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为天”，吃饭第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米店的老板被称为“米蛀虫”。我父亲作为米店的账房先生，收入还不错，他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积攒了一些钱，在盐官镇家屋旁边买进7亩旱地；在海宁西部，米店徐老板田地附近又陆续买进十多亩水稻田，并以徐老板的名义将田租给佃农，收取田租。徐老板的几个儿女，较早地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接近中国共产党，认清了形势，看到了国家的命运，劝说动员他们的父亲徐老板和我父亲，将田地和地契无偿地送给佃户们。这一行动，得到了佃户们的赞扬和敬仰。因而土地改革划成分、斗地主、分田地时，我家未受到丝毫的影响，因家乡有自己耕种并不出租的7亩旱地，被划为下中农成分。
1953年底，全国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私营米店纷纷关闭，伙计们自谋出路。我父亲因为有点文化，又有高超的打算盘技能，是当时不可多得的财会人才，被吸收到海宁县长安镇粮管所工作，但是工资很低，每月工资仅28元。1958年，海宁与海盐两县合并，父亲调到海盐通元粮管所，每月工资加到35元，仍低于二十世纪60年代的大专院校毕业生每月工资的37.5元，转正后才为41.5元。我父亲早已有吸烟、饮酒、喝茶的嗜好，一时戒不掉，加上日常支出，这点薪水，无力养活我们一家人。
土地改革前，母亲已挑起了家庭重担，她要抚养我们兄弟三人长大，还要起早摸黑在自己的7亩旱地上劳作，耕作播种，除草施肥，收割翻晒，基本上由她一人独自忙活，偶尔我的舅舅来帮几天工，实在忙不过来，才请几天短工。我们几个兄弟，虽然年纪还小，尚在读书之中，也能帮母亲干点活了，所以可以说我们是在田地里滚爬长大的。
农村实行公社化后，土地归公，农民靠出工赚工分生活，我家主要靠母亲在公社劳动挣工分，虽然我的哥哥务农也挣工分了，但还有我与一个弟弟要读书，两只书包够沉重的了，后来我又有了一个小弟曹炳秋。我们一家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
母亲是生产队妇女中五强之一，所挣的工分可与青壮年男人相比。一年劳动下来，生产队年终结算时，可以不倒挂（即有些农民劳动一年，只能拿到规定的口粮和柴草，到年终结算，还要拿出钱来，或欠生产队，称之为倒挂户），有些年还能分到一些现金，但常因倒挂户拿不出钱，生产队也垫不出，分得的现金常常是一张白纸条，纯然是空头支票。
为维持一家生活，母亲搞起了副业，养了两头猪、三四只绵羊和十多只鸡。为增加收入，母亲又到外地引进了一对长毛兔，办了一个长毛兔场，为周边数十里农户提供种兔、配种，并出售免毛；也曾养过地蟞虫（一种中药），连床底下也爬满了地蟞虫，待地蟞虫长大为成虫就卖给供销社。我们几个小孩子，放学回家，一放下书包，就背上箩筐到附近田野里去割兔草、羊草，猪草，或到小菜场拾捡废弃的菜叶，帮助母亲做点力所能及的活。
母亲就是这样掏掏挖挖，一家子的生活虽然清苦，但还可以过得去。在生产队里，我家的收入还排在中等，即使在国家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我们也没有挨饿受冻。1959年秋我高中毕业考入杭州师院物理系（后改名为浙江师范学院，即今浙江师范大学），中间生病休学在家，母亲还能每天让我吃只鸡蛋，每周杀只鸡给我补身体，半年多一点时间就恢复了健康，又复学去读书了。
在我国搞公社化的年代，搞副业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公社干部来到我家，对我母亲训话、批评，不允许再搞家庭副业，否则要没收充公，这就是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我母亲理直气壮（要生活，要养儿育女），不理不睬，我行我素，家庭副业照搞不误。在当时可要承受多大的政治压力呀！
男婚女嫁是家家户户的大事，在农村更是头等大事，我哥和两个弟弟的婚事，都由母亲一手操办，还办得体体面面。
飞来横祸，忍辱负重
父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因为他喝过两年“墨水”，有点文化，又有小技术，是一个出了名的账房先生。他为人正直，在长安镇的工商界中有较高的威望，因而在商会中有点职务，接触了商界的几个头面人物。他也“同情”共产党，尽他所能为地下党做了不少有益的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由私营米店进入国营粮管所，工作踏实，多次受到上级和单位的表彰，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财会人员。1966年，我国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口号是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封、资、修。各地各个单位纷纷组织了红卫兵和战斗队，海宁长安镇和海盐县的通元粮管所，也有一批人自封为造反派，他们在粮管所兴风作浪，在小小的粮管所也非抓一个典型不可。于是他们捕风捉影，捏造事实，把我的父亲当敌人揪了出来，大搞逼、供、信，施用肉刑、变相肉刑及其他威胁办法，要他交待莫须有的罪名。父亲承受不住政治的压力和肉体的摧残，于1968年12月15日晚被造反派迫害致死。
死讯传来，母亲受不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悲痛欲绝。两个弟弟在家安抚母亲，哥哥及表哥赶往海盐通元粮管所收尸。他们一到通元镇，看到满街都是“现行反革命曹建雄死有余辜！”“打倒现行反革命曹建雄！”等大幅标语，连马路上也用白漆刷上了这些声讨口号。到了通元粮管所，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所长及造反派只准家属见一面遗体，不准将遗体带回盐官，两个哥哥好说歹说，他们都无动于衷。最后，造反派叫来了几个民工，把我父亲的遗体用草包裹住强行火化。
当我的两位兄长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和一些遗物送回盐官时，人还未到家，盐官镇的造反派和海宁第三中学的红卫兵，早已将我家团团围住，高喊着通元粮管所造反派一个版本的口号，口号一声高过一声。“现行反革命曹建雄死有余辜！”的大幅标语早已贴在我家的大门口。邻近的村民和公社的社员们看到这些情景，愤愤地盯着这些造反派，敢怒而不敢言。谁也不敢站出来，站出来就是“反革命”。
父亲的骨灰盒和遗物到家后，所有家属、亲戚哭声震天，街坊邻居纷纷垂下泪来。但这时，母亲一反常态，她没有哭出声来，两眼布满血丝，像猛虎下山、将军下令准备决一死战似的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伦伦，志群（曹华伦的爱人），明天你们马上回嵊县去（我们毕业后分配在那里）工作，越快越好。这里你们不要管了，不然会有麻烦。”她又与众人说：“明天，跟我照常到生产队干活去。”一下子，我觉得我们的母亲像一个高大的伟人，昂首挺胸，威风凛凛。
我们守灵到午夜，母亲突然捧着父亲的血衣到湖边洗刷，大家陪着她把血衣洗干净，回家后母亲将一把锄头递给我哥，要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我们跟着她来到父亲早先买下的那块旱地，埋下父亲的骨灰和洗过的血衣，大家磕头作揖，愿父亲一路走好。
这夜，大家都不曾合眼，第二天一早，母亲带领我们几个兄弟到生产队干活去了。母亲这一勇敢又异乎寻常的举动，惊呆了造反派和红卫兵。社员们都过来安慰劝说，母亲一声不吭，挥锄劳动，以此来宣泄对坏人的愤恨。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文化大革命”时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党的一系列政策得到贯彻落实。我出面与海盐县粮食局革委会交涉后，父亲的冤案得以平反，落实了政策，政府发放了抚恤金和遗属养老金（一直领到母亲过世），并将我的小弟曹炳秋农转非（非农业户口），顶替父亲进了海盐通元粮管所工作。
通元粮管所的一些领导，相信封建迷信，怕我父亲冤魂不散，将他自杀身亡的房间拆掉了。俗话说“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后来听说对我父亲实施逼供审的造反派头头和那位站在造反派一边的粮管所所长，在我父亲死后三四年中都得恶病相继死去，这就是所谓“报应”吧。
挺直腰板做人
母亲坚强的性格，不只在大事大非面前坚强挺立，还体现在“谁有，不如自己有；谁会，不如自己会”的自力更生精神。如我们兄弟几个人的头发都是母亲给剃的，所以我光着和尚头一直到小学毕业；那个年代，对农村孩子来说，套鞋（雨鞋）、篮球鞋是奢侈品，我们大多穿草鞋、蒲鞋和布鞋，还有夏天穿的木拖鞋，用木板刨成鞋底形，钉上胶带（自行车、手拉车旧外轮胎），穿在脚上“风雨无阻”；冬天的雨鞋，是将布鞋的底用桐油浸过，在鞋底敲几枚胖钉即成雨鞋，这些鞋都是母亲自己做的。
妇女生孩子是一件大事。现在女人，怀孕以后，每月要做产检，临产前，到医院预约做产；临盆时由妇产科医生接生；孩子出生后请“出窠娘”，满月（甚至双满月）后又要请保姆。在旧社会，穷人做产能请到接生婆已经不错了。但我母亲，除我与哥是外婆接生外，另外两个弟弟都是母亲自己接生。妇女做产的第一个月，叫作“坐月子”，月子里产妇忌讳很多，如不能落地行走，不能经风吹，不能落冷水，认为搞不好会落下终身病痛。如月子里被冷风吹到过，眼睛遇风会流泪；若冷水浸过，四肢受凉，就会酸痛等。但是我母亲在月子里照样落冷水洗衣服，下厨房做饭烧菜，家务事什么都干，并没有带来什么后遗症，真是了不起。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在我12岁时，那是个秋天，下午我放学后到地里帮母亲剥络麻，看她捂着鼓起的肚子，继续拔络麻、剥络麻。晚饭后她烧了一锅水，倒入脚盆里，端到她的房间里。没多久，一声婴儿的啼哭声从她的房中传出来，我与哥哥放下手中的络麻，跑进屋里去看，只见妈妈给一男婴洗澡。这个小男孩就是我的小弟弟炳秋。听母亲说，大弟曹鼎、二弟曹森（送给人家，不满周岁夭折了）和小妹出生时就死了，都是她自己接生，没有叫外婆，更不请接生婆，产后第二天照样下床料理家务。
母亲没上过学念过书，一字不识，从小像野小囡那样，除劳动外，自由自在地生活。嫁到曹家后，也没有受到旧社会礼教和公婆的约束。性子耿直，说话直来直去，口无遮拦，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肚子里装不下半点不是，也不考虑对方能否接受，这样，自然要得罪一些人。但她为人正直无坏心，人家也就原谅了她，不与她计较，所以与亲戚、邻里相处不错。
母亲一生劳动，不知辛苦，到耄耋之年，儿孙满堂。她老人家闲不住，到95岁高龄还在自留地里种菜、种豆、种番薯。收获后，自家吃不完，也不去市上卖，叫邻居随便到地里去自己采摘，让大家吃。2009年7月，母亲不慎跌了一跤，导致严重中风，骨盆碎裂，大腿骨骨折，我的弟弟炳秋立即将她老人家送到医院急救。医生看到她已95岁高龄，病情严重，随时都可能离世，怕担责任就婉言拒绝了，无奈只好回炳秋家调养。我得到消息立刻从绍兴赶到海盐通元镇，待母亲的病情稳定就回绍兴了。但我一直放心不下，不几天又到通元镇，老人家看我这个满头银丝，又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行动不便的儿子两地来回奔走，她又不忍心了，她对我说：“伦伦，你也老了，身体也不好，不要为我在绍兴、通元两地跑，要注意休息，这边有炳秋照顾，我已心满意足了。”老人家自家的伤病那么严重，还念念不忘她的儿孙们。
在她过世前几天，我一直待在她的身边。病人在床上躺久了，要帮她挪动身子，调一下睡相，不然会生褥疮等，所以经常要为她翻个身，还要及时替换“尿不湿”。这对于一个有严重伤痛的病人来说，要承受多大的痛苦呀！但是母亲从不叫一声痛，平时也不呻吟。这是需要多大的忍耐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呀！不久她又大便不通，坚持了17天。2009年8月22日上午8时许，她老人家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95岁。
此篇是根据曹华伦提供的资料撰写。曹家的母亲，是曹家的，也是中国人民的。她的伟大之处，也是中华民族高尚品德的一部分。她的伟大形象，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我们不只是要继承母亲的不朽精神，更要发扬光大。
2016年9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