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对于欧洲来说，是几个世纪以来无数变动的一次汇流，光明与阴影同在，欢欣与忧患共存。这是一个充满骚动和裂隙的时代。它与18世纪启蒙思想家预设的未来图景之间，已经拉开了多大的距离！难怪站在19世纪现实的地面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会发出这样一个论断：“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然是一幅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9世纪欧洲的社会现实，极大地影响了这一时期人文思想的流向。
现实的“令人失望”引发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激烈抨击，抨击之声来自各处。这里有保守主义者的声音——他们看到自由放任的“人”显露出的恶魔的一面，看到变革所要付出的动荡和破坏的代价，因此，这种学说贬抑个人，而强调团体、社会和国家利益；它缩减自由，而呼唤秩序、权威和传统的重建。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可以称作这一派的代表（由此可见“人”是多么奇怪的一种动物，总有许许多多相互矛盾的需求在他的体内冲撞，他需要自由，又渴望秩序，而这些需求又那么难以调和，不可得兼）。
这里也有来自浪漫主义者的声音——浪漫主义者总是向往飞翔的一群人。在他们眼里，人的灵魂、情感、精神的因素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鄙弃低俗，而寻求超越，他们厌恶卑污的现实，而赞颂真善美和自然的生活。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中形而下的世俗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便成为他们集中抨击的目标。在那个商业鼎盛、物质成就令人踌躇满志的时代，这一派却坚决要求精神生活的超凡脱俗。他们中的有些人把理想寄托于过去，认为中世纪社会的古朴宁静更接近人的“灵性”状态，如英国文学家、社会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和约翰·罗斯金；另一些人则把理想寄托于未来，希望在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实现超越，如德国诗人海涅等。
这里还有来自社会主义者的声音——从夏尔·傅立叶、罗伯特·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到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均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者的悲惨处境。后者相信阶级斗争终将判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从而在未来出现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和奴役，物质与精神生活极大丰富的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19世纪的欧洲并非只是充溢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抨击之声，对它的辩护之辞同样也是强大的。实际上，抨击与辩护在这一时期同时并存，相互交织，这种几元共存的局面甚至推进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例如英国哲学家杰雷米·边沁创立的功利主义哲学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的动机都是纯粹自私的，人类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这遭到浪漫主义者托马斯·卡莱尔的激烈反对，他生气地将其斥之为“猪的哲学”。然而边沁的忠实信徒——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却因此修正了边沁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学说：个人所寻求的快乐具有多种性质的层次，人最好要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而不是一个满足的傻瓜”。这里其实就吸纳了卡莱尔所强调出人的精神追求。
19世纪欧洲的大地上就是这样汹涌着一道又一道纵横交错的河流。
写到此处，我们似乎已经远离了关注的对象辜鸿铭，然而“19世纪的欧洲”却与辜鸿铭息息相关。1869年他远离太平洋上的小岛来到英国，这一事件实际上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辜鸿铭进入和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欧洲世界，这个世界对他而言，意味着一种巨大的生存背景，他置身其中。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往往只是历史潮流裹挟下的沙砾，纯粹意义上的单个人都不曾存在，每个人都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是与他所处的环境紧紧相连。辜鸿铭之所以能够成为最早进行中西文明对比的中国人之一，无疑与他曾经涉足于欧洲文明的河流有关，而他之所以会形成那么奇特的极端保守的文化思想，则又与他涉足的方式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在19世纪欧洲大地上奔腾的无数条河流中，辜鸿铭置身于哪条河流之中？
初到英国的辜鸿铭还在以一种孩子般的新奇的眼光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时，义父布朗对他的培养计划已经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布朗的教学方式是奇特的，他让辜鸿铭在完全不懂字义的情况下把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和歌德的《浮士德》硬生生地背诵下来，达到滚瓜烂熟的程度，然后再教给他字意和词意。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居然被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做到了，他在语言方面显示了非凡的天赋，他就这样掌握了英语和德语。加上后来的所学，辜鸿铭一生精通英、德、法、意大利、拉丁、希腊语，此外还懂得一点儿日语和俄语。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成绩。而且，背诵莎士比亚和歌德，也使辜鸿铭初次步入了文学殿堂。从这里我们会发现，布朗其实在有意地培养辜鸿铭对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志趣，他无疑在为辜鸿铭选定奋斗的方向。这带给辜鸿铭的影响，要等到以后才会逐渐显露出来。
我们的命运往往取决于我们在世间遭逢何人。布朗对辜鸿铭的意义还在于他使辜鸿铭走近了托马斯·卡莱尔——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873年至1877年，辜鸿铭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专攻西方文学。此时78岁高龄的卡莱尔正任教于爱丁堡大学。而布朗与卡莱尔则是好朋友，他常常带辜鸿铭出入于卡莱尔家中，聆听他们高谈阔论。卡莱尔的教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辜鸿铭的成长中来。
这位已经白发苍苍却又依然充满激情的老人，给辜鸿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卡莱尔的激情来自浪漫主义那种与现实毫不妥协的精神，他一生致力于批判欧洲现代文明的弊端，贫富悬殊、金钱至上、无政府状态、虚伪民主、人性异化……资本主义世界里的种种现象都成为卡莱尔痛加抨击的靶子。直到他晚年执教于爱丁堡大学时，这种批判的激情还依旧燃烧。这位老人身上焕发出的旺盛的活力令辜鸿铭感到惊讶。当时卡莱尔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已无法亲自登台为文学院的学生授课，于是就由他的大女儿代他讲，然而每次他都在讲台旁边放一个转椅，坐在那里听着，并不时地插话、作总结、回答学生的提问。有时候卡莱尔会说得忘情起来，一任自己的语言汪洋恣肆地流淌，整个教室里充满了他慷慨激昂的声音，其他的一切都不再存在。对于十七八岁正值青春年华的辜鸿铭而言，卡莱尔批驳社会弊病时那种锋利的言辞、严正的态度、热诚奔放的感情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正义感，均有着极大的魅力。这个年轻人很快以一种崇仰的目光注视着他的老师，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卡莱尔的著作，许多篇章均能成诵。而布朗每次晚上带他去卡莱尔家聚谈也成为一件欢悦的事情。卡莱尔和他的女儿在聚谈中解答了上百个问题，遍及文史哲社会科学，有时，三言两语；有时，千言万语。辜鸿铭则在一旁入迷地倾听着。这些与卡莱尔在一起的场景，构成了辜鸿铭人生历程中色彩鲜明的画面，以至于多年以后，爱丁堡大学爬满常青藤的教室、卡莱尔家中深夜透出的灯光，还时时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由于卡莱尔的影响，另外一些浪漫主义者——英国的阿德诺、罗斯金，美国的爱默生——也成为辜鸿铭兴趣的焦点。他毫无困难地阅读他们的著作。在阅读中，这些人对现代文明的不满，对情感道德的关心，对物质主义的唾弃……竟那么容易地印进了辜鸿铭的心灵，他与这些观点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它们同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仿佛在遥相呼应。当许多年过去，辜鸿铭开始自己的事业——撰写中西文化比较的著作时，他现在的精神导师的观点便频频出现于字里行间。卡莱尔的名言：“现代社会是混乱再加一条枪”，“‘现金天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罗斯金的论断：“一个鄙视文学，鄙视艺术，鄙视自然，鄙视怜悯，把全部精神集中在小钱上的国家，是不能不受惩罚，没有危险而存在下去的”；爱默生的宣告：“我就是要歌颂精神的力量，反对机械的力量和眼下的机械哲学”。……都被辜鸿铭反复引用，以之作为自己论点的支撑力量。此外，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华兹华斯、海涅的诗歌，也曾经激动过辜鸿铭年轻的心。
这一切无疑都表明了这样一点：在欧洲大地上众多的思想河流中，辜鸿铭踏进的，是一条浪漫主义的河流。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造就了辜鸿铭的与众不同。
像辜鸿铭这样留学国外，具有深厚的西学背景的中国人，在19世纪中叶，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是有的，譬如严复，就与辜鸿铭有颇多暗合之处。二人都是福建人。1877年，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度完四年时光，顺利通过了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诸多科目的考试，以优秀的成绩荣获文学硕士学位。也正是在这一年，严复由国内赴英留学，入格林尼治海军大学。三十三年以后，也即1910年，辜鸿铭与严复同时获得当时清王朝给予的一项荣誉：以其“游学专门列为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严复名列第一，辜鸿铭次之（詹天佑、魏翰则被赏给工科进士）。和辜鸿铭的经历有着更惊人的类同的，是广东人容闳（1828—1912年）。二人出身相似，均有外国血统：容闳的父亲是华人，母亲则是美国人。二人均少小离家，远渡重洋：容闳1847年赴美游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辜鸿铭在欧洲一住11年，容闳则在美国待了8年；二人均先精于西学，再学的中文：容闳回国时汉语几乎忘光，不得不重新专门学了两年汉语，辜鸿铭亦然，而且他的汉语始终说得不太流利，汉字也写得不大漂亮。
像辜鸿铭、严复、容闳……这些人，可谓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他们的出现，反映了晚清时那个古老的、衰落的中华帝国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动。我们前面曾经提到，19世纪中期以后，“天朝上国”的迷梦已经被西方列强的炮声震碎，中国人，再也无法漠视“西方”这一咄咄逼人的现实存在，“了解西方”成为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的共同追求，于是，留学生也就应运而生。一般说来，凡是受过欧风美雨吹拂的人，多能意识到“西方”这个语词中隐含的关于“强大”，关于“进步”这一方面的意义，因而寄希望于以西方文明来革新中国社会。严复、容闳就是如此。严复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提倡学习西方，并为中国引进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先行者，他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等一系列西方著作，影响了中国整整几代人的思想观念。而容闳，他一生的事业都是倡导仿效西方，改革传统中国，“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此他参与过戊戌维新，并支持过辛亥革命。
奇怪的是，在经历上与严复、容闳极似的辜鸿铭，却在思想观念上完全与之背道而驰。辜鸿铭回国以后之所以获得“怪杰”“奇人”的声名，原因之一就是他深受西方文明熏陶，精通西学，却大肆攻击西方文明，极力捍卫中国传统，并且顽固保守到不通情理的程度。这一充满矛盾的现象足以让人迷惑不解，然而当我们追溯到他在欧洲乃是置身于浪漫主义思潮之中，这一令人困惑的“谜”也就不难解了。严复、容闳虽与辜鸿铭一样留学欧美，但前者首先接触的，是西方自然科学。早在国内的时候，严复就在洋务派办的造船学堂里学习了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课程，到了英国，他进的是海军大学，阅读的是亚当·斯密、斯宾塞、约翰·穆勒等人阐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科学发展原理的著作。容闳的所学也在这一方面，因而他们从这一角度发现了欧美的富强和中国极其不令人满意的现状。与之相反，辜鸿铭最早接受的浪漫主义学说，结果却是他对西方文明的失望，这对他以后折向传统，起了不小的作用。可见一个人在某一时间置身何处，往往会影响他整个生命轨迹的走向。从这里我们亦可见出学科的不同会导致思维方式的差异：严复、容闳是学理工科的，而辜鸿铭则偏好文史哲，虽然他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曾到德国某工程学院进修，获工科文凭，但那不过是为了以后找工作方便，随意地泛泛而学，并无深究。所以，这三人因学科上的差别，也就形成了看待世界的不同眼光。布朗先生早先有意培养辜鸿铭对人文学科的兴趣，所起的作用也正在于此。
这个沉浸在浪漫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社会思潮中的年轻人，无疑是意气风发的。他正值青春年华、浪漫主义者那种张扬个性、情感激荡的特征与此时的青春心态融合无间。整个世界仿佛在他面前毫无障碍地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大门。他在语言方面的天赋引人注目，21岁就获得了硕士学位，随即又先德国而后法国、意大利，一路漫游欧洲大陆……他已经感觉到自己胸中蹦跳的雄心，未来的事业是什么，他还不大清楚，但那无疑是重大而非凡的！他为这模糊而不凡的念头而隐隐激动。
但是一些不愉快的阴影也时时袭来。外面的世界不断让他感到“中国人”这一身份带来的压力。初入欧洲，他的脑后还留着在槟榔屿时的辫子。每次出门，街上的小孩不断跟着他叫喊：“看哪，支那人的猪尾巴！”这件事给辜鸿铭很深的刺激。日常生活中中国人所受的歧视，与他在书本中读到的一些章句是那样的不同。他知道爱默生曾经称颂：中国的“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他看到伏尔泰在著作中说：中国“政体实际上是最好的……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奖励美德的国家”；他还听到卡莱尔说：“世界已经走上一条错误道路，人类的一线光明，是中国的民主思想。”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却时时感到欧洲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来的人们的傲慢无礼。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那个自己所属而又从未到过的国度，究竟是怎样一块土地？
这些疑惑都埋在辜鸿铭的心底。这个聪明而好胜的年轻人，在受到外来的敌意和轻视时，常常采取一种别致的反应方式。游学欧洲时，一次他坐火车从维也纳到柏林去，由于旅途无聊，他顺便拿起一张德文报纸，或许是心不在焉，或许是有意闹着玩，他将报纸倒着看。旁边两个德国人叽叽咕咕地嘲笑道：“这个人根本不懂德文，还要装样子，真是支那人的怪毛病。”辜鸿铭听罢立即用流利的德语回击：“你们德国的文字太容易，我就是将报纸倒转，也能毫不困难地把它读得清清楚楚。”末了还用“最高雅的德语”将他们训了一顿。这件事透露出辜鸿铭最初的讽刺幽默才能，而且第一次显示了辜鸿铭特有的一种反击方式：以傲慢对抗傲慢。这种方式延续了他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