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在戏堂子里看见那棵树的。
就长在舞台上，舞台的左前方。它之所以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头天晚上，我就在戏堂子玩，在戏堂子里跑来跑去的同时，我抽空望向舞台，那棵树不在那里。
我是县川剧团的孩子。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县川剧团的演员。每天晚上，当他们演出时，我被独自留在与戏堂子一墙之隔的平房里。当戏堂子里传来第三遍铃声，或者干脆就响起了锣鼓声唢呐声时，我便跟着我的脚往外走，钻进戏堂子，站在与我一般高的椅子旁。那些椅子手牵着手，没完没了地排着长队，生怕我插队似的。我掉进了椅子和人头汇成的海洋里，人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人，只看见一排排脑袋像割掉身子的韭菜那样黑压压立着，波浪一般起伏。为了浮出水面，也为了显示我的存在，我跑到戏堂子的最前端，顺着左侧或者右侧的木楼梯爬上去，伏在舞台的边上，这样我就有了一个很好的视角，既可以眼巴巴地望舞台，又可以调转身子，肆无忌惮地观望戏堂子里看戏的人。
那是我最喜欢的一个位置。就像我的宝座，就像妈妈的膝盖。遗憾的是我总是被戏堂子里执勤的叔叔赶下来。叔叔的手上没有枪或者棍棒什么的，叔叔的脸上也没有这类人常有的那种厌烦和凶狠的表情，他们顶多有一把手电筒。他们把手电筒夹在胳肢窝或者就立在舞台边上，伸出一双大手，就像摘一只苹果那样把我抱下来。然后他们跟我说，去，下去耍，找个空位置坐，莫闹！
就像被叔叔提醒，我没有去找空位置，而是站到了戏堂子中央的走廊上。戏堂子中央的走廊，犹如两条从深山里淌出来的小溪，平直而清亮。光碎在上面，人影投在上面，点点滴滴如水面上浮着的花瓣草叶。我站在走廊上，犹如一条刚逃回溪里的鱼。后来我就不想做鱼了，想做飞机，我伸开两臂，像要冲入云霄那样疯跑起来，嘴里发出呜呜的鸣叫。
结果可想而知，我被再一次驱赶，被叔叔用那只手电筒赶出了戏堂子。
再回来，我悄悄地溜至戏堂子的前排，找一个靠边的空位坐下。
那棵树就是在那时候掉进了我的眼睛里。
二
那棵树是一棵老槐树，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那天晚上随后的时间，我没在戏堂子里乱跑。我不是怕执勤的叔叔，我是被那棵树迷住了。就一个晚上的时间，舞台上怎么能长出这样一棵大树？那棵树的树干已经斑驳，树皮黝黑，苍老，结着厚厚的坚甲；而舞台的天空就是那些树冠了——正是槐花盛开的时节，一束束一串串银白色的小花夹着翠绿的叶片往下垂，仿佛天上正下着珍珠雨。要紧的不是这些。要紧的是，我在那棵树下看见了陶爷爷。陶爷爷正蹲在树下，手里端着一只大碗，哗啦啦正大口吃着一种槐花样的东西。
那是挂面。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长大之后我曾无数次想，当时的我究竟是被那碗面吸引，还是被那棵大树吸引，抑或是被陶爷爷吸引？我给不出答案。我只能听从我本能的驱使，全然不知我是被整个立体的世界所迷惑，被一种世俗生活不加修饰的表演所恫吓，被舞台上的真实所惊骇。
我的家乡盛产挂面，这是连我这样的小孩子都知道的事实。大人们说得玄乎，说是只有这条江的水加上这方土地上长出来的人和麦子，才能挂出这样的手工挂面。这种面银丝般细致，白而中空，对着光可以从针尖般的孔中看见对面的太阳。这样的面条在那段缺吃少穿的年月，几乎不是用来吃的，几乎只存在于神话中，几乎仅仅是一种象征——所以我们这些孩子即使就生长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所获得的特权也仅仅是一种渴望，一种想吃而不得的煎熬。因此这时候，当我看到陶爷爷吃挂面，我的嘴里立刻就有了反应：那是一种小河涨水般的急剧反应，谁也不知道那些水从哪里来你就已经被淹没，我只好张大了嘴，任那些唾液越过牙齿和嘴唇组成的河床流淌而出……
跟着我就有了另一个担心：陶爷爷会把那碗挂面吃完吗？如果吃完了，那谁给他付钱？如果他不用自己付，而是由剧团付，那他演这个角色不是白占了便宜？以后长大了，我也去演这个角色。
三
从舞台上长出老槐树的那个夜晚开始，我再也不在戏堂子里捣蛋了。每晚戏开始时，我就溜进戏堂子，找一个最前端的空位坐下，望着那棵大树，等着陶爷爷出来。陶爷爷出来了，手里端着那只大碗，口里说着台词：真是个艳阳天啊！我就说嘛，这太阳肯定要出来，这连续几天的雨，这不就出来了吗？……然后他蹲下去，大口地吃起挂面来。看的过程中我发现，陶爷爷并没把那碗挂面吃完，总是还剩下一大半时，人来了，他搁下碗去忙别的事。这时候我便从戏堂子里溜出来，溜去后台的一侧，站在舞台通往内台的入口，等着陶爷爷下场。
陶爷爷下场了。他仍然端着那碗挂面。即使是让管服装的阿姨给他脱去戏装时，他也仍然端着，只从左手递到右手，再从右手递回左手。那双筷子就那样横在碗上，就像小河上的一座桥。无论他如何动荡，那双筷子都丝毫不动，就像固锁在看不见的桥墩上。陶爷爷做这些时，我就像一条尾巴那样跟着他，一声不吭。直到他脱完了戏装，我才站去跟前，一声不吭，望着头顶的那只大碗。陶爷爷就像没看见我，就像我只是他的一只不会说话的小狗，眼巴巴望他就是我的职责。后来陶爷爷开始走路，我从跟前转去他身后，仍然跟着。一路上我只有一种担心，别让爸爸或妈妈发现我。那样的话我就不光要承受私自溜出家门的责罚，还会被认定是个向人讨嘴的坏孩子。老实说，我确实想吃那碗挂面，哪怕是陶爷爷吃剩下的。不光因为馋，因为贪吃，还因为好奇，我是真想尝尝那碗舞台上的挂面究竟是啥味道。
还好我的运气不错。直到我从后台跟到了休息厅，我的爸爸和妈妈一直没有出现。再往前就是兼做食堂饭厅的一个大走廊了。根据我的理解，那碗面是舞台上吃的，带有某种表演性质，带有某种亦真亦幻的迷惑色彩，一旦它进入食堂便成了真实的食物，它的魅力也就大打折扣，变成了一碗不好玩的填肚子的东西。
但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只能跟在陶爷爷后面，悄悄在心里沮丧。从后台到休息厅要越过几级粗糙而陡峭的木楼梯。陶爷爷三步两步就下去了，我则要手足并用，翻转身子，手扶着楼梯慢慢下。等我转过身来，陶爷爷正站在楼梯口，为了与我平视，他又蹲下了身子。
但他并没有跟我说话，而是像打量一只刚从烟囱里爬出来的小猫那样打量着我，让我伸出手来。
我看着自己的一双小黑手，又去抬眼看他。
陶爷爷说，你看你，你看你的手，像不像一只小花猫？
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只是低下头。
陶爷爷又说，想吃挂面是不是？
我说，想。
陶爷爷又说，小肚子饿了是不是？馋了？说着就用手去摸我的肚子。我下意识一退，说，饿。
陶爷爷站了起来，说，那好，想吃挂面，就先把你这双小黑手洗干净，还有你这张花猫脸。
陶爷爷拽着我的手臂往水管去的路上，我一直都在东张西望，要找到那只装挂面的碗。但我找不见。我担心就在我埋头下楼梯的时候，陶爷爷把那碗挂面吃完了，连碗也藏了起来。我的眼里开始涨水，眼看就要汹涌起来。但我使劲忍着，手臂在陶爷爷的手里拧成了麻花。到了水管边，陶爷爷放开我，用手舀水，直接将水洒到了我的脸上。
冰冷的水顺着腮帮流进了我的脖子，我咬住嘴唇，不让自己有半点反应。当他洗干净我的两手，又让我摊开，用两只扫帚般的大手拍打我的小手时，我真的生气了。我收回两手，背去身后，又转过身，背对着他。
然后我就听见了敲碗的声音，是用筷子敲碗。我转过身来，那只碗又回到了陶爷爷手上。我踮起脚尖，要看看那些挂面还在不在碗里。陶爷爷抬高碗，只把筷子举起来，筷子上就挂满了面条——那些又白又细如银丝样的面条，在筷子上晃晃悠悠，如微风吹动下的洁白的云朵。
我张大了嘴去接那些挂面。为了把嘴张得够大，我闭上了眼睛。我感觉陶爷爷手里的挂面就像一把扫帚，少部分掉进了我的嘴里，大部分在我的脸上扫来扫去。
那之后的每一个夜晚，我都是这样度过的。我都是这样经过长长的等待和跟随，从戏堂子到后台再到休息厅，最终把那碗剩下的挂面讨进了嘴里。
四
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上午。当我从自己的玩具堆里醒过来时，爸爸妈妈已不知去向。我走向门口，打开门，门外的阳光像一个庞然大物撞在我的身上。我傻站在那片阳光里，就像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跟着我就发现了一样特别的事物：戏堂子的门开着——而那扇门，只有在夜晚才开的。大白天里它开着，简直就像一个魔窟，就像一张大嘴先要把你变成食物，再把你连人带骨头吞掉。我下意识踩着阳光的音符走向它，瞬间我的眼前一片漆黑。等我稍微适应，恢复了视力，另一个更奇怪的事物出现了：舞台上的幕布居然开着。舞台之上，那道火红色的金丝绒幕布，我早已习惯了与它相遇。无论我的目光何时碰上它，都带给我温暖和惊讶。它就像一只热被窝，泡酥酥软绵绵地将我埋藏，再将我的心捂热。只是捂得久了，我会有淡淡的厌倦——怎么还不开演啊？
我的眼睛在无数次与金丝绒幕布的相遇后早已习以为常。我习惯了先碰上它，然后再看见舞台上的内容。尤其是在大白天，戏堂子的门总是关着。偶尔我会爬上戏堂子的窗台，手抓住窗棂往里探，幕布就像一双巨大而美丽的眼睛紧闭着，长睫毛的阴影无风起浪般微微颤抖。这时候我的心底会生出一阵失之交臂的淡淡落寞，更多的则是怕惊人好梦的轻微和谨慎。
大白天里，幕布旁若无人地洞开，我是一次也没有遇见过。
我一步一步走近舞台。直到我攀上木楼梯，爬上舞台，站在了那棵大槐树下，我身边的那个大人也没有发现我。我想是因为我实在太惊奇了，惊奇得连呼吸也停止了，发不出任何声音；我身上的所有搏动都因为我的紧张而停止了运转，就像踩空了的双脚，只等着一声尖叫。
但我没有叫。我忘记了叫喊，像只笨牛似的围着那棵大树团团转着。你怎么也想不到，就算你想到了我怎么也没想到，那棵树居然是假的。那棵像天空一般庞大的树，竟如纸片一般，竟是由一块纸板做成！
我不知道当时的我除了惊讶之外，究竟还有没有一种受骗般的失望和愤怒。我很快就被另一件事物吸引了。那个我身边的人，我认识他，他就住在我们家隔壁，妈妈让我叫他蒋叔叔。蒋叔叔从没有演过戏却长得比演戏的人都高大。有几次，我们在食堂吃饭，我看见蒋叔叔那只拿筷子的手放下筷子，手像发抖一般在空中胡乱颤动，既像抽筋又像在画着什么。
妈妈说，蒋叔叔是美工。
我问妈妈，什么是美工啊？
妈妈说，美工就是画布景的。
我便知道了蒋叔叔是画画的。但我从没有想到蒋叔叔还能画这么大一棵大树。而且能画得跟真树一模一样。
此时的蒋叔叔，左手拿着一只盘子，右手握笔，在树的主干前立着。他的目光收进去，再射出来，端端地盯着树干，仿佛岩洞里吐出的蛇信子。看准了时机，再抬起那只握笔的手，上前一步，狠狠地涂上一笔。这棵昨晚在我的眼里还活鲜鲜有生命会呼吸的大树，此时在蒋叔叔的糟蹋之下，只如一堆压扁了的糕点糖屑，灰色黑色酱紫色，糊涂地混杂在一起，令我有种心碎的感觉。但我很快开心起来。那些大大小小的灰暗色块，在我的长久注视下有了生命，它们叽叽喳喳推推攘攘，犹如小朋友们在操场上排队，又如雷雨前喧闹的天空，呈现出一种神奇的就要爆发的力量。我仿佛看见了面纱之下天空的真面目，犹如看见了大森林里豹子的眼睛，我没有害怕，只有抑制不住的新奇和战栗。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蒋叔叔搬来一架巨大的高跷木梯，爬上去，把头钻进了树冠里。他的左手仍然端着颜料盘，右手握着那支画笔。我把头扬至极处，后脑勺已经触到了我的颈椎，仍然看不清他要干啥。我的脚带着我去找最佳的位置。不知不觉，我已滑下木梯，退到了戏堂子里。隔着距离，那块薄纸片又变成了一棵树，一棵巨大而真实的树。我看见蒋叔叔身子贴在树干上，右手举过头顶，正在树冠的顶部颤抖着。那只手在绿色的叶片和白色的如街灯般闪烁的花束之中，如一只鸟巢般浑圆而晶莹，里面孕育着无数可能，无数的生命或奇迹。果真，奇迹在我极力调整的焦距之下产生了，蒋叔叔在树的顶端，在白云和树的衔接处，有如在大教堂的塔尖的部位，画上了一只鸟。那是一只会鸣啾的小鸟，有着晶莹的黑色羽毛和澄蓝的花纹，眼睛如一团烈火，咕咕的叫声将舞台角落里的尘土扬起来，又落下去，舞台便如天空一般辽阔而虚幻。
五
那只鸟就那样诞生了。
从那天起，每个夜晚，我都比以往更兴奋。我在戏堂子里看陶爷爷蹲在树下吃挂面，那只鸟也在树冠之上垂下头，伸长了脑袋，尖而长的红嘴唇上，一丝清亮的唾液滴下来，犹如一缕拴着鸟儿的银丝线。我嗔怒地看着它，既讨厌又生怕它离开。我知道它和我一样相中了陶爷爷碗里的挂面，它让我嫉妒，又让我生出一种有了对手的兴奋和刺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