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云山回到广阔天地里，就仿佛是鸟归林鱼入水，整日里起早贪黑，见活就干，经过一段适应锻炼，便很快就显示出其优良的品质。由于他表现好又有文化，不久就被社员们推举为第三生产队的记工员和保管员，与他同时回村的发小同学王运生，也成了三队的会计。两人志同道合，晚上就躺在棉花堆上，对着天空里的月亮星星，谈理想，聊打算，常常是彻夜难眠。按照时下一种时髦的说法，中国吏治沿革从来就有官与吏之分，生产队也是如此。以官吏标准论处，官有行政命令权，吏只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甚至只是一个“光杆司令”。在过去的农业社里，唯有生产队长是“官”，其余都称之为“吏”了。
不过吏也有吏的重要性，会计管财务，记工员管工分，而保管员的权力更大，全队几百个社员的粮棉油物资供应，农药化肥的生产资料，犁耧磨耙的农具机械，牲口的粗精饲料，甚至是一颗铁钉，一截米丝，都由他掌管着，权利重大略见一斑。以我们现在人的思维，大约是很难想象出那时候的年轻人，他们的革命思想境界到底会有多高。按当时的规定，保管员一般是不脱产的，就是说除了每月规定的几天外，仍然是要和其他社员一样下地劳动的。崔云山有的是高度革命热情，他几乎坚持天天上工，中午午休或者是吃过晚饭后，打着手电或者马灯来到库房里，捉麻雀，堵老鼠洞。有时候见天气晚了，就胡乱扯过一条麻袋来，铺在粮食堆里，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工钟声响了。
宣传队的台柱子
正如汪国真所说的那样，人生是跋涉，也是旅行；是等待，也是重逢；是探险，也是寻宝；是眼泪，也是歌声。强烈的希望，比任何一种已实现的快乐，对人生都具有更大的激奋作用。崔云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是一位实干家，他对任何事情都充满了希望，又都去兢兢业业地去完成。记工员的工作看起来简单，却也有着很复杂的程序，全队有几十个社员，又都干着不同的农活，记错记对，记多记少，牵扯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必须做到日结日清。为了不出差错，崔云山每天晚上收工回来，顾不上吃饭，先找到生产队长，将每个社员每天工作的工分核对清楚，然后用小纸条复写清楚，再准确地分装在每个人的工分袋里。
可以说青春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但这种快乐的得来，往往是因为它充满着希望。在崔云山看来，既然回到了农业社，人生求乐的方法，最好莫过于尊重劳动，一切乐境都可由劳动得来。所以后来崔云山做了第三生产队的会计，为了学会打算盘，他每天下工回来，都抽出时间找到老干部王效锋家里，让人家手把手地教，直到双手都能拨子儿才罢休。也许这也就是命运，从此以后，崔云山一生中与会计结下了不解之缘，不论是后来做大队会计，还是在独立团，机械厂，以及后来到社队企业局，他都是这个行业里的佼佼者，多次获得“会计能手”的荣誉称号，并且被运城地区人事局颁发了“经济师”证书。
历史不能够改写，但是可以供我们反思，现在再回首起那段往事，对于崔云山的人生来说，农村确实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也确实让他在那里大有作为，成为他人生中一个精彩的铺垫。在我们的人生中，所谓真正的幸福，只有当自己真实地认识到它的价值时，才能够切身体会到他的快乐。后来崔云山做了企业老总，有人曾经问他对农业社那一段日子的感受时，他语重心长地说道：“人生最大的快乐，是自己的劳动得到了成果。正如农民劳动得了收获，工人劳动出了产品，医生劳动治好了病人，教师劳动教好了学生，其他工作都是一样。”实话说着不费力，这便是崔云山那一段生活的真实感受与写照。
人生与时代一样，就仿佛一条汹涌澎湃的长河，曲曲折折，起起伏伏地向前流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也给农村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几十年上演不衰的经典河南豫剧《朝阳沟》，讲述的就是那时候的故事。村里人谁都没有想到，当初那个沉默寡言，很少抛头露面的“闷葫芦”崔云山，居然成了李店铺村里的“小诸葛”。1965年，又红又专的崔云山，被调入大队当了会计，接着又担任了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并且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按照村里人的说法，如果是一个人的运气来了，门里窗里都要进，挡也是挡不住的。
人生的道路，总是绵延不绝地向前伸去，我们走在这条蜿蜒曲折的路上，热情只是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可是如果不具备前行的实力，热情无异于是一个廉价的梦幻。套用一句大家都听过的老话：“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炼。”这话其实也不无道理。崔云山的发展与进步，凭借的是自己平日里磨炼出来的实力，凭借的是自己不断努力的结果。除了那几年他做保管员、记工员、会计所表现出来作风正派，头脑灵活，业务精通，为人厚道的品质外，他所具备多才多艺的艺术天赋和组织指挥才能，也给他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
1965年5月和6月，全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即所谓的“四清运动”。从北京科学院派来的工作队，进驻到了李店铺村，队长叫吴春英，副队长是张裕树，队员有张莉、老刘、小白等五六个人。女队长吴春英有30多岁，被安排在崔云山准备结婚用的新房里。那个时候，崔云山既是大队干部，又被列为入党积极分子和培养对象，不久后又被公社任命为李店铺村生产大队副主任。对于公社的这个决定，是当初李店铺村的社员们所不曾预料到的，不过在后来数年的工作中，社员们发现公社对于崔云山的任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一件事情。
社会不是人工搭建的温棚，所以幼苗若要长成栋梁，必须经过暴风骤雨的历练。人才也是如此。如果你很有天赋，勤勉会使天赋更加完善；如果你的才能平平，勤勉也会补足缺陷。崔云山正是前者的一种人。20个世纪60年代中期，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的神州大地上，到处活跃着一支支文艺队伍。他们或以被“文革”冲击解散的剧团演员组合而成，或从工厂、农村、学校中，汲取有一定文艺细胞的能歌善舞、能拉会唱的工人、农民、学生或俊男靓女组成，有条件的生产大队，还吸收了部分下乡知识青年参加。
时代造就新生事物，新生事物也就茁壮成长，这支队伍不论是什么层次的，也不管是城里乡下，都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叫作“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长期以来，李店铺村就有唱家戏的风俗习惯，闹社火在周围村庄也是远近闻名，在“四清”工作队的支持和指导下，宣传队很快就成立了，名字就叫“李店铺大队毛泽东思想业余文艺宣传队”，崔云山被任命为宣传队长，更是如虎添翼。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是单纯的，满脑子都是“斗私批修”的概念，业余文艺宣传队队员们，平时白天照样参加学习和劳动，抽出晚上或下雨天时间组织排练。因为演员参加排练和演出，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所以称之为“业余”。当然观众观看文艺节目表演，也不需要花钱购票，是免费接受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教育。
崔云山不是哲学家，却能够理解许多人生哲理。宣传队成立后，风风火火演了几场，也博来一阵子的叫好声。但是没有过多久，崔云山就觉得问题来了。他是一个不干则罢，干就要干出个名堂来的人，但是由于宣传队的道具差，乐器也不顶真，演到关键时候，常常是跟不上趟子，势必影响到演出效果。向生产大队要吧？一来是大队也没有多少经费，二来崔云山还觉得丢不起那个人，自己作为团支部书记，连这么个事情都办不成，怎么好意思向大队张口？他下决心独立自主，白手起家，组织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展义务劳动。
说干就干，他当即起草了一份倡议书，趁着吃午饭时间，利用大队部广播，向全体团员和青年发出了倡议，号召大家利用晚上参加义务劳动。接着他又骑着自行车，来到盐化二厂，与负责人谈了他们的打算，得到了人家大力的支持。第二天晚上，崔云山一声令下，一下子涌出了四五十人，三个人一个小平车，帮助盐化二厂从李店铺村砖瓦窑往工地上转运砖。月光如雪，树影婆娑，大家你来我往，争先恐后，生怕比别人干少了。有一对姐妹叫孙安玲和孙美玲，身单力薄，年龄只有十五六岁，还没有加入共青团，是入团积极分子。为了多拉砖，就将她们的父亲请来，第一天晚上干活，就果然当了头名状元。
发现这个好人好事后，崔云山又不失时机地写了一个表扬稿，在广播上予以表扬，更激起了大家义务劳动的热情。几天晚上下来，竟然收入了四五百元。俗话说，一分钱难倒英雄好汉。当然手里有了钱，事情就好办了。在那个时候，四五百元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崔云山拿上它买幕布，置乐器，添道具，宣传队一下子就是鸟枪换炮，连《一颗红心》、《三世仇》的本戏也敢演了。盗用现在一句流行语：“有钱人就是任性。”李店铺村宣传队到外村去演出时，赶马车的也都趾高气扬的，进了别人的村门，“啪”的一声响鞭，四套骡马脖子上的铃声，就像树上的鸟鸣声，哗啦啦地响了起来。那个村子里人就知道，这是人家李店铺村的宣传队来了。宣传队先后在南庙、姚家卓、杜家村演出过好多场。
“业余”二字很有实际意义，就是不脱产，当然也就不能和专业演出团体相提并论了。不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李店铺村业余宣传队的人员不是很多，但是节目的形式与内容却是多种多样的：有当地流行的蒲剧、眉户；有相声，也有三句半；有舞蹈，也有说鼓、快板；有器乐独奏、合奏，也有伴唱、清唱的。除了按照发行的剧本编排的节目外，也有自编自演的，形式五彩缤纷，生动活泼，很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崔云山记得清楚，那时候一切都是围着政治转，开头戏几乎都是语录歌、表忠舞……
崔云山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艺术细胞特别丰富活跃。别看他平日里少言寡语，但是一旦登上舞台，马上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各种角色都能扮演。刘林生回忆道，崔云山既是队长，又是导演还兼着演员，在《一颗红心》里扮演徐老三。而且还担任着笛子演奏，按村里的土话说，就像是打麦场上的全把式，丢下扫帚就是簸箕。有一次演《三世仇》，崔云山扮演的角色是王二虎，在靠后的一场戏里，有个群众演员突然有事，情急之下，崔云山扯过来一条羊毛手巾，往头上一裹就冲上了场。而且还唱了几嗓子，才使得场子没有演砸了。崔云山笑着说道：“救场如救火，当时也没有多想，要是再迟一点，恐怕就闹出笑话了。”
尽管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但它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现在看来，当时的文艺宣传队确实起到了丰富城乡文化生活，弥补“文化大革命”期间群众文化生活单调的缺憾。至今回想起来，崔云山依然是意犹未尽，还沉浸当初的甜蜜之中。这里顺便提一句，在《三世仇》中，崔云山演的是正面人物，里面有个反面人物，叫作“三奶奶”，扮演者叫周凤仙。别看他们俩在戏里面是横眉冷对，针锋相对，戏下面却是甜甜蜜蜜，如漆似胶，后来变成了两口子，至今依然恩爱如初。
碰上了意中人
一个人如果能够对每一件事都感到有兴趣，能用眼睛看到人生旅途上的时间与机会，并对自己所感兴趣的事情进行选择，那么在他短暂的生命中，将能够撷取多少的奇遇，这当然也包括是非曲直的东西。不久全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原有的社会秩序一下子荡然无存，这是老百姓决然不可能预见、也不可能抵挡得了的，风暴很快也波及农村里来，于是整个社会都变得失去了理性。李店铺村临近太风公路，距离运城镇也很近，所以沿途红旗招展，“革命大串联”的红卫兵络绎不绝，有时候城里还会传来武斗的枪弹声。不过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我们俗人都逃避不了的现实问题。
从心理学上讲，青春不是人生的一段时期，而是心灵的一种状况。尽管青春是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不过这种快乐往往是因为它充满着希望，而不是因为得到了什么或逃避了什么。在人生的过程中，最困扰我们的欲望，其一是爱情，其二是爱情中的性，不过当我们所渴望的事物变化成真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它并非那么遥不可及，而是让我们觉得充满了极强的现实意义。1965年，崔云山19岁，担任大队会计和团委书记，周凤仙在第4生产小队，也是一个顶呱呱的劳动能手，在村里人的心目中，也可谓是男耕女织，门当户对。
天下的事情都是有起因的，不经意的事情也许会在不经意的瞬间发生：那一年秋天雨水比较多，四十天连阴雨不断头，棉花开不了，谷子收不回来。大渠公社召开棉花断主根会议。休会时大家围在一起扎堆聊天，有人对崔云山说道：“哎，小伙子，给你找一个对象吧！”大庭广众间，懵懵懂懂的一句问话，让崔云山的脸立刻红到了脖子根，急忙回了那人一句道：“还小呢，找啥对象！”不知谁又接着说了一句：“哎，我看凤仙就很不错，又都是宣传队的，干脆介绍给你，能行吗？”崔云山语无伦次，急忙搪塞道：“那可不敢瞎说……”
崔云山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当然是十分的乐和，只是脸面上还得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事情也就是该成，或许这就是命里姻缘所定，不知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还是说者有意，听者也有心，反正这段话不知怎么的，一下子就在村里传开了，而且还很快传到了崔云山母亲的耳朵里。这一回不管说者是有意无意，崔云山的母亲却是有心有意了，事不宜迟，她当下就让隔壁的惠存福到周家去提亲。打发走媒人，母亲就征求崔云山的意见：“凤仙这女娃怎么样？我看她挺能干的！”崔云山听母亲这么一说，反倒有些不好意思，就装着抠头发摸脑袋地说道：“年龄还小呢，急什么？况且人家又那么厉害……”
说实话，崔云山与周凤仙两小无猜，心里早都有了那个意思，就像一张窗户纸，只等着戳破而已。还在崔云山上中学的时候，就与周凤仙的哥哥周志清分在一个班级里，周凤仙每次去学校给哥哥送东西的时候，就常被同学们取笑说他们是小两口子。这会儿也是顺水推船，惠存福跑了两次，两家婚事就算正式订了下来。订婚时，崔云山坐在周凤仙家的土炕上，两人还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周凤仙问道：“干活累不累，能挣多少工分？”崔云山答道：“一年到头，差不多就能挣几千分吧。”当然还有一些私密的话，这里就不便过多的透露出来了。
1966年正月初九，两人踏进婚姻殿堂。其时正赶上“破四旧，立四新”，两家距离又近，于是敲着羊羔鼓，推着自行车，崔云山就把周凤仙娶回来。新房里一张老方桌，两把太师椅，土炕墙上贴着几张画，亲戚朋友吃的是“八大碗”，大约坐了十几桌，便成就了两人的终身大事，从而开始了至今已近50年相濡以沫的夫妻生活。两人婚后生育了两男一女，大儿子叫永革，二儿子叫永胜，小女儿叫崔莉。细细品读，就是永远革命，永远胜利的意思，如今早已长大成人。两年前，崔云山将企业一分为三，每人独撑一面，踏上了各自的创业之路，也算是完成了新老交替的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