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史学经世思想的发展
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年），卒于嘉庆六年（1801年）。他自幼爱好文史。26岁肄业于国子监。28岁从朱筠学，自此结识了戴震、钱大昕、邵晋涵等著名学者，闻见加广，学识增长。35岁始写《文史通义》，从此20余年间续写和修改不辍。36岁应聘编修《和州志》，此后还编修了《永清县志》《亳州志》，参与修订《湖北通志》等。41岁举进士，自知不合时好，不走仕宦道路，而往往寄人篱下，从事修志和著述。他一生著作很多，后人辑为《章氏遗书》，主要代表作是《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研究的对象，不是史事，而是史文之义，即其研究不在于历史的本身，而在于史学。何谓史学？学诚有其独见。他说：“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人所谓史学，则未之闻也。”就是说，以博稽、文笔、故实、议论、体裁等言史，只可称史考、史选、史纂、史评、史例，而不可谓史学。学诚对史学的看法是：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
就是说，“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皆不是史学；只有经世致用，“切合当时人事”，才可称为史学。他的“六经皆史”说，也主要是论《六经》之旨在于“经世”。
学诚史学经世之说，主要是强调知时而实用。他说：“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意思是，治学必须博古而通今，考事而实用；否则，虽能考证琐细，然不算真正的学问。
经世致用，是我国史学的一个传统。明清之际，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顾祖禹等大史学家都讲求经世致用，有其杰出的史学成就。此后，考据学盛行，并由经学上的考据转到史学上的考据，出现了钱大昕、崔述等历史考据的大家，有一定的学术成就，但其中有相当多的学者局限于名物训诂的研究，视野比较狭小。他们有继承清初学者治学功力的一面，然比之顾炎武等讲求经世致用则有很大区别。学诚强调史学所以经世，提倡知时实用，要求持风气而反对徇风气，指出历史考据的偏弊，这是对史学经世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但学诚所论，“没有直接接触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谈论基本不出学术文化的范围”。
2.重视“别识心裁”
《文史通义》多处提到“别识心裁”。所谓“别识心裁”，主要是谈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圆神方智”，讲的是史书体例问题；一是撰述与记注（或曰著述与比次之书），讲的是史书编著问题。这两个方面，都是中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重要问题。
学诚在体例问题上常谈“圆神方智”。他说“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抉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意思是，史书记事应有一定的体例，所谓“方智”，是指记载赅备，有一定之体；所谓“圆神”，是指抉择去取，不为常例所拘。他举马、班二书为例，说：司马迁的《史记》“近于圆而神”，班固的《汉书》“近于方以智”。“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以搜逸也。迁书一变而为班氏之断代，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以示包括也。”意思是说，马、班二书都是纪传体，但又各有特点，迁书体例灵活，班书体例严整，但都能适应记事之需要。学诚接着说，马、班二书各有所长，影响很大；但后人“拘守成法”，而不思变通。故特指出：
宪法久则必差，推步后而愈密，前人所以论司天也，而史学亦复类此。《尚书》变而为《春秋》，则因事命篇，不为常例者，得从比事属辞为稍密矣。《左》《国》变而为纪传，则年经事纬不能旁通者，得从类别区分为益密矣。纪传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诵识。盖族史但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但欲方圆求备，不知纪传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尚书》之初意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纪传实为三代以后之良法，而演习既久，先王之大经大法，转为末世拘守之纪传所蒙，曷可不思所以变通之道欤！
这里提出的“别识心裁”，与“方圆求备”是一对矛盾。学诚以为，史书体例，应随时变通，随历史与史学的发展而发展，不能为体例所拘，只是“方圆求备”，而要“别识心裁”，想法变通，改进体例。
正因如此，学诚主张改进纪传体，申明“救纪传之极弊，非好为更张”，想出了增设“图谱”等法，并著《圆通》篇加以理论上的阐发，还想亲撰宋史而实践之，惜未成功。
学诚在编著问题上，强调撰述与记注的区别。他说：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此家学之所以可贵也。陈、范以来，律以《春秋》之旨，则不敢谓无失矣；然其心裁别识，家学具存。纵使反唇相议，至谓迁书退处士而进奸雄，固书排忠节而饰主阙，要其离合变化，义无旁出，自足名家学而符经旨，初不尽如后代纂类之业，相与效子莫之执中，求乡愿之无刺，侈然自谓超迁轶固也。若夫君臣事迹，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综核前代，纂辑比类，以存一代之旧物，是则所谓整齐故事之业也。开局设监。集众修书，正当用其义例，守其绳墨，以待后人之论定则可矣，岂所语于专门著作之伦乎！”
这里提出的“心裁别识”，与“纂辑比类”不同，前者是指“专门著作”，后者是指“整齐故事”；前者是“独断于一心”的“一家之言”，后者只是“存一代之旧物”的“纂类之业”。学诚在《书教（上）》谈撰述与记注的区别，在《申郑》谈“别识心裁”与“徒在其事其文”之相异，在《答客问中》讲“独断之学”与“比次之书”之不同，都是这个意思。故他特别指出：“守先待后之故事，与笔削独断之专家，其功用足以相资，而流别不能相混，则断如也。”意思是，专门著作与纂辑比类，虽然在功用上互有关系，但在流别上不能混同。
当时区别撰述与记注，或著述与比次之书，是必要而有意义的。所谓撰述或著述，即今所谓著，要有创见，有新意，甚至要自立规模。所谓记注与比次之书，即今所谓编，是就现成的材料进行整理或适当加工，编辑成书。这两种书的性质不同，任务不同，学诚对它们加以区别，是为了提高认识，以促进史学。
实际上，学诚重视“别识心裁”，就是强调“独断”与“成一家之言”，是在历史编纂学中提倡独创的思想与精神。
3.“史义”与“史德”
学诚以为史学只讲才、学、识是远远不够的，还当强调“史义”与“史德”。所谓“史义”，是指历史著述的宗旨，或是指探索学术文化演变之法则。学诚说：
“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
意思是，著述历史之义，要在记事行文的基础上，总结历史，表述思想，以达到一定的宗旨。学诚又说：
“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
这里提出的“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可谓“史义”之要旨。其高度概括，而言简意赅。据之推测，大意是说，著述历史，要对客观事实的演变探明法则，或揭示要点。
学诚对于“史义”，尽管一再强调，但无具体阐述。只是他谈到著述儒林、文苑列传之义时，透露了一点“史义”的大概。他说：“儒林列传当明大道散著，师授渊源；文苑列传当明风会变迁、文人流别，此则所谓史家之书非徒记事，亦以明道也。如使儒林、文苑不能发明道要，但叙学人才士一二行事，已失古人命篇之义矣。”就是说，写作儒林、文苑列传，不只是写学者文人的行事，而主要是对学术文化“发明道要”，即写出学术文化的演变及传授渊源派别，俾使后人可以得到启发。这里说的“道”或“义”，并非指仁义之道、伦理之义，而是指学术文化之道、著作之义。
所谓“史德”，是指著述历史的写作态度，也就是讲求史学家的思想修养。刘知几曾提出过史学须有才、学、识“三长”，还谈到过修史的态度，只是《史通》中未有专论。学诚肯定刘氏的才、学、识之说，但又以为不够，于是提出“史德”论。他说：
“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书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意思是，著述历史要有史德，要做到“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这里的“天人之际”，实际上指的是历史著述过程中的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天”是指客观的历史，“尽其天”是要求著述符合史实；“人”是指人们的主观意识，“不益以人”是要求人们对客观历史不掺杂主观偏见。
《文史通义》中的“文德”论，是与“史德”论一致的。学诚说，“文德”的要求是“必敬以恕”。所谓“敬”，就是“气摄而不纵”“心平而气有摄，自能变化以适度”，即要求行文审慎而文如其事。所谓“恕”，是要求“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即要求论史必须设身处地地具体分析。也就是说，对待客观历史，既要尊重，又要具体分析。这是很有意思的见解，对“史德”论实是补充。
学诚自言，《史德》篇“与《原道》《原学》诸篇足相表里”。《原道》三篇探究道的本原，强调“道原于天”，道器合一，论道是“万事万物之所以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原学》三篇探究学之根本，强调“下学而上达”，即事以达道。这与《史德》篇强调“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可以互相发明，其中所谓“天”“人”概念，基本上一致。
但应当指出，学诚不论是讲史学“经世”“别识心裁”，还是讲“史义”“史德”，都有其封建主义的思想烙印与“实用”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