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复旦儿科，我看到了更多和啦啦一样的病人，一个一个小光头，把整个走廊全住满了。上海的病房很压抑，可能是那儿医疗制度特别严格，除非你找到主治医生和你的管床医生，不然不论你问谁，都没人来搭理你，而主治医生和管床医生几乎天天在手术，不在病房。所以在上海住院特别压抑，因为你有事根本找不到人，如果孩子发烧，也没人来处理，除非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反之，在溪口医院杨医生这里，你几乎感受不到你是个病人，因为医院就感觉和自己家里一样，有疑问可以和医生探讨，可以直接说出来，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请医生评判，就比如一个简单的检验结果，在杨医生这里，他们会主动告诉你，而在上海你却没地方问。我总觉得，在杨医生这里，医患之间的关系不像外界所理解的医患关系，更像是亲人关系，杨医生和啦啦更像是奶奶和孙女的关系。
2015年12月10日，啦啦在上海复旦儿科进行了第一次肿瘤切除手术。术前考虑到同时进行后腹膜和纵隔两个大手术风险太大，所以先进行后腹膜的手术。手术很顺利，啦啦也没有大出血，切除得也很干净，原本计划会去ICU观察也没有去，直接回了病房。也许是术前就有一些感冒迹象，啦啦回到病房当天晚上就开始高烧，持续将近40℃，用退烧药也不管用，最低只降到38.5℃，而且维持时间不长，不到两个小时温度又弹上去了。我们叫护士，护士说手术后发烧是正常的，让我们少盖点被子。其实啦啦只盖了一层薄毯——发烧后适当减少衣物，促进散热，这个我们懂，但无论我们怎么物理降温，还是起不了多大作用。在第三次叫了护士后，护士进来二话不说就把毯子掀了，还说这样盖着，不怕高温惊厥啊。但是像这样什么都不盖，只穿个尿不湿，我们无法理解——要知道这是12月，夜晚又冷又长，啦啦就这样什么都没盖冻了一晚上。那晚之后，啦啦的身体就出现半边冷半边热的状况，特别是发烧时，一半身体冷如冰，一半烫如火。第二天医生查房，我们和医生详细描述情况后，医生开了血常规和降钙素的检查，第三天，医生才用了抗生素，一天三次。直到挂上抗生素的第三天，啦啦的体温才逐渐恢复正常——也就是说，啦啦前后高烧了整整五天。术后第七天，啦啦上了化疗，高危组。上海的化疗用药比杭州重了N倍，我们一点防备都没有。
下疗后，回到杨医生那里，才第二天，白细胞就直接降没了。我记得，白细胞小于0.1整整持续了十二天，直到下疗第十四天，白细胞才升到0.3。同时，血小板也猛降，2015年12月22日到12月27日，血小板计数分别是203-116-71-32-15-7，才下疗第八天，血小板就跌到7，幸好杨医生血小板申请得早，给啦啦迅速输入、补充了血小板，可是升上后也没支撑多久，病情反复，六天后，血小板就又跌到12了，可见化疗对身体的破坏。抑制严重的同时，啦啦体内的感染也严重，CRP指标①从最初的0.5，两三天时间上升到150多。那一次啦啦好像患重症肺炎一样，躺在床上，弱弱地喘着气，一点精神都没有，感觉就剩一口气了，把我和老婆吓得每天轮流通宵值班。有几天，我老婆已经完全慌了，随时都想叫救护车直奔上海。但杨医生没有惊慌，她和我们一起比对化验单，冷静分析，认为我们用的药是有效的，从连续的血项指标看，药物明明白白起到了效果；从实际效果看，发烧的温度和发烧的频率也有好转的迹象，虽然还是高烧，其他指标也不好，但估计那是受化疗严重影响的结果，只要熬过抑制期，就应该能好转。杨医生吩咐其他住院医生和护士，来我们病房查房打针，都要先换衣服洗手。我们医生护士患者互相鼓励，熬过一天又一天，终于在熬过化疗抑制以后，啦啦慢慢好转起来。
有过第一次不敢用药的经历，和熬过一次高危化疗抑制的经历，后面就越来越顺了，我们和杨医生之间也有了默契，基本上不用开口说话都知道接下去要做什么了。对了，高危抑制那次，还有个小插曲。当时大家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抢救啦啦上了，正好有个小医生从外面规培回来，对杨医生说，这么危险的情况怎么不下病危通知单，他的言下之意很清楚也很正确，万一出了什么不好的事，医院方面也好有个凭据，可以少承担些后果。我记得当时杨医生的答复是这样的：危险不危险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写这么张纸条不是更让人家担心么？我当时真的感动得不行，都这种节骨眼儿上了，她心里却没有自己，只有我们患者。后来其他医生来打圆场说，医院规定的流程是这样，总要做一下。我也赶紧和杨医生说，该走的程序我们还是要走一下，这是应该的。再说啦啦已经不危险了。就这样，杨医生下了一张病危通知单给我们，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张，算是我们啦啦收到的一份别样的纪念品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杨医生不单单对我们啦啦一个人如此认真负责、满怀爱意，对别的患儿也一样，比如北仑的一个病友，也是在上海复旦看病，孩子名叫滨滨，现在基本在上海结束化疗后就直接来溪口医院，住进春雨爱心病区度过化疗后的抑制期，然后维护十五天左右，等稳定了再回北仑。滨滨的变化最大，他们之前没维护，每次去化疗前都没恢复好，自从在杨医生这里维护后，连上海的医生护士都惊奇滨滨有那么好的精神状态。上海的其他病友，见到滨滨如此大的变化，也羡慕地来咨询，想来杨医生这边。
啦啦在杨医生这里住了一年多的院，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我也更深刻理解了医生护士的工作。我看到，每一个医者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救治病人，作为患者，要多换位思考，医患双方互相体谅，才能改善双方关系。只是令我匪夷所思的是，像杨医生这样好的医生居然也会遭遇医闹和某些不公平，我觉得她一个人坚持太难了，希望能有一个团队来发扬她的这种精神，希望有这样一个团队来影响一家医院，希望有这样一家医院来影响一个系统。或许在当前的国情下，医患双方的矛盾会在短期内一直存在，但是有杨医生这样的精神，再加上医疗知识的普及，我相信这种矛盾能够缓解，医患关系也能进入良性循环。
目前啦啦已经完美结疗，处于恢复期，5年内如果没有复发，就可以说她已经被临床治愈了。而且妈妈又给她生了一个壮实可爱的小弟弟，名字叫多多，至本书出版就满四个月了。
滨滨妈妈讲述的故事
先说说怎么发现滨滨这个病的吧。
就在快过年的前三天，很偶然的，我发现宝宝的肚子凸出来了一点，再加上宝宝近几天食欲不振，精神一般，没有之前爱笑了，我就把这事告诉了老公，我老公也觉得不对劲。那时已是晚上，准备睡觉了，但我们还是立马穿上衣服，带宝宝去了北仑人民医院。告诉医生这个情况后，医生说让我们去宁波妇儿医院看看，这边看不了。当时我心里便有了莫名的恐惧感。我们抱着宝宝连夜赶到宁波妇儿医院，挂号等待。记得那晚人好多，我们等了好久，排到后，进诊室，医生看了只给了我们一句话，这里看不了，没有设备，去慈城那边的妇儿医院，有设备可以检查。然后我们立马又出发去慈城。冰冷的寒夜，人生地不熟，那里又偏僻，我们绕来绕去找了好久才找到医院的大门。找到儿科的医生后，医生左摸右摸说不太对，这时已接近半夜，医生说，明天上班来做个检查吧。我们当时的心情真的是难以用语言表述，只能在医院旁边找个小旅馆住下。只记得那晚好冷，我们就这样抱着裹着小被子的宝宝，熬了一整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起来给宝宝泡了奶，喝完就去医院了。开了检查单——核磁共振还是什么，忘记了，只记得得打镇静让宝宝睡着，再进去检查。检查做了好久，做完又等报告，拿到报告问医生，医生喊来了院长，他们商量了许久，才喊我们进去，跟我们说：“你们这个病很麻烦，要马上去上海。”他们抄给我们一个地址，上海新华医院。我看到报告上写着“肾母细胞瘤”。他们还说：“这病估计得看个两年，好的话还行，不好的话就……”听完我心碎了，眼泪立刻出来了。接着医生催我们：“别回家收拾东西了，瘤已经破了，现在立马就去上海。”
就这样，我们抱着小孩直接赶去上海了。要知道，再过两天就过年了，一路上，我们打电话给滨滨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告诉他们这个情况，他们立马也出发去上海。路上我们还拼命打电话给上海的亲戚，让他们给我们打听、联络。他们说去上海复旦，那儿有专门的小孩肿瘤科，然后我们直接导航到了医院，住了进去。我们等了许久，年也没好好过，一直住在住院部，等初七医生上班，才给我们滨滨动了活检手术，最后的结果的确是肾神经母细胞瘤。
中间的治疗过程就不多说了，太多的心情与泪水无法诉说，因为回忆是种痛苦，戳我昔时伤口，一回想就痛彻心扉。刚开始我们只知道救滨滨，也没问多少个疗程，直接上了化疗，谁知道化疗后果那么严重，每次都想象不到地害怕——发烧咳嗽，濒临死亡……我们只苦于无法真正探知孩子身体的痛楚，心神俱焚却无可奈何。前面几个疗程就这样在极度不安的折磨中熬过来了，到了第5个白药水后，滨滨扛不住了，又拉又吐，一天一斤往下瘦，眼睛都往里陷进去了，我们真的是担惊受怕又走投无路，不知道该找谁。因为滨滨的血常规还迟迟没能符合去复旦住院的条件，我们只能送他到家附近的医院打补液，但打着补液，他的身体还是每况愈下。当时宝宝每天要拉10次左右，每次一点点，我们心急如焚，却又没有办法，于是把血常规报告单给医生看，医生一看，直接大声说：“怎么那么低？你们这什么病？我们这里看不了！”当时诊室里好多人在，一下子都安静下来，像看西洋镜一样朝我们看。然后我老公就说了实话，医生立马说：“不行，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你们在哪看的这个病就去哪儿。这个要是出了事谁负责？”旁边的病人这时也有人附和着说：“快走吧，我们还要看呢。”大家都看着我们滨滨，我的心都碎了。但为了宝宝，我没有说话，就这样抱着他出来了。
我们只能回家。想起复旦的患儿家长建了个群，便跑群里问怎么办，我都快要崩溃了。这时候，啦啦爸爸出现了，他告诉我们，去奉化吧，找杨春雨主任。我们也没多问，就像找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带着滨滨，带上行李，直接来到奉化溪口医院，找到了杨主任。记得那天我们来到了杨主任诊室门口，看到好多小朋友正在看病，黑压压的一群人围着，我们在外面等了一会儿。我仔细打量了下杨主任，觉得她很有精神，对小患者和家长的态度也很好。轮到我们进去时，一开始我还有点紧张，不知道怎么说，杨主任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当时滨滨已经很瘦了，拉得都脱了水，看起来虚弱得不行了，杨主任充满怜惜的眼神一下子就打动了我，我觉得滨滨有救了。主任说，到住院部去吧，房间已经安排好了（是啦啦爸爸提前帮我们打好了招呼），进去就好。
说实话，那么漂亮的儿科病房我们还是第一次见，滨滨见了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杨主任给我们安排的是一间双人房，里面有单独的卫生间，主任说你们可以睡在另外一张床上，就不安排别的人住进来了，因为要照顾孩子，所以要休息好，才不会那么累。就这样，杨主任接收了滨滨。她的徒弟小梁很快也成了我们一家的朋友。那次他看了滨滨在上海复旦治疗的所有检查报告和资料，正式开始了对滨滨的治疗。
当晚，杨主任就来查房。其实，护士们现在回忆起来说，当时滨滨真的像是不行了，有气无力地躺着，眼睛深陷，面色白得可怕，但主任开口就说，没事，我们首先止住拉肚子、吐，营养液每天一小袋挂上。因为那时滨滨已经不怎么吃东西了，再加上化疗引起的呕吐和腹泻，整个人都是干瘪的，他的体重在六天时间内从24斤左右降到了18斤！打针时，因为太瘦，人又小，血管不好找，护士一边安慰滨滨一边艰难地打针，打完留置，杨医生就开始了一系列的治疗。
滨滨这个病每次化疗完就会产生一个抑制过程，血项会掉，白细胞会掉，血小板会掉，很可怕，人都没有血色。那次滨滨终究没逃过输血小板，但因为滨滨是B型血，而那两天血库正好缺B型血，主任找遍了全宁波的医院，四处讨要B型血，最后还是滨滨的爸爸去宁波献血，指定给滨滨用，第二天下班时血小板终于到了。看到滨滨终于输上了血小板，杨主任比我们还开心，那天晚上她陪在我们身边，一直看着滨滨输完血小板才下班回家。
杨主任很贴心，告诉我们，最好自己拿电饭锅来给滨滨煮粥，这样比较安全，也更有营养保证。在病房用电饭锅，别的病人都不许，可以说任何医院都不许，但主任说，你们怎么方便怎么来，在我这，没事。滨滨也很给力，在杨主任的精心治疗下，止住了拉肚子，止住了呕吐，慢慢吃得多了，精神一天一天开始好起来，可以喝上一整碗白粥了。怎么说呢，我一开始不懂什么药什么效果，啦啦爸爸介绍多了才慢慢懂起来，虽然还是叫不全药名，但是我知道主任用的药虽然便宜但是好用，对滨滨有效果。主任从开始到现在，从来没有给滨滨上过很贵的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