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唐］孟郊《游子吟》
谢家有女初长成
我的母亲，1914年（民国三年）1月25日生于浙江省海宁县许村镇谢家埭。外公叫谢有生，以租种几亩薄田谋生。在他的膝下有4子2女，我母亲是长女，叫谢桂金，一家子大小8口挤在两间平屋和一间茅草屋中，家境贫寒。
母亲从小懂事，3岁时能带弟弟；5岁会帮外婆烧水煮饭，还能洗衣和干些简单的家务事；10岁就跟着外公到田间拔草和干些轻便容易的农活；到15岁就开始下田，跟着外公学干田里的活，如插秧、耙田、除草、施肥和割稻晒谷，且干得像模像样；在18岁时，可以与村里的男青年“匹开”了，已出落成一个农家大姑娘了。
母亲从未进过私塾上过学堂，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她没有什么人生目标和远大的理想。弟妹是她的同胞手足，她爱他们，只要弟妹高兴，她也快乐；辛苦的劳动，只盼秋天有个好收成，一家人能吃饱穿暖她就心满意足了。如果说她有所企求，过年时有件新衣裳穿就是她最大的奢望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何况她正值青春年华，辛苦一年，过年过节想有一件新衣服，全在情理之中，可这个最简单的愿望也不是容易达到的呀。
我妈20岁时，在农村，已到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我妈经媒婆撮合，嫁给海宁县盐官镇平安桥东曹家曹建雄为妻。
我父亲曹建雄，生于1911年，适值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推翻。父亲读过两年私塾，未完成学业便辍学了，到海宁长安镇徐鸿懋米店当学徒学生意。由于他勤奋好学，练就了一笔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他能头顶着算盘，一手扶着算盘，一手拨弄算盘子计算。这一绝技获得同行的好评，也得到了老板的赏识和信任，不久就被提升为账房先生（即现在的主办会计），其间还常被老板派到乡下去收田租。
他听人说，许村镇谢家埭谢家有个大姑娘，不仅人长得不错，且十分能干，田里活样样拿得起。于是父亲动了心，就托媒婆去说媒，一说就成功。1934年，两人完婚结为连理，这年我妈刚好21岁。
我家的祖基在海宁县盐官镇北门外平安桥东曹家，祖父母早亡，父亲有3个哥哥，都外出谋生。曹家独门独户，平日只住着我妈和大伯母两人，母亲在家跟着大伯母做做针线活，养几只鸡鸭，算是副业，偶尔给邻里做点零工，生活过得还算安逸。
逃难避祸
盐官镇在浙江省海宁市西南，滨临杭州湾钱塘江口，海潮至此，汹涌澎湃，是我国著名的观潮胜地之一。每年农历八月半前后，到此观潮的游人蜂拥而至，称得上人山人海。盐官是三国时吴国设的县，唐代筑城设镇，历来为盐官县、盐官州、海宁县、海宁州的治所，是钱塘江南北商贸地，经济相当繁荣。抗战胜利后，海宁县治迁到硖石镇（在沪杭线上），盐官退居海宁县的次要地位。盐官有不少名胜古迹，如海神庙、镇海塔、安国寺经幢等。我国著名学者王国维是盐官人，现有其故居留存。盐官有特产“盐官药刀”，药刀应是古时量取药量的工具，形状像刀头的圭角，端尖锐，中低洼，一刀为方寸匕（即匙，匕正方一寸）的十分之一。五代诗人庾信《至老子庙应诏》，有“盛丹须竹节，量药用刀圭”之句。
1937年12月18日，日军发动了杭州战役，12月23日盐官镇沦陷。日军建立了伪政权，利用他们的傀儡政权，及爪牙、特工到处拉夫抓壮丁，强拆民房，乱砍树木，强迫老百姓为他们修筑工事；控制经济，掠夺资源财富。一批地痞、流氓、土匪乘机到处横行，十分猖獗。盐官镇近一半民房被焚毁，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盐官北门外曹家周边百米方圆，是一块战略要地，成了日伪军、国军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三股势力争夺之地，也是日伪军处决抗日志士和无辜百姓的刑场。
曹家四房都逃难到外地，我父亲（曹家第四房）在离盐官镇18里之遥的长安镇谋生，他怎放得下在盐官镇的一家老小，无奈之中只得将妻儿送到离盐官有三十多里地的许村镇我外祖父的家里，暂时避难。一路上，父母亲们看到的都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扶老携幼地向四处逃难的人群。
在这乱世之时，我的母亲十月怀胎要临盆了。依照当时当地的旧俗，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水，生是男家的人，死是夫家的鬼，女儿是不能在娘家做产的，母亲有家不能回，怎么办？谢家不得已在离家百步之遥的一个草棚棚里，放了一张竹榻，上面铺些稻草，让我母亲在那里候产。草棚棚，在夏天是农民管地里的瓜果暂时栖身的栈房，或白天当作遮阳躲雨歇脚的地方，四周无遮拦，俗话叫“四穿凉棚”。到寒冬，凛冽的寒风从草棚棚中呼啸而过，如入无人之境。盐官近海滨，冬天西北风肆虐，气温更为寒冷。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1939年2月5日（戊寅年腊月十七日）我来到了这个兵荒马乱、风雨飘摇、充满苦难和忧患的人间。老天爷给我的降生礼物，是严冬、寒风、冰雪；该天，日军士桥少将率三千日伪军对盐官镇发动了大扫荡。
复杂环境，沉着应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处于黎明前的黑暗，百姓在危难之中，正如国歌中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烧杀抢夺，奸淫虏掠，无恶不作，她对他们恨之入骨。因为他们手中有刀枪，没有王法，随时可以杀人，所以母亲又恨又怕，对他们如待瘟神，好躲躲好避避，唯恐避之不及，然而事与愿违，还是遇上了他们。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国民党的守江部队，即所谓长江部队守不住人民解放军的进攻，败退下来，路经盐官镇，约有一个排六七十人，一式的美国装备，他们看中了曹宅，住了进来，把我们一家4口人赶到一间房间里挤在一起。当兵的拆卸我家的门窗，给做官的睡觉；将稻草铺在地上自己睡觉。他们在我家门前的一块空地上，支起了行军锅，烧火做饭，辅以美国军用罐头食品，叫我的母亲为他们烧茶水。这批士兵住了三天就开拔了。临走时，把拆卸的门窗装上，给我们兄弟三人一些军用的压缩饼干和美国罐头，送给母亲几盒仁丹、几瓶红药水之类的家庭日用药品，还留下一叠钞票。在国民党部队中，这样的军队应该说不错了，比日伪军不知好了多少倍，他们终究是中国人。后来听说这支部队是蒋经国亲自精心培植的青年军。
长江部队刚离开盐官镇，又有一批国民党的伤兵到了，在我家又住了一个排。母亲为了防止意外，把我们兄弟3人的铺盖搬到她的房间，大家挤在一起。这批伤兵一到我家，就不由分说拆门的拆门，卸窗的卸窗，抢着把门窗当床铺睡觉，抢不到的只好将稻草往地上一铺就地而睡，口中骂骂咧咧，吵吵闹闹，相互争抢。第二天拂晓，天色刚蒙蒙亮，他们偷偷地将我家的5只鸡杀了，2只羊也被宰杀。待我们起床，他们就逼着母亲为他们烧水退鸡毛、羊毛，口中还恶狠狠地叫道：“老子在前线打仗受了伤，你们应该慰劳慰劳才是。”这些伤兵老爷，将换下来的带着脓血的绷带、纱布、药棉到处乱丢，散发着一股药水味和腥臭。若一不如意，他们就把脏东西往我母亲的脸上甩，母亲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忍气吞声，但愿这批凶神恶煞早点滚蛋。我家的鸡、羊被吃掉，我们三兄弟可不答应，哭着闹着要他们赔鸡赔羊。母亲怕出事，哄着我们说：“是我把鸡羊卖给他们的，他们打仗受了伤，给他们补补身子，早点走。等他们走后，我会到市场上再把鸡羊买回来。”我们信以为真，听了母亲的话，也就压下胸中的怒气不响了。
这批伤兵老爷住了3天终于走了，走时，一个似头头的伤兵对我母亲说：“鸡、羊的钞票，我们后面来的一个长官会如数付清的，你只管放心。”话声一落，他一瘸一拐走去赶他的部队去了。我们等了几天，十天半月过去了，哪里有来还鸡、羊钱的长官影子呢！过了两个月，母亲从市集上买回来8只黄毛小鸡，还有两大一小3只羊，她兑现了给我们的诺言。院子里又有了鸡、羊的叫声，为我家增添了些生气。
1950年1月初，盐官镇先后出现了一批操着北方口音的外地人，有要饭的，有耍猴子的，有兑糖的，还有卖艺的。他们串巷进村，连犄角旮旯也看个遍，两天后，有一支帽子上缀着五角星的部队开进了盐官镇。我母亲吃了当兵的亏，一听说又有部队进村，赶紧把我们兄弟3人藏到桑园里看动静。约有一个排五六十个士兵来到我家门前的空地上，他们席地而坐，一个当官模样的在对大家讲话，另有一个士兵挨家挨户敲门，没有动静。好容易挨到天暗下来，这批兵并没有走，我们只好硬着头皮回家烧饭。刚走到家门口，有一个士兵迎了上来对我母亲说：“大婶，能不能给我们借宿几夜啊？”出于无奈，母亲只好答应。他们进了屋，有几个士兵在屋外的空地上架起了行军锅煮饭，吃过晚饭，他们不拆卸一门一窗，也不寻找稻草，倒地和衣就睡，我们都看在眼里。他们也在我家住了3天。他们一有空就给我们三兄弟讲故事，讲打日本鬼子、打蒋匪帮的故事；讲他们家乡斗地主分田地的故事；教我们唱革命歌曲，做游戏、猜谜语，逗着我们玩。他们还派了5个士兵帮我家到田地里干活，干起来个个都是老农民的把式，要干啥就干啥。当时我已十二岁了，已明白了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不过还是第一次见到正规军。一回生二回熟，不到一天时间我们就与他们混熟了。我们兄弟把他们当作自己的亲舅舅，什么都问，什么都说。我的母亲看到这些情景，戒备之心早已丢到九霄云外，还跟他们聊聊他们家乡的情况。当她得知解放军第4天就要开拔的消息，母亲在他们要走前的头天晚上，煮了几十个鸡蛋送给解放军，还从邻里买了3只鸡炖了汤慰劳他们。我们兄弟3人在他们走时，跟着他们走了好多路，依依不舍地与他们告别。母亲对我们说：“世道变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兵，个个像自家人一样可亲。”
一江山岛在我们浙江，当时为国民党军盘踞着。1955年1月18日8时我军发动进攻，由陆军第二十军第六师组成登岛部队，是我军首次海陆空军联合登陆作战，由时任军区参谋长的张爱萍指挥。战斗于1月19日凌晨2时结束，全歼守敌1086人。听宁波的徐日新老师说，他的连襟任继祥（时任连指导员）也参加了这次战役。战斗十分激烈，敌人躲在地堡里向外扫射，我军伤亡也很重。在我家住过的那批战士，也参加了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有消息传来，他们几乎全牺牲了。母亲听到这一消息，哭了一场，烧了许多锡箔，为牺牲的同志超度，希望他们个个升天，投胎做好人。
正因为母亲对共产党的信赖，她积极响应党的一切号召。农业合作化运动（1953-1956）时，村里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她报名参加，以后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她也加入了农业初级社和高级社，我哥哥还担任初级社的会计，我家走上了农业集体化道路。
1950年，爆发了朝鲜战争，党号召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要求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全国总动员。乡、村和学校发起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我妈把家里日常使用的铜手炉、铜脚炉和铜面盆等拿出来捐献给国家。
1958年，我国搞“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三面红旗”，全国上下大炼钢铁，母亲又拆了家里的铁窗栅，找出废铁锅等铁器投进了村里的小高炉。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生产队在我家办了一个食堂，我妈拆了房间的板壁和部分木器家具当柴烧，支持公社食堂。这些运动和一些做法，现在看来是错误的，但我的母亲毫无怨言，因为她相信中国共产党。
顶起半边天，撑起一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