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的变化，是我国人口结构有重大变化促成的。我国早已进入老龄社会，民政部有一份《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5年底，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22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1%，无论以60足岁还是以65足岁作为老年人的标准，我国已进入老龄社会。人口已无红利，若不改变这一结构，将危及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这一政策近年还有改变：一对夫妻可以生两个孩子，并以法律形式公布。生育政策的改变，不仅要考虑人口的结构，也要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相适应，不要忘记，我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已超过日本。
说到生儿育女，自古以来，中华民族有“早生贵子”“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和“养儿防老”等观念。记得我读小学时（1950年之前），教科书上说我国有四万万同胞，以后又说是四万万五千万炎黄子孙。到二十一世纪初，人口统计公布的数字是十三亿多一点，如果不制定一对夫妻只准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我国的总人口就不止这个数。实际上，我国人口可能远大于统计数字，在边远农村、山区，根本不受生育政策的约束，只要看看我们周围出租房住着的外来工，哪一家不是儿女成群。计划生育政策中，规定“超生”（两个及两个以上）要罚款，罚金是按国家培养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按社会要付出的人口成本核算的，如著名导演张艺谋，他现在有三个孩子（不计他与前几任妻子生的），经媒体曝光、核实，因超生罚了七百多万元。这对于“明星”来说，是九牛一毛。然而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笔罚金简直是天文数字。农村“超生”是怎么罚的，我没有调查过，至少是让你不敢再超生，“以儆效尤”。若大家都罚得起，计划生育政策就是虚设了。自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施行以来，人口膨胀得到了有效控制，至今，人口红利趋于负值，说明这一基本国策的有效性。
再说说生育的老观念，危害性可不少。“早生贵子”，就是鼓励早婚早育。我国婚姻法规定女的不早于20周岁嫁人，男的不早于22周岁成婚，这是较为符合科学的。在这个年龄，男女青年的发育基本完成，他们有能力挑起一个家庭的担子来。但在农村，在“早生贵子”观念的驱使下，女的竟有12岁已为人母，她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呢！这一观念，严重影响人口的质量，降低民族的素质。
“多子多福”，意为儿孙越多越好，最好能子孙满堂，其中男的算数，女的还不计入在内，因而有的家庭，接连生了几个女儿，还非要生个儿子不可。于是有遗弃女婴、溺死女婴的惨事发生。现在医学发达了，怀孕后可以通过“B超”来确定怀的是男还是女，于是又有了“流产”的坏措施。
“人丁兴旺”，对于有钱人家来说，多生几个孩子无所谓，对于穷苦人家是一个沉重的生活包袱，穷的会更穷。这一观念，也使妇女沦为生育工具。古代有钱人家，女人生不出儿子，男人要再娶二房，甚至三房四房，这也是妻妾成群的一个原因。电影《榆林王》中的高大头，只因夫人只生了一个女儿，他就娶了两房姨太太，还想娶个四姨太。最可恶的是封建礼教，将妇女“无后”定为耻辱之事，因而，有多少妇女被逼死，被“休”掉！
“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旧观念，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未建立的时候，还有点道理，尤其对靠劳力吃饭的农民来说，随着他们年岁的增大，劳动力渐失，他们的下半辈子靠谁来抚养？膝下无嗣，最后只能落得流落街头、老死路边的下场，所以他们要多生子女。
其实，养儿未必能防老，养女也能防老，现在好多人家养女比养儿强。有儿子，照中国的习俗要为他们准备成家，成家的最基本条件是房子，没有房子，做大人的难推其咎。还有，男人大大咧咧的居多，对父母不如女儿细腻体贴。我家楼下有户人家，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奔走于医院的还是女儿，我在那里住了十多年了，未见过两个儿子的踪影。前几年，小儿子养了一个女儿，居然想甩给二老抚育。养婴儿是十分吃力的，我们养过涛涛，深有体会，不到一星期，两个老的相继被拖倒。所以我有“养女也能防老”的体会。
中国还有残存的父系社会的痕迹，孩子出生报户口，孩子的姓从父，很少从母，还有女儿的孩子是人家的，儿子的孩子才能传宗接代的观念。于是催生了拐卖孩子的犯罪现象，使多少家庭妻离子散。我认为不管生儿子还是生女儿，要姓啥，由儿女自定，待孩子长大了，他们喜欢姓啥应由他们自己选择，从祖父姓还是从外祖父姓都可以，而且女儿也可传宗接代。
我这个学生的大儿子仅6岁，正在上幼儿园，两个孩子都要花大力气抚养教育，路还长着呢！成人后还要帮他们成家立业，那是需要好好规划的，这可是一个需要精力、经济和勇气的大事业。
2015年5月12日初稿
2016年9月05日定稿
忠告，真诚的关怀
久不去宁波四中，周永焕（副校长，宁波师院物理系1982年毕业）一见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徐老师，你瘦了！”我说：“是的。”自去年除夕以来，我一直比较紧张，将已成稿的《中国古代热学思想与实践》寄到上海科普出版社之前，又从头至尾看了一遍。我心里明白，节假日编辑们是不会看稿的，他们忙于过年，或出游。趁此空隙，再看一遍，兴许能发现一些问题，以提高质量。春节过后，我才将书稿寄出。由于篇幅大，编辑不花两三个月时间是看不好的。于是又有了间隙时间，把准备明年出版的《春到田野百草青》书稿拿出来整理、修改、誊清、补缺，初稿估计还需补写三分之一，这得想主题、找资料，逐篇把它们写出来。我有个特点，工作一上手就停不下来，总想早点完成，在有生之年，争取多点时间，把计划中的古代声学、电磁学和光学编写出来，于是就夜以继日，一天分三个单位时间伏案工作。近十天，饮食不调，肠胃不顺。加上长时间的脑力劳动，影响了睡眠，有几个夜里躺在床上还在思考问题，谋篇布局，这样，体重就减轻了一些。4月7日一年一度的体检，称量一下，体重减轻了五六斤。
阿焕（周永焕的昵称）对我是很敬重的，他又真诚地对我说：“您已是80岁出头的老人了，不要像还在工作的青年人那样干。要调节自己的生活，节奏不要那样快，要自然些、轻松些。保重身体是您的第一要务。您身体好，就是对您家庭的最大贡献！”他还直率地说：“您写的那几本书，人家未必都去看。如《宁波的物理教学》，我翻看过，大都是您做教研员时工作的记录，不是宁波的教育史，仅仅是一门学科在一段时间内的工作小结，对目前的教育工作意义不是很大；那本传记（指《春风吹酷溪边草》），现在的人喜欢看有兴趣的书籍；没有兴趣的，他们会去看吗？还有《中国古代力学思想与实践》，现在的青年人，功利主义思想严重，对他们当前的工作不能马上拿来应用的书，他们会去看吗？您这几本书，自己掏了不少钱吧！几个学校买几本，那是碍于您的面子。再如贺圣平老师的《中学物理解读》，您来说了，赵华波（四中物理教研组长，我的学生）与我商量，我们（看在您的面子上）就买几本。”
最后，阿焕又真心地劝说：“您要注意身体，任何事情都要量力而行。生活潇洒点，轻松点，如，到处去走走，和老人们一起聊聊，要设法提高生活的质量，别再没日没夜地干了！”
的确有一些学生，也这样地劝过我，叫我不要再写什么了，就此封笔吧。身体吃得消，就到外面去走走，生活轻松一点，欢迎我到他们那儿去走走看看。
对于我整天写作，我的老伴也直截了当地说：“写什么东西！浪费精力，浪费钞票。谁来看你的书！家里的事多管点吧。”
面对这些忠告、建议与期望，我应该怎么办？80来岁的老头子应有一个抉择了。
说实话，要我彻底歇笔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像青年、壮年人那样地干，我的精力、体力毕竟有限了，记忆力也衰退许多。我应放慢脚步，调整生活节奏，以老年人适合的方式、速度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生活内容要更加丰富、多样化，看书、写作只能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旅游、访友，与老朋友们聚聚，学学养生之道，要使轻松、愉悦成为我晚年生活的主旋律。好的，让我慢慢调整，做一个身体健康，生活充实多样，幸福快乐的老头子吧。
2016年5月9日草成
8月20日修改
归宿
前天（2015年9月28日），在海曙区房管处大门口，碰到了教研室的老同事庄允吉，他骑着自行车到呼童街中心菜市场买小菜。他住在人丰小区，离高塘菜场很近，舍近就远，是百日未必一遇的稀罕事。老同事相见自然要问及他与教研室老同事们的情况。
庄允吉仍在教育学会上班，还担任着学会的法人代表兼秘书长。教育学会已好多年未改选，原因是无人肯当会长。一向心直口快，说话诙谐风趣的他，发牢骚似的说：“现在学会好像是一个反动组织，大家都不愿意来当会长。”提起老同事，他如数家珍。丁龙华他去看望过，老丁中风后，记忆已逐渐恢复，但行动仍不便，出门需人扶着，下雨天外出更为麻烦，他的夫人一只手要扶着他，另一只手要撑伞。老丁是个好同志，原是语文教研员，后调到职教教研室任主任、书记，与现在市成人学校校长王阳搭档过，他可说是职成教研室的“开国”功臣。
鲁蔼影（原教研室副主任，主管小学，兼小学语文教研员，戴家明协助她工作）健康状况有好转，可她的先生吕平老师却离世了。吕老师曾是宁波师院的同事，他教中文，前几年我为唐朝贾岛的一首诗还请教过他。
邱惠芬（小学数学教研员），她的丈夫老刘也患肺癌过世了。老刘在铁路南站工作，我曾多次托他买火车票，人也不错。
朱敏是教研室的出纳，我住文昌街17号时，我们是邻居。她的丈夫小包，也在前几年过世了，据说患的也是癌症。文昌街拆迁后，不知她搬到哪里去了。他们有两个儿子，大的在宁海温泉工作，有一天，他在家里洗澡，差点煤气中毒；小的在宁波。听我的大弟媳妇翠珍说，他们是初中同学，小朱今在诺丁汉大学帮忙。
我们教研室的老同事曾相聚过几次，去年我提议聚一聚，未得到一致同意，聚会告吹，以后恐怕难有机会了。
庄允吉与今在杭州的钟受铭老师保持着联系，当我问及钟老师的近况，他拿出手机，翻出钟老师的照片让我看，97岁了，除听力下降，精神仍矍铄，人似乎也胖了一点，长长的白眉毛垂在他慈祥的脸上。钟老师的夫人王老师在今年2月份过世了，原二老相依为命在杭州安度晚年，一个走了，钟老师失去了依靠，今后的生活全仗儿子们照顾了。
宁波化学界的老前辈，还有一个孙佩兰老师，也已离开人世。老庄说，孙老师临终前对女儿小王（也是一个化学教师）说，她走了以后，一定要告知庄允吉，可见他们情谊之深。老庄任化学教研员时，孙老师可说是他的顾问。
庄允吉还对我说，现在研究出老人的心理（早已有之），老朋友相见总是说些某某得了什么病，谁过世了等等。这是实话，因为老年人的生活圈子有限，交往的人大多为同庚年纪者，更何况大家都朝来的路上走呢。
真巧，碰到庄允吉之后，又在“三江购物”碰到了刘复照，他是浙师院物理系63届的毕业生，一直在宁波八中任教，是物理组长，他的家在我家的北面（永寿巷），所以我们很熟悉。宁波八中撤销后，并入李兴贵中学（初中），他也退休了。他的家已迁到联丰小区，我们也就难得一见。这天，他是来“三江”领取教师节礼品——一袋米（约20斤）、一瓶油（5斤装），否则我们是不大会碰得上。阿复老了，人倒发福了。依照庄允吉说的老年心理学，我们自然要谈论彼此熟悉的老同事、老朋友、老同学。阿复告诉我两个使我吃惊的消息：张义余和周根祥都过世了。张义余是我读杭州师专时的老师，周根祥是我慈溪师范的同班同学，想不到他们都走得那么快。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不能改变它，老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宿，大家都朝来的路上返回，我当然不可能例外。不过我不想消极地等待这一时刻的到来，活一天，要抓住一天的时间，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尽力多做好事，这样才会“死而无憾”，这是我的追求，也是我人生的最后目标。
2015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