“这是赫胥黎的问题，也是陈映真等不少人的问题，我还想起鲁迅他们那一代人。”唐诺一直以来有一个观点，他认为鲁迅后期如果没有那么急切地要和现实战斗，而继续专心经营小说的话，结果也许会很不一样。这并不是说鲁迅的杂文不重要，而是说他的小说因此就被牺牲掉了。
写小说的人，有时会强烈地感到一种现实的召唤，想去面对和回应现实。这时他们会觉得自己正站在时代中心，就像黑格尔说的，要把时代精神掌握在自己的小说（不是哲学）里面。但是这也很危险，当一个作家像一个时代那样书写，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
那么书写者和时代之间该保持什么关系呢？在下一篇里，唐诺借博尔赫斯谈史家吉本及其《罗马帝国衰亡史》的话来表达他的看法：“他（吉本）并不特别推崇煽动的激情，以为这会摒弃更加必要的理解和宽容。”然后唐诺进一步解释这可以用来形容某种文字效果：
文字是远比语言大块而且湿冷的木头，又距离我们内心的火花稍远，不容易瞬间点燃起来，这处隙缝，给了我们回身的余地，可以再多看一下想一下设身处地一下；人类过往这最后五千年，如此不同于之前的太古悠悠岁月，多出来数不清的可能，多出来太多非生物性的东西，让人逐步走出原始蒙昧，其实都跟这个隙缝的出现、人五千年来一次次地多看多想多设身处地的迟疑有关。
正因为文字比口头语言更冷、更硬、更湿一点，不那么容易着火，所以它与语言及语言试图去指挥的现实之间是有一定距离的，这个距离使得文字作者不会轻易摇风摆柳。
相反的例子，是唐诺在这本书里提到的萨特：“萨特是个极聪明也最妩媚的书写者，历史的风向感尤其敏锐而且果决。”萨特曾在街上被人拦住，那人希望他在抗议一本书遭查禁的请愿书上签名，结果萨特看都没看请愿书，甚至都没打算要浏览一下，就在上面签了名。“这是典型的萨特，立场永远先于内容甚或不必管内容。”然后唐诺又举了萨特的反例：
加缪远比他（萨特）坚定认真，雷蒙·阿隆也远比他勇敢负责任，但萨特永远知道该第一时间正确地站定哪一边，知道群众在哪里，年轻人在哪里，道德优势位置在哪里，……米兰·昆德拉引述过加缪忍无可忍反击萨特的那句神来名言，说萨特和他的追随者“把自己的扶手沙发椅顺着历史的方向来放”，昆德拉还补了一句，这扶手沙发椅还是装了轮子的，可以在历史转向时跟着灵活转向，且由各式各样群众来推动……
如果一个书写者不该像萨特那样急功近利的话，又该怎样呢？《尽头》里面有一篇写得非常妙的文章，叫《放弃绘画、改用素描和文字的达·芬奇》，其中引用了卡尔维诺对达·芬奇的谈论：“随着时光流逝，他后来放弃了绘画，透过[3]书写和素描来表达自己，以素描和文字追寻单一论述线索”，甚至达·芬奇对同一个话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描写。这意味着什么呢？唐诺说：
最诡异但确确实实的是，我们会一路感觉用以描绘的文字好像努力地想让自己变小而且运动起来，试探着想伸到、触及之前并没有（没看到、没想到、不知道有）的某处，有点像是植物最尖端的迎风纤弱卷须。
后面又说：
真正的作品不存在于其确定的形式，而存在于一连串试图逼近它的努力。
书写的关键点在于精准。如何在复杂的现实里精准地勾画出它的线条，这就是一个作家在面对时代和现实的时候，该有的最本位的关怀。
唐诺这本《尽头》里面的思考既丰富又绵密，仔细读完它，你就能学到一个真正顶级的作家是如何思索和经营文字的。
（主讲 梁文道）
注释：
[1]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小说家，曾从事新闻、编辑、外交工作，足迹遍及南美、东欧、亚洲、非洲。著作等身，类型包含小说、剧本、评论、传记、诗集、儿童文学等。
[2]海伦是希腊神话里宙斯跟勒达所生的女儿，在她的继父斯巴达国王廷达瑞俄斯的宫里长大。她是人间最漂亮的女人。后来她和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私奔，引发了特洛伊战争。
[3]即通过。文中为台湾说法。
【《拾遗小笺》 文学的考古人】
陈子善，1948年生，上海市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文学资料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致力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料学的研究和教学。代表作有《文人事》《发现的愉悦》《说不尽的张爱玲》等，另编订现代作家文集、全集和研究资料集数十种。
他能够体贴一个作家在当时的环境下受到的限制，以及他们所能做出的有限选择。
给大家介绍一本不太厚的小书——《拾遗小笺》。它不厚，可是它非常耐读，也非常好读。这本书的作者，他的作品我每次读来都感到十分温暖，他就是上海的学者、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陈子善。
这本书收录的都是短文章，它们大部分已在国内的报刊上发表过，有些是陈子善为他编的书写作的“序”或“导读”，篇幅基本都在两三千字左右。全书分上、中、下三编，其中中编和下编都是用一组文章来谈一位作家，读了之后令人印象格外深刻。例如下编是集中谈施蛰存[1]先生的几篇文章。此外，书中还涉及了傅雷、柯灵[2]、姚克[3]、熊式一[4]、叶灵凤[5]、黄宗江[6]等多位文学家。
我常说陈子善教授是考古派，或慕古派。我的朋友里有两类人，一类是崇新派，他们对一切新的东西，如新手机、新发明、新明星，都有兴趣去了解或交往；另一类就是慕古派，他们会去拜访老作家、老前辈，陈子善就是其中之一。当然，陈子善的年纪本身也不轻了，他去和那些更老的老前辈谈天，然后记录下来和他们都谈了些什么。比如施蛰存晚年在上海的时候，陈子善就常去找他聊天，现在施先生已经去世了，而我们可以从陈子善的文章里读到他和施先生聊天的内容。
施蛰存是个非常健谈的人。比如他以前和鲁迅打过笔仗，就把这段经历都讲给陈子善听，还说自己总被鲁迅骂。不过他后来不在意了，因为人到了一个年纪，任什么都云淡风轻了。施蛰存对他同代的一些作家也做过有趣的评语。比如他说丁玲是一个写文章很傲气的女人；沈从文别看他写的多是乡土故事，本人却是很有绅士气的；还有钱锺书，有点像个恶客，恶客是上海话，就是讲话尖酸刻薄的意思。其实这一点我们都了解，若非这种性格，钱锺书怎么写得出《围城》呢？
后来到了“文革”期间，好多知识分子都受到迫害，也有人转而去迫害别人。而陈子善说，施先生在那时候守得住自己的原则：
五十年代以降，出于曾遭鲁迅批判，又出于一九五七年那场厄运等原因，施蛰存一直处于逆境之中，但他始终自在、低调，面对人生的种种不如意，只要不被剥夺拿笔的权利，哪怕是被贬到资料室抄录卡片，被迫蜷居斗室坐在便桶上看书撰文，仍全力以赴，全神贯注，把心血倾注在自己所喜爱的文字事业中，硬是开辟出令后人称奇的词学和碑版研究的一片新天地来。如果说有些作家后来要为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有些作家后来出于良知要深切地忏悔，那么施蛰存是不需要忏悔的，他问心无愧。
无论写施蛰存，写傅雷，还是写其他人，陈子善的文笔都非常温暖。因为他能够体贴一个作家在当时的环境下受到的限制，以及他们所能做出的有限选择。陈子善的文章永远不会摆出高姿态，指指点点别人该不该写什么。
这本书里有两篇写艾霞[7]和王莹[8]的短文，两个人都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明星美女作家。艾霞是一个电影演员，是当时上海影坛引人注目的后起之秀，并因为热爱文学创作被称为“影坛才女”。但她的爱情不太顺，还因此自杀了。而几十年过去之后，陈子善替她把作品编成了一本书，这是多么动人的事件。还有王莹，曾经是大明星，和江青一起竞争过夏衍名剧《赛金花》的主角，结果她赢了，江青输了。这为她后来在“文革”时候遭受迫害埋下了祸根。我们知道，最后王莹在牢里去世，她丈夫收到的死亡通知书上没有名字，只有一个号码6742，那是王莹在监狱里的囚号。
有人开玩笑说，陈子善先生是张爱玲的“未亡人”。就是说张爱玲已经去世了，而陈子善因为非常喜欢张爱玲，于是“出土”了很多张爱玲的逸文。有时我碰到陈子善先生，会告诉他我非常羡慕他，因为我觉得他是最快乐的男人。为什么呢？你看他整个心思百分之百放在文学考古上，但凡“出土”一篇作家的佚文，或哪怕只是一点小的可以明确作家当时写作时间和写作状态的史料，都能让他非常快乐。眼睛笑眯眯的，发着亮光。所以我想对陈子善说：“陈老师，你真的是中国文坛最快乐的男人。我希望向你学习，也能够快乐起来。”
（主讲 马家辉）
注释：
[1]施蛰存（1905—2003），学者、作家。兼通古今中外，在文学创作、古典文学研究、碑帖研究、外国文学翻译方面均有成就。
[2]柯灵（1909—2000），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
[3]姚克（1905—1991），翻译家和剧作家。
[4]熊式一（1902—1991），翻译家和剧作家。
[5]叶灵凤（1905—1975），画家、藏书家、作家、收藏家。
[6]黄宗江（1921—2010），编剧、导演、作家。
[7]艾霞（1912—1934），原名严以南，福建厦门人。有“影坛才女”之称，代表作有《现代一女性》《时代的儿女》等。
[8]王莹（1913—1974），原名喻志华，安徽芜湖人。23岁时出演夏衍名剧《赛金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