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墓地后，我去了玛丽·巴斯德曾住过的房子。那里已经没有黄铜牌子了，铁栏门上依稀能看到留下的轮廓。我顺着那条马路望去，那应是籁雅最后一次来访后，糊里糊涂地走上的，在那位做父亲的想象里，那是一条无尽头的、渐渐模糊、消融的直路。
斯德哥尔摩楼梯栏柱上的金属尖，曾迎着梵特，以迅猛的变焦急速袭来，这个画面开始不断地追踪着我。我去看电影，要战胜它。电影的画面应该能帮我，可我又不想看这些画面，很快离开了电影院。
接下去，我想坐车，只想感觉车轮的滚动，这事比较容易做。坐着公交车我在城市中穿越往返，从一端坐到另一端，再返回，再换上另一辆，如此坐去。我想着《末路狂花》电影里两个女人的手，梵特尤其爱慕那里面的勇敢与优雅。车里变得空荡时，我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坐在方向盘后面，一直开到挪威的哈默菲斯特，或者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巴勒莫，去寻找最后的自由画面。随着公交车的行驶，我越来越确信，我只为画面行驶。而且我越来越觉得，我自己开着公交车，行驶在大峡谷悬崖边上。
躺在床上，无奈地等着睡眠降临时，我感到，我不能再这样继续自己的生活。有这样一种不幸，它大到没有文字便不能承受。于是，在朦胧的黎明时分，我开始写我听到的这个故事，就从普罗旺斯那个晴朗有风的早晨开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