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着时光的河流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段称得上“伟大”的时光，那就是童年。童年的伟大之处在于：怎么做梦都不过分。因为那是个深信梦想可以成真的时代……
我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我们的国家刚刚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是物质和精神都绝对匮乏的封闭年代，但这似乎并不妨碍我拥有一段轻松愉悦的孩提时光。这完全得益于我单纯而相对殷厚的家境。
非常时期的殷厚家境是需要底气的，这底气来自我那富有传奇色彩的祖辈们。
一
19世纪中期，也就是大清朝中期，腐败盛行，民不聊生，闭关锁国、重农抑商政策使经济发展严重滞后，资本主义萌芽受到严重阻碍，人民思想受到禁锢。世代居住在湖南湘潭、曾出过好几位进士和举人的名门望族——我的祖上杨氏家族，也显现出日渐衰落的迹象。
于是，某个清晨，一家人携幼将雏毅然离开了故土湖南桃源。浩浩荡荡向西进发的他们并不知道将来会面对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只是抱定一个信念，往前，就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千里跋涉，我的祖上最后来到四川广安武胜。这片战乱后的土地满目疮痍，人烟稀少，他们很难想象这里就是原先心目中的世外桃源。但他们还是坚定地留了下来。广袤的土地也以母亲般的胸怀接纳了他们，玉带般蜿蜒的嘉陵江从此开始孕育杨氏的这一支脉，无数的子孙开始在这里繁衍……
“天保定汝，万事永昌。”当我的曾祖杨汝林（举人）为两个儿子分别取名为杨万仁、杨万义时，杨家家风中“仁义”的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杨氏家族在此开办学堂，尊师重教，以德治学，为乡邻所称道。
杨万仁就是我的祖父。成人之后，他给自己取了字——“修业”。他希望自己能有汉末杨修之才、北宋杨业之德。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两个字的意义。首先是才华过人。人称有过目不忘之能的祖父是能够背下整部词典的“学霸”，一支笔杆更能写出锦绣文章。老一辈亲朋中常有人感慨，他完全是考进士争状元的料子，可惜科举被废除了。祖父从四川高等师范学校（后合并为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被县里两所中学（男校、女校）同时聘为语文教师，可见传言不虚。其次是忠义报国。1937年七七事变后,祖父毅然离开家中娇妻幼儿，报名入伍出川抗日，担任防毒部队上校。后来随着战争重心的转移，国民党冀察战区分崩离析，他重新回到川大，担任物理系教授。
祖父一介书生，正直、爱国，但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不过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政治信仰，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同情中国共产党人，经常凭借自己的地位、威望与学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名人效应），给身陷囹圄的共产党人当保人，以他特有的方式来为国出力；而他的两个幼子也在他的感染下，帮助共产党人传递情报，站岗放哨——我想，他那时就一定已经看到，中国的未来在中国共产党人手里。祖父这样一位单纯的知识分子、一名学者，看到祖国山河饱受蹂躏，心情郁愤，积郁成疾，不待中国解放战争获得全面胜利就离世了，当时，两个孩子一个十五岁，一个只有十二岁。听父亲回忆，那时镇上的各界人士和学校的师生都自发前来送葬，队伍排了几里长，还有无数人来到家里，只为求得一本祖父做过笔记的书带回去珍藏。祖父魂魄归西后，所在地的政府专门为他立碑并撰文立传，以让后人永记。
2007年，正逢祖父百岁诞辰，我叔叔专程从湖北武汉赶去，凭着儿时的记忆寻找到了当时的立碑地点。只可惜，祖父的墓碑已湮灭无踪，无迹可寻。现场除了几段残缺的外墙外，杂草丛生，一片荒芜。我堂妹将照片发到网上，我父亲看到那张图片后，潸然泪下，并沉默了整整一天。当年的幼子、我的叔叔，现已年过八旬的杨世宏，还清晰地记得小时候，每天早晨，小兄弟俩手牵手来到父亲床前，照例先给病中的父亲请安，然后就开始用稚嫩的声音背诵家训。时光荏苒，70多年后，在杨世宏八十岁寿宴上，这一幕重现了。一家三代恭立成排，在寿星的带领下齐诵家训：“我愿做世界上第一等人。须体格健壮、精神旺盛、思想高尚、行为良好、技术精巧、言语美妙，无丝毫恶劣嗜好，有一切优良习惯，不迷信、不固执，做事有计划和恒心，勤俭耐劳而能适度，勇敢前进。要利用时间、空间、物力、财力和自己的体力、脑力，创造出光明快乐的新生命！”
祖父逝世3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当时正读大二的父亲杨世旭，毅然放弃学业，告别寡母，扛起了枪，迈进了人民军队这个大熔炉，渡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虽然他只是一名战地新闻工作者，没有亲临前线真刀真枪去打仗，但他却从此成为一名真正的革命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荣获一枚金日成和平奖章。1953年，父亲回国，在辽宁师范学院政治系继续他的学业，毕业后留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工作。1957年与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母亲结婚，共生育子女4人。
说到母亲，不得不说说她的家庭。母亲的爸爸，即我的外祖父，出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做船运起家的大户人家，从小家境富裕，家人几乎个个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外祖父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成绩优异，属人中龙凤。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行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的总工程师，他的名字在中国铁路发展史上占据着一席之地。外祖父沉静稳健，喜怒不形于色，因曾是国民党党员，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冲击。为了不连累自己的子女，60年代初，他辞去公职，并一直遵循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人生信条，很少与外界交际，只管精心培育自己的3个子女，过着内敛而精致的生活。
然而，事态并不以他的设想平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汹涌而来，席卷了这个和和美美的家庭，所有的子女，甚至于我们小字辈都受到了牵连：在北京卫戍区当军官的小姨父带着小姨提前转业；身为成都市水利电力工程设计院总工程师的舅舅，也因家族历史问题离开设计院，辗转进了偏僻的大山；而我的父母也从富庶的黑土地奔赴遥远的大西北，并为之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乃至一生。
二
父母亲在“文革”中的许多遭遇，我记忆犹新。那时，我和妹妹还小。傍晚时分，我和妹妹经常饿着肚子坐在母亲学校大会堂前的水泥板上等她。母亲往往是最后一个从会堂大门走出来的人，她身穿旗袍，拖着疲惫的步子，慢慢地向我们走来，虽然面容憔悴，但看到我们姐妹俩，面庞马上就带上了微笑。她温柔地牵起我和妹妹的小手，说：“好，我们回家喽！”那一刻，母亲传递给我们的温暖，在心中成为永恒的定格。
父母亲晚上偶尔也会谈论几句关于“坐土飞机”之类的话。我当时根本不懂他们嘴里的“坐土飞机”是怎么一回事，长大后看到“文革”时被批斗的一些老革命人的照片，一个个低着头，弯着腰，脖子上挂着牌子，双手反剪在背后，身体扭曲到怪诞，看不到面部表情……我这才知道，我亲爱的父母在“文革”中受到的摧残有多严重，“文革”是多么的丧心病狂！可他们留给我们的，却是笑对人生的乐观与坚强，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胸怀。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我们做孩子的也因这样的家庭背景，被红色少年团（红小兵、红卫兵）拒绝，两个哥哥在上大学后才加入共青团组织。而母亲是在“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才实现了她一生的梦想——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晚年病魔缠身、神志不是很清晰的那段日子，认不得家人，却始终记得让父亲去给她交党费。在母亲即将入土时，妹妹匆匆从她所在的宁夏工业大学党委拿来一枚鲜红的党徽，轻轻别在了母亲的胸前。
小时候在家里很少听父母讲他们的爱情故事。我只知道，外祖父与我的叔公是大学同学，而且很要好，应该是在大人们的频频走动中，孩提时期的父母就这样相识了。那时的环境并没有给予他们更多相互接触的空间，但母亲年少时秀丽的形象一直留存在我父亲的脑海中。记得我刚参加工作时（在现在的宁夏第五医院），母亲的一位旧交一遇到我就说：“你是老杨家的小雨吧？与你母亲还是很像的，不过没有她漂亮与有气质。”母亲的确很漂亮，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修长，乌黑的头发自然卷曲，气质更是与众不同——她在大学时是体操队的，行、坐、站都很有范儿，年老时身材也没走样。她对我们的形体也有很高的要求，让我和妹妹从小学舞蹈，并在生活细节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一言一行。“文革”时挨批斗，她依然穿着旗袍和高跟鞋，批斗过后，旗袍皱了、脏了，她会掸干净上面的尘土，并尽可能将其捋平整、服帖，才出来见人。
我的父母亲恋爱了。然而，有着严重政治分歧的两家大人坚决反对，再加上贫富差距的鸿沟，他们的爱情之路阻碍重重。祖父病逝后，祖母成了寡妇，要拉扯两个半大的孩子，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于是她运筹家中钱财，倾尽所有买下一些田产，以收租度日。这样的日子没支撑多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被划为了地主。而母亲家族这边，虽然也被划分为资本家，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祖母担心父亲供养不起母亲这样的富家女，外公家则嫌弃父亲是个穷小子，因为除了才华以外，父亲真可谓一无所有。
然而，已经是新中国、新社会了，讲究恋爱自由。父亲抗美援朝回国后，第一次去见母亲，就送了她一支派克金笔——我猜他应是倾囊所购，母亲很宝贝地将它珍藏在家中唯一一口楠木箱子底下，一直到大哥上大学才交到他的手中，并嘱咐他精心保管、好好使用。父亲还在某个重大节日或特殊的日子（比如母亲生日）送了一件漂亮的红毛衣给母亲——母亲娇生惯养，不会做任何女红，包括打毛衣，父亲此举让我母亲铁定了嫁他的心。现在上了点年纪的人一定还记得《小二黑结婚》里的剧情吧，我的父母可能没有电影主人公那么显性的浪漫，但他们一旦认定对方，便再也没有放开紧握彼此的手——他们俩相濡以沫地走过了整整50个春秋，直到死神将他们分开。
三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①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贺兰山在岳飞的《满江红》里，宁夏就在贺兰山脚下。
我的童年是在贺兰山下度过的。没有到过沙漠的人永远无法想象沙漠对于水和绿色的渴望。同样，在肥沃的黑土地上长大的父亲当年在接到支边通知时，年轻气盛的他只站在中国地图前大致浏览了一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便毫不犹豫地选定了宁夏这个号称“塞上江南”的地方，直到抵达宁夏，才真正领教到了大西北沙尘暴的厉害与那片陌生黄土地的苍凉。
下午三点，一股扇面形的黄风从贺兰山口刮来，起初只是觉得冷飕飕的，渐渐地开始风起云涌，西风卷起地上的沙砾，朝一个方向蝗虫般地突进。
几分钟后，天空一片灰黄，沙石开始呼叫，黄豆大的沙粒都被刮起来，横扫到脸上生疼，又像荆棘条子一样抽打到人的身上。刚开始时太阳还像一个巨大的蛋黄悬在半空中，到后来茫茫宇宙就像落入了万丈深渊，伸手不见五指。
……
“呜呜……”这天夜里，风力加大到十级，西北地区刮大风往往还带有怪声，似鬼哭，像狼嚎，令人惊怵。此时此刻沙尘暴就像几十头狼在一起吼叫着，卷起沙砾铺天盖地呼啸而来，天昏地暗，飞沙走石，一座小山似的沙丘，一瞬间被风搬得无影无踪。
上面这段引文节选自长篇小说《沙枣花开》，描绘的是从贺兰山口刮进来的沙尘暴，又叫黄毛风。还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冰冻，瞬息之间气温直线下降，温软的土地突然间冻结，好多南方过去的支宁青年都因此命丧黄泉，更多的是落下终身残疾。好在他们亲手植下的防风林后来慢慢长起来，支边青年们的生产劳动环境才有所改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慢慢适应了那种严酷的生存环境。这恰好也是我渐渐长大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