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二月，青年作家周瘦鹃将自己的一部欧美短篇小说选集译稿交给中华书局，以《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为书名，正式出版。书出版后，中华书局将样书送到教育部审定。如获通过，可获得一些来自教育部的奖励和资助。这年十一月三十日，《教育公报》上刊出了当时送报到教育部的一些参评图书的评审意见。其中一份《通俗教育研究会审核小说报告》中，刊布了这样一段评语：
“《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凡欧美四十七家著作，国别计十有四，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传略。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俗人之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唯诸篇似因陆续登载杂志，故体例未能统一，命题造语，又系用本国成语，原本固未尝有此，未免不诚。书中所收，以英国小说为最多，唯短篇小说，在英文学中，原少佳制，古尔斯密及兰姆之文，系杂著性质，于小说为不类。欧陆著作，则大抵以不易入手，故尚未能为相当之绍介，又况以国分类，而诸国不以种族次第，亦为小失。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
这段文字写得十分精到、漂亮，不仅充满真知灼见，而且文辞优雅，富有情采。该肯定的，都予以了充分肯定，对不足之处，也指正分明，令人心服口服。如果用后来唐弢先生所说的“书话的散文因素需要包括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来衡量，这无疑也是一篇标准的文艺“书话”。
当时一般人都不知道，这段文字是出自鲁迅先生之手。是知堂老人后来回忆说，其时鲁迅正供职教育部，在社会教育司任科长，这份评语就是鲁迅亲自撰写的。教育部对周瘦鹃这部翻译小说最终的结论是：“复核是书，搜讨之勤，选择之善，信如原评所云，足为近年译事之光。似宜给奖，以示模范。”
两年之后（一九一九年），周瘦鹃果然收到了中华书局转来的一份来自教育部的奖状：“兹审核得中华书局出版周瘦鹃所译之《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三册，与奖励小说章程第三条相合，应给予乙种褒状，经本会呈奉教育部核准，特行发给以资鼓励”云云。知堂还回忆说，鲁迅对于周瘦鹃能采译英美以外的作家的小说最是称赏，有“空谷足音之感”，只是可惜不多，因此鲁迅原本很希望周瘦鹃继续译下去，给新文学增加些新鲜的气息，可是不知怎的，后来周瘦鹃不再有此类译作问世。
事实是，周瘦鹃当时并没有机缘看到鲁迅先生的这段评语。当他后来也是从知堂回忆中得知这段掌故后，他几乎已经中止自己的翻译生涯了。周瘦鹃后来在《永恒的知己之感——追念我所敬爱的鲁迅先生》一文中说：“我才知道鲁迅先生和我有这么一段因缘，不由得感激涕零，深深地引起了知己之感。”他还回忆三十年代他去内山书店买书看书时，“总能看到鲁迅先生坐在店堂后面的藤椅上，和店主内山完造在那里聊天。我对着这位文艺界的巨人，有些自卑的感觉，不敢前去招呼，只是远远地看他几眼，废然而去。如果早知道我年青时蒙他老人家刮目相看，那一定要走上去致一个敬礼，表示我这一份永恒的知己之感。”
鲁迅先生和周瘦鹃的这一段动人的文字因缘，也使我想到了另一个话题。按说，鲁迅的这段评语，只是他作为政府“公务员”而撰写的不署个人名字的“职务文字”。职务文字而能写得如此优雅讲究，毫不敷衍，先生从文、治学之认真和敬业的态度，由此亦可见一斑了。再想到今天的一些政府官员，无论大小会议，动辄就用秘书或手下起草的八股公文，千篇一律，空洞无文，味同嚼蜡，面目可憎。与鲁迅先生这样的“职务文字”相比，真乃霄壤之别，岂可同日而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