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们怎么相识，
你已经成为我永远的朋友。
无论你离我多远，
都能感受到相互的牵挂。
摘自微信网
我的赤屁股朋友
所谓赤（出）屁股朋友，是指童年时的要好朋友。小孩子自理能力差，游性重，若穿着满裆裤，撒尿拉屎不方便，甚至紧急时连解裤带都来不及，于是农村的小孩子都穿开裆裤，露着屁股，所以这个时候相交的朋友称之为“赤屁股朋友”。“莫逆之交”文绉绉的，是文人间的好友。
我的赤屁股朋友，只有沈信苗一个。他身体不好已有几个年头了，他患的是心脏病，已装上了起搏器。清明节我回故乡扫墓，自然要到他家看望他，那已是多年的习惯了。他已不大会走路了，只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动走动，坐在沙发上起身也感到困难，要人扶他一把。听他的老婆奎云说，进食有时也得喂，晚上拉屎撒尿要人扶着。城里人这时候会请一个保姆，他们没有劳保，这一切都是奎云一人独撑，她够辛苦了，这也是夫妻患难与共、相依为命的真情所在。
信苗原是村里有名的正劳动力，农活他哪一样拿不起？田里活，山里活，按照农时季节连轴转，一天忙到晚，从来没有无所事事的时光。在他发现患有心脏病以后，重活是没法干了，但是山里的竹山桃树，地里的蔬菜瓜果他还是按季节上山下地伺弄；他还承包了横溪中心小学校园内的花草树木的养护，三天两头要到学校锄草、剪枝、施肥、移植、栽培。他的小儿子建波任鄞县教育局局长时，曾劝他辞了这一工作，一为信苗的健康着想，二怕人家闲言闲语，说他利用职权，将父亲安插在学校里。可信苗就是不听，他认为他是凭自己的劳动拿点有限的报酬，是学校聘请他的，不是靠儿子的职位挂个名，吃空饷，所以他理直气壮，不把建波的劝说放在心上。他还认为每天有点体力劳动是一种享受，闲着无事，反而心里发慌。劳动成了他的日常基本需求。
信苗的健康状况如此之差，我认为是劳动过度，积劳成疾。几十年的劳累，到晚年就会慢慢反映出来。到这个时候，即使天天休息，一日三餐大鱼大肉，吃人参燕窝，也无补于他已亏损的身体，他根本无法还转过来，我为老朋友惋惜。
他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美满的晚年生活。大儿子建设在中国银行宁波市分行的一个营业部工作，且已做了外公，可说是“四世同堂”；小儿子建波现在也是鄞州区负责一方的领导干部，且很孝顺；孙子留学美国，学成回国后，在上海工作，也快成家了，他还愁什么呢？俗话说“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家庭”。信苗美中不足的有两件事，一是他的女儿春芬患癌症，英年早逝；二是他自己的健康状况，不能安度晚年，看来要伴着药瓶子过生活。
最近，我联系了王菊华，信苗是菊华的侄女婿，他叫她小姑。两月前，她去了横溪，探望信苗，她说信苗的健康不佳；建波也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起他父亲，最近又住了十来天医院。这些信息促使我应去看看我的赤屁股朋友了。
我是打的去横溪，内弟业精已在鄞州银行门口等我，我搭他的电瓶车直奔信苗家。到门口时，奎云正拉着一辆黄鱼车准备去地里，一见我们，把我们让进屋，大声朝屋里喊：“客人来了！”信苗跌跌撞撞地迎出来。我看他人是消瘦了一些，但比清明时似乎硬朗一些。老朋友相见，没说上几句，他就流下泪来。他有几家亲眷，可赤屁股朋友仅我一个！我们都快80了（他与我同庚），晚年相聚，聚一次少一次。他看我身体健康，还不断地写书，为我高兴。我从宁波来看望他，更使他感动，几股感情的交融，怎不催他泪下！我愿在他身边多待一会儿，和他多聊一会儿，因业精还有事，我也想到母校正始中学转转，只得与他惜别，待12月14日再来横溪，参加母校80华诞后再去看望他。
我给他带去一本《春风吹酷溪边草》，当他翻到我们还是小青年时的一张照片，他露出了微笑，那时，我们还是勃发少年狂的时节呀！
草于2014年11月4日
2016年5月13日修改
“四大金刚”走了一个
正月初四，我给信苗的遗孀奎云挂了一个拜年电话，向她致以新年的祝福。当我问起家乡的故人，她在电话里告诉我，曾被村里人称为“四大金刚”之一的俞光辉在一个月前过世了。我吃了一惊，去年我两次回家乡都见到他，他还好端端的，怎么几个月的时间就走了呢？噢！他告诉过我，有段时间身体不太好，在鄞州人民医院住了二十来天，医生怀疑他患了白血病，可体检的多项指标均不错，连医生也觉得奇怪，查不出所以然来。光辉患的是败血症，挺不住，还是离开了人世。被村里人戏称的“四大金刚”，现在只剩下三个了，不免在悲哀中浮想联翩，放下手头的《中国古代热学思想和实践》校对稿，趁有感之际，写下这篇短文，作为对光辉的怀念吧。
光辉出身于旧社会的一个小康家庭，他家在横溪街上有家杂货铺，在我家桃子山旁有几百株桃树，范围比我家大得多，论收入自然比我家好，可惜他的父亲俞成昌早逝，留下光辉兄妹四个，还有一个外婆。外婆原和乐贵才同居，乐贵才在宁波找了一个比较年轻的女人（带来一对儿女），光辉外婆只好与光辉一家共同生活。光辉的母亲阿秀是一个任劳任怨，即使天塌下来也想顶住的农村妇女，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一份脆弱的家业，连她在内六张嘴，全靠她一双手支撑着。她要管田地、管桃子山，为全家的生计考虑，还养着一头母猪。她老人家把一窝窝小猪养大卖掉，以补贴家用。养母猪是很辛苦的，天天要割猪草（猪食），母猪临产时需日夜照顾，小猪仔要精心饲养才会长大，健壮的小猪才有人买，所以老人家是一天忙到夜，天天连轴转，可她对光辉从无怨言，连一句重话也没有。她活到97岁高龄，在前年悄悄地走了，从未享受过人间一丝幸福，或许能把四个子女抚养成人，就是她最大的幸福了。
光辉的一生可以说是坎坷的。依他的家庭条件，他若能继承家业，勤劳坚持，生活也会是不错的。可他不甘心做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说他要过“一生不捏锄头柄，身上不沾一点泥土”的生活。他报名去了宁夏，参加边疆建设，但他没能在银川生根成长，在宁夏没待多久又回到了家乡。他路过上海时，见过王德朗，王德朗告诉我，看到他时他犹如一个失魂落魄的乞丐。回家不久，他看上了比较悠闲的养蜂的活，养蜂的收入不错，他曾扬眉吐气了一阵子。几年中，他不仅跑过全国的名山大川，只要有蜜源的地方，他都去了。他还讨了一个也是养蜂且有点颜值的老婆，听他介绍，老婆是绍兴人，丈人还是个离休干部呢！他们共同生活了几年，老婆为他养了一对儿女，可后来她甩下儿女又跟一个比光辉英俊的养蜂人跑了。我说他没本事，连老婆都管不住。后因缺少帮手，新蜜源不易找到，他也有了一把年纪，没有体力在全国各地找蜜源了，只好息手，到一家工厂去管门房，成为一名门卫。两个孩子怎么养大的，我不清楚，也不便问，恐怕也是他妈妈养大的。儿女长大后，女儿有工作，孝顺他，他在宁波住院，不仅由女儿照顾，费用也是女儿付出；儿子和他一样，没有正经工作，游手好闲的，我从未见过他的儿女。
光辉原有一套不错的住房，为高屋基地王理卿的旧居，后来被他卖掉，住到附近的几间小屋里。有一年，我回横溪到王家去看他，一问旁人，说他已迁居，找到他，他竟住在一间堂前的一角临时搭成的“房子”里，他又落魄到如此地步，我也很无奈。
光辉一家信基督教，我在横溪时，很少看到他们到教堂做礼拜，大约是因为太忙，家里倒有十字架、耶稣像和教堂发的月份牌。他们或许是不讲究形式，而内心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但愿上界有天国，愿他们在天国有幸福的生活，以弥补他们在人间的遗憾和缺失。
村里，我们这一年龄段的人，大都七老八十了，青少年时的“四大金刚”，光辉先走了，王德朗定居澳大利亚，叶昌达去了美国，听他弟妹说，混得不好，身体也不好，不可能再回家乡，只剩下我一个。我还满怀信心地生活着，未来决定于自然规律，我不想做无谓的思考，只想抓紧有限的时间，做我想做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2016年2月12日
友谊是陈年的酒
2014年11月21日，老友王菊华要来宁波幼香家做客，这是她对我们到鄞州五乡镇去看望她的回访，即所谓“来而不往非礼也”。幼香打电话来要我到她家一起聚聚，老友相聚，我当然是要去的。
我们的交往要追溯到1950～1953年，屈指一算，已有60余年了。那时候菊华已是一个大姑娘；幼香出嫁到横溪幸福大队，是徐善定哥的妻子；我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不点（其实她俩仅比我大两岁）。她们都住在王家力房村办公室附近，我们儿童团的团部也设在那里，邻居嘛，往来走动是很自然的，何况我们正处于精力充沛、一生中最活跃的时期。
菊华是鄞县甲村松生堂药店老板的小女儿，上有哥哥王樵康，还有一个姐姐，父母视她为掌上明珠，很早就将她许配给门当户对的一位男士，她不喜欢这门亲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男女婚姻自由，她提出解除婚约。她看到南下干部中有许多女同志，她动了参干的念头，可她的父亲死活不同意。老人家认为一个大姑娘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男男女女混在一起成何体统，甚至威胁她说：“你若去当乡村干部，我当场死给你看！”菊华只好作罢。她来到比甲村更为热闹的横溪，与她的哥哥生活在一起。樵康叔合家住在桃子山里，住的是草棚棚，离横溪街也有好几里，为不让妹妹吃苦受累，在横溪王家为她租了一间房子，在大队办公室楼上。她无牵无挂，想到横溪中心小学继续她的学业，把小学读完。两年后，她小学毕业，被聘为幸福大队的会计。
菊华一个人住在王家，哥哥嫂嫂按时送米和其他吃的东西来，她住的地方隔壁是做鱼货生意的唐世浩家，所以买鱼货很方便。菊华胃口小，还时常闹胃病，她烧一次饭菜，一天也吃不完，我们常常到她那里吃宵夜，帮她把饭菜吃光。
1953年暑假，我考入慈溪师范，离开了家乡，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她也找到了如意郎君毛锡康，结婚后随同老毛到天童住在童一大队，当时老毛是天童林校的校长。
1992年暑假，我在天童童一大队招待所召开《高中物理教学参考资料》编辑会议，抽了一个晚上去看望王菊华，时隔40年，昔日天天相见的好朋友，她竟不认得我了，我从各方面启发她，她还是说“不认识”，我觉得不可思议，只得悻悻离开，从此就失去了联系。以后虽从沈信苗（菊华的侄女婿）那里得到一些零碎的有关她的消息，却一直未能联系上。一晃又是20年，这次重聚还得感谢幼香。今年春节她去横溪，向奎云（菊华侄女）要了菊华的电话，才联系上。幼香和善定哥俩专程到五乡镇去看望多年不见的王菊华，后又陪我去五乡镇，时隔大半个世纪，我们终于重逢，相见似有“斗草阶前初见，穿针楼上曾逢”之感。说起1992年天童那次见面，她也感到奇怪，我想那时她刚失去毛锡康，仍处于悲痛之中，又逢更年期，生理上变化大，思想上负担重，失忆应是这两者交织的结果。
毛锡康过世前，从天童林校转到五乡镇，任副镇长、书记等职。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子是双胞胎，小的因患小儿麻痹症留有后遗症，腿脚行走不便，但很坚强、聪明，高中毕业后开了一个工厂，自己学习开模子，每年也有三四十万收入。妻子也是高中时的同学，很贤惠，只是瘦弱一点，他们已有一个儿子，在姜山中学重点班读书，明年也要考大学了（已考入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2016年7月注）。菊华现在和小儿子住在一起，但自己开伙仓，每月有两千多元劳保（自筹）收入，生活稳定，自在。每天5点半起来，到公园做做操，回来到小菜场转一转，买点小菜，每天的生活犹如太阳、月亮东升西落那么有规律。媳妇对她十分敬重，早上，若不见菊华出门锻炼，她会去敲门，唯恐菊华身体不适。老年人什么时候生病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他们住在一起，彼此也有个照应。儿子媳妇上班去了，菊华为他们管家，他们在工厂里可以安心地工作。
小儿子有一个爱好，喜欢盆景，家里的前明堂摆满了各种盆景，都是他自己设计创作的，那是需要较高的艺术欣赏水平和动手能力，我非常赞赏。菊华的大儿子去了澳大利亚，他的女儿在澳大利亚发展，颇有成就。大媳妇是村里的妇联主任兼会计，现在村里还少不了她，挽留在国内，估计不久也要去澳洲定居。菊华的女儿嫁到邱隘，菊华这次来甬看我们，是外孙女车子送来的，看来菊华的晚年生活是幸福的，她的身体除背脊略呈弓形，看上去还是硬朗的。
我们在幼香家相聚，把李杏娣老师也叫来了。李老师是菊华读横溪中心小学时的班主任，也是我的老师和我同学李瑛、李学仁的二姐，我们都很熟悉。中饭后我们又到李老师家坐了一会儿。菊华很讲礼数，给我们三家准备了三份礼物，还特意连夜赶织了三双毛线袜，她说我坐在桌前看书写东西，天冷，穿上毛线袜暖和一些。是的，更暖和的还是她对我们的一片真诚。60年的朋友能重聚，也是人生的快事，但愿她健康长寿，我们能多相处一些日子，以弥补以往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