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春。天津。
一场细雨，把街街巷巷洗涤得洁洁净净，东风温柔柔，空气甜丝丝；海河岸畔的垂柳，几度摇曳，便挂满了幼嫩的黄灿灿的叶芽，穿梭在人行道上的男男女女，陡然间更加精神了。
法租界，一个幽静地小院子里，孙传芳便衣简装，坐在夫人张贵馨面前正有一句无一句聊着家常——比孙传芳小两岁的张贵馨，是一个十分朴实的家庭主妇。粗识几个字，可是，文字在她身上毫无用处，连她的名字还是在她生了儿子之后，孙传芳去湖北时才起的。原先，家中、军中的人等只知她姓张，是张氏。孙传芳做了旅长了，夫人只称氏，虽乡俗可通，官场总不雅。所以，才起了个“官名”，借孙传芳字中的一个“馨”字，前边添了个“贵”。张氏却笑着说：“妇道人家，与谁都无来无往，有个名字啥用？没多久，连自己都忘了。”贵馨先是跟着婆婆住在北京，当了旅长的孙传芳假公济私在天津法租界内买了这套小院落之后，她才和婆婆一起搬到天津来的。不想只过了两年，婆婆张莲芳便过世了；张贵馨领着两岁的儿子孙家震独居小院，倒也清静。又过了一年，孙传芳以照顾张氏母子生活为借口，又纳了妾周氏，起了个名字叫佩馨。
周佩馨比孙传芳小六岁，是社交场上的一朵名花，终日出歌厅入戏院，赏书画操琴棋，过着颇为风流的生活。孙传芳不在家，这一妻一妾各自为主，竟是闹起家庭纠纷来。张贵馨捎信传说，要孙传芳“赶快到天津来，要么把我们娘儿俩搬到一个无论什么乡村；要么，就给周佩馨安一个什么去处。我再也无法跟她一起生活了！”这话传了也快一年了，孙传芳才抽出时间，来到天津安排。好在手中有钱事好办，也是在法租界，又购了一处小院，把周贵馨安排去了。孙传芳这才想同张氏说几句劝慰的言语。
“贵馨，”孙传芳虽然对妻子没有什么感情，却也并不把她看成坏人，每次相见，也还能亲亲热热，“现在住处已经安排好了，你和家震就住这里吧。觉得生活不方便呢，就雇一位老妈子，帮你做点活，搭个伴，也不寂寞。”
张贵馨早知与孙传芳夫妻情是淡薄了，但毕竟是结发，孙传芳在生活上并不亏待她，何况身边有了儿子，也是一颗定心丸，任他与周氏怎么过去吧。所以，她只轻淡地说：“雇什么老妈子？不雇。俺娘儿俩没什么要紧事，我也没病没殃的。深宅大院，不缺柴米油盐，我会把这个家料理好。你军中事多，不必为我们分心，该做什么你只管去做。放不下心呢，来看看儿子……”说着，拉起衣衫去轻轻地揉眼。
孙传芳心中激动，自觉有伤夫妻感情，但却不愿说明。只说：“我会不断让人来关照你们的。只要军中不紧，我也会及时回天津。”
张贵馨动了女人柔软的心肠，说：“佩馨另住了，一个人也不容易。你要方便的话，把她带到武昌去吧，免得心挂两肠。”
“战事不定，以后再说吧。”孙传芳说，“你们两人虽然生活有隙，总还不失和气。你是老大，拿出大姐的身份，早早晚晚去那边看看，也算是关心。”
“你放心吧，我会那样做的。”张夫人说，“你这次回天津了，那个王占元也在天津，你该去看看他。你和他也是十几年的上下级了，别全忘了。”
“我是要去看他的。”孙传芳说，“只是这些天只顾忙房子的事，还没腾出空。”
“人落魄了，想旧人。”张夫人说，“万万不可冷落人家。常言说得好，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就是一辈子不出事，临死也带不走官。有几人会一辈子只走顺路？”
孙传芳不想听张贵馨再唠叨，便说：“你去忙你的事吧，官场上的事我心里有数。”
退居到天津的湖北督军、两湖巡阅使王占元，顷刻间就大病在身，闭起大门，倒在床上，谁也不见。
王占元败北，是他自己没有想到的，他十分自信自己对曹锟、吴佩孚的忠诚，他像狗一般为直系守住南大门，他们没有理由抛弃他；即便要他下台，也不至于借刀杀人。战争紧张的时候，有人劝王占元作退步打算，“是不是将家眷和贵重东西转移一下？”王占元还自信得发怒：“嘛？！直系大家庭还不至于会走下坡路吧？当今天下，还没有谁有推翻曹吴的能耐！”后来，还是督署的几位心腹把他的贵重和眷属转到汉口租界去的。否则，他从武昌败北时，怕真的成了光杆司令——曹吴稳如泰山而王占元却成了“丧家犬”，这一点，他久久想不通。最后，他似乎明白了：“是曹吴要灭我，所以我才会有今天！”
跟随王占元到天津的副官、卫士和随从，一个个都如丧家犬，连自己的军服、靴、帽和枪支弹药也东扔西丢，一派狼藉。
就在王占元败北隐居之际，人报“孙传芳来拜！”
王占元心一惊：“孙传芳，他来……”
王占元尚未来得及思考此时的孙传芳，从前方战场情况来看，王占元坚信孙传芳还是效忠于他的；后期孙部退兵武穴，他不以为孙有阴谋，只说因为援军不到，孙部不得已而为之。不过，也有一点使王占元皱眉：“孙传芳明明是我的亲信，我败北了，他却不倒，而且又兼了二师师长，这是为什么？”他想日后见孙时问明此事。现在，孙传芳上门来了，这点小小的嫌疑他也丢开了，忙命人迎接。
孙传芳来到王的密室，竟然与王抱头痛哭起来：“大帅，我对不住您，我没顶住湘军……”
王占元双手摇着孙传芳的肩，说：“馨远，怪不得你，激战八天八夜，你已尽到了责任。不是赵恒惕打败了你，打败了你的是萧耀南，是吴佩孚，是……是……是曹老三！”
孙传芳心中一惊：“总说王占元是个草莽，王原来是个有心计、有头脑的人！”忙说：“大帅，您平平气吧，来日方长，天总不会绝人的。”
二人稍稍平静之后，王占元知道孙传芳好烟如癖，忙命人拿来烟灯、烟枪、铺好床铺。二人对着烟灯又大谈起来——王占元满腹怒气，一腔恨火，他说他“为曹吴卖了许多年命，不想今日他们能把我挤得如此惨！”
孙传芳已是曹吴的心腹了，不想看到内讧再激，便说：“事到如今，你老人家也别太自伤，以后总有机会把事说清楚的，何况，谁也不是永远做官的。”他狠狠地吸一阵烟，又说：“现在大局平定了，皖段已成不了气候，没有战争了，设若大战起，老帅怕是还会想到您。这就是俗话说的‘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就是这话。他老帅、玉帅还不是要靠我这条老驴哩！”王占元把烟枪一丢，“我不是憨种，我不会再为他们卖命哩！”
孙传芳清理着烟丝，有些儿坦然地说：“真正到了那节骨眼上，只怕大帅还不忍心呢，听说不久前老帅在保定做寿，大帅还亲自去上寿呢！”一提起王占元给曹锟上寿，王占元愣了一下，便叹息一声，再不言语了——
1921年10月，曹锟在保定做六十岁大寿，大举称觞，遍请亲友，一位姓郑名廷玺的前湖北省政府官员就把请柬转给了王占元，希望他去保定一趟，作礼节上的应酬。王占元正胸火未消，随口说道：“我不想去。”郑便说：“还是应酬一番为好。人在台上做官的时间毕竟是短暂的，老兄弟们的交情是永久的。吴、赵（恒惕）、萧等可能是做好圈套夺你的地盘，可是，当湘军兵临武昌城下，萧军在武昌按兵不动静待接收时，曹还是要他们不得轻举妄动，让你电辞妥当的。这也得算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很念旧谊了。今日前去拜寿，正可表明你的宽怀大量。”
王占元被说动了，他思索片刻，说：“好吧，正日那天，我去拜寿就是了。”
曹锟做寿正日，王占元到了保定，负责总招待的高凌霨报于曹锟：“王巡阅使来拜寿！”
曹锟迎出门外，与王亲切握手……但王精神不振，只略有寒暄，便告辞。
今日想起此事，王仍感到“多此一举！”由于孙传芳提起此事，王不便回避，只好说：“也算不得已吧，日后这种蠢事我不会做了。”
烟瘾过足了，孙传芳推开烟具，又同王占元谈起别事。此时，孙传芳无意间举目，却见壁上悬着对联，引起他注意。那联是：
莫谓鱼盐无大隐；须知货殖有高贤。
孙传芳一看那歪歪扭扭的字体，便知是王占元自写的。孙传芳暗自笑了：“王占元真的冷于官场，要在天津卫广辟财源了。”
王占元没有注意孙传芳的情绪，放下烟枪，还是愤愤不平地说：“馨远，其实说来，官场我已冷透了心，不想再涉足了。但是，这口气我却咽不下呀！”停了片刻，又说：“没有企盼了，难得有个机会，回鄂复职，赚个面子，也就满足了！”
孙传芳听明白了，立即站起，对王说：“您老人家不要难过，我一定想办法拥护您回湖北！”
王占元听了，虽然觉得那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但还是十分欣喜的。连连点头，说：“拜托哩，拜托哩！”
孙传芳在天津小住期间，中国北方发生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混战——直奉第一次大战。
直皖大战之后，北京政权落入直奉两家手中，由于分赃不均，两家矛盾日深。后来，奉系军阀张作霖推荐自己亲信梁士诒作国务总理；直系军阀吴佩孚便以梁士诒媚外卖国为由，迫其下台，最终爆发战争：1922年4月下旬，奉军总司令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指挥四个师、九个旅约十二万人。直军总司令吴佩孚指挥七个师、五个旅约十万人。29日起两军在长辛店一带展开激战，互有胜负。5月3日，吴佩孚集精兵于西路，采取迂回攻击战法，当晚以一部向长辛店奉军正面攻击，一部出其不意从良乡迂回攻击其侧背。4日，奉军第十六师临阵倒戈；暂编第一师败退丰台，造成全线撤退。6月上旬，两军在山海关一带时有接触，18日停战言和，战争结束——其实，这场战争直军胜利了。
奉军退出山海关外去搞他们的东三省独立去了，北京政权完全落到了直系军阀手中。曹锟想把王士珍拉出来组阁，以维持战后局面。谁知王士珍是个看破了红尘的人，觉得时局太乱，更觉得吴佩孚别有用心，所以，他谢辞出山。此时，吴佩孚拉拢了旧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商量拉黎元洪出山，以恢复法统为名，号召天下。王吴两个议长本来就是傀儡，一见直系势力强大，当然唯命是从，并找尽美言，吹捧了吴佩孚一通。吴佩孚还是“谦虚”地对他们说：“南北分裂，实起于法统，黄陂（黎元洪湖北黄陂人）复位，国会恢复，南方护法目的已达，便会归中央。只是，这两件事不知究竟该先做哪一件？”
王、吴二议长说：“自然是先恢复国会。总统是国会产生，不恢复国会，总统便没有根据了。”
吴佩孚点头，说：“好，此事让我来安排吧。”
恢复国会，捧出总统，其实都是曹锟、吴佩孚耍的一个阴谋。战奉他们胜利了，但是南方的孙中山早已在广州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加上西南各省举棋不定，直系想掌大权也实在困难。曹吴只是想拉出黎元洪维持一段时间，待他们把准备工作做好了，南方形势稳定了，再掌大权也不为迟。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中国除了南方有个孙中山临时大总统之外，北方还有个徐世昌大总统。徐世昌虽是直皖两家选的，现在天下已归直，曹吴自然不能留他。要拉黎元洪复位大总统，就必须把南北孙徐两总统都赶走。这岂不难了！吴佩孚思之再三，决定让孙传芳做个发起人，带头倡导一下“恢复法统，请黎复位”的事。孙传芳一时回不了鄂西了，他匆匆赶回武昌，去见吴佩孚。吴佩孚在巡阅使署接待了孙传芳，把国家大局对他详细说了一遍，然后说：“馨远，你也是封疆大吏了，虽然是军人身份，也得关心国家大事。现在，想让你出面，办一件极有影响的国事。”
“我？！”孙传芳笑了，“一个地方军人，能办嘛大事？”
“不能小看自己！”吴佩孚说：“你是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在鄂西你是个称王的人物。不要只看着眼皮底下那一片地方，要看全国，看全世界！”
“我……我能办什么呢？”孙传芳还是不明所以。
吴佩孚又把他在北京同参议院议长、众议院议长商谈的事对他说了一遍，最后交代说：“这件事，总得有个发起人。我想啦，如此大功若是让别人领了去，岂不太可惜，所以想到了你。你出个面，发一个通电，带个头，号召一个。以后的事，我会继续安排的。”
“我有那么大影响和号召力么？”孙传芳缺乏自信，他觉得如此大事，得像段祺瑞、张作霖、曹锟这样的人物才可做的。“天底下能有几人知道我孙传芳呢？”
吴佩孚笑了。“正是因为天底下知道你的人太少，才给你个机会，让你出出面。一出面，天底下的人岂不全知道了！”顿了片刻，又说：“馨远，你不用担心，有老帅和我在你身后，还怕别人不响应？此事一办，便‘天下无人不识君’了！”
孙传芳想了想，心里热乎乎地。“是的，人得有人捧才能上去的。捧的人越大，影响越大！现在是直系天下，老帅、玉帅都想得到最大的权，我得为他们效效犬马之劳，也趁机升升身价。”他对吴佩孚说：“好，我领个头。这电文……”
“事情我都说明了，电文怎么写，你会的。”吴佩孚说，“写好了，我过过目就行了。”
孙传芳闷在一个房间里，挖空心思，写出一封电稿。吴佩孚看了看，润色了一下，便说：“可以了，发出去吧。”
不日，孙传芳便以“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名义向全国发出如下通电：
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为厉阶，统一之归来，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亟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并选副座，非常政府，原由护法而兴，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
孙传芳满以为他的通电发出去之后，会得到全国各地热烈响应，拥护之电报雪片飞来，他便真的一夜之间成为国中名人。谁知道，这个通电除了吴佩孚和两位议长捧在手中浏览一下，竟是石沉大海，连一朵小小的浪花也不曾激起。吴佩孚也觉得奇怪，“孙传芳的电报说得很切实，为什么没有反响呢？”转念又想：“这也不奇怪，我们自己对于‘是先立宪还是先复位总统’尚无一致意见，怎能让别人说什么呢？”他轻松地叹了声气，准备另想办法。
孙传芳很着急。一封通电，石沉大海，似乎“量”出了自己的分量。他有点心灰意冷了。“毕竟是小人物，谁会听得进无名小卒的意见？”他想收敛一下，回宜昌去算了。
可是，吴佩孚却又急急匆匆拉住了他。非要他“继续努力”不可。孙传芳也觉得这样太丢面子，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再分别给孙中山、徐世昌发通电，劝他们在南北各自退位。“南北两个总统都自动退了，黎元洪复位自然成为国人关注焦点，谁还会异议！”于是，孙传芳的第二个通电（称作“勘电”，以诗韵代数字作电码，“删日通电”亦同）又发出去：
自法统破裂，政局分崩。南则集合旧国会议员，选举孙大总统，组成广东政府，以资号召；北则改选新国会议员，选举徐大总统，依据北京政府，以为抵制。谁为合法？谁为违法？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惟长此南北背驰，各走极端，连年内争，视同敌国，阋墙煮豆，祸乱相寻，民生凋敝，国本动摇，颠覆危亡，迫在眉睫。
推原祸始，何莫非解散国会，破坏法律，阶之厉也。传芳删日通电，主张恢复法统，促进统一，救亡图存，别无长策。近得各方复电，多数赞同。人之爱国，同此心理，既得正轨，进行无阻。统一之期，殆将不远。惟念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广东孙大总统，原于护法，法统已复，功成身退，有何留连？北京徐大总统，新会选出，旧会召集，新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所望两先生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敞屣尊荣，及时引退，中国幸甚！
孙传芳的这个电报，广东的孙中山只淡淡地一笑，便扔到废纸篓里去了，徐世昌也是这个心情：“一个无名小人物，竟出此狂言，太不自重了吧！”可是，徐世昌却没有把电报扔下，而是对着电报伤了神——
这事也巧合，就是孙传芳“勘电”到北京时，江苏督军齐燮元也有一封电报到北京，这封电报除了把“兵连祸结、靡有已时”的罪责归于“统一无期，国是未定”之外，带有强硬的口气劝徐世昌“为民为国，敝屣尊荣”当该“慷慨宣言，功成身退”。齐燮元是直系军阀中有实力、有影响的人物，这个通电使徐世昌坐卧不安起来：“难道这便是曹老三（曹锟排行三）、吴子玉的意见？”他急忙把亲信周自齐找到面前，商量办法。
周自齐知道徐世昌是个尚未过足总统瘾的人，有心恋栈，便为他出了个“缓兵之计”，让他以孙传芳的电报为借口，发通电征求各督军的意见，借着电报往返，拖延时间，力争坐够年限，“光荣”退役。哪知这一着并不灵，在吴佩孚操纵下，各省督军对徐世昌劝退的电报，也是雪片飞来。徐世昌眼睁睁地看着大势去了，便无可奈何地自叹：“当初，我何曾愿意负这个钜责，都是你们（指曹锟、吴佩孚）劝驾，我才勉强上台；今天，逼我下台，又是你们。这何苦来？”想是这么想了，下台已迫于无奈，于是，发了一个通电，以“本大总统现因怀病，宣告辞职！”徐世昌下台了，北京政府的位置为黎元洪腾出来了，孙传芳为此事立了大功，自己也从此名声大震。
徐世昌下台之后，黎元洪又被捧上来——可是，黎元洪再次当总统，比他当年和段祺瑞“府院之争”形势更难；那时候，他还手中有权，段祺瑞不听话就罢免了他国务总理，而今，总统帽子他戴着，中央大权却完全控制在曹锟、吴佩孚手中。吴佩孚一反昔日“和平统一”的常态，渐渐暴露出穷兵黩武的狐狸尾巴。首先被惹恼的，是西南军阀，他们又打起了“联省自治”的旗号，反对直系的武力统一。
孙传芳屯兵长江，有责任起来“平叛”。于是，他在长江上游发表演说，指出“法统已恢复，谁再提‘联省自治’便是奸谋诡术，有意破坏统一，必予痛击！”孙传芳演说次日，便被曹吴任命为“援川军总司令”，他立即率领部队，入川讨伐“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