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ODUCTION
1950年9月10日，约翰·奥哈拉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撰文评论厄尼斯特·海明威的新作，该文开篇是这么写的：“当代最重要的作家，莎士比亚去世以来最杰出的作家，带来了新的小说。小说的名字是《穿过河流，进入树林》（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这位作家当然就是厄尼斯特·海明威啦，他是1616年之后数以百万计的作家中最重要、最优秀的。”
约翰·奥哈拉并非默默无闻之辈，他是声誉卓著的小说家，美国文学评论界向来将他与爵士时代的文学大师司各特·菲兹杰拉德和俄罗斯文学巨匠安东·契诃夫相提并论；在这篇评论发表的六年之后，也就是1956年，他的小说《弗街北段十号》（Ten North Frederick）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奥哈拉也不是国内常见那种随意吹捧圈内人的高帽批发商，他很少对同时代的作家表示称许，得到他公开赞颂的只有海明威和《愤怒的葡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等寥寥数位。纵观国内外文学史，顶尖作家对同时代其他作家给出这么高的评语，这种事情虽然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是非常罕见的。究竟是什么让奥哈拉如此推崇海明威呢？这要从海明威对现代英语文学的贡献说起。
在海明威出道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小说虽然已经几乎彻底地实现了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转变，但在文体上，那种追求繁复的维多利亚遗风依旧有着巨大的影响。以曾于1921年获得普利策奖的《纯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为例，该书前五个自然段共有559个单词，但却只分为12个句子，平均每个句子将近47个单词，其中最长一句有90个单词之多。随后几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无论是布斯·塔尔金顿的《爱丽丝·亚当斯》（Alice Adams）、薇拉·凯瑟的《吾侪中人》（One of Ours）、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还是路易·布罗费尔德的《早秋》（Early Autumn），情况也莫不如此。
早期英语小说偏爱这种迤逦文体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很难简单扼要地讲述清楚，但能够观察到的事实是，如果把对白排除在外，在1926年之前出版的英文小说中，平均每个句子长度是40个单词左右；而且几乎所有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都认为，能否写出复杂的长句，是衡量写作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所以读者可以在《白鲸记》（Moby Dick）第四十二章中看到，赫尔曼·梅尔维尔为了描写白色，不无炫耀地使用了一个令人目眩神迷、长达469个单词的句子。甚至连海明威这代作家也没有摆脱对长句的热衷。海明威的挚友菲兹杰拉德在1925年出版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当年默默无闻而后成为经典的小说开头前五段平均每个句子也有37个单词。正是在这样的语言背景中，海明威的小说处女作《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显示出了它的独特性和原创性。
这部小说从情节上来看是乏善可陈的，它讲述的是几个侨居巴黎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前往西班牙潘普洛纳参加圣费尔明节、观看斗牛的故事。小说的主角贾克·巴恩斯具有和作者相同的身份和相似的经历，他是侨寓巴黎的美国记者，曾在战争中受伤——并因此而变得阳痿，这点书中没有正面提及，当然也跟作者本人的情况不同。贾克在某次买春的过程中巧遇布丽特·阿什利，后者是个风流成性的英国妇女，离过两次婚，有着丰富的恋爱经验。两人一见钟情，但由于巴恩斯的生理缺陷，始终没有走到一起。随后巴恩斯和他的朋友比尔·哥顿、布丽特和她的未婚夫迈克·坎贝尔分头前往西班牙，前两者在潘普洛纳附近结识了罗伯特·柯恩，并和后两者在潘普洛纳相聚。这三男一女趁着圣费尔明节（也就是奔牛节）尽情地饮酒作乐，期间贾克将斗牛士罗米洛介绍给布丽特认识，而布丽特设法勾引了这个只有十九岁的少年。小说接下来讲述的是这四个爱着布丽特的男人之间争风吃醋的行为，曾拿过普林斯顿大学拳击赛冠军的罗伯特和其他三个人打架，并把罗米洛打伤了。这伙人在奔牛节落幕后分道扬镳，布丽特决定和罗米洛私奔到马德里，贾克则准备前往圣塞瓦斯蒂安。贾克在途中接到布丽特的求助电报，于是匆忙赶到她所住的蒙大拿旅社。原来布丽特认为她已经三十四岁，年纪比罗米洛大太多，两人不适合长相厮守，于是将他赶走了，想要跟坎贝尔重归于好。贾克为了安慰布丽特，带她乘坐出租车游览马德里城区，整部小说就在他们上车之后突兀地戛然而止。
尽管故事平平无奇，但《太阳照常升起》在1926年10月22日出版后取得了销售和评论的成功。该书以两美元的定价在两个月内卖出七千册，等到1928年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Men without Woman）出版时，已经先后重印了七次。与此同时，美国文学评论界也慷慨地将大量的赞美给予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曾在1930年获得普利策奖的诗人康拉德·艾肯在《纽约先驱导报》上撰文称：“如果说当今世上有人能比海明威写出更好的对白，我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布鲁斯·巴顿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书评则指出海明威的写作方式是独特的，“仿佛他从未读过别人的作品，仿佛他亲手发明了写作的艺术”。
只要翻开《太阳照常升起》，我们便能知道布鲁斯·巴顿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小说开头五段共有792个单词，分38句，每句仅有20.8个单词。也就是说，和其他小说相比，海明威这部小说的句子长度足足缩短了一半。对没有英文小说阅读经验的读者而言，这个定量文学分析的数据也许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不妨这么说，当年的美国读者看到《太阳照常升起》时的感受，跟1918年那些看惯《老残游记》《孽海花》的中国读者读到鲁迅的《狂人日记》时的感受是相同的，都是充满了新鲜和惊奇——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海明威是怎样让句子变短的呢？他的方法是尽量删减不必要的句子成分，包括定语、状语、补语和同位语，以及各种充当相同语法功能的从句。例如，《太阳照常升起》正文总共出现了50次smile（笑）这个词，在42次被海明威用于做动词的情况——诸如“布丽特对着他笑”“柯恩又笑了”“她挥挥手，并笑起来”“他笑了”等等——中，没有一次是跟着副词的。可以作为对比的是，伊迪丝·华顿在《纯真年代》中使用了“同情地”“勉强地”“欢乐地”等副词来修饰“笑”。这种只保留句子骨干成分的文体显得特别硬朗和简洁，它是对先前那种崇尚用虚词来表达情感的写作方式的背叛和创新。
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海明威的记者生涯有着密切的关系。1917年，海明威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入《堪萨斯市星报》，担任见习记者的职位，不过他在这个岗位上只做了六个月。翌年开春，应红十字会的征召，年仅十八岁的他中断工作，奔赴战火正酣的意大利，充当盟军的救护车司机。抵达前线没多久，海明威就在某次行动中受了重伤；他强忍伤痛，救出了一个意大利士兵，后来因此获得了该国政府颁发的银质勇士勋章。1919年初，海明威离开炮声轰隆的欧洲，返美进行疗养。
回到美国后，由于无所事事，他在某位世交介绍之下，开始替加拿大的《多伦多星周刊》撰稿。等到伤病养好，一战已经彻底结束，他没有重返欧洲的必要，转而在芝加哥的一份新闻月刊当起了编辑，并在那里认识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舍伍德·安德森。到1921年底，《多伦多星周刊》委任海明威为该刊驻巴黎的通讯员，于是海明威带着新婚的妻子哈德丽·理查德森再次奔赴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国内经济遭受重创，法国的法定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表现十分疲软，很长的时间内每十五法郎才能兑换一美元。这种汇率吸引了大量美国人和英国人移居巴黎，其中包括许多后来名垂文学史的大人物，比如葛茱德·斯坦、艾兹拉·庞德和詹姆士·乔伊斯。由于有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海明威很快融入了塞纳河左岸的生活。按照第一本海明威传记的作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洛斯·贝克尔的说法，海明威的文学才华很快得到认可，葛茱德·斯坦甚至建议海明威辞去《多伦多星周刊》的工作，像她那样过着俭朴的生活，将所有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但海明威并没有听取她的劝告，因为他需要《星周刊》支付的薪水来维持生活。在巴黎的前二十个月，他总共为《星周刊》撰写了八十八篇备受欢迎的文章，尤其是他对希土战争的报道，以凝练而生动的文笔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在此期间，他已经初步确立了短篇小说家的地位，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在1923年出版；几个月后，他的短篇小说集《我们这时代》（In Our Time）由巴黎的三山出版公司印行，并于1925年在美国出版。这两本书都卖得不好，《我们这时代》的三山版只印了170册，而美国版也只有1335册，在市场上的影响几乎等于零。但它们在文学评论界为海明威赢得了潜力新星的声望。所以当菲兹杰拉德在1925年5月抵达巴黎时，他最先做的几件事中就包括了拜访海明威。
两位未来的美国文学巨子一见如故，建立起持续终身的友谊。菲兹杰拉德只比海明威大三岁，但已经是著名的畅销作家，他的前两部小说《天堂的这边》和《漂亮冤家》由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付梓后取得巨大的成功，第三部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则刚刚面世。菲兹杰拉德特别欣赏海明威的作品，他敦促自己在斯克里伯纳的编辑麦克斯韦·佩金斯赶紧和海明威联系。有着史上最著名文学编辑美誉的佩金斯很快发现了海明威的价值所在，而海明威随后的所有作品也都交由斯克里伯纳出版。在《老人与海》的扉页题词中，海明威甚至将这部作品献给了该出版社的老板查理·斯克里伯纳和佩金斯两个人。
菲兹杰拉德的出现，以及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喜爱，让海明威兴起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于是在他二十六岁生日那天，也就是1925年7月21日，海明威动笔写起了《太阳照常升起》，八个星期就完成了初稿。经过几番修改，这部长篇小说在翌年10月由斯克里伯纳出版。
正如前面指出的，《太阳照常升起》的最大创新在于它的文体，海明威则承认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源自他在《堪萨斯市星报》工作的经历。该报有份指导记者写作的指南，总共七条，包括“使用短句；使用精悍的开篇；使用有活力的英文；要积极，不要消极”“不用陈旧的说法”“消灭每个浮夸的字眼”“引语要尽量保留原有的语气”等。《堪萨斯市星报》这些要求跟报纸的属性有关——由于出版周期、信息容量和篇幅限制，新闻报道必须以尽可能简洁的文字阐述尽可能多的事实，记者必须只关注事实，删除细枝末节和个人的感情色彩。海明威革命性地将新闻报道的写法引入《太阳照常升起》，创造了全新的极简主义文体。
这种文体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降低了阅读难度（下文将会说明海明威的小说并没有表面上看那么容易读懂），而在于它彻底地转变了作者的角色：从操控者变成建设者。
在海明威之前，小说家是其文本的操控者，他不仅要创造虚拟的环境和人物，还情不自禁地设定情感和反应。而海明威则不然，他只描述，不解释，把所有的判断留给读者去做。不妨以前面举过的例子来说明。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个人笑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他或她的笑脸，至于这个笑脸意味着什么，每个人会依据当时的情景做出各自的判断。然而在古典小说里，作者剥夺了读者去做这种判断的权利。伊迪丝·华顿会专制地告诉读者，这个笑是“同情地”，那个笑是“勉强地”，还有个笑是“欢乐地”。也就是说，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对小说的接受是被动的。而海明威则不，他专注于构建事实，并隐藏这些事实蕴含的意义，将其交由读者去发现。正如他本人曾经指出的，他的作品是建筑，至于如何装饰，那是读者的事。所以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所有作为动词的“笑”都没有状语，但是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猜测出贾克的笑是自嘲还是无奈，布丽特的笑是真心还是假意。
这种写法也跟海明威的创作理念有关。1942年，他在为其主编的《战斗中的男人：最佳战争故事汇编》（Men at War:The Best War Stories of All Time）的导读中写道：“作家的职责是说出真相。”诚如卡洛斯·贝克尔所说，这个信念贯穿了他终生，从来没有哪个作家像他那样，“如此强烈地主张、如此勇猛地捍卫、如此持之以恒地践行作家言说真相的义务。……其写作的首要目标，自始至终是替读者抓住和展现他通常所说的‘事物的本相’。”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海明威对“真相”的理解和在他之前的现实主义派作家不同。在海明威之前，马克·吐温、斯蒂芬·克莱恩、西奥多·德莱塞和辛克莱·刘易斯等著名美国作家也曾经当过新闻记者，可是他们的行文并没有体现出《太阳照常升起》的极简主义风格，关键就在这里。在海明威看来，真相如同冰山，浮现在水面的只是八分之一，而作家的任务，就是在通过小说的文字呈现这八分之一的同时，还要让读者感受到另外八分之七的存在。这就是他独创的“冰山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