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喜酒都是八人一桌（八仙桌，四个桌沿，只能坐八人，现在用大圆桌可坐十人），但可带一个小孩子。座位没有规定，亲戚们总是坐在一起，或妇女们坐一桌。酒席通常是八冷盘十热炒，菜是一道道端上来的，端上来的一碗菜，不是你一筷我一勺吃起来，要看端上来的是什么菜，羮呀汤呀大家会一齐动筷，吃得碗底朝天，其他如宁波的“三鲜”，有八个肉丸，每人夹一个放到自家的空碗里，或干脆放在桌子上，甚至三鲜里的蛋片、熏鱼也会每人分得一块放起来，剩下的粉丝、大白菜纷纷下肚；蚶子、炝蟹、白斩鸡等冷菜早已分好，走油肉或红烧大肉都会各人分得一块。酒席结束，这些“分配食品”或叫“自留食品”各人打包带回家，现在有供客人打包的盒子，过去没有，有的干脆掏出手帕包起来。“自留食品”有个专门名称叫“贿给下饭”，这是家乡的土话。我想过“贿”字用得是否恰当，“灰”“悔”与喜庆不相符，舍弃；“辉”有点道理，想到酒席中还要上演捉弄新郎新娘的“好戏”，我用了读音相近的“贿”字，意思是酒给你喝了，饭也吃了，你想带回家的“自留菜”也分到了，我俩来敬酒，请各位手下、口中留情，别挖空心思捉弄我们了，所以“贿”字含有“贿赂”之意，我就选用了。这样，未能参加酒宴的家里人，也能尝到酒席上的菜肴。妇女们看人落相，不足为奇。也不要怪她们“吃相”难看，在旧社会，农家每天青菜、萝卜、咸菜，难得有机会带几样荤菜回家大家尝尝，且都送了贺礼，所以不必非议妇女们“没礼貌”“小家子气”。
男人们吃喜酒就不一样了。喝酒、猜拳，行酒令，农民老阿哥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自然不会出现。席毕，个个吃得面红耳赤，碗盏朝天，兴奋地散席，那才是真正的喝喜酒。所以他们不喜欢与女人们坐在一起，而是男人自成一桌。
酒席的高潮是新人在“送娘子”（即伴娘）陪同下，依辈分挨桌敬酒。好热闹、爱开玩笑的客人，会想出各种花样捉弄新人。如筷子上顶蚶子壳，要新娘倒酒，蚶子壳顶在筷子上已经不易，在上面倒酒更加困难，蚶子壳很容易掉在桌上，这时就要罚新娘喝酒；让新娘学说绕口令的也有，内容自然涉及喜庆的，祝新人早生贵子之类。那些“荤段子”，新娘难以启齿的自然也是不会少的，捉弄新人的花样层出不穷。
城里人办酒，我只到宁波吃过一次，是远房亲眷李有才嫁女。他们从上海来到家乡宁波，酒席设在他们开的碶闸街浙江旅馆内，有才哥发来大红请帖，我跟着父亲坐船到宁波赴宴。我们是头天晚上到的，就住在浙江旅馆内。晚饭后，在昏暗的电灯光下（大概宁波永耀电力公司供电的电压不足），大家围坐在一起闲聊，有才哥的儿子海伏也在。阿嫂（有才哥夫人）出了一个题目，要我与海伏比比谁的毛笔字写得好，我歪歪斜斜的字立即败下阵来；第二个比试项目是做一道算术题，这次，我的小聪明占了上风，两人打成平手，皆大欢喜。如果两个回合我都输掉，第二天我还有脸吃喜酒吗？
婚宴定在中午，酒席摆在宽敞的旅馆大厅内，酒菜是向一家酒楼预定的，店家派伙计用宾朋篮将菜肴送来，摆满一桌。不少菜我从来没有吃过，也叫不上名字来，毕竟是乡下人头一次进城呀！但我对冷盘发生了兴趣，其中有鱼皮花生（后来才知道的）和各种水果，我专拣这些东西吃，不吃别的。我爸是主人的姨丈，他把我们安排在宁波市头面人物那一桌，其中一个何（贺）律师，他看我这个乡下小孩喜欢吃这些冷盘和瓜果，很客气地都放到我的面前。事后，父亲埋怨我不懂事，会被人家看轻的。贵宾们个个彬彬有礼，吃东西自然有绅士风度，我父亲这个老农民，也不由得拘谨起来。桌上有好多菜肴，略动几筷，基本未动，其中有盘全鸡，没有人下筷，我父亲想吃，就是不好意思下筷，酒宴结束，眼睁睁看酒店的跑堂（或者店小二）原封不动地拿回去。事后，父亲连说“可惜，可惜！”
现在办喜酒叫婚宴，城市里都在大酒店、宾馆预订。我参加的都是我学生的婚宴，如叶海玲在中山饭店，郑曙辉一对在云海宾馆，翁丽波与陈钧在镇海招宝山宾馆，李小海与戚红艳在江东的现代大酒家，包振宇在新芝宾馆，卢映和王激华在国泰大酒店（即今香溢大酒店）等等。家在乡镇的还是承袭老传统，如江财波和徐巧飞一对、颜飞标等他们结婚仍在自己家里或家门口自办酒席。
一些大款办喜酒非五星级酒店不可。如我的好友任光寅对我说，2014年，他的一位亲戚为儿子办结婚酒选在宁波南苑饭店，那是宁波首家五星级宾馆，办了一百桌，每桌两万元！（一般数十人聚餐，1200～1500元足够了）我吃了一惊，问他婚宴上吃什么菜，他不能一一说出，就说了一句：“应有的，都有了，就是烧得不好吃。”他是吃惯了东坡肉的人，哪里能够领略大款们的口味呢！这样的婚宴太奢侈了，应扣高额的酒席税！我想中国绝大部分老百姓会同意我的建议的，并拍手大叫：“好！”“应该！”
2016年5月5日
我家的老屋
“故乡”任何人都有，人们的居住地，即住所，是赖以遮风避雨的生活场所。名人“故居”，如绍兴的三味书屋附近，就是中国大文豪鲁迅先生的故居。
我在孩提时住过的老屋，在鄞县（现为鄞州区）横溪镇上街头，位于上楼将军庙（上庙）北面近500米的村落中，三间中式二层楼，与王祥裕补簟分住，他家住东边一间半，我家住西边一间半，楼下中间的堂前间，两家公用。堂前有三道门，中央大门，其左右各有一道侧门，侧门平时是不开启的，只有办红白事时才开启，并将门柱卸掉，使堂前间成为没有门的大厅堂。堂前后壁，两侧各开一道小门，我们两家分别从一道小门进出堂前间。我曾在西侧大门上，用拾来的旧排笔，写了“天下为公”和“徐和房”七个稚嫩的大字。堂前楼上一分为二，前半间是我的卧室兼“书房”，后半间为祥裕哥所有。我的“小天地”极其简陋，用两根长凳搭成的眠床，挂着一顶补了又补，已认不出原色的夏布帐子，蚊子不惧这道“墙”，它们可轻易进出，早上起来，在蚊帐的旮旯里总可以捉十来只已吸饱我的血的花斑蚊。室内有一个书橱，用麻阿树做的，是老家具了，可算是我家的古董。本来有一对，还有一个放在厨房的水缸边，厨房潮湿，四只脚烂掉了两只，在我母亲过世时，给了大岙的二姐。七十年代初，老屋卖给王樵康，我把这个书橱带到了宁波，现在仍是我的书柜。当时，橱内的藏书，对于一个小学生、初中生来说，也只那么几本教科书，但还有几本我爱读的武侠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七侠五义》《七子十三侠》等。还有几本唱本，如《珍珠塔》《西厢记》，那不是想学唱戏，而是看看故事情节，“唱”呀“白”呀，我根本不知怎么唱。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和《今古奇观》我也有。这些旧书都是买来做包桃子的纸袋，我把这些书从乱纸堆里挑拣出来，成了我的藏书。当时，横溪没有书店，即使有，我也没有零花钱去买。所以，在一个农民家里，有那么多的书，是不错的了。书的主人，似乎成了一个小知识分子。
我家的楼房，楼上是母亲的房间，房里的家具是家里最全的，有两个大橱，大橱前有长长的橱凳；一张大木床，房前桌也有，虽然有点破旧，总算“一应俱全”。打开后窗，可看到徐家和较远的王家大院；推开前窗，可望见上庙和龙潭，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度过的。记得我五六岁时，几个姐姐来我家做客，晚上一起睡在大木床上，睡前我们玩捉迷藏，姐姐们用线毯把我眼睛蒙上，大概扎得太紧太严实，我一时透不过气来，手脚乱舞，姐姐们吓得来不及解绳带，慌忙中拿剪刀连线毯也剪破，把我解救过来，可脸上已憋得通红。楼下分前后两间，后间是厨房兼餐厅，灶旁还有一个小天井，放着两个盛天落水的陶缸；前间堆满农具等杂物，还有一个七石缸，父亲用这个缸酿过一次老酒，其余时日充当谷仓。秋收后稻谷收割上来，交了租，多余的存放在这个缸里，是我家一年的主粮。我的祖母在世时，也住在这个房间里。祖母过世（约1945年）后，就成了父亲的卧室，我也跟着他睡。睡前我缠着父亲讲《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桃园结义》《古城会》《过五关斩六将》《擂鼓三通斩蔡阳》《草船借箭》《借东风》，还有《失街亭》《斩马谡》《空城计》等都是父亲说给我听的。父亲只识几个大字，他的大名叫年暄，那个“暄”字，他画符似的写不出，还是我查字典猜对的。他那些故事是他从他三哥那里听来的。我孩童时，一天玩到夜，晚上睡觉也不肯安宁，常做噩梦，手脚乱动，有一夜我把父亲的肋骨踢伤了，他贴了膏药，近个把月才痊愈。
家屋堂前有很阔的廊沿（俗叫“檐唇”），两根屋柱之间搁了好多根长竹竿，俗叫“晾杆”，用来晾晒衣服、被褥的。夏天，廊沿也是我们吃饭休息的地方，屋里闷热，饭桌搬到屋檐下，放几条凳子、几把椅子，因无遮拦，就凉快多了。廊沿中间有两根屋柱，靠近我家的那根柱子，被锯了一个“口”字形的锯痕，用一块木头嵌补着。听我父亲说，那是“长毛造反”时被锯坏的。“长毛造反”即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851～1864年，可见老屋也有点历史了，称得上“百年老屋”。
老屋坐北朝南，西面的大墙紧挨南北走向的横溪大路，每逢农历一、六日为横溪的大市（集市），天刚蒙蒙亮，从道陈岙、大岙一带来赶市的山农，已沿着这条大道，肩挑背驮着各种山货，络绎不绝地向横溪街上涌来。他们必从我家屋旁经过，我已熟悉了他们发出的嘈杂声，这种声音虽然惊扰了我童年的许多好梦，却让我感觉到劳动的热情和生命的气息。不远处的小溪，溪水从龙潭里流淌而来，流经家屋边。溪水从河底的鹅卵石上流过，发出潺潺的水声，每当夜深人静时，潺潺的流水声，偶尔夹杂着几声夜鸟的啼叫声，犹如一曲催眠小调，催人入眠。
家屋附近的小溪边，有一个河埠头，用大石头和石板筑成，妇女们一日三次来此淘米、洗碗筷、洗蔬菜、洗衣服，或提水。溪水清澈见底，溪底全是鹅卵石和沙泥，溪水里有许多排鱼、花石斑鱼和叫不出名字的鱼在悠闲地游动觅食。凡有人淘米，它们就围拢过来，觅食碎米粒，并不怕人。夏天，人们常在小河里洗脚、洗澡，鱼儿会不客气地来啄你，痒痒的，怪舒服。小溪里的石缝和大石块下，常有虾、蟹躲藏着，翻转石头，有时会有一两只河虾或石蟹。放暑假时，我和小伙伴带着淘米沙箕、畚箕和面盆沿河捉虾捕蟹，巧的话，半天能捉到一饭碗鲜货。那时，河埠头的石缝中还有娃娃鱼，娃娃鱼长得丑陋，赤棕色，花肚皮，人们不认识它，误以为是剧毒的“五步蛇”，一见到就用石头把它砸死，所以娃娃鱼早就绝迹了。现在，小溪里也难得有鱼、虾、蟹了。
1958年初我父亲过世，1960年我在宁波成了家，1961年夏，母亲离世。横溪的老屋卖给了王樵康，他又转给了他的女婿沈信苗。他们对老屋进行了改建，房屋已非旧貌，但我一直把信苗的家视为我的“故居”。2015年1月20日，我去横溪参加信苗的葬礼，礼毕，信苗的大儿子建设领着我在老家转了一圈。他告诉我，这幢房子是他爸爸在王家小祠堂（老屋前面）的基础上改建的，厨房后面一块狭小的地方才是我家老屋的很小一部分。我的老屋信苗卖给了里山人，后因村里修建道路，老房子作价拆除了。那厨房后小天井中种着的那棵南天竺，已经长得很大了，是我在乡时将种植的小天竺移植过来的，但已不是我原来种植的地方了。时至今日，我才明白过来，横溪已无我的“故居”了。随着信苗的仙逝，我的故居梦也就结束了。
老屋虽然很早就被拆除了，我仍深深眷恋着老屋。临走时，建设还告诉我，他爸将老屋卖出时，被他的外公着实数落过一通。樵康叔说，这房子风水好，出了日新那么个人，不应该将这房子卖掉。这也许是建设对我失去“故居”的安慰吧。
2015年1月15日完稿
2016年4月24日修改
芝山寻祖
小时候，听父亲时常提起，我们的祖籍在芝山，意思是不要忘祖。我家不知什么年代搬来横溪定居、发展，父亲从未告诉过我。在我的记忆中，他只是偶尔去芝山，也不曾见芝山有亲戚来我家，我猜度，芝山已无我们直系本家了。记得宁波解放（1949年）前夕，芝山有一次整香火、修家谱，但要拿出一笔钱，大约是母亲不同意，我家也就没有参加这次家族盛会，芝山，从此也把我家忘却了，入了“另册”。我见过几本老家谱，是石印的，我虽翻过，但由于我文化程度不高，当时小学尚未毕业，弄不清徐氏的来龙去脉，只记得我的祖父叫万余公，属“忠良绍万年，诗书存古制”的“万”字辈，更因不知家谱的作用，纸质不能当草稿纸，也不能用于糊包桃子的纸袋，大概后来扯碎用来烧火煮饭时生灶火了。幸好，否则留到“文革”时就成了“封资修”的罪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