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先生的《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是一本文笔活泼、信息量丰盈的现代出版人物史话著作，其立意不仅在于追慕前贤，也足可泽被后人，惠及尚未入门的出版新手。全书虽然只写了张元济、王云五、叶圣陶、邹韬奋、胡愈之、吕叔湘、巴金、张中行、周振甫、陈翰伯、陈原十一家，却足以成为当下任何一家出版社对自己员工的培训教材，或者传媒大学里编辑出版专业学生们的必读课件。我甚至觉得，只要把这本书中写到的这十一家的故事读熟了，你大致就能知道，该如何从事编辑出版这个古老的行当了。当然，我也建议俞先生或者别的同道者能接着往下写，再写一本“前辈”续编，接着陈原，从赵家璧、陈伯吹、范用、叶至善、钟叔河们，可以一直写到俞晓群本人。因为在我看来，晓群先生正是一位与上述出版前辈一脉相承、心存远大的出版理想，怀有高尚的编辑激情的出版家。
董桥先生有言：“天下青山都是一簇簇乱叠起来的。”一位出版家的成就也当如此：是由一本本传世的好书“乱叠起来”的。一提到俞晓群这个名字，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经他之手出版的一本本、一叠叠好书：《书趣文丛》，《万象主题书》，《万象译事》，《新世纪万有文库》，《吕叔湘全集》，等等。甚至包括《脉望译丛》中的《书之爱》，《人·书·情》中的《书的礼赞》、《旧俄书事》、《烈火中的凤凰》这样的只有三五万字的系列小书。也因此，我很赞同俞先生在《前辈》里说到的一个观点：在出版官员与出版家之间，并无必然的递进关系。职务性的例行公事，或者动用大笔国有资金，像做“政绩”一样，匆匆完成某个皇皇几十卷乃至上百卷的图书项目，虽然看上去很美，但都成就不了一位真正的出版家。出版家必须首先拥有真正的“书之爱”，必须具有俞先生所说的“人书情未了”、“以出版为终生职业”的痴迷情怀，必须拥有“为书籍的一生”的文化理想。我觉得，俞晓群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出版家。
我与俞先生迄今素未谋面，却心仪已久，并有过几次文字因缘，只是他可能并不知晓。一是他主事辽宁教育出版社、推出《新世纪万有文库》之时，我算是这套书的“粉丝”，几乎是每出一辑，购买一辑。因为爱之心切，渐渐地也看出了一点瑕疵，还特意写过一篇《向〈新世纪万有文库〉进一言》的书评，野人献芹，表达了几点愚见。其中有一点就是，文库既然面向普通大众读者，意在“开启民智”，但“古代文化”和“近世文化”部分，全部采用“白文”，不见任何注解和释文，字少、价廉、易存算是做到了，却未必适用于阅读。近世文化诸册是白话文，倒还好说，古代文化却全篇文言，没有辅助性的注解和释文，一般读者恐怕仍然是不得其门而入，对编辑出版者来说，也未免过于省事。还有一次，是我当时的一位出版界的领导，在辽教社出版了一本厚厚的著作，说是可能要重印，承蒙领导信任，让我给他校读一遍。我记得当时是颇花了一点工夫的，光校读出的人物生平等常识性错讹的勘误表，就写了好几页。当然，这只能怪作者下笔草率，鲁鱼亥豕，留下太多。这部著作后来有否重印，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给我留下了一点与俞先生、与辽教社的因缘记忆。
后来有一年，我和青年学者眉睫君一道去法兰克福出差时，同住一室，眉睫君带了俞先生的一本著作《这一代的书香》。在异域度过的那几个秋夜里，我正好借读了此书。最近又拜读了俞先生的《前辈：从张元济到陈原》和《蓬蒿人书语》（岳麓书社版）。这些著作，加深了我对俞先生的书爱情怀和出版理想的认识与敬佩之意。
《前辈》一书，好就好在它充满了有趣和实用的“细节”，注重挖掘出版前辈们的从业故事，而不是简单评说他们的出版理念和出版功绩。俞先生讲述起前辈们的编辑出版掌故，真是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如数家珍一般，充满“故事性”。如写张元济、王云五的这两篇里，越是“识小”的花絮和段落，越是引人入胜。写邹韬奋伟大的“出版精神”，也是诸如他在办生活书店时制定的店员工作守则，“店内必须设椅子，为不买书的读者提供看书的方便；店员面对读者询问，不许说‘没有’二字，要把缺货的书登记下来，立即去找；发现偷书的人，不许当众训斥”等等细节最具感染力。写出版家巴金的那一篇，俞先生用具体的小事例把“巴金的出版”的成功秘诀归纳为四条：一是个人理想与职业特征的吻合；二是作家学识与编辑工作的吻合；三是认真精神与出版实践的吻合；四是服务意识与尊重作者、尊重读者的吻合。最后认定巴金先生是一位“文化理想主义的出版典范”。我觉得，他对巴金的出版的理解、体会和讲述，也带着“夫子自道”的意味。他是一边写着这些前辈的故事，一边寻绎和证实着自己作为一名出版后来者，在精神上和情怀上与前辈们声息相通、薪火相传的地方。
俞先生观察和研究出版前辈，有自己十分独立的识见和独特的发现。例如他能把张中行先生纳入出版前辈之列，就非同流俗，别具慧眼。他把张中行先生的文章作“编辑散文”（而非“学者散文”）观；尊周振甫先生为“编辑型的学者”（而不是“学者型的编辑”）；评价陈原先生为“中国百年出版史上最后一位通才”，皆为新颖独到和“知己”之论。没有一种精神上的私淑和贯通，没有一种锐利和睿智的目光，难能有此感受与发现。
沈昌文先生说俞晓群是一位“有思想的出版家”。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句：他也是一位富有文化理想和人间悲悯情怀的出版家。他讲述前辈们的出版故事时，文笔大致是平实、素朴，有所控制的，但是有时写着写着就激动起来了。例如写邹韬奋那篇写到了最后，那种文人的悲悯情怀就会情不自禁地流于笔端：“但是，这一切似乎都与韬奋先生的理想境界渐行渐远。那天，我的思绪悄悄地潜入梦中，我看见新旧中国被一条时间的界河一分为二，此岸阳光灿烂，彼岸雾霭茫茫。我立于此岸，拨开时光穿梭的云层，向彼岸眺望。人们行色匆匆，目若无物，一切景色都像一部变质的老电影，忽明忽暗。我点击韬奋先生的名字，看到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在天光微露的时候，猝然躺倒在他深爱的土地上。他仰卧在那里，清澈的目光，凝视着灿烂的星空。一个小姑娘依偎在他的身边，晃着他的臂膀呼唤着：怎么办？怎么办？此时，他已经没有了说话的力气，但他还是顽强地抬起手，奋力写下三个字：‘不要怕’。此时，我慢慢地清醒过来，眼中含满了泪。”这样的文字，实在也可作“出版家的散文”观。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情怀、这样的文笔，像《前辈》这样的“人物史话”，比一般的出版研究文集和出版史著作更为生动好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