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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破旧的石板房。支书老余有气无力地拐着小石磨，婆娘隔一圈往磨眼儿里添一把红果果。呼隆呼隆的石磨声中，就有血红如辣椒面的皮皮面面均匀撒下。小煤油灯的光随着屋外的风声跳跃着，忽明忽暗里，老余的额头上全是皱纹，稀疏的头发盖不住脑顶，真正糊住脑顶的全是土尘石尘草木渣。婆娘蓬头垢面的，一双硕大的手由于瘦，倒更像是鸡爪爪。她似醒似睡的，但添料准确无误。从怀里的竹筐中抓一把，隔一圈准确装进磨眼儿中。磨在转，她的胳膊伸出去缩回来，伸出去缩回来，眼看着小磨拐拐打着手了，那手总离木头一两寸。拐小石磨，老余是立着的，婆娘是坐着的。两个人男婚女嫁时，父亲为他俩打了这副新磨。上扇一尺厚，下扇八寸。磨了近二十年的粮食，生了三个娃娃，上扇还有六寸，下扇方余四指。这石磨，也是尘世间的一对男女，上扇是男人，下扇是女人，中间那套榫的磨脐和磨眼儿就是他们交合的生殖器。他们生不出小石磨，却生出磨细的粮食，养育了要用小石磨的人。他们也和世间的男女一样，有情无情的岁月让他们憔悴了，苍老了。人如那磨，磨如斯人。
磨在屋子的左边墙根，右边墙根放着一张黑不溜秋的小方桌，驻队干部老贺就坐在桌旁靠墙的破凳子上。老贺是公社的副社长，年龄跟老余相当。他们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碟盐水辣子和一碟黑溜溜如馍馍一样的东西，那就是馍馍，是用白蒿叶和去年洗过红苕粉剩下的渣子搅在一起加点儿盐，放在碓里杵成团贴锅烙出来的，跟粮食有点儿血缘关系。这是老余今晚招待老贺的夜饭。孩子们喝过了白蒿掺霉红苕片子面糊糊被老余撵上床睡觉去了。老余几次催老贺趁热吃，老贺虽饥火难耐，但终是没忍心动手。
老贺吧嗒着旱烟袋说：“我一会儿吃你的炒面吧。”
老余晃荡着身子，脸上是苦苦的笑：“这哪是你副社长吃的炒面。”
老贺也挤出点儿笑来，说：“你吃得，我就吃得。”
两个人一说一答，磨下竹席上的红面面慢慢就堆上了尖，形成了一条环状的山脉。这东西委实算不得炒面，只是人把它想象成炒面罢了。去年秋天满树挂红的又涩又酸的野果果，经一冬的霜冻雪寒，干巴得像一粒粒麻雀屎，酸味淡了，涩味浓了。老余的老婆给队里放羊，捋回来积少成多地攒着，实在没粮下锅了，就磨它。他俩常以此代饭。孩子们不能全吃它，吃多了拉不出屎来。老余白天在青石沟农业学大寨工地上抬一天的石头，身子骨早快散架了，一小碗野菜糊糊还塞不住一个大男人的牙缝，他饿得常常双腿发软，两眼发黑。拐石磨一半用的是仅有的力气，一半靠的是身体的重量。他对久久不动蒿子馍馍的贺副社长说：“老贺啊，你去把我们大队的情况向社长反映反映吧，四百多口人哪，多批点儿供应粮，哪怕是霉红苕干也行，群众老的老小的小，总得有下锅的才行。”
“是啊，只要是吃的都行，看你们吃这，我心痛啊！”贺副社长整天东奔西走，饥肠辘辘，对饥饿同样有切肤之痛。老余接着说：“我这还算好，还有一口进嘴的，有几户半大的娃儿，整天在去年的红苕地里掏烂红苕吃，队长赶都赶不走，家家户户的碗里，没一点儿五谷星星了。好几家把每年春天里吃榆钱儿的老榆树皮也扒光吃了。还有沟垴的成富贵，出一天工，罢了在野地里抠油菜根根吃。瞎眼婆娘吃观音土，脸都蜡黄了。昨天我们去他家调查，家里仅拇指粗几个红苕根根，那是留给他女子荷花吃的，还有……”
老贺把旱烟锅锅狠狠在凳子腿上磕了磕，打断老余的话说：“老余，你别说了，情况我不是不清楚。你也知道，国家有困难，缴上去的公粮半夜都运走了，粮站的库房大多是空的呀，政府也在想办法。”
“这日子，咋就过成了这样。”老余像是自责，也像是自问，又像是在叹息。
老余是经历过大苦大难的，但像这样的饥荒，他还是觉着度日如年。历史上的大饥荒，无非是旱灾水灾兵灾，这次的饥荒，与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饥荒都不相同。不是风不调雨不顺，不是兵荒马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三百天都泡在农业学大寨的造田运动中，匆匆忙忙种点儿庄稼，靠妇女孩子管理收割，运动一紧，红苕烂在地里腾不出手来挖。各大队虚报产量，把二百斤说成两千斤。公粮按比例征收后，所剩无几。夏秋冬三季，群众基本靠瓜菜红苕度日，越过年，瓜菜殆尽，户户断炊。种粮食的农民一年四季没粮食下锅，这也是有史以来出现在神州大地的咄咄怪事。
一阵冷风灌进屋子，煤油灯差点儿被吹灭，随灯影晃动而冲进屋子的是治安主任李天保。李天保外号李大虾，只因他身长背驼，像只大虾米，全村人都叫他李大虾，他的大名倒是被人们忘记了。
“日他奶奶的狗地主，白天黑夜都不安分！”李天保带着一肚子火气，把他那杆一年四季不离身、漆已磨掉许多、最能表明他身份的老步枪重重杵在地上。老余早已习惯了他那急屁火上墙的脾气，遇事不惊是他老余支书十几年练就的本事。他甚至连看都懒得看李天保一眼，兀自拐他的石磨。倒是老贺有点儿吃惊，忙问：“咋了，出了啥事了？”
李天保弯腰抓了一把老余磨的野果面面急急填进嘴里，他鼓着两腮，就着口水，慢慢咽下一部分后才口齿不清地说：“贺副社长啊，你都不知道，杨启义那个儿媳妇，狗日的娘家就是个老地主，又嫁了个小地主，快成地主精了，今儿个夜里，偷偷藏在队里的红苕苗圃地里抠红苕种，你说这个贼婆娘胆大不大？”
“谁抓住的？”老余这才问。李天保马上吹嘘道：“我呀，要不是我，谁还能逮住这个贼精贼精的贼婆娘！”他想，贺副社长这回肯定要表扬自己。说着话，眼睛却瞅见了桌上的黑馍馍。这还有馍馍！一定是贺副社长吃剩下的。这样想着，不觉口舌生津，腹响如鼓。那双脚，就不由自主地挪到了方桌的另一旁坐下，双眼死死地盯着那诱人的美食，就像监狱中关了十年，想死了女人始终没见一个女人而今突然见了一个赤裸裸美女的壮年犯人一样，只差一点儿就要扑上去。老余看穿了他的意图，马上说：“天保，你吃我磨的炒面吧，这炒面酸酸甜甜的，跟柿皮差不多。给贺副社长馏了个野菜疙瘩，他惦记着我那冬生，硬是客气着还没动筷子。”说着，停了磨，舀了一葫芦瓢红面面递给他。李天保接过葫芦瓢，看着这酸涩酸涩的、咽下都困难的野果面面，还不忘记又剜了一眼桌上的黑馍馍，把一腔口水使劲儿地咽了下去。
贺副社长把馍馍推到他面前，真情实意地说：“李主任，咱俩换着吃吧，我还没吃过老余的炒面呢！”
“哎不不不。”李天保把他的葫芦瓢高举过头顶，忙说，“贺副社长你别客气，我爱吃老余的炒面，你一个公社领导到我们大队这穷窝窝，让你受罪了。你快吃吧，老余啊，给他家的娃娃留着呢，是吧，老余？”
“哎……啊，是是，还留着呢。娃娃们吃饱早睡了。”老余只好随声附和。心说，留你娘个脚，小儿子冬生见他妈馏的菜团团，碎崽娃子想吃，还挨了个嘴巴子呢，你狗日的李大虾，你要是我儿子，你那张馋嘴早让娃他妈扇成没牙的屄了！老余要过贺副社长手中的旱烟袋，把馍馍往他跟前拉了拉，有些生气地说：“老贺啊，你再不吃，我就生气了，五尺高个人啊，工地待一天，你吃过啥？娃娃们不干重活，喝些稀的就行了，一个烂红苕渣的野菜疙瘩，要是在七八年前，今晚还不炒几个菜喝几盅？”
“会有那一天的。困难是暂时的，社会主义道路会越走越宽。到日子富裕了，我请你支书李主任下馆子，肉切大块，酒斟满碗，让二位喝个痛快！”贺副社长的革命信心坚定不移，对未来充满了期望和憧憬。他抓起菜团子一掰两半，把另一半塞到老余手里，并死死压着老余欲推让的手说：“你也饥肠响如鼓啊，我心里比谁都明白，咱俩一起吃！”
李天保端着一瓢野果子炒面已吃下去大半。晚上在家里，大女儿银霞煮了一锅说不上名的野菜汤汤，他喝了两大碗，再去舀的时候，早让儿女们瓜分光了。这些小兔崽子们，干活不中用，吃起来倒不含糊，好的不好的，只要煮上，都能呼噜呼噜塞到肚子里。早知道日子这么难过，当初就该少“制造”些娃娃。把个小尼姑，说生开了，倒像头会下崽的老母猪，哪一回弄她个要死要活的，准怀娃，真他娘的……他心里生着气，就没理婆娘和娃，背起枪就要出门。婆娘问他：“又哪家媳妇迷住你了，放下碗就跑？”
他没好气地说：“快闭了你个屄嘴，有人勾引我，我还没力气呢。我到村子里转转去，这春荒难挨的，说不定有些阶级敌人又蠢蠢欲动。”
“就你那觉悟高，满天下都是阶级敌人，打倒阶级敌人就是把公的都绑起来批斗，把母的、年轻漂亮的裤子扒掉骑上去……”女人一见他张狂就来气，一来气就揭他当初强奸她逼她做他老婆的老底，一揭他老底，李主任李连长就灰溜溜的，生怕老婆的话被第三个人听去了，赶紧走得远远的。他对社会主义大集体是真爱护，集体的任何财物他都了如指掌铭记在心。也正是由于他的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村里的有些人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压住了他们欲动的邪念，安分了不少！老婆骂他张狂也是真的，可他个治安主任，不张狂些，能压过邪吗？干活不干活，一月三十天出勤工哪，不当这个主任，三十天出勤工就得抬三十天石头，李大虾还不压成李罗锅了。这样一想，他又有些沾沾自喜，趾高气扬。但肚子终究还是不替主任争气，饿极了难受，吃半饱更难受。就像那有烟瘾的人，瘾犯了，只让你抽一口，把那瘾越发撩拨得更难耐。记得三队今天埋红苕种，何不去顺两根红苕吃吃，补充补充。主任晚上去庄稼地里那叫巡查，是对工作负责。要是群众晚上在庄稼地里，那就有口难辩了。这不，李主任想去顺两根红苕根根，一去就逮住了比他去得更早些，也想顺两根红苕根根的地主分子江竹竹。
他在余支书家吃着炒面，又添油加醋地把江竹竹偷红苕种的事重复了一遍。余支书抽着烟，听他讲完，长叹一声，一言不发。副社长老贺性急些，见老余无言，就说：“老余，你表个态嘛，该咋处理江竹竹，让李主任下去好安排。”
老余这才擦了擦满是酒糟疙瘩的鼻子，把烟锅在鞋后跟磕了磕，突然问：“天保哇，你黑更半夜到红苕苗圃地里做啥子啊？”
“我……”李天保没想到老余会这样问，没做心理准备，一时语塞。老余盯着李天保，心里马上明白了八分。他话语一转，黑虎着脸说：“江竹竹成分是个地主，可她也是个有吃奶娃娃的女人，地主富农本来给的救济粮就少些，我们都这么难，她一身供两口，更不易。批评两句，教育教育，工地的任务那么紧，我看就不开斗争会了。一个年轻媳妇，你还想把她留在大队过夜啊？”
“这……不是太便宜地主婆了？”李天保心有不甘。老余加重了语气：“地里埋着能吃的东西，惦记着的不是她一个人，你是个主任，心里应该比我更明白些吧！”
“余支书，你……”李天保像是被炒面噎住，有些脸红脖子粗。副社长老贺打断他的话，以领导者的姿态一锤定音：“就依支书说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地主也是个人，吓唬吓唬她，改了就行。”
李天保在公社干部面前向来唯唯诺诺，贺副社长发了话，他不好再坚持什么。他怀着个革命大功臣的信心来支书家表功的，没想到，被这老东西三言两语轻描淡写就化了去，这老杂毛，能看穿我李天保的五脏六腑。
李天保对老余还是有些忌讳的。
李天保是太平村的民兵连长，有一次参加全公社的民兵打靶比赛，得了个八十八环的头奖，回来趾高气扬地给老余吹：“我那枪法，全公社没一个比得上，武装部长老何才打了八十环，区上刘部长拉着我的手说，天保啊，你真是我们的神枪手啊。这神枪手可不是吹出来的……”
老余面无表情，说：“我看看你的枪。”
那时候，民兵连长人手都有一杆老式步枪，天天不离身。李天保把他脱光了漆的老牛腿步枪摘下来递给余庆堂，老余看了看枪，哗一声拉开枪栓，见膛内有子弹，便笑着说：“这个破烧火棍，我们下江南的时候，打扫战场也懒得拾它，让老百姓拾回去回炉打锄头。”
李天保脸上有些发烧，他能不知道支书曾身经百战，枪法如神？他自知今天吹牛找错了地方，是到孔夫子门前来卖文章了，正想找个话把刚才吹的牛掩盖住，只听老余说：“天保，我给你弄两只麻雀下酒吧。”抬手举枪，就把百米外树梢子上的两只麻雀打了下来。然后把枪扔给李天保说：“再打靶比赛，把我叫上，让我开开眼。”
百米外的麻雀看上去只有一个点，跟打靶时打靶心差不多，而且两只麻雀，打掉一只，另一只已惊动，立飞，第二枪就是活靶，在极短的时间内，打中一静一动两个靶，极难。老牛腿步枪，不比后来的新式步枪，它击发、退壳、上膛有一个过程，不能连发。不说在一两秒钟内打中两物，凭李天保他们的能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第二枪也打不响，更不用说瞄准了。充其量，他能把弹壳退掉。
李天保领教了老余的枪法，还领教过老余的智慧。
村上有个光棍汉子叫丑娃，丑娃自幼额头上烫了一道疤，紫红色，疤痕拉紧了额头和眼睛间的皮肤。丑娃的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老翻着。家里穷，娘和老子早就死了，丑娃也没娶媳妇。有好心的邻居给丑娃介绍了个哑巴。媒人领着哑巴来看家，哑巴一见丑娃的模样，拉一根柴火棍子就要打媒人，并把自己的一只上眼皮也翻起来，做成丑的样子哇哇直吐。围观的人都明白，哑巴嫌他丑、恶心。丑娃从此断了娶妻生子的念头。丑娃虽丑，但嘴巧，记性也好。地里干活时，男人们女人们说的歇后语呀、骚情话呀他都能记住，且学得惟妙惟肖。比如说谁斯文：孔老二的鸡巴，文屌屌的；骂倔强的人不听别人的意见：鸡巴插到油篓里，由（油）了你了……农民嘴里真正的歇后语都是有些酸的，丑娃干活时能一说俩时辰。那年秋天，玉米才成熟，生产队组织男人下地掰玉米。正好那天公社主任带着一群干部下来估产。啥叫估产？那年头，粮食收入不是收罢后秤称斗量的实际产量，而是地方干部们先看一眼，估计产量，报上去邀功请赏，二百斤的产量，一般能报一千五六百斤。有公社为了虚报小麦丰收，先把小麦割了，绑成捆，然后让人坐在上边照相，说是这里的麦子好得人坐在上边不倒，那产量，报一两吨人也相信。农民们一见干部们估产，就有抵触情绪，但都是敢怒而不敢言。丑娃这天心血来潮，说了句顺口溜：苞谷黄了壳，干部发了作，产量两千五，群众没吃喝。这话让李天保逮到了，晚上让民兵五花大绑了丑娃，召开全村群众大会，上纲上线，要把丑娃打成反革命分子。
老余坚决不同意。
老余说：“丑娃那张破嘴，本就是人拉稀屎的尻子，没个收管的，他的话你也听呀？”
李天保说：“丑娃这回说得不一样，他是针对估产干部说的，他把干部比作野猪骂的。这原话是苞谷黄了壳，野猪发了作。他把野猪改成干部，是啥用心？他是在骂我们的何主任呢。主任是谁？主任代表党，骂主任就是骂党。敢骂共产党的人就是地地道道的现行反革命！”
老余紧问他一句：“这话是你说的？”
李天保拍着腔子脸红脖子粗地说：“我说的。”
“你昨天不是骂我囊包子，稀屎抹不上墙么？”
昨天他俩都在公社开干部会，公社何主任要老余介绍他们大战青石沟的先进经验和事迹，老余不会吹牛皮，没说几句。下来，李天保笑骂老余是囊包子，稀屎抹不上墙。该露脸的时候，连脸都不会露。
“我是骂了，我不是跟你说笑么。”李天保品出了老余的话里有话，赶紧赔笑脸。老余没理他的茬，仍虎着脸说：“我是谁，我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我也代表党，你骂我不也是在骂共产党么？好家伙，你骂共产党的啥话，够反革命不？”
李天保盯着老余，脸慢慢变成了死灰色，好半天没敢放个屁。
丑娃免遭了一次陷害，也可能是牢狱之灾。事情平息后，老余把李天保拉到没人的树林子里臭骂了一顿。老余说：“天保，你羞先人哩，你舔公社主任的尻子不是那样舔法，拿丑娃做文章，他老子还是你亲舅爷哩，丑娃是你叔么，你连你叔都敢整，你狗日的忘本了。你少张狂着见天整人，小心哪天枪炸了火，让你做个短寿的鬼。”
李天保要不是老余一直能压着他，这些年的各种运动，不知他还要整多少人。好几次要整杨高贵，想下黑手，都是老余制止的。
江竹竹还被他关在大队的办公室中，有两个民兵看守着。
江竹竹也是倒霉，才溜到地里，抠了一根把粗的红苕，满是臭屎。白天妇女们排红苕种，队长就怕人们管不住自己的嘴偷吃，先让几个男人担了些稀粪汤，把红苕种在稀粪里泡过，排到地里，又用大粪细细浇过，再盖土掩埋。每年春天播种，队长都会挖空心思保护种子。前些年，玉米豆子种着种着就没种子了，明明留够了种那些地的种子，咋就没了？队长一留心，才发现人们一边种一边偷偷往嘴里填，这还了得？队长于是规定，哪块地多少种必须把地种完，他想，你吃啊，吃了就不够了。到锄草时一看，一块地稀稀拉拉的苗，缺一大半。是种子发霉了？队长命人挖开看，扒拉一窝不见种，再扒拉一窝还是不见种！还是让人生吃了，给你来个开窝不下种！队长那个气呀……当时，供销社有售剧毒农药1059，俗名“三代光”，就是老鼠吃了死，猫把死老鼠吃了也死，鹰再把死猫吃了还得死！毒性持久强大，一般用来灭野外的田鼠。队长无奈，只好把种子用1059泡过，用来防人。泡的时候，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人人尽知，而且1059气味浓烈，泡过的种子有强烈的气味呛人眼鼻，这样才保证了种子有效播下。而红苕种不能用此农药，这是因为，红苕种出苗拔苗秧子栽大田后，苗圃的红苕母质大部分还没有腐烂。虽然生产过苗秧秧耗尽养分的红苕母质已淡而无味，满是粗筋，但饿了的娃娃们和过路人还是拔着吃。因此，队长绞尽脑汁，终生出妙方，用稀粪汤泡过，臭倒那些贪婪的饿老雕。
江竹竹有一个五个月大的儿子。大人天天喝野菜汤，不生奶水，小娃娃没啥吃，越饿越是拼命咂她的奶，咂得久了，那简直不是在吃奶，是在咂她的血。家里用草叶养了一只母鸡，两天才下一个蛋，只够小家伙儿吃一顿。前些天，婆婆翻箱倒柜扫了两把米，泡涨了研磨成米浆，给小家伙儿吃了两天。今天一天，小家伙儿没一口吃的，大人喝的野菜汤汤小家伙儿不喝，就叼着奶，咂吧不出奶水来，他就哭，哭够了又叼奶，如此三番五次地折磨，把江竹竹快折腾疯了。老母鸡的蛋明天才下，给孩子弄点儿啥吃呢？她最后想出了白天下在地里的红苕种，偷俩回来，灰里烧烧，让遭罪的儿子吃饱吧。至于后果，天底下做母亲的但凡为了救儿子的命，是不计后果的。
李天保直戳戳地立在她的面前。狗东西不知啥时间从哪儿冒出来的。江竹竹两腿一软，就跪在了李天保的脚下。
江竹竹吓得双牙直磕绊，好一会儿才说出话来：“李主任，叔，我娃娃饿得直叫唤，家里没有一口娃吃的东西……”
“好你个地主婆，贼胆够大，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的种子，你也敢下手！”李天保在弱者面前向来是虎威十足，何况一个跪在脚下求饶的女人，还是一个人赃俱获的贼地主，他更是怒威并举。江竹竹碰上这个正得志的小人，也是她命里的劫数。她抱住李天保的臭脚继续求饶，李天保一抬脚踢翻了她，说：“你这回求饶，迟了，到大队去说去！”
“好叔哩，饶过我这一回。我从来没偷过集体的东西，这也是让娃逼的，你今儿饶了我，叫我干啥都行。”
李天保闻言冷冷一笑，下流地说：“这可是你说的，你把衣服脱了。”江竹竹闻言稍一愣怔，立即就解开夹衣的扣子，在隐约的夜色中露出她丰满的胸脯来。一双正哺育的奶子，虽没有孩子需要的充足的奶汁，却丰满挺拔，像一对刚出笼的白面馒头，馋得李天保连咽了几口涎水。他见江竹竹的双手没再动作，便无耻地问：“就这？”
“叔哇……”江竹竹露出难为之情，她毕竟是个结婚才两年的小媳妇。她还没有大方到在男人面前敞怀喂娃娃吃奶的程度，但是，自己一个地主成分加上今晚这不光彩的行动，到大队去还不知道要受到啥样的羞辱，如果让全大队的人用唾沫星子来淹没自己，还不如……想到这里，她索性利索地脱掉裤子，把一个女人最神圣最隐秘的地方全展示在治安主任面前。她是一朵正开放的鲜花，年轻、漂亮，身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奶香，在夜幕的掩护下，那简直就是一剂催情的春药！李大虾的心跳加速了，他扔掉钢枪直扑上去，扑向这个几乎可以做他女儿的小媳妇……但是，承受了太久的饥饿，在这道诱人的美食面前，他显得力不从心，只好用他那粗糙的、脏兮兮的手狠狠地把她猥亵了一番。
“把衣服穿上吧。”
江竹竹穿好衣服。
“把你抠的红苕拿着吧。”
江竹竹把红苕拿到手上。
“跟我走吧。”
竹竹这时胆子正了一些，说：“叔，各走各的吧，我娃还哭着哩。”
“你想得美，跟我到大队去！”
“啊……”竹竹两眼一黑，差点儿栽倒。
“咋的，做了贼还想回家？”
“叔哇，便宜你都占了，你咋还不放我呢？”竹竹这时是又急又恨，又羞又气，她恨不能一口吃了眼前这头两条腿的畜生。可畜生就是畜生，他毫无人性可言。他死皮赖脸地问：“咋的啦，我占你便宜啦？我弄你啦？啊，我没弄你嘛，你个小地主婆，现在人赃俱获，到大队去！”
他用枪直顶着竹竹的后腰。竹竹的眼泪呀，一下子模糊了双眼。月亮藏在厚厚的云层中，远山近树一片漆黑，夜猫子幽幽的叫声像是为谁敲响的丧钟，村庄里零星的灯火忽明忽灭，只有顺着地皮的风在见证人间这丑恶的一幕。
这年头，谁要是搞了军人的老婆，那叫破坏军婚，可以领刑数年；贫下中农若是搞个把地主，那叫苦大仇深，是对剥削阶级的憎恨，叫翻身报仇；别说治安主任没真奸她，就是真奸了，你个地主说出去也没人信，反而会说你诬蔑贫下中农。要是当场被抓了奸，那也好办，是地主分子使糖衣炮弹拉拢腐蚀贫下中农。总之，这个时代，你一旦沦为“黑五类”，你就是砧板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吧。
江竹竹生在一个乡绅家庭，爹爹是新中国成立前地方学堂的校长。过去的学校，乃富商乡绅地主所办，是富家子弟受教育的场所，因而学校颇有校产，土地百亩，鱼塘数口，山林无数，加上江校长善于经营，虽逢乱世，学校仍办得有声有色。江校长自己也有良田百亩，山林千顷。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政府里任职。据说，李先念领导的红军队伍转战漫川关时，他曾给予积极的帮助，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虽给他定了个地主的成分，却没怎么批斗他，算是开明绅士吧。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才被红卫兵小将们揪出来，置于大批斗的前沿。竹竹是1953年出生的，是他四十五岁得的幺女，自幼被他视为掌上明珠。受他的熏陶，十来岁的竹竹就知诗书、通音律。要是没有运动，他会把爱女打造成中国典型的大家闺秀，但这运动来了，一夜之间，一家人的生活从此失去了平静。父母受批斗，竹竹也只上完了初中就失学回家务农，一个劳动日给五分工，值七分五厘钱。竹竹美丽端庄又知书达理，很快受到村庄一群少年的追捧。最垂涎她的，要数队长的儿子高有志。
高有志算是这个特殊年代的无赖吧，仗着成分好，是贫农，仗着叔父是烈属，仗着爹爹是生产队长，他参加了民兵组织。生产队干活，他拣轻的，拣大姑娘小媳妇多的地方去。他最盼天天有批斗会，批斗会不用干活，还有坏人可押，大会主席台前一站，威风凛凛，被斗的人在他手中簌簌发抖，传递到他身上就是惬意和快感。他热爱这个职业，热爱这个伟大的时代。可惜，斗争会一月就那几次，多数的时候，还要耗在农业学大寨的工地里，开山造田，填河造田，整日里不是黄土就是石头，生活单调极了，无聊极了。工地里来了个花骨朵般的江竹竹，像是沙漠里突然出现了一片绿洲，一泓泛着银光的泉水。一群光棍青年一个个眼里泛着春意，有事没事总要跟竹竹套个近乎，或帮个手或拿个工具或找句话说。队长分派活的时候，有江竹竹的地方，小青年们就抢着去。其中最积极的算高有志。江竹竹完全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由于自己的出身，她原来料定会受到歧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一群青年的讨好和追捧中，她感到困惑，受宠若惊。面对高有志不时的小殷勤和讨好，她从不敢接受渐渐转为十分受用。转眼到了收麦季节，由于农业学大寨的任务紧，麦收回来后，都是夜里组织劳力脱粒。高有志和竹竹分到一个组里，负责叉草、堆草。
活儿干到后半夜，所有的人都困极了，队长让停了机器，大家倒在麦秸堆里就扯起了鼾声，高有志和竹竹窝在一处僻静的地方。竹竹快累散架了。她才参加劳动一个春天，身子骨远没有练出来，窝在草窠子里，转眼就睡着了。睡梦中，她梦见自己被野兽扑倒，那野兽伸着血红的舌头舔她的脸。她吓傻了，拼命挣扎，醒来后，发现自己是被一个人压在身下，那人的嘴就在自己的脸上乱吻……她想喊，嘴被身上的人用手捂住，耳畔只听得高有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竹竹，你别喊，我喜欢你。我家是贫农，明儿个就让媒人去你家，我娶了你，你就不是地主了。”
“不不……”竹竹惊慌失措，奋力地扭动着，企图摆脱他，但只是徒劳，她的反抗反而让他更加兴奋，更加粗野。竹竹从小体弱，哪是他的对手。她绝望了，同时也想起来是在脱麦场上，周围全是人。高有志这时连哄带吓地说：“竹竹，你别不知好歹，我一个贫农的儿子看上你地主家的小姐，是你的造化，你是攀高枝了。你要喊出声让人都知道了，我就说你勾引我的，看大伙儿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我。”
竹竹怕极了，她不知道这件事如何收场。她真害怕有人看见了他们在干这见不得人的事。高有志说得对，谁会相信她一个地主丫头说的话，到那时，你就是一只破鞋，一个婊子，人们会斗你、批你、臭你，直到淹死你……
她回家偷偷洗了自己染血的裤子。
高家的媒人她没等来，在高有志还在甜言蜜语哄她的日子里，传来了高有志家给贫协主席家送聘礼的消息。贫协主席的女儿春香也是队里拔尖的姑娘，与高有志年岁相当，成分相当，门当户对。
江竹竹大病了一场。病愈，她明白了一个理儿：生来就是地主成分，咱就安心做地主，哪怕被千人踢万人踹，绝不高攀。事后的几年，她渐渐长大，进她家的媒人不少，她都没答应。直到有一天，地主杨启义请人给他儿子说媒，竹竹一听是个地主成分，又看小伙子浓眉大眼的，虽不多语，却也实诚，就一口答应。
竹竹的婚姻让村里人议论了很久，只有两个人明白其中的理儿。一个是满腹道德文章如今被批斗被改造的老父亲，一个是摧残了竹竹的身子同时也摧残了竹竹心灵的高有志。父亲虽不知具体发生了啥事，但从女儿哀怨的神情里，从女儿的生活细节上察觉到了女儿的变化。读了大半辈子书的他能不明白一点儿事理吗？
老支书和李天保一起来放的江竹竹。江竹竹一见余支书，心里害怕万分，谁不知这是个铁面无私的倔老头哇。可她没听见余支书训她，只听见余支书严肃地对两个民兵说：“把人放了，这件事严格保密，别让饿极了的人被这件事提醒了。谁要是管不住他的嘴，小心我办他的学习班。”
竹竹感到一阵天旋地转，那个不争气的泪水一下子就把眼睛迷糊了。
“叔，竹竹不忘你的大恩，我娃长大了，我让他叫你爷、叫你亲爷！”
“这不废话，我就是你娃他爷嘛，谁让他叫亲爷，他亲爷是个地主嘛！”老余一本正经，严肃得很。李天保这时装腔作势地说：“支书是看你有个奶娃子，可怜，快回去吧。”
这天夜里，老余和贺副社长一夜未睡。他俩挤在一张铺上，分析了当前春荒的严峻形势，让老贺赶快回公社要救济粮。同时，老余也把能想到的办法又细细筛了一遍，决定明天一早就分派各小队组织妇女上山挖蕨根。
绝不能饿死人！老贺天明离开时，掷地有声地对老余下了死命令，老余也拍着腔子做了保证。
2
花花很久都得不到饥饿的人类馈赠的食物了。它整日游荡在山林野地之中，过着它辛苦、自由自在的捕猎生活。花花好像也意识到，人类是狗类的坚实依靠，狗类是投靠了人类才得以繁衍和生存的，而今，狗类成了人类饥荒灾难之下的一道美食，人类成了狗类的一大天敌。还是远离点儿人类好。因而，花花只有在夜间，才在谁家的屋檐下或柴堆子里度过漫漫长夜。令它气恼的是，它还不能完全割舍对人类的依恋，这也许就是家畜和野兽最为本质的区别吧。
花花虽然依恋人类又惧怕人类，与村庄保持着不即不离的关系。但它对一个人——地主狗崽子杨发娃，是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的。杨发娃一刀割断杨启仁手中的套索，让花花死里逃生，花花一辈子也忘不了寒夜中那扬臂甩出的一道银色闪亮的弧光，那简直就是天旱数年之后阴云密布的天空中扯出的第一道闪电，使整个大地的生命都对它有非同一般的感恩和祈福。花花一想到杨发娃救它时那个疯狂的举动，它就热泪盈眶，狗血沸腾。
发娃是队里的放牛娃。十六岁的时候，小地主崽子杨发娃就无法上学了，高中不收地主分子，家里也供养不起。杨启仁上有老下有小，生产队里挣那点儿工分，哪还有能力供养一个大小伙子吃饭不干活。回到家里，干活队上只给六分工。放牛老汉喜欢发娃手脚麻利，一到耕地的时候，就叫发娃帮他割牛草。不久，放牛老汉死了，队长见发娃跟牛有感情，就让他放了牛。放牛是轻省活，一年给三百个工，顶个大人；三百担牛粪的任务，另外多攒一担粪，给十分工。只要勤割牛草，一年能多攒一百担粪。这样算下来，一年能得四百个工，比出工的成年人还挣得多。开始，队里的贫下中农们不放心，怕小地主崽子不认真放牛，虐待耕牛。要知道，耕牛可是生产队的命根子，成千亩的山坡地，就靠牛的肩膀拉犁。一年犁两季，要是把牛养不好，靠人挖这些地，能累断全队人的脊梁。发娃热爱放牛，他给队长做了保证，队长给了他两个月的试用期。这两个月，他每天把牛赶到草旺水好的地方，让牛白天吃饱。他在牛吃草的时候，铆足劲儿割牛爱吃的嫩草。中午和晚上牛回栏，他是满满两背篓青草，这些青草是牛晚上的夜宵。牛吃好了，自然上膘。得了空，多给牛挠痒痒、篦虱子，增进跟牛的感情。不出两月，牛全养得膘肥体壮。役使的时候牛在发娃手中全成了乖孩子，没有不听发娃吆喝的，队长放了心，同时也堵住了贫下中农的嘴。
因为地主成分，发娃自知低人一等，上初中的时候，就养成了寡言少语的习惯。跟人交往，大多只是憨憨一笑，他把所有的心事与梦想全埋在他的心底，只有对着他心爱的牛，对着他唯一的好朋友公狗花花，才见他是个顽皮的花季少年而非木讷憨厚少年老成的小大人。
发娃跟他娘学得一手好画。休息的时候，捡一颗小石子儿，在光光平平的石板上，发娃会画许多传统的女红画。如凤凰戏牡丹、喜鹊闹梅、鸳鸯戏水、瑞鹤献寿等等。画在布上，女儿家照着图案就能绣。女儿家爱绣个枕套、门帘、床帏、鞋垫、兜肚等，看到他画在石板上的画，就有小姑娘小媳妇下雨天求他画两张。
发娃和花花的友谊，也是从放牛开始的。
花花是个捉獾的高手。夜里獾糟蹋了苞谷，留下来去的踪迹，花花循迹就能找到獾隐身的洞穴。獾是狡猾的动物，它的洞穴有两个出口，隐藏在两个不同的方向，以便敌人袭来，它能从另一个出口从容逃命，但这招却骗不过花花。它找到洞，再找到另一个出口，然后在下风口的洞口狂吠一阵，撒泡尿，再隐藏在上风口洞口的侧旁，让荒草深埋着自己，死等。狗尿的臊味熏进洞里，獾一会儿就受不了了，再过一阵，外面没了动静，獾会在另一个洞口慢慢探出头来观察。花花捕到獾，吃个内脏就饱了，多余的肉，它会叼给碰上它的人。发娃在野外放牛，经常和花花在同一片山上相遇，他得到花花的猎物最多。这年头，油已珍贵到论“钱”来卖，一只獾能出两三斤油。獾油不仅好吃，还是治烫伤、冻伤的良药。一个地主家庭，什么都在贫下中农的监视之中，生活自然穷苦万分，贫下中农能得到的少量的肉票布票粮票油票，地主分子想也别想，偏是老天长眼，让发娃不时收获点儿野味。老地主杨高贵两个儿子，共有九口人，一只肥獾就能让这两家人过个小年。就是喝野菜汤，放一勺獾油，人吃了也长精神。当然，每次收获獾，发娃都把它藏在背篓底下，等到夜深人静摸黑煮了，悄悄地吃。
去年春天的一个上午，花花捕到一只小野兔，兔子只有两斤重，比一只老鼠大不了多少，发娃给狗吃了心肝肺肠肠肚肚，剩下的肉他左看右看也不够填一家人的牙缝，花花也意犹未尽，看着他剥出的鲜红的兔肉直流哈喇子。发娃心疼狗，一高兴，就拢了些柴火烤起了野兔。心想，把兔烤熟了，他吃些肉，把骨架架再让狗填饱肚子。肉烤到七成熟，肉香味和烟雾把一个大姑娘给招来了。
“杨发娃，你个小地主，烤啥吃哪？”治安主任李天保的大闺女李银霞脑后拖着两条长辫子，看到发娃手中树棍棍上烧的黑不溜秋、滋滋冒烟的东西惊乍乍地问。发娃对治安主任兼民兵连长李天保毫无好感，不但没有丝毫好感，他们简直就是对立的两个阶级的代表，是敌人。但他与李天保的女儿银霞，他们自小就是好朋友。他糊弄她说：“是个死老鼠。”
“杨发娃呀杨发娃，饿死你了，死老鼠你也吃呀？”银霞天真无邪，露出一脸惶惑。发娃翻动着正烤的肉说：“救济粮没我们地主吃的，天天野菜汤，不沾一点儿粮食。五年没吃过一口肉了，烤个肥老鼠，就当过回年。”
银霞做出呕吐状，一脸嘲笑。她是到这山沟找野菜的。仲春时节，正是山上的神仙叶子舒展的时候。这东西捋回去，开水烫烫，然后压在筛子上一搓，流出的汁液能做凉粉，是这一方山民度饥荒的特色食品，不过只哄肚子不顶饥，吃多了肚子痛，干活没力气。她说：“你就那么馋肉呀，真是个地主。我娘从小没吃过一口荤腥，也不一样活得怪好。”
“谁跟你娘比呀，她是个‘阿弥陀佛’嘛，她们吃肉，那是要背着人的。”发娃知道她娘是尼姑还俗的，故意讥笑她。银霞生气了，她用刚刚捋过树叶叶、满是绿汁的手在发娃面前羞了一下，就挎起篮子准备离开。发娃天天一个人对着牲口，寂寞透了，他挽留她说：“我烤的肉熟了，你尝尝吧。”
银霞唾了一口，笑着说：“我才不稀罕你的老鼠肉。”小姑娘正发育，脸蛋红扑扑的，一笑，两个甜甜的小酒窝蛮招人喜爱，胸脯已有模有样地悄悄隆起，虽是穿着黑不黑蓝不蓝的破旧衣服，仍掩不住少女身上勃发的青春气息。发娃看得有些失态，心中荡漾着从未有过的少年的冲动。这大概是任何政治斗争、任何政治压迫也压制不住的青春的涌动吧。他诚恳地对姑娘说：“我是哄你的，烤的是个兔子，小了些，像只老鼠。”
银霞闻言，心中没有了对老鼠的厌恶感。整日里野菜草根，别说肉，一年见油腥的日子极少，闻着飘散的阵阵肉香，也禁不住口水欲滴。娘是个吃斋的，爹是个东游西窜不顾家的，她身为姊妹五个中的老大，整日里帮娘喂脚下那几张嗷嗷乱叫的嘴，好吃一点儿的东西也轮不到她。她接过发娃撕给她的一条后腿，开始是小心地尝一点儿，品品，接着就三两口把可怜的一条小兔腿吃得只剩下骨棒棒。发娃没吃，看着她吃，问她：“好吃不？”
她毫不扭捏作态，舌头舔着嘴唇说：“香，要是再有盐，就太好了。”
“你吃了五谷还想六谷呢？”发娃把剩下的全给她，她毫不客气地接过来，狠狠啃了几口，才抬头看发娃，见发娃空着双手正看着她笑，才不好意思了，把手中的肉扯一半送到发娃面前，说：“我都忘了你还没尝呢，咱们俩分着吃吧。”
暖暖的太阳下，山坡沟沟里，一堆篝火旁，一男一女两个少年，分吃着一只烤熟没放盐的兔子，一只黑白花的大狗在两个人脚边撒欢，捡拾骨头。山坡上，一群牛儿，母牛跟在公牛后边，小牛跟在母牛后边，一家老小，长幼有序，正幸福地啃着柔嫩多汁的春草。此情，此景，若不是外边的政治运动正一波紧随一波，春荒一日比一日严重，这幅图画，不正是一首祥和的田园牧歌吗？
“再烤肉吃，要给我留一点儿。”
“每次给你留，你得给我个啥才公平。”
“我给你……我啥也没有呀？”
“那你有空就来跟我说话，给我笑。”
“日子这么苦，我都不会笑了。”
“你们贫下中农也觉着日子苦吗？”
“一年四季连个粮食都没得吃，谁不苦呀！”
“我还以为，仅我们地主觉着苦呢！”
“我娘说，佛祖早就说过，人生来就是受苦受难的。”
“我爷爷说，人活着，本来应该充分享受生活的。”
两个少年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说到最后，连他们自己也迷失了。
银霞和发娃，他俩从小就是朋友。村里有几个顶捣蛋的男娃娃，他们在山上的林子里，堵住在那扒拉柴火的银霞，要她陪他们玩娶媳妇的游戏，让银霞做他们的新媳妇。银霞忙，不答应。几个男孩儿就想夺她手里的工具。林子不远处是成片的苞米地，大人们在一人深的苞米地里锄草，树林里也能听到沙地里锄草的嚓嚓声。银霞恼了。她对几个坏小子说：“你们再不放手，我就喊大人了。”几个坏小子知道银霞爹的厉害，便悻悻地放了银霞。
中午回家的时候，银霞背着沉重的一背篓柴火。可怜的女娃娃只有背篓高，一背篓柴火压在她身上，远远看去，就像是装了柴火的背篓自己在路上走，几乎看不见背它的人。少年的银霞天天都这样在山上劳作，几乎顶个持家过日子的农家主妇。银霞走得气喘吁吁，满脸是汗。初秋的秋老虎天仍然炎热、潮闷，一到中午，更是不亚于仲夏。她只顾低头赶路，要赶在中午大人回家的时候，做好中午饭。走到河沟边的一片茂密的苞米地边，河沟的一边是苞米地连着小路，一边是光秃禿的山崖。她听得几声小石头砸向山崖的呼呼声和一阵男娃娃们的窃笑，还没弄明白咋回事儿，就被一团嗡嗡飞来的马蜂包围了。山里的马蜂长一寸许，黑色的身体上有一圈圈黄色的条纹，多在大树上和石崖下能避雨水的地方筑巢。越是草木茂盛的地方，马蜂巢越多。马蜂对农民来说其实是一种益虫，它们取树木的浆液筑巢，以树木庄稼害虫的幼虫为食，柿子等甜浆果成熟的时候，它们也咬食浆果。马蜂愈多的年份，庄稼的收成愈好。但是，马蜂是群体性生活的特别护巢的昆虫，每个蜂巢就是它们那个群体的城堡，一旦有外敌入侵或受外界的攻击，威胁到它们城堡的安全，它们就会群起而攻之。它们拥有其他昆虫类所没有的强大武器——满带毒液的尾针，一针刺进皮肉，就是牛马，也要蹦三尺高，哀鸣不已，痛苦万状。除了人类有对付马蜂的办法，其余的一切动物都惧其八分，不敢与其为敌。大山中，进入秋季，有的蜂巢已大如箩筐。蜂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建筑大师。一只蜂巢，是由成千上万个蜂房组成，一层一层蜂房中间有联结它们的立柱和通道，其设计之精致，堪比人类的高楼大厦。每个蜂房都是由标准的六面体组成，在空间的充分利用上达到极致，其大小正好与一只充分发育成熟的成蜂大小相当。蜂宝宝们在这座大厦里得到成蜂无微不至的关爱。它们伟大的母亲就是这个城堡的主宰，成蜂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围绕女皇这个主体在行动。如果把每个蜂房都扩大成人类二十平方米的居室，那么，一只箩筐大的蜂巢，大概就是一座大山的体积。能登上太空和探测深海的人类至今也无法建造那样巨大的居住建筑。相比于自然，人类有时还是很渺小很无能。马蜂释放毒针的时候，就是人类使用飞机导弹机枪大炮捍卫家园的时刻，它们根本没有侵略的野心，只有捍卫家园的本能。
几个坏男孩儿埋伏在崖畔有蜂巢的路旁苞米地里，专等银霞过来了就扔石头砸马蜂窝。可怜的银霞被马蜂蜇得在路上乱滚，一背篓柴火翻在沟里，几个坏男孩儿却悄悄溜了。
杨发娃正好背着空背篓去大人干活的地里背猪草。他爷和爹娘在地里锄苞米拾了不少猪草，捎信让他送个背篓去。他见银霞被马蜂围着，乱滚乱扑，哭叫连天。也是急中生智，他拔了一把草一边抽打围攻银霞的马蜂，一边用自己的背篓扣住了银霞。他也让马蜂蜇了两下，但他没有慌张，一边挥舞手中的草，一边往茂密的苞米地里钻，找了个最茂密的地方伏身不动。马蜂生性好斗、抱团，当它蜇你的时候，你越是扑腾反抗，它围攻得越厉害；当你静声屏息伏地不动的时候，它嗡嗡围着你转一会儿不见你反抗了，就一个个飞走了。山里的男娃娃们，自小都有砸马蜂窝玩的经历，虽然大人们三令五申不许砸马蜂窝，天性顽劣的男孩子们还是常常趁没大人的时候玩这个。村庄旁哪儿有一个大马蜂窝，整个夏天到秋天，都是顽皮男孩子们的游乐场，百玩不厌。每天都有新的感受和玩法。当真正被蜂蜇了的时候，就哭爹叫娘，才知道这马蜂窝可真不是好捅的，痛得心惊肉跳。待擦干眼泪，好了伤疤，还继续玩。当然，捅一两次，便有了经验。比如杨发娃，他不仅能想到用背篓扣住银霞解救了她，他也知道藏在浓密的“青纱帐”里一动不动。
这一次，银霞的小命算是杨发娃救的。若不是发娃及时用大背篓扣住她，再让马蜂多蛰一会儿，小命就没了。杨发娃连拖带背把银霞送回村子见到大人的时候，银霞已头大如斗，双眼肿得看不见任何东西，双手的每根手指头肿得像一根根被冻透了的胡萝卜，只会哼哼，连话也不会说了。村里赶来施救的赤脚医生说，再晚两刻钟，恐怕神仙也没辙了。
银霞对这次的遭遇记忆深刻，之后她常愿意和发娃一块儿上山下地寻草拾柴。
事后，银霞把这件事的始末原原本本地跟爹娘学了，她娘记下了发娃的好，李天保对那几个男孩儿和那窝蜂都非常痛恨。一个瓢泼大雨的日子，他叫了另一个民兵，两个人备了一条麻袋，把那个马蜂窝用麻袋罩上，摘下来，扎紧袋口，抬回家用木桶甑子蒸过，剥了一面盆蛆一样的幼蜂。他找来油，把幼蜂放热油里炸过，除了那个吃斋的，一家人享受了一顿美餐。据说，他白天吃了幼蜂，晚上欲望潮涌，跑到他一个相好的寡妇家里，跟那饥渴的寡妇折腾了一晚上，清晨有人过路时听见那寡妇在屋里喊：你是吃啥药了，一晚上把人都戳死了！摘马蜂窝必须是趁大雨天，下大雨，它们的翅膀飞不动。还有一种收拾马蜂窝的办法，用一根长竹，顶端绑一大把干草，点燃，对准马蜂窝下端的进出口，连烧带熏，几分钟，就能焚毁那一城居民。男孩子们常爱那样干。蜂巢里剥出的幼蜂都被烧熟了、烧爆裂了，跟虾仁一样香，孩子们剥出来就往嘴里填。
李天保也没饶那三个害银霞的男孩儿，他想了一个更恶毒的办法。有一天，他把那几个男孩儿堵在大队的四合院里。这院里有他的一间办公室，叫连部，是一间偏厦房。他揪着几个男孩儿的耳朵拎进他的偏厦房，问他们为啥要使坏点子害他家银霞。几个男孩儿自知大事不妙，也是日日里野惯了的，在学校，老师都拿他们没办法。做了坏事，只要没被人当场捉住，向来死不认账。这次也把小嘴硬得邦邦的，不承认是他们砸了马蜂窝。李天保说：“好，我不打你们，也不骂你们。我这里有根神棍，我把这根棍子插在谁的脊背里，你要是做了这件坏事，棍子就会说话；要是棍子不说话，就证明你没做，我马上放你们回家。”
几个坏小子才不相信一根木棍有啥神奇的，还会说话？真是哄小孩儿的！他们细看那木棍，跟擀杖差不多大小的一截剥了皮的木头，山上哪儿没有这样的木头，哄鬼去吧。既然不相信棍子能说话，那就大方地让李天保把木棍从后脖子插进去，在光脊背上蹭蹭，又抽出来。三人依次做过，没听棍子说什么话。李天保装模作样地把木棍弹了几指头，又把木棍在门扇上抽敲了几下，才满面含笑地说：“棍子没说是你们，崽娃子都回去吧。”
这几个男孩儿回去，晚上就觉着脊背奇痒难忍，叫爹娘抓了一夜。次日早晨爹娘起床一看，他们的脊背全生满了密密麻麻的红疹子。挨到下午，这些红疹子被他们的小手抓破挠烂，又变成了流黄水的小水疱，抓着疼不抓痒，摸不得挨不得。哭爹叫娘熬过三天，几个男孩儿全身都肿了，脊背长成了烂疮，发炎，流黄脓。大人们问不出原因，他们心里有鬼，都不敢说是银霞她爹的神棍害的。大人们请神拜鬼，接医生、寻单方、找巫婆，折腾了半个月。几个坏小子趴在床上日夜呻吟了半个月，脊背的烂疮方才结痂。一个月后，整个脊背脱了层皮。
几个崽娃子病好后第一次碰面，方知道李天保神棍的厉害。李天保真有那么神奇的东西吗？也是糊弄小娃娃的。他那根木棍其实是他在深山里砍的一根漆树枝丫，他把漆树皮剥光放在大队的房子里备用，一时唬住了孩子们。漆树有毒，过敏皮肤的人大热天从漆树下经过，过后也会满身过敏，当地人叫长漆臊子。煮饭烧锅不小心揽了漆树柴，也有同样的后果。还有人把漆树芽当香椿芽吃了，喉咙里也长漆臊子。但漆树的汁液加工后却是上好的油漆，用它漆家具，几百年不脱皮。过去叫生漆，是山中一宝，它的种子能榨油，可食用，也是制蜡烛的原料。有些大人是不怕的，即使把漆树的汁液抹到手上，也无大碍，李天保就是属于这样的人。但小孩子们皮肤太嫩，皮肤上沾了漆树的汁液，肯定不能幸免。他们若是嘴不硬，早跟大人说了，也不会受那么多苦。山上有一种灌木，当地人叫它八树，青皮，一米多高，树叶指甲盖大，树干上纵生有一棱一棱的鳍，如鱼的背鳍一样竖立。只要找到这种树，砍两枝回来，熬水洗两次就能治好。这也是大自然相生相克一物降一物的神奇所在。当地的老人们都知道，条件好的，去医院打氯化钙更快，但忌讳一点，甭抓，越抓越厉害。李天保的本意只想给几个小屁孩儿一点儿苦头吃吃，让他们长长记性。谁知他们口风太紧，令自己多吃了不少苦头。民兵连长李天保有根神棍的秘密在村里一帮小屁孩儿中间传了很久。
让银霞从内心真正喜欢上发娃的，是她十四岁时发生的一件事。
夏天，杨发娃和一帮男娃娃们在河沟的水潭里洗澡，银霞和另外两个女孩儿从村外回来了。河沟水潭边这条回村的小路，里边是一丈多高的田坎，外边是河沟，绕也没法绕，避也没法避，进村就唯有这条两尺宽的小路。女娃娃们本想捂着脸跑过去，几个小坏蛋见来了女娃娃，可得意了，光着小屁股就堵在路中间。女孩子们见小子们光着屁股挺着肚子堵住她们，还把小鸡鸡捉在手中对着她们的方向尿，女孩子们进退两难。她们都用双手捂着眼睛，脸对着路里边的田坎，羞怯不已。男娃娃们见女孩子羞了，越发得意，高声起哄，说着他们自认为很流氓的话。发娃一直藏在水潭里，只露出个小脑袋。他这时大声斥责那几个坏小子说：“你们堵女生的路，跟女生耍流氓，再不让开，我明天到学校告诉老师去。”那几个堵路的坏小子一听发娃要去学校告状，才吓得“扑通扑通”跳进水中。银霞把这几个男孩儿的嘴脸认得清清楚楚，她当然明白是杨发娃解了她们的围，觉着杨发娃的心肠真好，心中对发娃又增添了许多的感激之情。她经常注意着发娃，心中暗恋着发娃。当然，少男少女的心事，藏在他们心里，藏得深深地，终日被生活压垮了的父母是无从得知的。发娃上午上学，下午才能上山下地，银霞总是找机会跟着他。后来，发娃上了初中，只有礼拜天才能回来，银霞便盼着礼拜天能看一眼发娃。发娃不能上学了，回家放牛，银霞心里暗暗高兴，觉着越来越远的杨发娃又跟她近了。爹爹对杨家恨之入骨，这令心地善良的银霞常想不通。地主是啥？贫农是啥？在银霞的眼里毫无区别。个个都是穿着破烂衣裳和龙须草鞋、打着裹缠、终日在田间劳作的穷苦人，即使是老一辈有过的恩怨，也不能祸害到下一辈的头上。背着地主富农成分的杨家人，不仅从未欺侮过村里的任何一个人，见了小孩子也打笑脸，和善得很。银霞真想不通，爹爹咋那么恨杨家的人，老一辈里，究竟有多大的仇怨？她心中对杨发娃是好人的认定，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银霞的日子比杨发娃好不到哪儿去。
银霞没进过一天校门。李天保生来是个自私的人。他除了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假积极外，家里的事向来不管。老婆是个不会操持家务的人，做了他的女人，也不是出于自愿。那个时代，把许多东西都扭曲了，包括一心向佛超脱红尘的尼姑。她的苟延残喘，只是受到这个时代强权的逼迫，过日子只是她维持生命的本能而已。若有机会让她选择，她会义无反顾地遁入空门，哪怕是丢下一群嗷嗷待哺的自己的骨血。银霞生在这样的家庭，注定是受罪的。能跟着大人下地的时候，就一天天学会了做各种农活。后来年年春荒，她几乎负起了养这个家的责任，领着小弟小妹们挖各种野菜。一个竹篮子，一年四季不离小姑娘的肩头。春季挖野菜，夏天摘瓜豆，秋天捡红苕叶、萝卜叶，冬天背柴火。劳动还不算什么，李大虾在外边若不顺心，回来出气的就是大女儿银霞，嫌饭做得不好吃，嫌洗脚水烧得不热，嫌没把小弟小妹带好……银霞一见老子回家脸色不对，就背起篮子溜了。夜晚实在溜不开，就处处小心生怕招来李天保的耳光和脚踹。有个贫农的成分能咋？在她家，她就是个小奴隶。她羡慕那些被父母宠爱的娃娃，羡慕那些背着书包上学的娃娃，羡慕有个温暖家庭的娃娃。每次路过大队小学的时候，她都会在学校的窗外停留很久，那是一个孩子对她本该拥有的美好童年的深深依恋。
发娃是认识能做凉粉的神仙叶叶的，他去山坡上砍来许多，不大会儿，银霞就把她的竹篮子捋得满满的，走的时候，给发娃留下一个甜甜的微笑。
这天晚上，发娃做了一个美丽的梦。他梦见在灿烂的阳光下，银霞穿着桃花般艳丽的漂亮衣服，跟画上古代仕女似的，向他走来。妩媚的笑容背后，衬着青山绿水……醒来的时候，鸡还未叫，爷爷正扯着均匀的鼾声。他睁大眼睛，在黑暗中遐想了很久很久。
发娃和银霞接触渐渐多起来，常常是意外地在野地里相遇，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无关紧要的话，银霞有时是扯猪草，有时是捡柴火，有时是背着沉甸甸的东西路过。要是十几天没见银霞了，发娃会觉得心中少了个啥东西，干活也没劲头。他偷偷给过银霞一只花花猎取的獾，为此，银霞高兴了好多天，她把煮熟的肉用旧报纸包了藏在怀里给发娃带了一块。但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人看见的情况下进行的，要是有别人在一起，银霞只会对发娃笑笑，并不主动说话。发娃放牛的时候，常会躺在草窠子间望着蓝天白云发呆。高兴的时候，就找块石头画画。他画鸳鸯戏水，画比翼双飞，画花开并蒂，画一个漂亮的长辫子的女子，画好了，一会儿又毁掉，重找了个地方，又画。
转眼到了夏天，太阳一天比一天毒辣起来，放牛只好选在清晨和下午。野草疯长，正是放牛娃舍命割草的季节。夏天多割草，随手打成把堆在野外，两天就晒干了，背回来储存起来，以防冬天下雪天出不了门的时候牛没吃的。发娃天天累得直不起腰来。天热，人的体能消耗大，越发让正在发育扯条的发娃显其瘦和单薄来，脱了汗衫，腔子上全是一根根肋骨，但瘦归瘦，他的骨架已长成了，只要给这骨架填上强健的肌肉，杨发娃就是个英武的、雄赳赳的男子汉。
这天下午，他把牛赶到远离村庄的一条沟里，把牛轰上坡，沟里的青草半人深，够他割十天半个月的。这段时间，爷爷也经常夜里帮他背一回。牛栏旁存草的屋子里，草已堆得房梁高了。再过一段时间，就要秋耕秋播了，一耕地，就没时间再割冬储的草了。
发娃埋头割着草，便没注意晴朗的天空悄悄布起了浓云，是银霞背后大声叫他才让他直起腰来。只见银霞背着个竹筐子，她是给猪捋葛藤叶的。银霞说：“天变了，像是要下雨啦。”
发娃看着天，只见从南面的天际正涌来团团黑云，西斜的日头照着厚厚的云头，那翻涌的云就像是山间暴发的洪水，腾着巨浪，泛着黄泥色。发娃肯定地说：“是有雨，我们都快干吧，撵雨来之前把今天的活干完。”
银霞应着，向山坡上大片的葛藤架攀登。两个人都加快了他们手底下的速度，忘我地干着。夏天的雨，就像那莽汉子的暴脾气，说发就发。云刚过头顶，雨点就劈头盖脸地砸下来，夹着风声，裹着雷声。牛见惯了野外的暴雨，各自找片树木躲过去不动了。银霞跑到发娃面前，已是全身湿透。发娃记着下边沟坡上有个小岩洞，拉着银霞就奔那岩洞。两个人慌慌张张爬了上去，把一只避雨的兔子吓得一跟头栽进雨地里，连滚带爬地逃命去了。
岩洞不算太小，能容纳两三个人坐在里面，地上是秋冬的风卷进去的厚厚的一层枯叶。他俩才坐定，外面的雨就结成了密集的水网，看不见一丈以外的树和草。
“我不会看天，你个放牛娃，咋也不会看天气呀？”银霞抹着脸上的水珠取笑他。发娃说：“夏季的天，谁也看不准的，你咋也想着到这里来找猪草呢？”
“我是跟着牛粪来的，你不来，我一个人，有些害怕。”银霞狡黠地说。雨一下，气温马上就降了下来，再被凉风一吹，两个人都是一身精湿，马上就觉着冻得慌。
“你冷不？”银霞问发娃。发娃说：“冷，你呢？”
“我冷得都想打战。”
湿透的衣服贴在身上，像是泡在凉水中。银霞说着，就把上身向发娃这边靠了靠。发娃触着银霞的膀子，像是被蛇咬了般迅速闪开了。银霞暗自发笑，又往他这边靠了靠，直把杨发娃靠得贴在了岩壁上，再也让不开为止。两个人都笑了，银霞见发娃没招了，索性把身子靠在发娃怀里，惊慌失措的发娃心跳得怦怦响，粗重的呼吸直冲银霞的脸庞。他俩默默依偎了一会儿，还是架不住冷，这都是身上的湿衣服在作怪。银霞说：“发娃，你把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来拧拧吧，衣服拧了，一会儿就能暖干，就不冷了。”
“我不能在你面前脱衣服。”发娃结巴着说。银霞笑道：“还有第三个人啊？你脱吧，我们背对着背。”
发娃冷得实在受不了了，身上的汗衫还在往下滴水，拧干是最好的办法。既然银霞不在乎，他也就不怕了。老实的发娃真的把背对着银霞，慌里慌张地脱去了衫子使劲儿拧，拧干了披在身上，又把裤子脱下来拧。待他毛手毛脚拧干了身上的衣服，穿好，转过身来的时候，银霞正一丝不挂地站在他身后，一双手正拧着她那最为迷人的粗黑发辫。
发娃慌得赶紧闭上眼睛，转过身，一头碰在岩石上。
“发娃。”
发娃小声应着。
“我冷得很，你抱着我。”
“我不敢。”
“我又不吃你，你怕啥？”
“我是个地主，你是个贫农，你爹知道了，他会枪毙我的。”
“傻子，你去告诉我爹啊，我就喜欢你这个小地主。”说着，银霞已从背后抱着浑身抖个不停的发娃。发娃只觉着银霞的身子像一团火，一下子就把他的背烧着了。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转过身，把银霞一把揽进怀里。两个年轻人瞬时就把这个风雨中寒冷的小岩洞给温暖了，烧融了……
这以后，他们正式开始偷偷约会，大部分时间还是野外的山林沟壑间、草丛树荫下，有时候，在绝对安全的夜晚，银霞也会偷偷溜进牛栏旁堆干草的屋子。生活是充满苦难的，但爱情是充满快乐的。他们虽然约会，虽然每次都免不了触摸对方的身体，虽然青春的冲动曾无数次令他们眩晕，但彼此都警告着对方，最后那道防线不能冲破。即使是第一次雨中那赤条条的久久拥抱和爱抚，也只局限于彼此抚摸对方的身体，他们在持久的等待中盼望着有一个奇迹的发生让他们的爱情能开花结果。
3
这一年的春荒比任何一年都严重。大部分人家，家里是过罢年就不剩粮食了。前年开始大战青石沟，到去年可是修了整两年的地。一面学大寨的红旗被几个大队争来争去，每次迎红旗，又敲锣又打鼓的，草草种了些庄稼多数被草荒没了，部分被野兽抢食了。有些在外面富裕一点儿地方有亲戚的，想办法借点儿杂豆呀、干霉红苕片呀、红苕渣呀地对付对付。没亲戚的就干熬着，剥榆树皮吃、熬苞米壳吃、挖山姜火头根吃，待春草稍稍泛绿，就抠草芽子吃。贺副社长被老余催去公社要救济粮，老余则命令各队队长，每队安排十几个妇女上山挖蕨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山上的蕨根不知救活了多少代穷人的命。蕨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多生长在半阴半阳的坡沟，喜潮湿。蕨在春天出苗一拃长的时候叫拳菜，因其未展的叶紧握如拳头而得名，日后被城市人视为稀有的山珍。蕨在山上密匝匝地生长，跟田里的庄稼似的，几十亩几百亩的，有时绵延好几座山头。有蕨的地方，其他杂草都退却了。它地下的根有拇指粗，纵横交错，好像一片山的蕨都是一家似的，事实也是如此。它和竹一样，根向四处蔓延，整一片的蕨根是连在一起的。挖蕨的根很简单，找一坡茂盛的蕨，在下坡开一道土棱，像挖庄稼地一般，用牙子挖一尺多深，挖一阵，露在外面的根有两尺长了，用镰割一茬，而后继续。一个半劳力的妇女，一天也能挖二百来斤。
蕨的根好挖，但十分难吃。日后的人们用它的淀粉做成粉丝，红极一时，成为城市大酒店小酒楼不可或缺的一道绿色美食，但当时的人们不会细做它，也没时间和精力去细做它。他们只把蕨根洗净，晾干表面的水分，磨成浆，然后做成馍馍。精细一点儿的老太太们会把它晒干，磨成粉，过一两遍筛，让它进嘴的时候口感细一点儿。蕨天生有一种特别的腥味，加上根中有大量的粗纤维，吃它的时候，这些粗纤维就扎得喉咙痛。难吃归难吃，它却能养命，山上的野猪整个一冬天就是靠蕨根生存的。只要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允许人们分出劳力上山挖，饥肠辘辘的人们就有了一分希望。
老余仍然领着四个队长和各小队的男女们在青石沟工地里继续造田。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有好些个年头了，对于农民，国家提倡造田修地其实是一件好事。有了好土地，就能种好庄稼，有了丰收的庄稼，农民不就有好日子过了么？这政策是顺的，道理也是通的，但就是执行的时候，被满腔热情斗志昂扬急于邀功的小政客们执行得过了头。他们撇开一切生产劳动，撇开生存所必需的一切条件，像吃了兴奋剂似的拼命修。头两年，老余也觉得这政策好，为咱子孙后代造福。他热情高涨，积极响应。公社决定太平村要大战青石沟，把一条荒沟修成一沟的好田，老余当时也是热血沸腾，满怀信心。渐渐的，他品出矛盾和弊病来了。农村是一种自给自足式的生产生存形态，一切运动必须服从当前这种生存形态，若违反了它，农民就得挨饿。国家还穷，城市工人都没有多余的口粮，哪有那么多的生活物资供应给农村？老余曾向公社多次建议，要求学大寨的同时，把农业生产也搞上去，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公社领导却批评他是思想落后，赶不上时代潮流：“先苦干十年，有了大片大片的上好梯田，还怕农业生产搞不上去吗？不先吃苦，能有享受吗？没有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能有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吗？咱们现在就是革命的长征时期，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征的时候，不也是靠挖野菜啃树皮嚼草根生活吗？老余呀，你是老共产党员了，就不能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吗？”老余无言以对。要论革命资历吧，还轮不到他们这些人来教训老余。余支书余庆堂是当年李先念率领的革命队伍转战漫川关时参加革命的红小鬼，战斗的足迹踏遍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他才复员回到故乡。回家的时候，他是佩着一大片军功章的。政府要安排他在区政府工作，老余因没文化，又热爱家里才分得的十几亩土地，坚决要求回到大队，当了二十几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与他同时复员的战友，有一位已经在地区行署做了专员，见一面都够不着边儿。但革命资历归革命资历，此时此刻，大队支部必须服从人民公社的领导。
贺副社长去公社两天后回来了，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公社这次给太平大队调拨了一千三百斤救济粮，基本达到人均三斤的水平，且全是金灿灿的玉米，不掺一两薯干萝卜干。老余像早几年捧着最高指示一样捧着粮食调拨单，急急地就召集大队领导班子开会，研究救济粮的分配方案。
大队领导班子包括支书余庆堂、大队长张耀显、贫协主席刘开智、治安主任李天保、会计兼文书黄桂荣，还有四个支部委员，由四个生产队的队长兼任。这年头，再没有什么比粮食更金贵的了，每次有救济粮，必须全大队领导人人在场，共同商议敲定分配方案。倘若谁一人决定，就会有厚此薄彼之嫌。每次分救济粮的会议一开就是半夜。老余虽盼着有救济粮，但同时又害怕分救济粮，救济粮太难分了。
这次情况特殊，老余身为全大队人民的一把手，他原则上主张平均分配，因为这是救命粮。贺副社长也同意老余的想法。大队长老张儿女多，早已没粮下锅，老婆又有气喘的毛病，下不得地，见天挖野菜养活一群儿女，按人口分，正合他的心意。不仅全大队人人都能吃到一口粮食，他家无形中也受惠多多。四个小队长兼支委没意见。持反对意见的只有李天保、贫协主席刘开智、文书黄桂荣。
李天保说：“粮食是给我们贫下中农的，他地主富农反革命凭什么吃社会主义的救济粮？”刘开智也随声附和说：“就是，贫下中农还吃不饱呢，地主富农们旧社会里吃香的喝辣的，啥时候想过我们穷人逃荒要饭卖儿卖女了，不给他们，坚决不给他们！”
“你不同意的原因呢？”老余问坐在灯前玩弄着手中钢笔的黄桂荣。黄桂荣上过几年学，读得通报，能把会议记录大致写明白。在这一屋子人中，他算是最有文化的。余支书向来尊重文化人，黄桂荣也是老余在全大队几十个青年中挑选的人尖子，要把他培养成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黄文书见支书问他，他才慢条斯理地说：“救济物资搞平均主义肯定不合适，有些人还能想到办法，有些人家已断炊。事有缓急轻重，我们肯定要首先考虑最困难的群众。比如成富贵这样的贫困典型。但我也不同意李主任的意见，地主富农反革命是他们的政治成分，真正享受过地主生活的只有老地主杨高贵，而继承他地主成分的儿孙们多数除了享有地主成分外，从未享受过一天地主生活，也没有欺压过贫下中农。他们一样在集体劳动，一样在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我们应该在改造他们的同时，把他们也要当人看。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说了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
李天保早已不耐烦了，他把旱烟袋在桌上敲得响，说：“文书是有文化的人，文书的长篇大论我们已领教过多次，你就直截了当地说，该咋办？”
黄桂荣见大伙儿都有些不耐烦，也就咽下了多余的话，干干脆脆地说：“我看这样比较合适，特困户一人给五斤，普通群众一人给两斤，地主富农反革命一人给一斤。”
老余把眼光投向了身边的公社领导老贺，问道：“贺副社长，你看呢？”
贺副社长答道：“长江后浪推前浪，老余啊，我们这些老家伙老了，考虑事情不全面了，还是黄文书考虑得周全，我看就这样敲定了吧。”
李天保和刘开智见公社领导发了话，肚子里虽有一百个不同意，也不好再说什么了。他们活了半辈子，双眼紧盯的就是“地富反坏右”，他们是革命的对象嘛。如果有一天，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再没有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李天保们的生活不知还有什么意义，不知他们是轻松了呢还是失落了。
第二天一早，救济粮的分配方案就在工地上传开了。全大队人人高兴，个个开颜。特困户多得，他们确实需要啊；普通群众人人都有，这年头，谁家宽裕呢？地主富农反革命们高兴（村子里没有坏蛋和右派）。地主只有两户，即杨高贵的两个儿子。富农只有一户，即杨高贵本家侄子杨启德。反革命分子一户，即旧社会先当过保安团的团丁，后参加游击队打游击负伤回家的周大河。他被红卫兵小将们定为投机革命、躲进革命队伍的内奸、漏网的反革命分子。这四户虽然家家断炊，人人菜色，但没料到大队还给他们每人分了一斤粮，他们始料不及，好多年来第一次被干部当了“人”来看待，能不高兴，能不感恩戴德？
江竹竹家分得了五斤苞米。这次的苞米是从很远的川道产粮区调来的，粒粒饱满，颗颗金黄。她和婆婆很小心地把苞米放在小石磨里仔细地磨，全磨成细面，用一只青花细瓷坛子装起来，这可是保障儿子幼小生命活下去的唯一东西。五斤苞米细面，应该够五月大的儿子喝一个月的，再加上老母鸡两天下一个蛋，可怜的儿子短时间内不会挨饿了。上次的事件，一家人围在一起搂着孩子痛哭了一场。还是公公有办法，利用工地中午休息的时间，在工地旁边的山上找了两窝山药，刨有两三斤，洗净蒸熟了，放在灶头热着，孩子饿了，嚼一些喂喂，度过了这几天。大人们全靠吃嫩草芽子。只要小孩儿能度过这道坎，大人们还有啥苦不能吃呢？
一人分这一捧粮食能度过几天呢？有什么办法能把群众从苦难中解救出来呢？支书余庆堂在思索这个问题，驻队干部老贺也在思索这个问题，文书黄桂荣早一年就在思索这个问题，他心里多少有些幻想，也就是痴心妄想。他自知自己想这个问题还不够格。漫长的春天啊，瓜菜的种子才刚刚播下，麦子也只怀了个胎肚肚，想吃它们成熟的种子还那么遥远啊。只有树叶儿、草芽儿慢慢黄了、绿了、舒展了，它们是人们活下去的一线希望。
4
这天深夜，余庆堂已经熟睡了，被窗外一阵紧似一阵的敲击声和呼喊声唤醒，他听出是民兵吴昌保的声音。
“啥事，深更半夜的，你家火烧房了？”老余气恼着，想了半晚的问题刚刚迷糊上，却被这家伙搅黄了。吴昌保隔着窗户压抑着声音尖声尖气地说：“余支书呀，不得了了，我晚上抓住了几个贼娃子！”
“你娘的屄，抓几个贼娃子就来找我，你民兵是鸡巴上的毛毛，啥用没有了？”
吴昌保没理会支书正气恼着，他说：“支书呀，你不晓得的，这回抓的贼呀，不是个平常的贼。”
“咋的，是县长他小姨呀？”
“哎呀支书。”吴昌保年轻，去年冬天才当上民兵，积极得很，说话办事惊乍乍的，两只虱子交尾也能被他当作特大新闻传遍全工地。他没理会支书已生气，这才话入正题：“我晚上巡逻，路过豌豆地，见地里有几个黑东西，我当是野猪呢，端起枪就想着给您老打头野猪吃吃，谁知那东西站起来了，他娘的，是几个人，你猜这几个女娃子干啥呢？”
“豌豆刚开花，连个角角都没有，她们能干啥子，是偷汉子吧？”
“支书呀，你想都想不到，她们一人掐了半篮子豌豆苗苗。”
“掐那干啥，这东西也能吃？”
“肯定能吃。”
“好了，掐就掐了，不都是春荒给逼的。教育教育，吓唬吓唬，放了吧，小姑娘家的，别让人家日后做不了人。”
“行，我听支书的。支书啊，我半夜来叫你，是我不敢私自做主，这几个女娃子里，有李连长的大闺女银霞，我是告诉李连长呢还是不告诉他？”狗日的原来是幸灾乐祸。民兵们都称李天保“连长”，而不叫他主任，以示他们是区别于民的军事组织。
“我警告你小子，别把这个事传得全大队都知道，你碎货还没娶媳妇，得罪了全大队的女娃子，你狗日的一辈子就沾不着个女人边边，打你娘的光棍去！”余庆堂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只好先把吴昌保臭骂一顿。吴昌保灰溜溜地走了。老余睡不着了，心想，银霞呀银霞，你那么懂事的一个好闺女，全大队人人都称道的好娃娃，咋也糊涂到给你老子、给余伯伯脸上抹黑的地步呢？不是才分了救济粮吗？你咋就去掐集体的豌豆苗苗呢……
是该想想主意了，再不改变这状况人都要饿疯了。
银霞今年十七了。十七岁的女娃子，她早已懂得集体和家庭的区别，不拿集体的任何东西。春天里找野菜，就是进了集体的油菜地，也自觉地没动过一片油菜叶。全队群众就靠在集体的油菜地里收获点儿油菜籽榨点儿油。菜油是多么奢侈高档的东西，一大锅菜汤汤，滴上两滴菜油，就能让全家人吃出香味来！村子里找野菜的娃娃们，谁没偷偷揪过集体的油菜叶呢？银霞就是没揪过一片。她整天找的都是白蒿、蒲公英、灰条菜、荠荠菜、苦苦菜、偏头菜、白藤叶、野蒜。她只晓得豌豆角角脆甜好吃，从不知嫩苗苗也能吃。跟她极亲密的伙伴——队里的另一个女娃子红梅前两天挖野菜时偷偷告诉她：她在县城工作的二娘给她家送点儿粮票来，她送她二娘回去路过豌豆地边，二娘见绿汪汪一片豌豆地，惊呼不止。她二娘笑话这个面黄肌瘦整天吃不饱的侄女说：“你们农村人啊，年年喊叫闹饥荒，吃不饱，这么一大片好吃的东西，怎么不吃呢？”
“还没长角角呢。咋吃呢？”红梅自小生活在这片山窝窝里，虽然二叔当兵复员后在县城工作，她也没去过一回县城。找野地里吃的东西，也都是秉承大人的言传身教，大人没教的东西绝不能乱吃，野地里有毒的东西多得是。成富贵的儿子狗娃子，不就是去年夏天在山上吃红眼毛树果果，死在了树底下。父母把他养到十几岁了，眼看着就能下地干活养家糊口了，就为了吃几口野果果送了小命，把他可怜的老娘一双眼都哭瞎了。小孩子们，看着大人在野地里挖个土坑，砍了些柏树叶把坑底铺铺，就把前半晌还活蹦乱跳的一个人给埋了，死亡的教训让全村的孩子恐慌害怕，谁还敢乱吃没吃过的东西？
“二娘告诉你呀，这嫩的豌豆苗尖尖放在鸡蛋汤里，比豌豆角香多了。知道不，你个傻丫头！”她二娘把这个红梅认为是顶秘密的东西告诉了她。送走二娘，她原话告诉了银霞及另外一个好伙伴。三人商量着，是不是先掐一点儿尝尝，有没有红梅她二娘说得那么香。又一想，豌豆苗苗是集体种的粮食，这时间正开出紫蝴蝶白蝴蝶一样的漂亮花朵，全队人还指望吃两顿煮盐豆角呢，不能去掐。红梅好奇心特重，她怂恿银霞说：“就尝一点儿苗尖尖嘛，又不是吃它的角角，咱们不掐它的花，该长角角的不照样长角角。要是真好吃，明年我们让队里种几面山，一开春，它比哪种野菜都长得快，全队的人就不用挨饿了。”红梅想象着明年春天，全队人天天都享受这香甜可口的豆苗苗的情景，满脸都是善良的笑。这个天真无邪的美丽小姑娘早被饿怕了，十七岁了，还单薄得像河边的一棵小柳树，光光的一根杆，没几根枝枝杈杈，刮一阵大风，就能让她飘到天上去。一脸菜色、皮包骨头、发育迟缓、饥肠辘辘，是这个时代孩子的特征。她都十七了，胸脯还平塌塌的，像个男孩儿。腰是美人的杨柳细腰，却没有美人应该有的丰胸肥臀。露在衣服外的胳膊腿，全是直骨头和粗大的关节。是十七岁生日后，身上才有了女孩子们害怕又期待的初潮。一朵美丽的鲜花，却开不出姹紫嫣红的青春亮丽风景来。银霞心动了，是啊，尝着能吃了，明年队里多种些，也免得天天挖野菜。春天的野菜太难挖了，见天里几十个孩子遍野里挖，遍野里翻找，可怜的野菜也长不赢人们的饥火啊！经过再三商议，三个伙伴决定晚上去掐一点儿。没想到，却让民兵吴昌保给逮住了。
吴昌保开始只想着找支书邀功，同时也给趾高气扬、张狂过头的李天保一个打击。余支书的一番话倒提醒了他，他二十二了，两间破石板屋，除了冬天满屋的穿堂风家里是一无所有。老子死得早，老娘托媒人四处给他说媳妇。知道家底的，媒人一提，女方就拒绝。老娘冬天里也就一条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裤子，把女子嫁给他呀，远不如扔到河里喂老鳖！远一点儿不知家底的，被媒人三寸不烂之舌甜言蜜语骗来看个家，进门扫一眼，一溜烟地就跑了，过后还要把这个挨千刀的媒婆骂个狗血淋头、断子绝孙。吴昌保那个气呀，就想放火烧了这两间赖以栖身的石板房，领着老娘要饭去！李连长的银霞在他眼皮子底下长大了，这个姑娘是全大队人人夸赞的好姑娘，长得像她娘，五官匀称，明眸皓齿，白白净净，见了长辈甜甜一笑，总露出两个浅浅的小酒窝，给那张迷人的脸上又添了一道迷人的风景。从小的勤苦，令她发育得和村里其他的女子不一样。她比一村子同一茬姑娘都壮实些，破衣烂衫已掩不住她身上的青春涌动。胸脯隆起来了，臀部也隆起来了。一双眼睛，顾盼流连之间，让人能察觉出青春少女那特有的风情来。她上要照看父母的浆洗缝补，下要照看四个弟妹的饮食起居，全村的老人妇女们，只要一见到银霞，就对她赞不绝口。这是个农民家庭最理想的小媳妇呀！谁要是娶了银霞，就凭她自幼练就的那一身持家过日子的本事，还不能把个小家庭的日子过到人前去？想到这些，吴昌保不禁有些想入非非。他悄悄放了银霞她们，并再三保证自己不会对任何人说一个字，同时也希望她们仨不要害怕，不要告诉任何人。
三个姑娘云里雾里不知吴昌保搞的啥鬼名堂。红梅脑子机灵些，她猜想啊，吴昌保是李主任手底下的人，给他娃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得罪顶头上司李主任。今晚，她们全是沾了银霞的光。银霞也同意红梅的看法。
第二天里，余庆堂注意着村里那些爱说东家长西家短的长舌妇们的闲言碎语，没听到什么，也就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这时候，屁大一个关于“吃”的事情，都会让一村人瞪起饿狼一样的眼睛。工作上稍有疏忽，后果不堪设想！他还偷偷把吴昌保表扬了一顿。老支书哪知道，正是他的一番警告勾起了这小子的情欲，他正做着把美丽的银霞娶回家的美梦。
5
这一天，太阳很暖和，年轻的男人女人大都把他们外边捂了一冬的破袄子解开，敞着怀。老汉们也解掉缠了一冬的长腰带，让春日阳光普照的暖风畅快地舔舐他们的肌肤。劳动出了一身热汗，再这样捂着，身上的垢甲就快要搓泥条条了。杨高贵与一群年轻力壮的男人们一起，一根扁担，两个筐子，在高高的山坡上往河沟担土。瘠薄的山坡，挖下杂树和荒草，只有一尺多不足二尺厚的黑沙土，那该是千年的烂草和树叶日积月累的一层土皮。如今的人们要修养命的田，用一道道的石坝把青石沟的空沟垒起来，中间的巨大空坑，就需要两岸山坡上这薄薄一层泥土来填了。一条人脚踩踏出来的盘山路，在剥光了土的崖坡上穿行，连接着高坡上挖土的妇女和河沟里抬石垒坝的男人们。妇女们挖着土，有时会把一节草根拾起来，卷进她们的衣兜里。一节火头根、一棵百合、一根细如线绳的山药，在放工之后，都将成为她们走进家门，恩赐给迎接她们的娃娃的礼物。娃娃们前胸贴着后背昐了一晌，能从母亲的衣兜里得到一星半点儿可以入口的东西，就高兴得欢叫一声，找地方生啃去了。倘若某一天，母亲的衣兜里掏出一两块洋姜，孩子立马会幸福得眼泪汪汪。也只有在山坡上挖土的妇女们在劳动过程中有此意外的收获。山地生百草，总有些草根是可以入口疗饥的。以杨高贵的年纪，完全应该在垒坝的男人们中间打个下手，干一些轻省活，如递一块支垫的小石头，帮扶一下抬巨石的杠头，或蹲在开山取石的石场，握住那六棱的钢钎，配合抡锤的精壮汉子，砸一锤，转动一下钢钎。但他身份特殊，在这个时代，他已无法享受队长在派活时以他年龄的老迈量体裁衣了。他是太平村唯一的老地主，是唯一一个在旧社会里享受过长袍马褂骑马坐轿的人，在今天穷人当家做主的新社会里，他必须加倍偿还他年轻时不劳而获欠下人民的重债，能跟人民在一起劳动已是他至高无上的光荣。只要不在某个运动来临之际罗织一个新的罪名，绳捆索绑地斗他一回、暴打他一顿，或唾他一脸的唾沫，已令他感恩戴德、山呼万岁了。但是，杨高贵就在这天下午太阳快要落山，人们已悄悄放慢脚步，磨着洋工，等待日头西沉好放工回家的当口，他担着一担沉重的土石，颤巍巍地一步一摇，把那滑溜、不能称之为路的脚窝窝小径走了一半的时候，先是那沉重的两筐土自山坡翻滚而下，接着是老地主杨高贵如一只蜷成毛球的刺猬一样，从剥光了土、仍泛着土泥色的崖坡上翻滚而下，直翻滚到沟底的乱石杂草中。他的两个儿子、两房媳妇和大孙子，在人们的惊叫声中一起奔扑过去，杨高贵福大命大，滚了几十丈的坡，只摔断了一条左腿，竟然还能说话。从这一刻起，大战青石沟农业学大寨的工地才恩准杨高贵卧床休息。还差三个多月，杨高贵足七十六岁。
太平大队的当家人、青石沟大会战的总指挥、大队支书余庆堂，这天夜里叼着旱烟，在杨家门口踅了很久，终是没有抬腿迈过杨家的门槛。杨启仁招呼他进屋吸烟，他侧头看了一眼恓惶瑟缩的杨启仁，只说了句：“到赤脚医生那要点儿止痛片去。”
杨启仁得到支书的“圣旨”，用他那棉絮外露、黑漆明光的、脏兮兮的袄袖子抹了一遍眼睛，喉咙里呜啦一声并不明晰的话，去了大队的赤脚医生家。太平大队早已实现了免费看病。每次诊治，医生只收五分钱的手续费，但免费只能面对贫下中农，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只有在大队干部恩准的时候，才可享受一次。赤脚医生的医疗室里，珍贵的、要用钱去买的西药片子、针水水并不多，倒是占了一方墙的大柜子分成了几百个贴着红纸黑字药名的小抽屉，里边装着树皮树叶草根草籽壳壳虫蜈蚣蝎子。医疗站的医生带有两个徒弟，每日里一把锄头一只竹篓子在太平山山山岭岭搜寻着称为药材包治百病的草虫。他们都享受着满天满候的工分。人民群众头痛脑热拉稀打摆子，就靠那些抽屉里称出的物件煎一罐苦汤来医治。大队长屋里人肺上有病，他家门前的十字路口，经年都倒着煎过了几遍还散发着苦涩气味的药渣子。而在赤脚医生的账单上，总有他长长一串某年某月某日拣药的手续费，五分五分五分一长溜。赤脚医生的认真和大队长老张的固执年年把这账单延续得叫人看了眼花。而地主及他的儿孙们、富农们、反革命们，那双卑贱的泥脚想迈进医疗站的核桃木门槛，除非有天皇恩浩荡，日出西山。
杨高贵从此就躺在他和孙子发娃住的小屋里，让家人把那条消极怠慢社会主义建设的断腿靠伏在土墙边，不哼一声不叫一声，静静享受着他自解放以来难得的长假。儿孙们私下商议请个旧社会会给牲口骟卵子能治点儿妇女奶痛男人尿频的土郎中来给老人家上夹板，续接上左边那条直骨断错的小腿，杨高贵一口回绝。杨髙贵说：“这腿断得好哇，它叹息我老了，想叫我歇口气哩。”
临死前两天的晚上，他要儿子去把支书叫来，说他还有罪没认完哩，突然想起来了，请支书过来一趟。余庆堂听罢杨启仁断断续续的嘟囔，披着破袄子进了杨高贵的黑屋。杨高贵抬手支走儿子，外边的一只手拍着床边的木头对支书说：“支书，今黑没旁人，我叫你一声侄子。好侄子，叔欠你一只耳朵，这辈子，你让叔免了一场刀子割肉的痛楚，叔在阴曹地府都记着你的好。”
余庆堂双手握着杨高贵的那只手，故作刚强地说：“叔哇，你好好养伤吧，庆堂只能做到那个份儿上，身在这位子，我也是身不由己，过分的地方，你权当是小辈的不懂事。”
余庆堂从杨高贵的黑屋子出来，眼角还有些潮湿的东西。杨启仁和杨启义油灯下招呼他坐一会儿，他丟了句：“明日还要抬石头哩，该睡下了。”便匆匆走了。
发娃每晚上收工回来，看到躺在床上气若游丝的爷爷，看到爷爷肿胀成青紫色的断腿，伤心不已。他正给生产队耕地。耕地是大男人的活，三十几斤的犁头一天在手中不知要提多少遍。发娃还小，正是长身体的年龄，衣服脱下来，身上全是一根根凸起来的肋子骨。杨高贵躺在床上，闭着眼睛，听发娃迫不及待地喝着野菜汤，心中那个痛无法用嘴说出来。那么重的活，那么长的日头，碗里没有一颗粮食星星，这哪儿是人过的日子！杨高贵年轻的时候，家财万贯，良田百亩。像发娃这么大时，还有奶妈子喂他喝奶，白米细面吃腻了，猪肉羊肉牛肉吃腻了，不知道这世上还有“饥荒”二字。发娃耕一天地，回来安顿好牛，喝几碗菜汤汤，倒头就睡了。杨高贵腿痛得整晚整晚睡不着。他听着孙子的鼾声，想着自己一生的风风雨雨、天堂地狱，觉着这活着啊实在是太遭罪了，饥饿且不必说，贫下中农们也饥饿，他就是受不了晚辈们遭罪。发娃遭罪，大孙子平娃前年娶了个媳妇去年十月里生了个重孙子更遭罪。不谙世事的碎娃娃，只知道整天里吃不饱哇哇大哭，可怜的孙媳妇竟去偷屎尿泡过的红苕种，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四世同堂，本该是我们中华民族最盼望的人丁兴旺的一大美事，如今成了加速杨高贵了断的一把快刀。不活了，活着自己受罪，还要眼睁睁地看着晚辈们受煎熬。双眼一闭，眼不见为净！他去意已决，便每顿里不吃饭。杨高贵开始绝食，任谁喂他喝野菜树叶草根汤汤，他认死不张口。杨启仁杨启义平娃发娃夜深人静齐齐跪在他的床边号啕大哭乞求劝说，他愣是不睁眼不张口，只任那一股子浊泪顺着脸颊濡湿枕头里的谷糠。到最后逼得急了，他发怒说：“要吃就吃肉，野菜汤汤，我不喝！”
花花在春天里连自己也养不饱，好久猎不到野物。獾在冬天里爬进深深的山洞里冬眠，野羊鹿在冬天没有树叶青草遮挡的山野，老远就能看见攻击它们的狗，跑得远远的，冬天到初春的花花，瘦得只剩下一身的毛。
杨启仁真的以为老爷子饿疯了，想吃一口肉。但除了人身上有一点儿肉，别处哪有肉？杨启义家里有只母鸡，但那是竹竹的小宝宝唯一的依赖。权衡再三，总不能为了老的饿死小的，谁忍心杀这只鸡啊？弟兄俩商量了半夜，决定等夜晚花花随发娃回来后勒死花花。
这一晚，发娃睡在奄奄一息的爷爷脚头，听着爷爷时断时续的胡话，渐渐入睡，突然被狗异样的哀鸣声惊醒，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父亲和叔父昨晚商议的全部秘密。顾不得多想，抓起割牛草的弯镰，一步抢到外屋，手起刀落，救了花花一条狗命。谁都知道花花和发娃的感情，两家人得到花花的恩惠还少吗？他们是力求瞒着发娃的。发娃救了狗，大人们心中有愧，也无言以对。熬到鸡鸣时分，老地主杨高贵就没了声息。
杨高贵断气以后，杨启仁首先向支书报了丧，老余当时没说多余的话，只安慰了两句就准了两家人的假。按照老风俗，杨高贵从断气到埋，至少得放三天，给亲戚朋友们留出足够的奔丧时间，也是给后辈留出足够的祭奠时间。但杨高贵身份特殊。他和贫协主席一起去杨家的时候，杨家已给死人穿戴好，放在门板上，等待贫协主席与支书发话。以贫协主席的意思，马上埋掉，不准他的家人耽误大战青石沟的劳动时间。老余于心不忍，他没理贫协主席的话，让杨家把死人放一天。待贫协主席走了以后，老余当着杨家人的面，还给老地主杨高贵上了一炷香。杨家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但一个个惊得瞪大了眼睛，不知道余支书唱的哪一出。
余庆堂心中埋藏着一个任何人都不知道的秘密。
余庆堂的老爹临终前，支走了其他的人，只对余庆堂说：“杨高贵是个地主，可他不是个恶人，他对我们余家是有恩的，对待他，你要心中有数。”那一年“文革”刚刚开始，三天五天里，村子里就要开一次批斗会，把杨高贵拉上台斗一回。余老汉之所以临终前要对当支书的儿子说那样的话，是怕儿子一时冲动，做错了事。
老余家在旧社会是杨家的佃户。他祖上是外乡人，逃荒过来的。来的时候，余庆堂他爷一根扁担两个箩筐，一头担着一床破棉絮几件烂衣服，一头担着四岁的儿子，那就是余庆堂他爹。杨家那一年正好新买了三十亩地，需要人手，见这要饭的身子骨结实，人也忠厚，就留下他做长工。让余庆堂的爹爹，那个小男娃娃，一天陪着当时也只有那么大的杨高贵玩。东家不缺吃喝，小男孩儿跟着东家的少爷，吃喝不愁。虽然不是少爷吃的小男孩儿都能吃到，但从一个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在哪儿的小叫花子成为一个一日三餐顿顿有饭吃刮风下雨有房屋栖身的少爷玩伴，无异于从地狱一下子爬到了天堂。十来年之后，余庆堂他爹长大。他爷跟东家商量，想租杨家的二十亩地，不做长工做佃户。那时候，做一年长工十几贯钱的工钱，终日里给东家干活，很难让自己富裕起来。做佃户，只要辛勤劳作，把庄稼侍弄得好，交过租子，自己还能有富余。有些地主前身也是从佃户慢慢积累些财富，然后置田买地渐渐发达起来的。杨家没有拒绝他的请求，并在村子里帮他搭建了两间茅草屋栖身。余家从此在太平山下站稳了脚跟，一年年地积累，也慢慢地摆脱了赤贫的日子。余庆堂他爹十八岁那年，也是东家撮合，让他跟另一个佃户张家的女儿结成了一家。其实，在那个年代，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也不是剑拔弩张的敌对关系。相反，他们是相互依赖、互利互惠、合作双赢的关系。地主购买的土地需要人手耕种，地主是靠耕种土地的收益来实现财富积累的，而无钱购买土地的穷人需要用自身的力气耕种土地来实现自己的温饱。这样，相互间就形成了共生关系。有时候，佃户发展得好了，还能成为二地主。就像如今的包工头，他把大宗的工程包下来，又把工程分细，各个承包给分工头，他从中抽取一定的利润。杨家财大气粗，灾荒年地里收成减了，佃户们求东家减租，杨家总是体恤下人，慷慨应允，从没有在佃户穷困的时候逼佃户。佃户们在内心深处其实很念及老东家的。那个时代，土地私有化，你只要有钱，买得起地，都能做地主，但地主也要上缴皇粮国税。
余庆堂他爹自幼跟杨高贵在一起长大，名是主仆，实则半个兄弟。杨高贵执掌家业的时候，余庆堂他爹只要有困难，有求必应。他妈生余庆海时，得了月子病，死在月子里。余家当时四个娃娃，余庆堂才成人，已远远走了。老余家死了当家女人，又拖着三个未成年的娃娃，一时困苦不堪。杨高贵舍了他一口棺材，让他埋了女人，又跟家里正好有个奶娃子的下人商量，帮余老汉把老四奶大。这一年，离解放也就三年时间，当时兵荒马乱、遍地狼烟，杨家的境况已远不如从前。国共两党在农村的势力各有千秋，已从早年的暗中较劲儿变成了明里斗争。很多穷人参加了农会，开展反地主反恶霸的斗争。余庆堂在他娘死的头一年里，已从农会的赤卫队员走进了转战陕南的李先念将军的革命队伍。地主和穷人之间的矛盾已经被农会的闹腾激化到白热化。杨高贵不是不知道这些，但他仍然帮了余家。
余庆堂从参加农会到走进革命队伍，在太平山周围闹腾有两年，名气很大。但是，国民政府下来查“匪属”的时候，住在杨高贵家里，问到余家老大，杨高贵却说，余家老大出门学手艺去了。当时，余庆堂他爹在场。过后，他爹跪在杨高贵脚下“咚咚咚”给东家叩了三个响头。杨高贵拉起余老汉，说了一番让余老汉一辈子心里都暖烘烘的话。杨高贵说：“你我虽不同宗，却情同兄弟，庆堂是我侄儿，年轻人不懂事，我不能图一时嘴快把我的兄弟和侄儿都害了。”那时候，杨高贵只要说出实情，余老汉当时就得蹲大牢、受连坐，甚至丟掉性命，这一家人就得家破人亡。所以，余老汉临终的时候，才要对儿子说那样的话，做人不能昧了良心。
余庆堂处在两难之中。作为支书，他要维护党和政府的利益；作为儿子，他也得遵从老父亲的临终遗言。每逢运动，给杨高贵罗织罪名，余庆堂心中总是矛盾重重，痛苦不已。他能做到的，只能让杨高贵在挨批挨斗的时候少受些皮肉之苦。
李天保的妈小时候一只耳朵让狼吃了，长大后，那半边脸是个大疤，耳朵只有个小窟窿。他妈四岁时，那天和杨高贵的一个小妹在一起玩。李天保的外婆，当时是杨家的老妈子，在杨家的厨房里做饭打杂。两个小女孩儿在四合院外的麦场上玩，杨高贵的妈则坐在一只小凳子上做针线活。春天的太阳暖融融的，晒得人昏昏欲睡。打麦场四周不太瓷实的地方，春草已抽出了一片新绿，其间夹杂着一朵朵黄色的蒲公英花、红色的糖罐罐花。场边的桃树、杏树都已过了花期，顶一头绿叶，孕育它新一年的果实。山上的麦田里，到处都是锄小麦春草的农人。杨高贵的妈正低头做着针线，忽闻一声孩子的惊叫，她猛抬头，看到一只麻灰色的狗一样的东西正把家中佣人的女儿叼在口中，孩子双手乱挥，号哭不已。她马上反应过来，这一定是今年家里的长工们天天说的狼。长工们说，今年狼特别多，每天上山下地，一早一晚，几乎都能看见狼的身影。山梁上，到处都是狼拉的白粪。狼的消化能力特别强，吃下去动物皮肉和骨头，拉出来的只有消化不了的毛发和骨头渣子，见风一干，就是一坨坨的白蛋蛋。狼走山脊，狐走山洼，狼粪都拉在山梁梁上。杨高贵的妈顾不得多想，也忘了害怕，忘了她自己是裹的小脚，三两步撵过去，就抓住了狼嘴里孩子的小腿。狼是咬着孩子头的，突然冲来个大人夺孩子，狼也吓得不轻。毕竟是在大白天，又在人家的场院旁，狼还是怕人的。人一夺，它就松了口，只带掉小女孩儿半脸的皮和一只耳朵。
在这期间，她听到过自己女儿的一声惊叫，她只顾抢狼嘴里的，就没顾自己的女儿。待她夺下狼嘴里的娃娃吓跑了狼，再回身找自己的女儿时，发现自己的女儿倒在她的身后已不省人事。邻居们听到动静，有人扛着木棍赶来了，都下手救两个娃娃。狼咬的伤势重，满头满脸都是血，孩子哭得撕心裂肺，杨高贵的娘就赶快叫人找金枪药，给娃娃包伤口，想着自己的娃娃是受了惊吓，缓过劲儿来就没事了。谁会料到，自己的女儿胆小，被那血腥的场面一吓，就吓死了，再没有缓过来。佣人的女儿命大，居然熬过了那一劫，长大成人了。这个女娃娃就是李天保的妈。
村庄的老人们都知道这段往事，但后来李天保斗杨高贵的时候，有一次要割了他的一只耳朵给他娘报仇。他说：“我娘的耳朵就是在杨家丢的，血债要用血来还！”
杨高贵被五花大绑在大队的场院——他自家过去的打麦场里，接受贫下中农们的控诉批斗。李天保说完话，就从绑腿上抽出一把五寸长的匕首。那匕首磨得雪亮，双面开刃，把上系着一拃长的红布条，耀眼的红色和刺眼的利刃青光从杨高贵眼前挥过。杨高贵双眼一闭，等待李天保的手起刀落，但那利刃割肉的剧痛终是没有降临。他只听得余庆堂一声断喝，整个吵吵嚷嚷的批斗会场立时鸦雀无声。
余庆堂一字一句厉声说：“李主任，今天是批斗会，不是杀人场，你不要违反共产党的政策！”
其实，这一时，别处的地主反革命已有在会场被当场打死的，法律在那个年代空白得如一张破草纸。在地富反坏右跟前，人们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余庆堂还是镇住了李天保。杨家老小在会场目睹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事后，把余庆堂的名字和观音菩萨连在了一起。
余庆堂用他激昂的发言把杨高贵狠批狠斗之后，为了让李天保心理平衡，他宣布：“从今天起，杨高贵等地主富农反革命，每年把村里村外大大小小的路和桥修一遍，该补的补，该平的平，该削的削，该填的填，不准占用生产时间。”杨家老小们都偷着笑，山里农村的路，一两尺宽，除非哪里垮塌了，人脚踩不住了，一般情况下，能有个啥大毛病？全村一座连接河两岸的木头桥，是四根大椿木扎成排，上边再横铺着小树枝和草，再在上边垫土的。只要底下的椿木未朽，桥面上是哪儿漏了，垫点儿树枝乱草，担几担土拍瓷实就行。别说一年修一回，修十回也累不坏人。
杨高贵心里明白，他当初若没有仁慈之心，今天就免不了一场皮肉之苦。一报还一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发娃的爷爷死了，贫协不准给他棺材，在山坡的野地里挖了个坑，垫些麦草，把人放进去，再盖些柏树叶叶草草埋了。他每日里拼命地套牛耕地，晚上回来吃几口就睡，整天里不说一句话。他细心的娘发现，发娃晚上睡觉连个鼾声都没有，小房子里静悄悄的。她哪里知道，发娃整夜整夜地失眠，睁眼瞪着黑黑的屋子，寻找十几年来习惯已久的爷爷的声息。那声息永远消失了，空荡荡的屋子，如同发娃一时间空洞洞的心灵。他甚至盼望人死了真有灵魂，盼望月黑风高之夜，亲爱的爷爷再回到祖孙蜗居的小屋子，与他血肉相连、息息相通的孙子欢聚。发娃爱他爷爷胜过爱他父母。自幼跟着爷爷睡觉，奶奶死得早，他是爷爷冬天的暖脚壶。爷爷每有一口好吃的，十几里之外，也会想办法给他留一点儿，这是几十里之外的姑姑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不恨爷爷留给他的地主的“爵位”，世道变迁，世事浮幻，爷爷一个乡巴佬，他能左右得了自己的命运吗？
6
挖蕨根的妇女们大有收获，家家分得了一大捆蕨根，村庄中间小河边的石头上晾满了洗净的黑根根。老人小姑娘们洗得净些，工地回来的妇女们就好歹洗洗，不留泥土就行了。晾干了表面的水分，全村户户的小石磨夜里就呼隆呼隆响，把这草根磨成粗黑的浆。第二天早晨，全大队几乎清一色吃蕨根馍馍，就像大年初一中华民族的传统吃饺子。所以，这几天，连屙在地里的屎都分不清谁谁了。贺副社长第一次享受这种美食，他每一口咽得都很艰难，尤其是蕨根的那股子腥味，让他忍不住就想吐。可看到老余一家老小一人捧只碗全埋头大口大口地吃，他也只能强忍着囫囵地往下咽。咽着咽着，贺副社长五十多岁的人了，眼泪竟吧嗒吧嗒地往碗里掉。老余瞥见，不知何故，才要问，见老贺摇头示意，老余方才明白，老贺他是辛酸呢！
这时的人们对食物已经没有了抉择权，吃不是一种享受，它纯粹沦为维持生命的需要。如果谁对食物再挑三拣四，那就是自寻死路。不是由你来选择食物，而是由食物来选择人了。
老余这些天正在酝酿一个新的生产方案，他只是要选择一个适当的时机。
大部分人家把分得的那十斤八斤的玉米都珍藏了起来，谁家没有老和小，万一有谁撑不住了，再拿出来救命，生活仍以野菜和蕨根维持着。蕨根已经挖了好几面山，老余一刻也没敢让大家停止挖。这才农历二月底，等新麦成熟，还有整整两个月时间。两个月六十天，四百多张嘴，得有多少东西才能填饱这些无底洞？
蕨根吃到五六天头上，问题都出来了。好多老人小孩儿痰里都带着殷红的血，那是吃蕨根被粗硬的纤维扎破了喉咙。好些人则是拉不出屎来。工地上正干着活，放下家什就去方便，一方便半个时辰。队长才要批评，自己也蹲到石头背后起不来了。如果能搞到一点儿油，这种情况就会缓解，但问题是，粮食尚且没门儿，哪儿能搞到油呢？
余老二想吃点儿油水，他杀狗未成，腿伤快好了，又偷着把邻家黄老太的老花猫炖着吃了。邻家的老花猫养有七年光景，白色和黄色夹杂的条纹就像一只斑斓猛虎，一个村子的老鼠都归它统辖。谁家闹鼠灾，只要把它借去关一晚上，那家的老鼠就闻风丧胆，逃之夭夭。它也从来享受不到人类的食物，靠着家鼠、野鼠、蜥蜴、长虫，甚至野兔维持着生活，是黄老太的掌上明珠。老太太老伴死得早，就靠这只公猫暖她的床，一晚上听不到猫叫唤，老太太就睡不着觉。
余老二余屠夫竟把它勒死、剥皮，炖成了一锅猫羹。
当地人自古以来敬猫如神，都说猫肉是酸的，吃不得。猫死了，也都一把稻草包了，高高架在一棵树上。它的灵魂是要升到天堂的，因为猫的一生都是在为人类驱害，积累功德。余庆魁原打算神不知鬼不觉地半夜三更吃了猫肉，再埋了骨头和皮。谁知道肉煮到七成熟的时候，整个村子都飘散着浓浓的肉香味。邻家黄老太太晚上没见猫回来，整个村子地呼唤。肉味吸引了她，她敲开余老二家的门，见到厨房地上殷红的血迹，再看看锅里，正咕嘟咕嘟煮着一只褪了皮的兽。老太太开始以为是只兔子，问余庆魁，余庆魁嘴里呜啦着，说不清情由。老太太疑窦顿生，再仔细翻翻锅里的兽，发现去了皮的尾巴骨有两拃长。天杀的，兔子尾巴哪儿有那么长？
老太太揪着余庆魁闹到了余庆堂家。
余庆魁是余庆堂的亲弟弟。他们弟兄四人，老大余庆堂，老二余庆魁，老三余庆山，老四余庆海。四兄弟平时各过各的苦日子，不甚往来，秉性也各不相同。余庆堂当大队的支部书记，正直善良，倔驴脾气，口碑最好；老二余庆魁为人狡黠，半辈子贪酒好吃身子重；老三余庆山最老实，身子单薄，娶了个麻脸的婆娘，身子比他重几十斤。集体分红苕，婆娘背一百二，他只能背八十斤，经常夜里被婆娘打得鼻青脸肿。据说是想跟老婆骚情，婆娘赏的。三个娃娃，两女一男，个个标致，没一个像他。人都说，这麻怪婆娘娘家有相好的，嫁给余庆山，压根儿就没让余庆山沾过边边，尝过荤腥；老四余庆海当民办教师，早些年是漫川中学的造反派副司令，曾被公社“革委会”当作红色接班人培养，只因搞了公社贫协主席的侄女，才被踢回大队委屈地做了孩子王。他为人心黑刁钻，见谁比他强就想害谁，见谁日子比他好就想整谁。
余庆堂对三个弟弟，个个都头疼。
偷吃邻家的老花猫，这多理亏。余庆堂耐着性子听黄老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无言以对。待老太太哭诉完毕，他指着老二的鼻子把他一顿臭骂：
“把你个屄嘴咋馋成那样？猫肉你也敢吃？你咋不变成一只狗去吃屎呢？杨高贵才死，埋在哪儿你知道，去，刨出来煮煮，连骨头带皮的，够你鼓捣半个月。看你那点儿出息！全公社人民全县人民甚至全国人民都在挨饿，就你招架不住了？羞我余家先人哩！我这张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老花猫是咱黄表婶（当地方言，称长一辈的妇女）的命根子，是她老人家的老伴，你咋就下得了手？我马上通知李天保，派两个民兵，你打着锣，给我游乡去！游完了乡，回来再商量咋个赔猫！”
黄老太太见余支书动了真火，气也就消了大半，都是邻居，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只是可怜了她的猫，生龙活虎的，见天在她身边撒娇，就这样遭了毒手，她心如刀割。她对支书说：“看在支书的面子上，游乡就免了吧，几十岁的人了，咱丢不起那脸。我那猫，一年逮几千只老鼠，保护了多少粮食你支书也是清楚的，就让你老二赔我些粮食吧。”
余支书也有此意，就问：“赔多少呢？”
黄老太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斩钉截铁地说：“二十斤苞谷，一两也不少！”
“二十斤，你黑成锅底了！”余老二闻言，如遭蛇咬蝎蜇。这年代的二十斤苞谷，比二十斤黄金还珍贵。余老二心疼得都要流血了！余庆堂怒吼一声：“闭上你的臭嘴，二十斤便宜你了，要不是邻居，二百斤也不多！”
挨骂归挨骂，赔偿归赔偿，余老二还是把猫肉与婆娘娃们细细地吃了，把大骨头小骨头都啃得干干净净。感觉这猫肉啊，也就是个肉，并无酸味，比其他家畜的肉都要细腻，跟果子狸差不多，只是缺了五香大料和老酒，没有吃出极致的味道来。
游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此地形成的一种对坏人的惩罚性措施。坏人胸前挂一块木板，浓墨重书所犯罪名。如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右派、强奸犯、赌博犯、偷盗犯等等，头戴一两尺高的纸尖帽，手执铜锣，边走边敲。由两个民兵荷枪实弹押着，游遍全公社甚至全区的村庄。每到一处，由民兵联系当地干部组织群众聚会。游乡的人先向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头像认罪，再向人民认罪。要详细讲述犯罪经过，做贼的要背着赃物说明何时何地如何偷的东西，强奸偷人的要讲明何时何地如何做的勾当。在这个一年只能看两回样板戏电影、文化生活极为匮乏的时代，来一个游乡的，也是一件热闹事，接受教育的同时，也大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有些细节，比那样板戏精彩多了。游乡的人一走，人们会通过各种渠道把他的祖宗八代打听个清楚明白，这人以后在这地方只能永远夹着尾巴做人了，比判十年八年的徒刑更能改造人，更具威慑力。光是想象那种耻辱，犯罪的念头也会打消。去年秋天，游过一个破坏军婚的，头上的帽子变成了一个女方的红裤衩，脖子上挂一双女人的花布鞋。原定要游五个公社的，这人才游了两个，趁看守的民兵路上大意，跳崖自绝于人民了。半年过去了，人们对此事还津津乐道，百谈不厌。
真要让余老二背张猫皮游乡，余家兄弟日后都没法做人了。
7
且说饥饿的形势日益严峻，有几家的妇女白天在青石沟工地缠着文书要介绍信。黄桂荣虽是大队的文书兼会计，掌管着大队的红版大印，但这个介绍信的内容却让文书吓了一大跳。平日里外出走亲访友需三天两天的，文书开个“沿途车站旅馆给予方便”的介绍信只是证明一下该人的贫下中农身份，无甚大碍。如今这几个妇女要开的介绍信是“家里饥荒难度，无米下锅，太平大队某某人出门要饭，请沿途村镇人民公社给予放行”等等，大队也是一级人民政府，光明正大地给群众开具介绍信出门要饭，这不是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吗？黄桂荣负不起这个责任，也没这个胆，但这几个妇女缠得凶，其中就有余老三余庆山的老婆。
黄桂荣把这件事反映给了支书，余庆堂闻言也吓了一跳。晚上喝过了野菜汤，他叫上贺副社长一起，来到余庆山家。
余庆山算是大队的特困户。他住的也是三间小石板屋：一间堂屋，一间一家五口的卧室，一间隔成两半，一半盘台灶做饭吃，一半在地上挖个坑冬天里做火塘烤火。两个女儿一个儿，大女儿十三了，还跟娘和老子挤在一个床上。家里除了一张床、一台灶和些许筐筐篓篓锄头扁担之类的必备农具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一张小饭桌，是用了人老三代的，桌面三块板，裂着两条指头宽的缝，四条腿没一条不晃荡。老余和贺副社长进门的时候，一家人正围在饭桌旁啃蕨根饼。墙上挂着一盏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
余庆山见大哥领着公社干部来了，慌张放下黑馍馍就起了身。麻脸女人把屁股底下的凳子抽出来又用衣袖拂了拂摆到门里的空地上叫他俩坐。余庆堂让贺副社长坐了，自己蹲在一旁。三个娃娃见来了生人，都躲灶房去了。
“正吃呢？”余庆堂问。余老三应道：“吃呢，你和领导吃了？”
“吃了，来你家看看，没下锅的了？”
弟媳妇这时已从见客的慌乱中定下神来，见问，就答道：“还有些蕨根，粮食是没有一颗了。”“家家都这样，再坚持坚持吧。”余庆堂歉意深深地说。好像这饥荒是他支书领导不力给全大队的人造成的，他是人民的罪人。弟媳妇向来泼辣，嘴巴不饶人。这个穷家，也就靠着她艰难地维持着。大伯哥做大队支书，她觉着压根儿没沾什么光，没受到丝毫照顾。虽是同一个父母生的亲兄弟，好像还不如个外人。当初她嫁给余庆山，也是上了这个大伯哥的当。所以，平日里，她就不理他的茬。余庆堂知道这个弟弟窝囊，也觉着愧对弟媳妇，于是也就让她三分。他一年很少进这个弟弟的家门，他害怕弟媳妇说话带刺左敲右打阴阳怪气的味儿。
弟媳妇好像已整理好了她的思绪，接过话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家家都跟我一样，你们做官的是长有眼睛的。整天大干社会主义，肚子里没有一颗粮食，我是干不了这个社会主义了。你们做官的，共产党员坚持着吧，我带着我的儿女们，去给你们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去。”
“你真打算出去逃荒？”余庆堂的脸拉下来，严肃地问。弟媳妇根本不买他的账，答道：“不逃荒咋办？你看看你侄儿你侄女，脸上还有血色没有？饿死了你侄儿，让你老三做孤老去？我不带娃娃要饭咋办？你弟弟那个屌样子，你比我心里清楚，想不来一点儿办法的。我们娘儿们走了，他一个人，有这高级的蕨根养着，死不了的。”
“你是我的弟媳妇，不能带这个头！”
“这时候我是你的弟媳妇了，分救济粮救济款的时候，咋没听你说过我是你弟媳妇哩？”
“你……咋说这没良心的话？”
贺副社长见两个人话不投机，赶紧圆场道：“一家人嘛，别一说话就带火气。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你有气，就对我出好了。我正在和老余老张积极地想办法，让群众度过这个春荒。我们是有办法的，这时候，不相信政府还相信谁呢？逃荒不是个办法，走到哪儿都没饭吃。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啊。困难时候发发火，我能理解。”
“贺副社长，你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看看我这个家，穷得光打着胯子疼了。”
余老三在一旁袖着手，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贺副社长又好言抚慰了一番，并承诺尽快搞些粮食回来分给群众，余庆山的老婆总算嘴上答应不带孩子们出去要饭了。回去的路上，两个人默默无语，各人的心都沉甸甸的。贺副社长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到哪儿还能搞到粮食。
过了两天，麻脸婆娘还是带着她的娃娃们悄悄地走了。余庆山早上醒来，觉着不对，屋子里没一点儿声息。检查屋里，少了一个背篓，两床破被子，一条粗布口袋。余庆山太老实，想着走就走吧，反正家里连老鼠也养不活了，就没把这当回事儿，白天照样出工。过了三天，余庆堂才知道，他把这个窝囊废兄弟臭骂了一顿。
日子不好过，余庆堂事事不顺心，心烦上火，上火就骂人。他甚至发现，他骂人的技艺是越来越精湛了，出口成章，一骂一长串，有时胜过泼妇骂街，有些难听话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是从哪儿学来的。
余庆山真是个窝囊人。当初娶女人的时候，当地没人跟他，经一个远房的亲戚在湖北的大山里给他介绍了现在的婆娘。去相亲的时候，是余庆堂领着去的。那时的余庆堂，退伍没几年，一表人才，浑身精神，器宇轩昂，走到哪儿，都是少女眼中的一盏灯。余庆山猥琐邋遢，个子又瘦小，看上去，像余庆堂的大哥。弟兄俩被领去的时候，麻脸大姑娘兰花出来匆匆瞧了一眼，媒人问她中意不，她就满口答应了。她知道这是兄弟俩，是哥哥领着弟弟来相亲的，但马虎的她错把他哥哥当弟弟了。父母没弄错，父母有父母的难处。女儿虽然心气高，身体壮实，家里家外是一把好手，但自幼出天花，落了一脸麻窝窝，外面好的小伙子是看不中她的。女儿已二十岁了，二十岁在当时算嫁不出去的大姑娘。余庆山虽然窝囊些，但是贫农成分，哥哥余庆堂又当着大队的书记，有这样的哥哥照应着，日子不会差到哪儿去。于是一桩婚姻拍板成交。男方给了女方十块钱的彩礼钱。结婚的时候，来的还是两兄弟。兰花这时才看清，披红挂彩的是个小老头，不是人高马大英武标致的余庆堂。但一切都为时已晚。亲戚朋友挤满了一院子，猪也宰了，宴也开了，炮仗也放了，自己也梳妆打扮齐整穿上大红袄了，这时候要说不愿意，根本不可能！就这样，兰花稀里糊涂嫁给了余庆山，心中那个气呀、不平呀，统统没办法对任何人说出口，那真是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让她痛苦的还在后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榆木疙瘩也得搂着过一辈子，这是古训，她认命了。新婚之夜，她等待着那幸福时刻的来临，但新婚的男人在她身上折腾了个够，也没有坚挺起来。干涸的大地满目焦土，却得不到雨露甘霖。她气疯了，一脚把男人踹到了床底下！
这也是个男人？
她回娘家一住就是半年。
她是见识过真正男人的。娘家的小山村处在大山环抱的深山老林之中，离最近的村庄八九里地，十来户人家，只一户地主。家家有一院茅草屋，依山傍水，院子篱笆墙上的黄瓜豆角摘也摘不完，吃也吃不尽。队里有几只老火铳。老一辈的人代代相传，都有一手打猎的绝招。有的会下套，有的枪法好，有的会下狼夹子。一到冬天，农田里没活了，年轻的老的都忙碌起来，上山打猎。山上的野猪、野羊、鹿、獐子、麂子、金钱豹、狼、獾、果子狸、土豹子，那真是不胜枚举。野猪、野羊和鹿，一赶出来一大群。一冬的忙碌，第二年一年都有享不尽的腊味儿。外面的人如何折腾，这里也是世外桃源，风平浪静。平日里，地主和贫农和睦相处、称兄道弟，只有外面干部来的时候才象征性地做做样子。这地方，好归好，却有一样，太偏僻。外面的姑娘不愿嫁进这深山窝窝，村里的小伙子娶个女人难。娶女人难就降格，聪明标致的男人娶个痴呆呆的婆娘，口齿伶俐的小伙子娶个哑巴女人。婚姻没有了爱情的成分，纯粹沦为单纯的繁衍。麻脸大姑娘兰花二十多岁上没嫁出去不是村里没人想娶她，几个小伙子都在打她的主意，父母愣是没答应。父母已看清这小山窝未来的前景，一定要把女儿嫁到山外边去。留在这地方，将来的晚辈们一样没出路。
兰花十八岁那年冬天，父亲领着村子里一个小伙子上山下套。这天，父亲的关节炎犯了，上不了山。哥哥和村子里另外几个人赶山走了好几天，没在家。父亲就让她跟这个小伙子上山。这小伙子叫长寿，姓朱。两年前在山外娶回个哑巴，一顿饭能吃三海碗，却不会干一样女人的活。朱长寿一来气，就把哑巴打得满村窜。没娶哑巴前，朱长寿请媒人到过她家，她当时觉着还行，但父母坚决不同意也就作罢。一个村的，两家人还是往常的关系，她和朱长寿之间也没什么生分，倒是朱长寿一直以来看她的眼神怪怪的。
两个人上了山。这天的天气很好，太阳暖暖的，只有北坡有些少量的残雪，微风里尽是干草的香味，松鼠成对地在林间蹿上蹿下。蓝蓝的天上，不时盘旋着一只鹰。下套查套是不带狗的。下套看的是野兽的路，套下在野兽必经之地，依据野兽的大小和种类决定套的大小高低，狗会破坏下好的套，也会给路过的地方留下气味和踪迹，不利于野兽进套。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在山林间跋涉着，查看着。中午的时候，已收获了一只被套索勒死的野公羊。
朱长寿掮着死羊，兰花跟在后面，在一面平坦的厚草地里，两个人坐下来休息。
“兰花。”朱长寿叫她。她问：“咋的？”翻山越岭这种剧烈的运动使她丰满的胸脯一起一伏的，像揣着两只兔崽。
“你看这是只啥羊？”长寿坏坏地问。兰花大咧咧地答道：“公羊呗。”
“我知道是只公羊，我是问你，你看出它的特殊点没有？”
兰花又看了看死羊，一脸困惑。朱长寿卖弄地踢了踢死羊，告诉她说：“这是一群羊里的头羊，你看它两腿的骚毛扫着地了，蛋子有小碗大，又腥又臊，一群的母羊都是它的老婆。”
兰花还是不相信，又问：“你咋知道？”
朱长寿把死羊翻得肚皮朝上，肚脐眼儿还露着半拃长的一截雄性器官。他指着那个乌紫乌紫的物件对大姑娘兰花说：“你摸摸它就知道了。”
“呸，你坏！”兰花啐了他一口，满面丹霞飞扬。她一双手就推朱长寿，朱长寿趁机一把握住她的手，把她拉进了怀里。
“长寿，让我爹剥你皮……”兰花在长寿宽大有力的怀抱里无力地挣扎着。朱长寿的双手已搭上了她丰腴的胸部，在那里肆无忌惮地搜寻着，兰花的挣扎变成了象征性的抵抗。十八岁的少女哪能招架得住一个雄壮男人有力地抚摸，那从未被异性爱抚过的酥胸，一经男人的手揉摸，立即就像是软绵绵的两掬雪，化成了水，化成了雾，化成了少女春意暖暖的桃花溪。
“我让你见识哥哥的好东西！”
朱长寿的手从兰花的胸部滑向腰身，扯开了兰花的红裤带，再游向小腹，游向小腹下的芳草地。兰花停止了反抗，静静地享受着男人的手带给她的奇妙的感受。当长寿的手游到她那丰满柔嫩的私处时，她只觉着身子像着了火，烧灼的痛楚令她心慌、令她气短。长寿的手轻轻一动，她便忍不住就要呻吟。长寿三两下就脱掉了她的裤子，那一瞬，兰花就觉着，压上身的长寿是一座山。
朱长寿坚利的犁铧把兰花的处女地耕耘了一遍又一遍，兰花一时飘到云里，一时跌进雾里，一时像徜徉在花丛中，一时又像沐浴在腾腾的大火中。
朱长寿占有着她，爱抚着她，她也心满意足地做着这个有妇之夫的情人，享受着他宽厚的胸膛。女人一旦跌进爱欲的河流，就很难再主动爬上岸的，那是灵魂与肉体的双重需要，即使是有偶尔的挣扎与清醒，也只是徒劳。
原打算嫁了男人就断了跟长寿的关系好好过日子，谁知嫁了个没用的。男人在她身边给她带不来欢愉，反而只有饥渴和痛苦。欲火难耐的夜晚，她常常把余庆山掐得浑身是伤、揍得鼻青脸肿，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让她的身心得到慰藉。余庆山自知理亏，一任女人施虐而不反抗。日复一日，越发使他自卑猥琐得没个人样。女人把朱长寿的娃娃怀了一个又一个，每怀一个，都明明白白地告诉他说：“大乌龟、大王八，我又偷野男人了，你不出一点儿力就能做老子，真是恭喜你了！”
余庆山不怕老婆挖苦嘲弄。老婆生娃娃，他打心眼儿里高兴。管他是哪个男人的，生在我家炕上，就管我余庆山叫爹，百年之后，一样为我披麻戴孝摔孝子盆，清明除夕，他还能跑到别人祖坟里磕头烧纸去？
老婆一口气给他生了大凤小凤小满三个娃。大凤小凤两个姑娘，眉清目秀，聪明可爱，小满俊朗机灵，赛过了余家兄弟们所有的男丁。余庆山一见这三个娃娃，干活浑身都是劲儿。
过了几天，又有几个年岁大些的妇女偷偷出门要饭去了。
余庆堂有些惊慌失措。他让李天保在通往外面的几条大路上派民兵站了岗，再有人偷偷出去要饭，就给押回来。
人的身子能管住，人的心是管不住的，有人开了头就像河水决了堤，你越是想堵住决口，那后面的浪头来得越凶猛。余支书下决心要跟贺副社长摊牌了。他对老贺说：“老贺啊，你看这样下去我也领不住这一大队的人了，我们要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了。”
“你想从哪儿下手？”老贺跟他相处的日子长了，知道老余这人解决任何一件事情，是深思熟虑过了才会跟人谈。老余干干脆脆地说：“我们不能盲人骑瞎马再跟着运动穷折腾了，我们已经没有了折腾下去的本钱。当务之急，我想分出部分劳力来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狠抓两年粮食。具体做法是，把每个小队的男女劳力搭配，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在青石沟农业学大寨的工地上继续修田地，适应运动形势；一部分人把全大队这些年撂荒了的土地全部整理出来，趁着春天，赶紧播种。没种子我们找信用社贷款，派人到外面去买，只有我们自己种出足够的粮食，才能不挨饿呀！”
老贺赞赏地直点头，可他又担心地说：“办法虽是个好办法，只是农业学大寨运动是中央提倡的，从中央到地方都抓得那么紧，我们俩这点儿权力，恐怕还做不得主的。”
“这个问题我早考虑过了，我先与你商量的目的就在这里。我在下边和各小队长安排具体的操作办法，你来应付上边的。你装聋子我装傻子。万一有县委县政府的下来检查，我们那时再把人员组织到工地上去。只要抓紧时间把种子播下了，以后的事就好处理，哪一级的领导，他也不会铲了我们的庄稼苗吧？”
“这个想法有些胆大，我怕到时候纸里包不住火吧……”
老余说：“我是准备犯错误挨批斗的。我余庆堂丢了支书的乌纱帽不要紧，只要能让全大队人明年春天有养命的粮食，枪毙了我，也是值得的。”老余有些激动。好些年了，他还没有这么情绪化过。五十大几的人了，一下又像是回到二十岁的青春年少，回到战火纷飞、热血澎湃的战斗岁月。老贺也被老余的情绪感染着，他说：“这是在犯错误，犯一个为了群众生存的正确的错误。你放手去布置吧，我和你在一起，挨批挨斗，让他们把咱俩一根绳子拴着。”
老余得到了老贺的支持，心里愈发热情洋溢，激动不已。他发自内心地说：“谢谢你，我替全大队的老老少少谢谢你！有你的支持，我什么也不怕了。”
余庆堂当晚就组织各小队干部开会，把他的决定宣布了，说是上级政府的决定。但他没让老贺参加会，他要为老贺留条后路。
文书黄桂荣非常赞成狠抓农业生产。他等支书开完会，大家各自散场的时候，悄悄拉了拉老余的衣角，让老余和自己走在最后边，他的又一建议比老余的更大胆些。他建议老余把妇女们挖过蕨根的山坡坡分给各家各户，让各户自己种点儿粮食，搞点儿小小的资本主义。
“你狗日的是给我使坏呢？”
“老支书，你这样想吧，挖过蕨根的坡坡不是生产队的耕地，土质又那么肥沃，荒了长草不也就浪费了，给各家分他一两杆子，让他们晚上种点儿粮食，业余时间，不耽误集体的活。上边真追究了，就说妇女们可惜挖过了的山坡，撒了点儿种子，哪知道就真的长出庄稼来，便收归生产队。那肉烂了不还是在锅里！”黄桂荣月光下一脸的狡黠。余庆堂倒是佩服这个王八羔子的胆量与精明。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背着手，快步走了。黄桂荣立即去把走远了的几个小队长叫住，仔细地布置了一番。
妇女们已挖出了成百亩的蕨根。蕨这东西，也是拣土质肥沃、土层厚实的地方长。挖过蕨根的山坡就像耕过的坡地，只是多了些乱七八糟的胡扔的草草棍棍，扒拉扒拉，点火烧烧，就不碍事了。当地老几辈就有烧山开荒的习惯。把一面山砍开火路，一把火烧了，开垦出来种几年，瘠薄了又撂荒，再开垦另一面山。如此轮垦，一面山种三五年，让它荒二三十年，生草长树，积累够了枯草落叶腐殖质，再一把火烧了种几年。每一次轮垦，都有足够的肥力，春下一粒粟，秋收万颗粮，只要出些力气，不用一两肥料。这是原始的刀耕火种的农业，但也是没有化学污染的、纯生态的农业。
各小队撂荒了的土地全部复垦。派出去买种子的跑遍了陕南和湖北交界的山山岭岭，高价买回些玉米、小米、荞麦和各种豆类，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好的坏的，都种到地里头。各家夜里偷偷分的山坡坡，老余原以为都没种子下种，谁知多数人都藏着救济粮分的那点儿玉米，在夜色中，也一粒粒地播下去。几大面新开垦的山坡，全都侍弄得像个出嫁的大姑娘，光鲜光鲜的。这也是余庆堂好多年没看到的，好像人们一下子又会种庄稼了。
播下了种子就是播下了希望。
饥饿还在延续，但人心稳定多了。
一个偌大的中国已经闹腾了整整十个年头了，余庆堂在支书生涯中经历了各场运动。每次运动，波及偏远农村都要刷标语，开大会，把村里仅有的几个地主富农反革命绑起来斗了又斗，批了又批，把每次运动要斗争要批判的东西都强加在他们头上。比如孔老二的孝子贤孙、苏修的特务、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帮凶、国民党反动派的卧底……杨高贵死之前至少荣获十个以上的反动头衔。以至于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谁是坏人？杨高贵那样的人就是坏人！坏到了什么程度呢？他们白天搞社会主义建设，晚上就想着怎样去颠覆社会主义……余庆堂面对目不暇接的政治斗争，已没有了热情。农民已经穷到保不住性命了，没有一点儿财产，除了各家有一两间避雨的草房石板房和干活的农具，农民真是一无所有啊。自留地从入社时的人均二分削减到如今的一厘，这一厘土地是与公社交涉再三留下来的，让各户种点儿蒜苗、葱和烟叶。农民一年能购买的东西只有盐、煤油、火柴、肥皂等这些自己无法生产的东西。孩子上学一学期一元的学费有的家长还从娃娃一年级就欠到了四年级。余庆堂已有好几年没有揣过属于自己私有的面值十元的钱票票了。
农村赤贫的另一个原因是：今年一个林业大会战，全公社甚至全县抽调无数劳力建林场；明年一个工业大会战，又抽几千几万的人力去建一个炼钢厂。若哪位领导头脑一热，又是几十万个工时投进去建一个什么。年年有建设，月月有抽工，但没有一个是建成盈利的。换一届领导，又推翻前一任的政绩，建自己任上的政绩工程。农民只有出力的份儿。大队和生产队相应的要给工分。任何大会战大建设，农民出工，上边是没有报酬的，所有的报酬都压给了大队生产队。生产队的农业收入除以总工分就是工值，所以这工分越来越不值钱，越来越贬值，加上要享受工分的大队小队干部、民兵、民办教师、现役军人家属等，这工分就更加贬值。一毛五分的工值几乎就是全公社的标准，其购买能力是：当时一斤盐一毛五分，一斤煤油三毛八分，一盒火柴二分，猪肉凭票八毛五分。可怜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摔八瓣干五六天才值一斤猪肉。这么不值钱的工分，人们干活的积极性从哪儿来？劳而无酬的劳动，不论对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一种嘲讽。农民不穷，谁会比农民更穷？
8
村子里回来了一位远方的客人。他叫黄桂元，是黄桂荣未出五服的堂哥。黄桂元的父亲黄良云在第一年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做放炮员，开山炸石。头天晚上收工时点的七眼炮只响了六响，留下一眼哑炮。第二天早晨上工，他先去排哑炮。邪乎得很，他刚把哑炮的导火索动了动，哑炮轰的一声响了，黄良云被送上了云里又跌下石中。上工的人们赶来的时候，黄良云已命归黄泉。黄家旧社会给杨高贵当长工，成分自然是贫农，黄良云又是为农业学大寨战天斗地的运动而牺牲的，公社“革委会”主任亲自参加了他的葬礼，为他置办了一口当地最为高贵的纯柏木棺材，并追封黄良云为“革命烈士”。第二年，公社“革委会”把铜川矿务局的一个招工指标给了黄良云烈士年满二十岁的儿子黄桂元。黄桂元荣幸成为铜川矿务局下属煤矿——陈家山煤矿的一名一线采煤工。当时，全公社还有几十名西安城里的知青。知青们眼巴巴地看着一个农民土包子做了工人，占了他们的指标。但黄桂元是烈士遗孤，谁也没能力争过他。黄桂元当工人的第二年，他的母亲领着他的小妹嫁给了陈家山煤矿的一个中年矿工，留下两间孤零零的石板房和黄良云翠柏环绕的一座孤坟。不过，年年清明，民办教师余庆海都会带着他的学生们敲锣打鼓给大队唯一的烈士坟墓送上花圈，并让红小兵（当时的少先队）在墓前宣誓，然后拔去墓上杂草，栽植鲜花，培上新土。除夕之夜，当地人要给祖坟送上一盏灯，这差事自然落到侄儿黄桂荣的头上。
黄桂元简直就是衣锦还乡了。
村庄的小孩儿一批一批拥到他那长满狼尾巴蒿、米米蒿的破屋前，探头探脑地看看他这个做了工人阶级的故人。黄桂元提着一大兜子水果糖，每个小孩儿发一颗，孩子们兴奋得像过节。当然，黄桂元也没闲着，扫了扫尘土厚积的老屋，安顿好了带回来的铺盖行李，让半大的几个孩子领着，来到青石沟农业学大寨的工地。黄桂元走的时候，青石沟还是一条荒沟，如今已被修成了半沟的梯田。青石垒的坝，削两旁山坡的土填的地，一台台平展展的土地，令人赏心悦目，精神昂扬。梯田还在往上延续，沿路都是石灰水在青石上刷的标语。两旁的山石，不少都炸掉了突出的部分，把路和泄洪道改在靠山的一边。工地上红旗飘扬，八磅大锤砸击铁钎的声音此起彼伏，男人们抬石头吆喝的号子声响彻山谷。真是一片战天斗地的情形。“大战青石沟，造田五百亩”的红绸横幅扯在工地前方的两棵大树中间。黄桂元把工地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齐齐见了一遍，按照长幼尊卑，过去该称呼啥的一律亲热地称呼着，并像干部们那样，与男人热情地握手，送上一支大前门香烟。女人们照例有一颗花花纸包的水果糖。男人们把烟在鼻孔下一遍遍闻着，舍不得点着。大前门牌的烟五毛钱一盒！仅是拿在手中的那个香啊，比清一色臭烘烘的旱烟袋不知要诱人多少倍！公社主任下来检查工作给群众发的还是九分钱一盒的羊群牌，区长最多抽两毛二分的宝成牌，那已经是十分高档了，一盒烟顶农民一天半的工值。五毛一盒的大前门，支书余庆堂还记得是在前年的时候，做了地区行署专员的老战友下来看他的时候送了他一条。当时没舍得抽，老婆叫他拿到供销社去委托代卖他又不忍心，最后经过了一个连绵的秋雨季节，全发霉了，心疼得他半个月吃饭都没味儿。女人们小心地把糖纸展开，看其中晶莹剔透的玻璃珠子似的一颗糖果，闻闻那甘甜、清新的水果味，再仔细看看糖果纸上印着鲜艳的瓜果图案，终是没舍得送进嘴里，全塞进衣兜里了。
余支书破例让人们多休息一会儿。黄桂元握着余支书的手，鼻子一阵阵发酸。余庆堂心里也激动着，眼睛有些湿润。他仔细端详着离开了这块土地近八年的晚辈，走的时候，瘦瘦弱弱的一根细麻秆，八年不见，已是当年他老子的模样，虎背熊腰，浓眉大眼，满脸络腮胡子，厚实的嘴唇，上唇短，下唇长，活脱脱的一个青年黄良云。跟他老子的区别只是小伙子收拾得干净利索，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只能看见乌青的一圈胡子楂儿。
“小伙子，狗日的出息了，一表人才嘛，还没忘记这个穷山沟沟，还没忘记你叔？”
“我的好叔呀，桂元是这方黄土养大的，经常做梦都是和大家伙儿在一起，这是我的故乡啊，我谁都记得谁都想啊，连我门前老椿树上的喜鹊窝都想！”黄桂元放开了老支书的手，对围着他的男男女女情深意切地说。跟黄桂元沾些亲戚的女人们禁不住一阵唏嘘。他的唯一的姑姑——余老二余庆魁家里的面对酷似哥哥的侄儿，想起了早死的哥哥，她激动地卧在黄土堆子旁号啕大哭。她哭她短命的哥哥，哭她远在他乡想也不见、念也不见的亲侄儿，哭她自己吃一顿没一顿艰难的日子。
“姑啊，都怪你侄儿没良心，八年了也没回来看你，小时候你把我白心疼了。”黄桂元跌跌撞撞又跑到姑姑跟前，扶起浑身稀软一身泥土、破衣烂衫的亲姑姑，掏出一方雪白的手绢为姑姑擦着眼泪，嘴里叫着：“姑呀，你别哭嘛，咱们高兴，啊……”话还没说完，自己却忍不住大声哭开了。姑侄俩的情形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这些年啊，人们艰难地活着，就像山上的兽，终日为填饱肚子而忙碌着、煎熬着，人们的情怀都被苦难的生活腌渍了，麻木是生活中单一的色调，很少能被什么所感动。尘封已久的情感，一旦找到爆发的缺口，那泪水就像山间暴发的洪流，只有一泻千里而后快。
余庆魁自己大泥巴手一边抹泪，一边嘟囔老婆说：“看你没出息的，桂元回来了，你倒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走了这多年，也没听你念叨过……”嘴里这样说，心里也挺酸楚。当初郎舅俩关系挺好，家里家外，没少照着他，有一口酒一口肉，也叫他全家去共同享用，那么好的人，早早死了，活着的人，哪能没个念想？只是日子艰难，为了个生存，把什么都忘却了。余庆魁不争气的泪水还挺多，不一会儿，就把自己抹了个大花脸。
余庆堂看着这家人，心潮澎湃。农民安静地生活在厚实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饲猪养牛，生生不息，代代繁衍，不被这运动那运动左右着，哪儿会有这些悲欢离合？什么时候，这些朴实憨厚的人们，才能过上一天富足而安宁的生活？
大伙儿都去安慰这姑侄俩，然后又求队长放了余老二夫妻的假。队长把目光投向支书，他是大战青石沟、农业学大寨的总指挥，他不点头队长做不得主。余庆堂大手一挥，说：“让他们回去吧，姑侄团圆，我余庆堂也不是个木头疙瘩。”
黄桂元说：“让我抬一回石头吧，看你们干得热火朝天，我肩膀和手脚都痒了。”
余庆堂哈哈大笑，说：“好哇，这才是我们太平村走出去的男人！”
黄桂元荣归故里，在这个春荒难度、饥饿难挨的春日里，把这个平静得如一潭死水般的村子搅起了阵阵涟漪。激动的不仅是他血脉相通骨肉相连的姑姑，贫穷的人们，谁不羡慕这个一身光鲜的小伙子啊。当年窝在这山沟沟的时候，不也是土包子一个，十二岁了还整日挂着两筒鼻涕。谁会想到，做了工人，就这么出息了。工人跟咱农民，可真是不一样啊！哪一年祖坟上冒青烟了，也让咱的儿子孙子当回工人，过一天人过的日子！怪不得漫川小街道那一小撮城市户口的居民，平日里跟农民说话打交道，都一双鼻孔仰到天上，原来他们之于农民，根本就是同一个天底下的贵族！
姑姑家还是他离时的那样，几间石板屋，陈年的土墙上草秸泥的墙皮剥落得有一块没一块的，除了农具，家徒四壁。姑父一篮子杀猪宰羊的家什高高挂在堂屋后檐的房梁上，已被灰尘淹没了。黄桂元记得，在他小时候，那可是姑父挂腊猪腿的地方！日子好过的时候，小山村户户一年养两三头猪，一头交给地方的收购站，卖百八十块钱；一头冬季里育肥了，请上邻家的男人们杀了猪，盐腌柏朵熏，制成腊肉熏肉，挂在堂屋前后檐的房梁上。家里来了客人或端午中秋时令佳节，搭梯子取下一块两块来，不消一个时辰，就是上好的一桌佳肴。姑父是周围几个村里唯一的杀猪匠，有一大篮子的铁凶器：杀猪刀、砍肉刀、刮毛刨子、剔肉刀、扫毛刀、粗糙的麻石头、大钩环、长捅杖。一到农历冬月，姑父整天就醉醺醺的，今天给张家杀一头，明天给李家杀一头。一头猪从早杀到晚，干活的时间短，吃喝的时间长。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当地人请杀猪匠是不给工钱的，一块两块钱多小气，给一只肥猪腿！这儿的猪腿是带膀子的，一尺多长，四五斤重，再三地推让，挂在杀猪匠挑着篮子的捅杖头上，这才是报酬。其实，杀猪匠还有猪鬃猪毛等战利品，一季下来，也卖个二百三百的。姑父家的后檐房梁上，一年四季都挂着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腊猪腿。有肉吃的日子，从未少过他这个娘家的亲侄子。如今这房梁上空空的，别说肉，连玉米棒棒、小米穗穗、秫子穗穗也看不见。
姑姑忙着去烧茶，端在黄桂元的手上的，也就一缸子白开水。他记得小时候，家里来客人了，娘说烧茶，总是烧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没有荷包蛋，也是糯小米酿制成的黄酒，再漂一层米花。
“娃呀，日子……日子没法子过了，姑没啥给我娃喝的。”姑姑的泪水还没干，把一缸子白开水捧给侄儿，束手站在一旁，辛酸地说。姑姑已有四十五六了吧，头发掉了一半，剩下的有一半是白发。一身牛粪做颜料煮的粗布衣服罩着里面的烂棉袄烂棉裤，说不上是黑色，也说不上是绿色，黑不黑绿不绿黄不黄的。一双手全是冬天摸石头皴的裂口，骨节粗大。脚被破布头子包着，塞在龙须草鞋里，沾满了黄泥。双颊冻疮，一额皱纹，深陷的眼睛显示着岁月风霜、春寒秋冷。除了深刻在记忆中的相貌轮廓，姑姑已不是他记忆中的姑姑了。年轻的姑姑漂亮能干，走路风风火火，说话干脆利索，常把有些懒惰、爱灌老酒的姑父指挥得团团转。姑姑还有一双巧手，每逢端午节，都要给娘家的侄儿侄女、自家的儿女绣花兜肚，绣香包。要是在陌生的地方，碰到这么一个风霜满面的女人，敢相认是记忆中的姑姑吗？
“姑啊，我是听说家里穷得很，请了假回来看看你。”
“哪儿只穷得很，娃呀，我和你姑父、你表弟表妹四口人，半个春天了，也就吃了八斤苞谷是粮食。整天里吃野菜、草根，野菜也长不赢人的嘴啊。你表妹表弟每天翻几架山，也找不回一满篓子。一个月了，我们就吃蕨根。”姑对他说。黄桂元闻言心里凄凉，立即起身要回老屋拿行李。姑姑吩咐男人说：“娃几千里路回来，咋能住那多年没人住的破屋子，你去把娃的东西都搬过来，住姑家里，姑喝白开水，也有我娃一口热乎的。”
余庆魁很快搬来了侄儿的背包、被子卷。黄桂元接过绿帆布背包，马上掏出离开煤矿时就用粮票买好的点心、饼干，还有职工食堂做的杂面馒头。娘再三让多买些，再多买些。光半斤面的大馒头，他就买了五十个，一大面口袋。馒头是豆面、苞谷面和高粱面三合一的，瓷是瓷了些，香甜也顶饥。
黄桂元把饼干点心放在一旁，掏出馒头口袋，解开袋口，拿出杂面馒头送到二位长辈面前，说：“姑父、姑，你们吃这个。”
姑父余庆魁两眼放光、欣喜异常，接过馒头就狠狠咬了一口，心想，那么大个的背包，死沉死沉的，还以为啥东西，原来是馒头！姑姑颤抖着手，在衣襟上揩了又揩，才把馒头捧在手里，送到鼻子跟前闻一阵，吧嗒吧嗒又掉着眼泪，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不像是吃更像是品。黄桂元看看姑姑，更觉辛酸。他说：“姑父、姑，你们放开吃，我这多着呢，表弟表妹都有！”
“好好！”余庆魁已顾不得答话，应付着侄儿，一口气风卷残云吃了三个。冷馒头瓷硬、噎人，余庆魁几次都瞪起了白眼。姑姑把一个吃完，黄桂元再拿，姑却不吃了。她不是不想吃，侄儿远道回来，不是一两日就走了的，家里头没一口粮食，吃完了，侄儿吃啥？女人家不像男人，女人天生就是过日子的，过着今天，更想着明天。
余庆魁家里的把一条诱人的新闻带到了青石沟工地，侄儿回来，是想娶一房媳妇。余庆堂家里的闻言，就对妯娌说：“你家艳艳不是属鼠的，都十六了吧，把艳艳嫁给他，亲表兄妹，亲上加亲，让我们艳艳享福去。这么好的事，不能便宜了别人。”
“不成，嫂子。”余庆魁家里的说，“桂元也属鼠的，整大艳艳一轮。这不算啥，小老鼠嫁个大老鼠的，不是没有。桂元说了，婚姻法规定，亲表兄妹不许结婚，怕生个呆呆娃。桂元说了，艳艳再大些了，婚事包在他身上，他一定帮艳艳找个工人。”
“啥都是你‘桂元说了’？我看，他是看不上咱艳艳，都十六了，还没个姑娘样子，没屁股没胸脯的，可惜我的命苦，三个娃娃没一个闺女，没个当丈母娘的命！”
妯娌俩一边干活一边小声嘀咕着，就有些好事的妇女们把全村的姑娘都挨个儿数数，比画比画。众口一词，最终把目标定在全大队人人称道、勤快贤惠、面目姣好、持家过日子一等一的银霞头上。
只有这个好女子才配嫁个工人，跟工人享福去。就有人把话传给了余庆魁家里的。余庆魁家里的一听，心里豁然开朗。是啊，光想着自家的闺女，咋就没想给侄儿娶个拔尖的好媳妇！银霞，就是银霞了。这么好的姑娘，打着灯笼也难找！想着光鲜光鲜的侄儿，挽着美貌贤淑的银霞双双拜堂那样儿，做姑姑的心里蜜甜蜜甜的。
做姑姑的心里谋划着这件事，干活就没心思，好不容易挨到中午放工，就急急地告诉侄儿。侄儿上午在村里闲逛，倒也是看见了几个大姑娘。有一个姑娘特别中意。一条乌黑乌黑的长发辫，辫得整齐，扎三道红毛线绳。典型的瓜子脸，可能是干活累了热了，红扑扑的，像抹着胭脂水粉。细长的两道眉毛，水灵灵的杏核眼，翘翘的蒜头鼻子，尖尖的下巴，嘴巴不大也不小，见了生人，浅浅一笑，露出整齐的一口白牙。黄桂元碰到这姑娘的时候，姑娘正背着一筐子野菜从野外回来。黄桂元吃惊地想，穷山沟沟的，还能出脱这么漂亮的姑娘！虽然一身褪了色又补着杂色补丁的蓝衣服穿在她的身上，显得土不拉叽的，但青春少女的勃勃生机是掩盖不住的，简直就是个大美女呀！黄桂元心里产生了无限的遐想。他就是没留意这姑娘是哪家的。姑姑狠狠地向侄儿夸赞了一番银霞的美丽、贤淑和勤劳，就要给侄儿张罗，黄桂元自己心里有个人影子抹不去，也不想拂了姑姑的美意，就对姑姑说：“姑，让我先看一眼，看了再说，行不？”
“也行，我娃的终身大事，得我娃中意才好，姑这思想，是赶不上形势了。”姑姑笑了，草草扒拉了几口吃的，就指使闺女艳艳说：“你去把银霞叫到咱家来，就说娘想请她给你哥剪个鞋样儿。”
“鞋样儿你自己不是会剪吗？”闺女艳艳一头稀拉拉的黄头发，一脸菜色，胳膊腿又细又长，五官模样像她娘，挺俊俏的，就是不见姑娘家的体型。村里同一茬的女娃娃大多是这样。娘就是村里剪鞋样的高手，今儿个咋想起叫别人剪？艳艳瞪着清纯的眸子，不解地看着娘。她娘训斥道：“娘老了，手也笨了。你不是常说银霞能干手巧吗？我想给你表哥做双鞋。你表哥在外面当工人，大地方的，鞋做得不好了，别人不笑话咱老家人的手艺？”
“我表哥回来，把你们都乐疯了！”艳艳放下碗筷，出门走了。表哥回来，岂止是她娘乐疯了，她爹乐，她也乐，弟弟更乐！表哥带回来的吃的是雪中送炭。今天早晨，又给了爹爹二十块钱、几十斤粮票，爹一大早就去漫川了。有粮票，在粮站里就能买到议价粮食。表哥说了，买不到好粮，买些麸皮杂豆红薯干也行。饥荒的时候，有了吃的，还有啥能比这件事更好？弟弟上学堂，揣了半个馍馍，走路都是旋着身子的。表哥还给了她一方四个角角上印着水红色梅花的手绢，一把各色毛线的头绳，一件毛蓝咔叽布的褂子，一双只见街道女娃娃穿的粉色的塑料凉鞋，还有一包表哥的妹妹给捎的旧衣服。艳艳比她小，小时候，她俩最亲最好。艳艳把每样东西都在身上比画比画，乐开了怀。翻开一件月白色只有一尺多长的小衣服，前排密密的一排粉色扣子，艳艳不知是啥，她奇怪地问表哥，表哥不告诉她，叫她问娘去，问了娘，回头把衣服掖在背后，给了表哥一个羞赧的鬼脸。弟弟也有一双黑色的塑料凉鞋，一顶新军帽和一个新帆布书包。书包的外面用鲜艳的红漆写着毛主席龙飞凤舞的草书：红军不怕远征难。这是当下最流行最时髦的军用挎包。弟弟戴着军帽，背着挎包，做着军人的身姿，一脸神气。
艳艳一会儿就把银霞叫来了，两个姑娘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进了屋，银霞叫了声“婶”，见屋里坐着客人，就进了艳艳的小屋。艳艳娘应了一声快步从灶房出来，就给侄儿用眼神示意，黄桂元的心怦怦跳得厉害，这不正是自己晌午在村子里就看中的人！
姑姑装模作样地请银霞给黄桂元剪鞋样儿，银霞客气了一番就拿了剪刀和麻纸。做姑的想让侄儿看得仔细些，又让侄儿脱了鞋比个大小。银霞大大方方地出来量黄桂元的脚，倒把个黄桂元羞红了脸，不知平时干活利索的手和脚如今咋摆放合适。
几个女人大声地在小房间里说着话，黄桂元在堂屋里听着银霞悦耳的声音，巴不得姑姑立马就说成了这桩姻缘。
送走了银霞，姑姑问侄儿：“娃呀，人你也见了，中意不？”
黄桂元心里正荡漾着春意，满脸都是笑。他答道：“不晓得人家看不看得上咱哪？”
“看不上？还有她挑的，我娃是个工人，拿工资吃商品粮的，看上她是她的福气！”姑姑得意忘形，只道是自家条件好，这村里的，谁家攀上谁家走大运。
请媒人很让她费了一番心思。村里的老媒婆本是邻家的黄老太，但自家男人才偷吃了她的猫，两家人正别扭着，不能请她。最后她想到了大伯哥余庆堂。余庆堂和李天保都在大队工作，这话请他说再合适不过了。大队支书的话多有分量。余庆堂听了弟媳妇的话，也觉着合适。扯起来，他也算是黄桂元的亲戚，这么一桩水到渠成的姻缘，又不违反政策，自己落得个顺水人情。于是，就趁着夜色去了李天保家。
带回来的消息让这一家百思不得其解：父母同意，女子不愿意。
“为啥呢？”
余庆堂说：“银霞说她小，听着好像是嫌咱桂元年龄大，也嫌远，几千里路的，舍不得她娘。”
“哪个闺女没出嫁时舍得娘，嫁出去了还不就忘了娘，嫌娃大还说得过去。”
“大啥哩，不就十一岁嘛，男人大些，才知道心疼媳妇。我看哪，哥再跑两趟，说个媒，哪能就像买个猪崽，走去就成交的。女方的，总要摆个姿态。”余庆魁说。
“也是，桂元也别急，终身大事，我们都稳重些才好！”余庆堂就要回去，黄桂元把两包大前门塞在余庆堂手里，并说：“还请叔多费心，两包烟，你先抽着，改天我请叔喝两盅。”
“你这娃，还跟叔客气。”余庆堂收了烟，想着事情还是有希望的，没有哪个姑娘见提亲就满口答应的，不摆个姿态，太轻薄了，就没了身价。
余庆堂走了，李天保还在开导女儿：“多好的事啊，咱农民年年吃不饱，天天把日头从东背到西，活得多累。人家工人多好，一天八小时工作，下班就回家，每月发工资，吃粮有粮本，成品粮。冻不着饿不着，肉有肉票，菜有菜票，蛋有蛋票，油有油票，国家全供应。娃呀，你农民嫁个工人，掉到福窝里去了，爹日后还指望沾你的光。”
银霞油灯下手里补着弟弟的破褂子，一声不吭。说得多了，银霞说：“爹，你是见不得我了，想把我嫁得远远的，让我十年八年见不着一回爹和娘！”
“嫁个好人家，爹是疼你啊，你个死女子，咋不知道好歹！”
父女俩话不投机，李天保怏怏睡了。银霞收拾完活计，心里乱乱的，吹灯上了床，好长时间睡不着。睁眼看着破窗口漏进屋的一线月光，想着发娃的眉眼，想着发娃对她的好处，想着和发娃在一起的幸福时光，银霞心里难过极了。她预感到，想和地主崽子走到一起，恐怕是千难万险。发娃呀，你咋就不是个贫农，不是个工人呢……明天得想法子和发娃见上一面。
9
今春生产队加大农业生产力度，复耕了好多撂荒的土地，杨发娃作为使牛耕地的把式，已经累得跟几头老牛一样，只剩下皮包骨头。银霞是杨发娃生活中的全部希望和憧憬。没有约会的时候，不论是远还是近的山坡上，他都能搜寻到银霞进出的身影。哪怕就这样远远地看一眼，心里也是踏实的甜蜜的。村子里有一个人看穿了他和银霞的小把戏，这个人就是发娃的嫂子江竹竹。竹竹有个奶娃娃，天天有尿布洗。生产队的牛圈建在小溪旁。这条溪流是从石头缝里流出的山泉水，冬暖夏凉。牛饮着也好，村子里的妇女也爱去那里洗衣服。在河水刺骨寒冷的季节，小溪的山泉水温温的，大清早还冒着雾气，竹竹不止一回在薄暮时分看见银霞溜进牛圈旁的草料房。没看出来，小叔子发娃这只闷罐子葫芦还会勾引大姑娘！真应了老人常说的那句话：不叫的狗才是咬人的狗！竹竹在替小叔子高兴的同时，也替他惋惜，这明明是在上演一场婚姻悲剧嘛，整日里酷爱斗地主的畜生李天保会把女儿嫁给地主狗崽子，岂不滑天下之大稽，自己掴自己的嘴巴子？这个时代，成分就是社会的等级和地位！已是过来人的江竹竹静静观察着事态的发展，没敢告诉任何一个人。
牛圈这地方背着村庄，门也是不上锁的。在特务和反革命遍地滋生、风声鹤唳的时代，村庄深夜都有一两个荷枪实弹的民兵巡逻，没哪个胆大包天的贼敢打耕牛的主意。夜晚刚刚抖开它的黑布衫，把天边最后一缕晚霞收入囊中，山峦一下子就轮廓模糊了，被大树紧裹的村庄霎时间变成了一团团黑影。发娃圈好牛，才要离开，就听见银霞在草料房低声叫他。每次幽会都这样，银霞先藏进草料房等发娃回来。这间草料房就是他俩爱情的伊甸园。发娃确认周围没有眼睛了，才一闪身进了草料房，随手把破板门用一根一直在门背后的木头顶死。
银霞像一条蛇一样，钻进他的怀里。
两个人亲热、爱抚、亲吻。
发娃紧紧搂着怀里的银霞，感觉她的心跳得特别快。亲她的时候，她也有些心不在焉、慌慌乱乱的，不能好好配合。银霞往常温柔湿润的唇是干硬干硬的，拥抱在一起，那种曾经的火热的激情和冲动没有了，只把一双手搂着他的腰身，任发娃爱抚她。
半个月没有约会了，发娃非常渴望这一时刻，银霞心不在焉，他还以为银霞没有进入状态，亲她的同时，就势把她压在了身下的干草上。以前的约会，也就到此为止。但今晚的银霞却开始主动了，她挣扎着几下就脱光了衣服，并把身上正干焦欲裂的男人投进自己的烈火中。发娃一度犹豫着、抑制着，但不一会儿脑子就一片空白。理智的长堤一旦被对方掘开了口子，猛兽般的洪水霎时间就破堤而出、怒涛滚滚了。
银霞发出撕心裂肺的呻吟，紧紧咬着发娃肩头的肌肉，她好像忘了咬着的是男人有痛有痒的肉，就像咬着一团破布，一张兽皮。
……
银霞低声抽泣着，发娃身子稀软，倒在一旁，不知所措。
“银霞，都怪我，我不是人……我没有管住自个儿。”
“不怪你，是我要的，我就是要你做我的男人！”
“这样会出事的。”
“我不管，发娃，我喜欢你，你明天就请媒人告诉我爹娘，你要娶我！”
“银霞，你别急，我一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
“不行，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你不敢把事情挑明，我就成别人的人了，到那时，我就死给你看。”银霞语气坚决，容不得发娃吞吞吐吐。
“你别吓我，出了啥事了？”
“村子里回来那个煤矿工人黄桂元，请支书去说媒，我爹都答应了。”
“那可咋办呀？”发娃闻言，一点儿主意都没有，一双手插进头发里。银霞这时非常有主见，她说：“你让媒人告诉我爹娘，你喜欢我，一定要娶我！”
“这不成威胁了？”
“就是要威胁他们，他们总得问我的意思吧，到时候，我就告诉他们，我非常喜欢你，一定要嫁给你！看他们还有啥办法。”
“你爹会开斗争会斗争我、关我。”
“亏你还是个男人，害怕啦，退步啦？我陪你去！杨发娃，你要是怕我爹，不想娶我，就让我的心凉透吧。我对你的心凉透了，说不定我一高兴，就跟煤矿工人走了。”
“银霞，我依你。”发娃把银霞重新紧搂在怀里，发誓般地说，“有你陪着我，下油锅我也不皱一下眉毛！”
两个人商量好，不敢耽搁太久，银霞先溜出去。
发娃吃晚饭的时候，嗫嗫嚅嚅地把意思告诉爹娘。一向挨批斗、谨小慎微、天上落片树叶也要下意识地捂着脑袋的父母吓了一大跳，以为儿子得了癔症，得了花痴。
杨启仁杨启义兄弟两家人立马一起商议。过去的大家族都是这样，没老的主事了，遇大事就开个家族会议，即使已沦为千人唾万人骂的地主，即使眼下只有兄弟俩，这习惯一时也改变不了。
两家的大人没商量出个结果来。男婚女嫁，一家有女百家求，本是人之常情，但复杂就复杂在李家和杨家天地悬殊的贫农地主成分；复杂在早不说晚不说，在旧社会是自家长工的儿子、如今已是高人一等的煤矿工人黄桂元请人去说媒之后，咱们又横杀出来，跟人家贫下中农、工人阶级明火执仗地抢夺嘛，是不是蚍蜉撼大树，太过于自不量力了？但有儿子必须要娶媳妇，这是人伦常理、天地重任，做父母长辈的，哪怕是刀山火海，也要豁出去走一遭。
竹竹一直搂着娃娃，不时看一眼低头不语的发娃，瞅着大人都沉默不语的空子，把发娃娘叫出去了。回来的时候，发娃他娘脸上的神色平稳了许多。她最终拍板道：“他叔、他爹，明儿个请媒人去李家。我娃有这眼光，说明我娃不是个孬种。咱地主咋啦？咱地主也是人！”
李天保把杨家请去的媒人——富农杨启德的老婆、也是发娃的婶娘臭骂了一顿。
吴昌保这几天生气、着急、上火，干活没心思。一村子人都在议论黄桂元和银霞的婚事，只把他听得身烦心烦。他黄桂元不就是爹死得好，别的有啥能耐，小时候是个出了名的鼻涕娃。工人都当到二十八岁了，还混不下个工人老婆，回过头来抢咱贫下中农的，算有本事呀？一村子没出息的人，都被工人的光环迷住了。生气归生气，不平归不平，吴昌保没有勇气请媒人上李家的门，就像一条狗，看着人大口吃肉啃骨头，他只有瞪着眼咽口水。
黄桂元又给支书送去一瓶烧酒、一斤白砂糖、一盒点心、一包茶叶四色礼，执意要支书为他多跑几趟，多做工作。余庆堂收了礼，满口答应。
银霞还是不改口，只道自个儿年龄还小，嫌远。
李天保要老婆劝女儿，老婆回他：“婚姻要随缘，他俩缘分没到，劝也白劝。”信仰佛教的人最讲究个缘法，把李天保气得直瞪眼。李天保讥笑她说：“咱俩当初也是有缘分？”当初“破四旧”，李天保带民兵去砸庙，看上了庙里的小尼姑，晚上翻墙进去，把老尼姑和小尼姑分开，对小尼姑进行了“革命”。随后，革命者不准这些迷信的人住庙了，要她们还俗，嫁人。李天保逼小尼姑嫁给他。老尼姑一根绳子上吊了，临死前，让徒儿答应了李天保。
“咱们俩是孽缘，孽缘未了，上辈子，我欠你的。”老婆回敬。李天保实在想不通，日子这么清苦，这么累，婆娘还有心思念经、拜佛。李天保有时候使坏，在老婆大清早就要起床烧香拜佛的时候爬上身压住她：“让你信，让你信，我整死你！”婆娘不反抗，如死人般任他蹂躏。事毕了，婆娘照常起床、净手脸，还是跪在黑屋子里嘟囔，雷打不动。她念经拜佛，当初还有佛像，李天保把木头的劈了，纸画的烧了，泥塑的捣碎了。她就对着烟熏黑的土墙，香点在面前地上，没有香了，她点根麻秆，要是连麻秆也没有了，她就啥也不点。李天保抽她的嘴巴子，嘴流血了，她不擦，还念经。李天保没辙了。
话说到这份儿上，僵住了。黄桂元一早一晚往支书屋里跑，余庆堂没话回他：“咱一个共产党员，婚姻法讲究个婚姻自主，女子不松口，咱就没办法。”黄桂元急得在村里胡转。
发娃求他婶娘再跑一趟，婶娘死活不去。发娃“扑通”一声跪在婶娘面前，“咚咚咚”磕了三个头，把婶娘吓得木头似的。发娃说：“婶娘，侄儿求你再跑一趟，你就受点儿委屈吧，我给你磕几个头补上。实话对你说了，银霞跟我商量好了的，请你做媒，只是要你跟她爹娘挑明。”
“你俩商量好了的？”婶娘呆若木鸡，如闻天方夜谭。发娃回答：“商量好了的。”
“你俩早有一手？”
发娃点头。
“你把人家大姑娘……”
发娃的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我的小先人呀！”婶娘一把拽起侄儿，吓得说话都哆嗦，“你崽娃子闯下大祸了！治安主任、民兵连长家的姑娘呀，你吃了熊心豹子胆，小心李天保给你崽娃子吃枪子儿！”她是富农老婆，见李天保就浑身不自在，说话气短，她更不去了。发娃还是央求道：“婶娘，我跟银霞是真心实意的，她喜欢我、我喜欢她，他爹要是整我，她就跟他爹闹。你去说个话害怕啥。她爹现在还不知道我们两个相好，村子里没人知道。”
“你狗日的是要把婶娘放到火上去烤、去烙！”婶娘虽胆小，但心肠好，是个热心人，又疼爱侄儿，在侄儿的苦苦央求下，心又软了，答应再走一遭。
李天保把发娃的婶娘堵在门外。
“李主任，你别横，我是来给你闺女找婆家的，又不是来抢你闺女。成与不成，咱总得把话说到了。要不，让闺女表个态，让我侄儿死了心？”她壮着胆子说。
“我闺女看上猪也不会看上他个小地主！”李天保直拍胸脯，回头就大叫女儿，“银霞，你出来，地主崽子杨发娃托人来说媒，给她个话，让他死了这条心！”
邻家的人闻声都出门来看热闹。这时正是中午，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在家。
银霞出来，低着脑袋，长辫子垂在前胸，双手抚弄着辫梢，面若桃花。她羞怯地对爹和发娃的婶娘说：“发娃一个村的，人也老实，我……我愿意。”
李天保像一口吞下了一个干面的蒸红苕，差点儿噎死。李天保扬起他的手就要扇女儿的耳光，看热闹的老老少少哄的一声笑了，把个平时趾高气扬、自以为是的李主任气得拨开了女儿，一头钻进屋里，再不出来了。还是女儿懂礼仪，尊敬长辈，把发娃的婶娘送到篱笆外。
“你记住爹的话，你要是想嫁杨发娃，除非他不是地主！”李天保撂给女儿这句话，背着他的枪，气咻咻地走了。
尴尬的是余庆堂，伤心的是黄桂元，偷着乐的是一家富农两家地主三兄弟。李天保在人前矮了一截，说话没底气了，虾米腰更弓了。余庆魁两口子想破脑袋，也没想通这中间是何原因。
银霞不愿意，让余庆魁两口子觉着十分丢面子。他们赌起了气：我侄儿这么好的条件，你还嫌弃，说不定别家的姑娘做梦都想有媒人上门。还不相信在村里娶不走个姑娘！他们马不停蹄立即物色下一个了，挑来挑去，觉着高家的红梅是银霞之后村子里又一个拔尖的姑娘！余庆魁的女人亲自去高家说媒，高家老老小小一口答应。两口子高兴地告诉了黄桂元。黄桂元勉强应着，心里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
红梅的父母做梦都想让女儿嫁个商品粮，因为他们家里出了个当兵复员回来当干部的人，其实也不过是给县白酒厂看大门而已。红梅的这个二叔除了赡养二老外，年年不停地周济哥哥。大人小孩儿身上的穿戴，小孩儿念书的学费，红梅她爹抽的烟，甚至她娘身上的妇女用品，都是她二娘捎回来的。余庆堂张耀显这些村干部，哪一回县里开会都住她二叔家，回来还有礼物相送。这拿工资的，好像有使不完的钱。也是的，月月发工资，钱就像那房后的山泉，源源不断地往外流，你只要准备好桶去接就行了。哪像农民，旱了、涝了、虫灾、病灾、野兽灾，早晨见星星，晚上见月亮，辛辛苦苦干一季子，收不回几捧粮食。拿工资的人种的是铁杆庄稼，旱涝保收的。女儿能享上这等福，是女儿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黄桂元虽然心里生气，但他不怪银霞拂了他的面子。自己一个一线采煤工人，乡亲们哪里知道，八小时不见太阳，几千米的地下，潮湿污浊的空气，下去手脸干净，出来除了眼角和牙齿是白的，其余哪儿都是黑的。毛孔里长年附着黑煤星星，天长日久，就像长上了。回来之前，他在集体的大澡堂里泡了一天又一天。危险也时刻伴随着上班的人。瓦斯气体、顶板脱落、采空区山体错位、地下水……都是悬在采煤工人头顶的利剑，稍有疏忽，就出大事故。焦坪平洞煤矿瓦斯大爆炸，一次就夺去了几百工人的生命。当地人背后把一线采煤工称为埋了没死的人，有姑娘也不嫁他们。甚至煤矿工人自己的女儿也看不上他们。这些人三十岁了，单身的还很多。黄桂元的妹妹给他介绍过五个姑娘，三个是因为工种不好，最后父母不同意，另外两个吧，见个面就再无消息。一家人都为他的婚事着急。最后，他的继父跟矿上交涉，为他请了两个月的长假，让他回老家领个农村娃回来。
娶个农民，工作不能解决，户口不能解决，咋办？继父自有继父的办法。矿区有许多这种先例。农民老婆要是连临时工也找不到了，就在矿区的山上搭几间油毡房，开垦一片属于矿区的国有土地，种点儿菜，养几只鸡或羊，一家人日子也能过。农民私自开垦土地属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这儿是国营矿区，农村的势力伸不进来。矿区领导深知煤矿工人娶亲难，为了这些单身汉们，领导也就睁只眼闭只眼。
乡亲们哪里知道其中的酸楚和痛苦。
其实，红梅也是个不错的姑娘，面貌姣好，聪明伶俐，只是身子单薄些。
银霞愿嫁地主崽子杨发娃的消息就像这个春天的一声惊雷，霎时间就传遍了整个村庄。平日里备受李天保等欺压的地主富农反革命们暗自高兴的同时，也佩服银霞和发娃的勇气。贫下中农们大多骂银霞瞎了眼，明知是火坑，偏要往里跳，这闺女脑子有病。也有人把两个年轻人在心里拉在一起比一比，觉着银霞就是有眼光，杨发娃除了是个地主成分外，哪一点也不比贫下中农的儿子差。勤劳，能吃苦，爱护集体的牲口。人长得白白净净，方面大耳、宽额头、直鼻梁、阔嘴巴，五尺多的身材，瘦是瘦了些，但一身精神气，不多言语，见了长辈先称呼后说话。石板上纸片上画得一手好绣画。读完了初中，也是个文化人，要不是个地主，还没有哪一点配不上银霞。真放在一起比比，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众人议论的时候，都避着李天保和他的老婆。
寂寞困苦单调的生活，早已没了能激发人们议论的话题，突然有了这两对年轻人的婚姻，让死气沉沉的村庄变得有生气、活泛了。
10
余庆山在青石沟农业学大寨工地里跟妇女一起运小石头填石坝的空间。这是妇女们干的活，但余庆山生来没甚力气，男人们抬大石头抡大锤他干不动，只能干妇女的活，拿妇女的工分。老婆娃走后，余庆山人又瘦了一圈。有老婆女儿在家，他每顿还能吃口热乎的，老婆走了，半辈子没摸过灶的人每顿自己弄吃的，他不会。他每天早晨把蕨根面面搅一锅糊糊吃一天，别人家有女人或小孩儿挖野菜掺和着吃，他啥也没有。时间稍长，他开始想他的儿女，想他的老婆，他明知儿女不是他的，但他仍想。一个屋里生活了多少年，光叫爹也把他叫亲了。女人虽然打他骂他恶声恶气地对他，但有个女人，屋里才有生气。没女人了，进门没声息，出门一把锁，他越过越恓惶，越恓惶越想他们。终于忍不住了，请了两天假，去她娘家找了一回。娘家爹娘早死了，大舅子两口给他做了顿热饭菜，说是并未见娘儿四个回来，怕是逃荒走远了。余庆山陪着大舅子两口真心地哭了一场。本来话就少，余庆山回来后整日里更是无语。这天正干着活，他突然就扔了农具，三下五除二就把烂衣服脱了个精光。妇女们开始是发愣，接着是惊叫，都装模作样地远远跑开了。大姑娘们跑得最快，跑一阵，忍不住回头揸开五指捂着脸，从指缝中偷看精尻子男人的那一丛漆黑的乱蓬蓬的野草及野草丛中探出的蛇头一样的东西。
余庆山把衣服摔得满地都是，脸朝天，大声吆喝，手脚乱舞。
“余老三疯了！”有人叫道。众人一下子醒悟过来，这举动，不是疯了还是啥？有人就去叫余庆堂，有人去叫队长。余庆堂正在山上的开石场抡锤打炮眼，闻讯扔了八磅大锤就奔过来，抓住干瘦如柴、一身黑皮肉、呜呜乱叫的余庆山就是个嘴巴子。余老三想挣脱，却没他大哥力气大。他嘴里淌着血，如吃人的魔鬼般直瞪着大哥的脸，龇牙傻笑。余庆堂又赏了个耳光，余老三笑得更欢，周围的人们都看傻眼了。
队长过来，余庆堂对队长说：“老三疯了。”
“是疯了。”队长看着余老三，对余庆堂点头。他吩咐几个男人：“你们压着他，把衣服给穿上送回去吧，去一个叫赤脚医生给看看。”
男人们开始动作，队长对余支书说：“你也回去吧，照看一下，这种病，别让跑丢了。”
余庆堂点点头，嘴里应着，男子汉的眼泪在他紫黑的脸颊上流成了两条长河。作为兄长，他毕竟是骨肉情深。一向同情这个弟弟的余庆堂，哪能不理解弟媳走后弟弟的苦处。按说长兄如父，但他的确缺少对弟弟的关爱，缺少安慰。老实的人，想不开的事纠结在心里，日久就成了死结，这死结恐怕是解不开了。
余庆山真是疯了。三天里头，他所有的破衣服好衣服都让他撕得一条条的，别人给穿上一身，他撕一身。没人看管，精着身子就往外跑，逢坎跳坎，逢水下水，逢着一蓬刺，他也毫不犹豫地迎上去，拾一块干牛屎，像捧着干馍馍般地大口就吃起来。白天，余庆堂让两个大点儿的儿子轮流跟着他，晚上把他锁在屋里。大家都没啥吃的，第三天晚上，余庆堂把家里的空猪油罐子刮呀刮呀，刮了一勺猪油，在自留地里揪了一把蒜苗，烧了一碗猪油蒜苗生姜汤，压着老三，慢慢给喂进去了。喝完了汤，心里热乎，余老三好像舒服了，闹腾了几天，身子好像也乏了，不大会儿，慢慢平静下来，睡着了。余家几兄弟这几天没睡一个囫囵觉，老三睡了，老大就歪在老三的破屋子里瞌睡了。余老二这几日忙着给侄子筹办婚事，高家坚持要求黄桂元在老家娶了红梅再让他领走，这样好像更稳妥，更风光，更名正言顺些。余老二也想风风光光，气一气李天保，就同意了。他分不开身来照顾疯了的老三，晚上拿半个杂面馍馍来看看，见安静了些，就放下馍馍回去了。老四余庆海从来就和三嫂交恶，也怀疑三个孩子的来历，弟兄俩好多年没走动了，三哥生病，他怕大哥骂他，每晚上抽空来瞧瞧，也就陪着他们干坐着，一根一根地抽着废作业本子纸卷的烟，下半夜就回去，家里还有一大堆娃娃们的作业要批改。
余庆堂睡着了，梦见老三穿得干净利索，跟几个不认识的人抬轿子。轿子是过去的桐油皮纸糊的乌漆木头四抬轿，大福字印花紫缎子轿帘半挂着，露出坐轿人的一条腿，着黑缎子灯笼裤，脚上一双薄得只有两层布底子的黑布鞋。余庆堂知道，这种鞋是死人穿的。他揭起轿帘，坐轿人竟是老地主杨高贵。杨高贵笑眯眯的，一脸福相。他明明记得杨高贵是死了的，才要抓住三弟，其余人都催快走，于是，老三和另外三人抬着轿子风一般飘走了。余庆堂想喊三弟回来，嘴却张不开，想追，脚也迈不动，一努劲儿，醒了。油灯忽闪忽闪的，如豆的灯光照着昏暗的屋子，冷风一股一股的，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又从哪儿溜走。光线一明一暗地变幻，仿佛有无数的鬼影在屋子里飘忽着，石板房顶上，好像有无数双小脚跑得唰唰的。余庆堂一激灵，觉着一股阴寒之气沁入肌骨。他赶紧睁圆眼睛看身旁躺着的三弟，三弟平平稳稳地躺着，不知啥时又把衣服剥得一丝不剩，眼睁得溜圆，嘴张着，面目极为恐怖。一探鼻孔，呼吸全无，只有胸口还有点儿余热。余庆堂惊骇之下，冲出门，对着漆黑如墨的夜空大叫一声：“余庆山死了！”
巡夜的民兵听见了，遥遥地应着。一呼一应，惊动了更多梦中的人，陆续有人吱呀吱呀打开门大声询问着，点一根火把，往余庆山家里聚拢。
余庆山死的时候，脱得精赤精赤的，这真是：赤条条地来，又赤条条地去，什么也没有留下，什么也没有带走，就像旷野的一阵风，只是在野地里打了个旋儿……
心灵和肉体都不属于他的老婆带着不是他骨血的孩子早早去了，余庆山白白来世上走一遭。走的时候，肚子里甚至没带走一粒五谷，身上没一块破布，没有儿子为他送终、为他捧灵、为他摔孝子盆。日后的清明节、大年除夕夜，不知会不会有人为他烧纸、送一盏灯。世上曾有过一个窝囊人余庆山，日后再不会有，连他的影子也不会有。有些人，死了多少年了，有一天，老故旧一见他的儿子，还会惊乍乍地叹呼：你简直就是某某某的翻版，一个模子铸出来的！谁是余庆山的翻版，谁是他那个窝囊废的模子铸出来的呢？
余庆山死了，死于这个春天的饥饿，这个春天的贫穷。
人们刚刚在余庆山家聚拢，议论埋余庆山的事宜，沟垴的成富贵摸黑下来，说是他老婆半夜里也死了。他老婆一饿就吃观音土，他的房后有一半人高的土洞，洞里全是雪白雪白的观音土，他老婆吃观音土，就像吃炒面。瞎子出不了远门，找不到野菜，只能爬到洞里。观音土吃多了，拉不出屎来，成富贵老婆死的时候腹大如鼓，肚皮蜡黄色，脸像是泼了蓝墨水，青紫青紫的。
有人说，余老三没老婆了，死了拉成富贵老婆阴间做伴去了。
也有人说，余老三死得冤，死了拉个垫背的。
余庆堂仔细推算，巧合的是，两个人几乎是同一时辰死的。一个小村庄，一晚上走了两个人，人们慌张之余，都觉着分外凄凉。成富贵的儿子狗娃子去年夏天吃红眼毛树果果中毒死的，今春又死了老婆，只留下父女两个。女儿荷花刚满十五岁，比土灶台高一点儿。
乡亲们埋他老婆时，成富贵烂棉袄腰上勒根草绳，卧在儿子坟旁，恓惶得如一条老癞皮狗。儿子坟上陈年的狼尾巴蒿秆秆半人高，风一吹，簌簌响。女人的坟就掘在儿子坟一旁，没有棺材，底下铺一层柏树叶，上边盖一层柏树叶，直到看不见一点儿人形了，才七手八脚地填满土。
余老三的丧事经兄弟几个筹办，好歹伐了几棵香椿树，用湿木头打了口白茬子棺材。送葬的时候，老人去得多。老人都是行将就木的人，不知下一个丧钟为谁而敲，活着送送死人，死了有人送。成群的乌鸦在村庄上空盘旋，如泼洒向天空的点点墨汁，它们难听的聒噪声加重了人们心头的悲伤和凄凉。成富贵家住在远离村庄的沟垴，两间烂草房是过去看守庄稼的野猪棚子加固而成。野猪在秋季玉米挂棒棒时从山上下来啃玉米，大片的玉米地就搭一草棚，守夜人点烟火敲铜锣守夜。新中国成立之前，成富贵是杨高贵家的放牛娃，孤儿，没房没产。地主家的守夜人跟了个要饭的女人生了一个女儿，就招了放牛娃为婿。后来分浮财，守夜人分得了那片土地，为方便耕种，就远离村庄加固草棚子成两间茅屋。守夜人死了，成富贵就成了这茅屋的第二任主人。
老婆一死，这个家还咋过？荷花十五岁个女娃娃，住在这样一个山洼洼里，老子在家则罢，老子若下地干活，一个小女娃，孤单不？害怕不？大队和生产队都为父女俩今后的日子操心，就有人出了主意，给荷花找个婆家。招女婿吧，两间破草棚子，肯定没人去；找婆家呢，带着个老爹，也是个大包袱，一般人不肯要。有人把吴昌保推荐出来。起初，吴昌保死活不答应，嫌荷花小。他早有些等不及了，荷花长到合法年龄还得三年，吴昌保必须眼巴巴地盼三年，熬三年光棍，况且也不知这碎女娃娃能不能长成银霞般的美丽大姑娘。这时候，就有老人骂他傻了。荷花小七岁还嫌小啊，等你四十岁时，荷花三十出头，你就不嫌小了，可能还嫌大呢。老人是经验之谈，吴昌保一想，还真是那么回事。众人又出点子，荷花不能在她那个破家住着，吴昌保先得把荷花接家去养着，但不到合法年龄不圆房。
“这样能行吗？”吴昌保一脸无奈。老人们就用烟袋锅锅敲吴昌保的脑袋，说：“不行也得行，那么小的碎女子，你小子忍不住也得忍，受不住也得受，可别把嫩苗苗给糟蹋了。”
事后，有人给吴昌保编了句顺口溜：肉在墙上挂臭了，猫咪饿瘦了。他狗日的没耐到荷花十八岁。荷花十六岁开始发育，身上来了红，吴昌保知道后就忍不住了，一天在地里就把荷花收拾了。荷花疼得死去活来，跑回她的娘家躲起来。婆婆看穿事后，把小媳妇哄回来。不知怎样教导的，第二次荷花就不怕他了。第六年上头，两个老的也经人撮合，结成一对。娶不到女人的吴昌保凭空捡了个大便宜，媳妇有了，爹有了，双喜临门。
11
村庄里埋了两个死去的人，随即迎来黄桂元和高红梅的婚礼。
婚礼其实很简单。收拾收拾黄桂元的老屋布置了一个洞房，被褥是他自己带回来的，另由大队开结婚介绍信去供销社买了一条太平洋单子，窗户贴张竹帘纸，中间贴一个纸剪的大红喜字，破旧的大门上贴副对联。对联的任务是交给余庆海的，他是村里的民办教师，算文化人，但把余庆海为难了两晚上。他虽是中学毕业，实际没甚文化。中学时代光顾着造反了，哪儿有时间学习。教启蒙的幼童1+1、aoe还差不多，写对联实在有些高看他。但又不好意思丢人现眼，第三天晚上，跑了五里路，去了邻村李老先生家。李老先生是过去的私塾蒙师，中过童生，给江家大地主做了几十年的先生。他去时李老先生在农业学大寨工地收工才回家，一边脱臭袜子，一边听余庆海的来意，余庆海说完了，李老先生把沾满了黄泥黑泥的臭袜子往柴火堆子上一撂随口说道：“工人农民喜结革命连理，煤炭粮食共献祖国建设。横批就用爱国爱家。”余庆海大喜，写在随身带来的纸上，方屁颠屁颠地回来了。第二天清早，黄桂元的破门就贴上了这副对联，没有错别字，书法并不敢恭维，但喜庆的气氛还是很浓的。大队小队干部和女方的父母，黄桂元的姑、姑父共同围了一方桌。两斤水果糖，一条羊群烟，两瓶县酒厂酿的蕨根散白酒，三毛钱的一挂鞭炮，就在黄昏时分把红梅娶回了洞房。新人不拜天地，只向毛主席像敬礼。红梅穿了身洗干净的旧衣服，脖子上围一条黄桂元新买的红围巾。鞭炮一响，把村子里的孩子们吸引过来了，一人享用一颗水果糖。大人们两个酒瓶在手中传递着，你一口我一口，新人进了洞房，酒瓶就见了底。村支书余庆堂作为一方土地爷，说了几句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官话。李天保坐在一角，喝了几口闷酒，心里七上八下的，甚是尴尬，本来今天老丈人的位置应该是他的，只怪女儿不听话，放着幸福的阳光大道不愿走，徒叫人只剩下羡慕的份儿。黄桂元又特意拉着他的手，多敬了他两遍烟，这越发使他心中惭愧。
头天晚上，村中的几个大姑娘聚在红梅屋里，陪红梅度过姑娘时代的最后一个夜晚。其中也有银霞。两个人本是好朋友，被这次的事一搅和，见面都有些别扭。特别是红梅，好像这桩婚姻是被银霞拱手相送的，一方面，她欠着银霞的一份情；另一方面，她处处都不如银霞。红梅想跟银霞说两句贴心话，又被众姑娘闹腾着，没机会。
发娃在远远的山梁上放牛，听到黄家老屋炒豆般的鞭炮声，高兴地在山梁上疯跑了一阵又一阵。他想唱歌，想呼喊，想……最后，他在一方宽大的光石头上，画了一幅龙凤呈祥，画得龙飞凤舞，云彩飘飘。
杨发娃高兴得未免太早。
新婚之夜，二十八岁的黄桂元盼望这一刻盼望了多少年，对异性强烈的渴求和欲望使他一挨到红梅，双手就变得粗鲁起来。红梅瑟瑟抖着，大气也不敢出，一任大了她十一岁的男人剥光了她的衣服。前两天，娘委托她的嫂子把洞房的秘事细细地给她教了，并再三地叮嘱她一定要顺从男人。记着嫂子的话，黄桂元木头棒棒一般坚硬的犁头犁进她刚有点儿春草萋萋的瘠薄土地时，她只是咬着牙，深深地吸了口气。
高红梅只有十七岁，去年春天，身上才来了初潮。个儿长起来了，瘦得皮包骨头，胸部刚隆起两个小包，粉粉的乳头只有一枚冬天里风干了的野枣大。黄桂元爱怜地抚摸着已属于他的严重营养不良的女人，心中既激动又难过。但红梅原版正宗的处女地却给了他无限的信心和力量，从那一刻起，心中的爱意就如投进炉膛中的优质煤块，在烈火中熊熊燃烧。红梅一阵阵的痉挛和压抑不住的呻吟声把他封堵了多少年的情欲之河疏通了，河水泛着愤怒的浪花，发着震耳的咆哮横扫干涸的河床，一泻千里。
12
副社长老贺在公社开完会回大队来，把一条好的消息带给了大队小队的干部。鉴于目前各生产队的困难和群众生活的艰苦，公社允许各小队抽一至两个人脱离大会战工地给各小队搞点儿副业，弄点儿钱。这的确是一条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多少年了，生产队就靠放一群羊和几头牛维持一年的经济运转，想买点儿生产资料难上加难。队长就像个管家婆，把仅有的一点儿收入分分文文地抠。管账的会计是队里的小媳妇，上要听从队长的指挥，下得把事办好。一百多口人生存的生产小队，有时候账上没有一分钱现金。各小队长一到播种季节，就愁得吃不香，睡不着。政策允许抽两个人搞点儿副业，缓解缓解生产队的经济拮据，太让人高兴了。同时，一贯对政策敏感的余庆堂也觉着，老贺这次只字没提阶级斗争，光讲农业生产，农田水利建设，好像预示着政策的风向。似乎领导层们也意识到了国家的贫穷和人民的艰难，这才是老余等基层干部更加期盼和渴求的。这年头，政策不支持的事，你做了就犯错误。公社规定，一户农民养鸡不得超过五只，猪羊不超过四头。若有人超过了规定的数目，就是搞资本主义，马上就有公社的干部下来割资本主义的尾巴。
副业咋搞呢？
干部们没有经验，没有学习的文件，急得抓耳挠腮。老贺提议晚上开会，让群众发言，集思广益，寻找路子。晚上的各小队群众会很活跃，人们都兴奋地发言，出点子。有的说，开介绍信，到外地找活干；有的说，办个猪场，养些猪。地主分子杨启仁也发了言。他说，靠山吃山，我们山里人祖祖辈辈都这样。供销社的收购站收那么多的中药材，为稳妥起见，就派人挖药，不用本钱投资，而且立竿见影。他的话意外赢得了人们的共鸣。连去各小队巡查、刚进会场的老贺也报以赞许的微笑。
村文书黄桂荣这段时间抽空和哥哥黄桂元深谈了几次，每次的问题都是在煤矿用临时工方面打转。这天晚上，他直截了当地问马上就要回煤矿的黄桂元，像他这样的男劳力，在煤矿能找到杂活干吗？黄桂元想了想，说：“能。”煤矿大部分是出力的活，妇女想干个啥的，得靠后勤劳务公司安排，有力气的男人是能找点儿杂活的。
黄桂荣就求他回去留个心，要是能找到活干，能挣点儿钱，他就去。
“你干着村文书兼会计，还有大好前程呢，能走得开？”黄桂元担心。黄桂荣说：“我穷怕了，也饿怕了，能离开这儿找口饭吃，还顾那么多呀。”
黄桂元答应了他。黄桂荣也二十五了，一大家人守着三间破草房，弟弟妹妹一大群，他是老大。虽是大队的文书兼会计，又入了党，是许多人看好的支书接班人，但至今还光棍一个。
姑也求黄桂元，希望他回去后能给表妹艳艳物色一个对象，让女儿走出这个穷山沟。
饥饿还在继续，漫山的蕨在延续着人们的生命，漫山皆绿的野菜树叶也成为人们新的猎取对象。能做凉粉吃的神仙叶子舒展了，人们捋神仙叶子；香椿树芽有两寸长了，人们钩香椿树芽。榆钱吃罢了，又发了嫩榆叶，麦田里的荠荠菜，野地里的野豌豆，凡可入口的东西一茬接一茬。煮一锅，糊些蕨根面，大人们就这样清汤寡水地煎熬着。余庆堂、大队长老张，还有老贺经常聚在一起商量办法，寻找对策。但远近能打听到的地方，情形都大致相同。最富足的川道地区也就是有一口玉米糊糊过顿，没有富余的粮食周济他们。派出去了一批又一批人，最终都空手而归。余庆堂让农业生产小组的干部群众手脚勤快些，多出些力，把今春种下的粮食侍弄好，把正怀胎抽穗的麦田侍弄好，盼望着明年的春天不再是今春这般的饥荒。
所有的人都在盼望这个春天赶快过去。
但是，时光的脚步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在人们急切盼望加快的时候，仍慢腾腾地踢踏着它固有的频率，视人们的焦急而不顾。这其中，最急切的是江竹竹一家。
江竹竹的儿子是三年里头大队新增的唯一人口。年轻的年壮的妇女们好像在饥饿的岁月里都失去了生育的能力，即使偶尔有一两个怀孕的，不是三两月流产了就是足月生个死胎。也许，是饥饿熬干了男人们的情欲，全大队的老少爷儿们都没有能力在漫漫长夜里去爱抚他们的女人，为她们的土地播下种子，一任他们的女人荒芜着。江竹竹的这个已六个月大的儿子在这个春天里面临着最严重的饥饿威胁。
家中那只如先人般受到婆婆嫩草孝敬的母鸡突然不下蛋了，它整日里奓着翅膀赖在鸡窝里不下地。婆婆知道坏了，这畜生不愿下蛋要孵小鸡仔，这可咋办呀？看谁家想孵小鸡仔跟谁换只下蛋的母鸡试试？一家人四处打听，今春没人做这亏本的事。往年有过这种交换，各取所需，孵鸡仔的也亏不到哪儿去。几个蛋换一窝明年就能继续下蛋的母鸡也是个长久之计，但今春没有谁家有蛋来孵。养一两只鸡，偶尔得一个蛋，不过夜就入了一家人的饿口，哪儿还有攒下来的十来个蛋孵小鸡。竹竹到娘家的大队去打听，情形也一样。娘家妈家里有只母鸡，是只养了四五年的老鸡，三四天才下一个蛋，维系着老爹多病的身体。妈妈不敢造次，怕遭到儿子的抗议，竹竹也不忍心为了儿子，断了老爹的一点儿营养。
孩子没有鸡蛋了，就靠一点儿玉米糊糊维系着，一日日瘦下去，原本红扑扑的小脸蛋七八天就黯黄了，藕节一般的胳膊腿慢慢成了松皮包着骨头。孩子原本响亮的哭声也一日日变得嘶哑、无力。半个月后，竹竹的儿子感冒了。抱到大队医疗站去看，赤脚医生说可能是流感，让每天给小家伙儿打抗生素。抗生素打了两天，孩子的烧不见退，没有了一点儿精神气，赤脚医生建议她抱到公社医院去。到了公社医院，经老医生检查，说小家伙儿的感冒已转成了肺炎，需要住院。竹竹没钱住，求医生开点儿药回去治，老医生摇摇头，开了几瓶针剂和几包药片，并告诫竹竹：小孩子营养不良，有病的儿童不能光靠吃药，加强营养也是一方面，二者缺一不可。
孩子抱回家挺了一天，第二天玉米糊糊就喂不进去了。婆婆一怒之下，宰了那只母鸡就熬鸡汤，瘦母鸡缺少油水的鸡汤熬好了，给孩子灌了几匙，但孩子的肺里尽是呼噜呼噜的痰响，不一会儿，喂进去的又全吐出来。再去接来赤脚医生，大队赤脚医生翻了翻孩子的眼皮，量了量体温，听了听胸音，合上药箱走了。鸡叫头遍的时候，可怜的小生命就没了声息。
太平大队三年里头唯一的一个新生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了。杨启仁、杨启义两家人痛断肝肠。竹竹抱着她已经凉透、僵硬的儿子死不丢手，孩子的父亲平娃几次把脑袋在木门框上碰，碰得头破血流。发娃躲在他的牛群中间，狠狠地搜寻着牛身上的壁虱。
杨家有个老一辈的亲戚在关中的富平，偶尔有书信往来，情形好像还过得去。杨启义求大队给开了证明，向生产队请了十天假，背一袋蕨根馍馍，两双新龙须草鞋，在信用社贷了二十块钱的贷款，去了趟富平。他回来的时候，就带回了那一方的准迁证。大队经过合议，觉得手续合法，符合程序，不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就给杨启义一家四口——老两口小两口办了迁移。杨启义锁了房门，带着全家老小，一人背着个破旧包袱，永远离开了祖祖辈辈住了几百年的村庄。
背井离乡，走的人泪流成河，一步三回首。送的人哭脸强作欢颜，谆谆嘱托。竹竹已经瘦得失了形，只有那双曾经妩媚美丽的眼睛还能让人想起昔日亮丽的风华来。
“哥呀，每年清明、除夕夜上坟，你得替我给爹娘磕头。”这是他最牵挂的，是他的根。
“哥呀，等我老了，还得让平娃送回来，咱们和爹娘埋在一起，我们是今世的兄弟，来世还做兄弟。”这是他最向往的，故土情深。
“哥呀，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舍不得离开，但我没有办法呀……留在这里，我太伤心了。”这是他最无奈的，一个春天，父亡孙夭，怕触景伤情。
“哥呀，我去扎下根来，你日子要是还过不去，我回来接你。”这是他对一母同胞、至亲骨肉的关爱。
……
兄弟两个头天晚上，以水代酒，在昏暗的油灯下依依话别，平日里不多言语的两兄弟好像突然间就有了说不完的话。兄弟情深、血浓于水，生离和死别，都是人世间最令人伤心的事。两个大男人，眼泪鼻涕抹了一把又一把。俗话说，走一处不如守一处，但守不下去了，也只好走了。
余庆堂在远远的山坡上望着这一家人缓缓踯躅的背影，他的眼泪也大颗大颗地往下落，心中极度悲凉。操他个奶奶，这日子咋就过成了这样？一个务农的人，本应该扎根在他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可如今，连家园也守不住了，这到底是为啥呀？他看着杨启义一家，又想到三弟一家、成富贵一家，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眨眼间都没了，剩下的这些人，又该咋办？此时此刻，弟媳妇带着侄儿侄女，是在异乡讨吃的呢，还是早就饿殁了？想起可爱的孩子们，余庆堂心里就针扎般难受，但他明白，他就是掉眼泪也只能偷着掉。一个大队四百多号男女老幼，他是当家人，要是人们发现他老余都支持不住了，这人心一下就散了，要不了半月，怕要逃荒一半去。杨启义走，是给他支书打过招呼的。按常理，乡里乡亲的，在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人全家起营走了，他老余该送送人家。但老余考虑再三，还是没送。他是个共产党员，杨启义是个地主分子，这中间，存在着这个时代最敏感的政治话题。一个出格举动，就能成为他人攻击的把柄，他不能授人以柄。另一方面，他也不能让人看到铁骨铮铮的余支书软弱的一面。远远地目送他们，在心中祝福他们，愿那他乡比故乡好，吃得饱、穿得暖、不挨批斗、不受欺凌。
公狗花花也在另一座山梁上蹲着，它好像也在眺望村外的小路上那背井离乡人的身影。它也能感知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吗？
余庆堂一心为着全大队人的生存，还是犯了错误。由于分散了人力，青石沟大会战工地的进度明显慢了下来。公社的任务是今春到明春，要把青石沟的五百亩农田拿下来。但春天过去了一半，任务只完成了十分之一。把山洪横冲直撞的沟沟垒上坝，填上土，修成梯田，把水拦到一边山脚。每修一个阶梯，都要付出艰巨的劳动。石坝垒起来了，中间的空坑就得削两面山的土来填。土坡瘠薄，修过梯田的一截，两面山都削成了秃瓢瓢，小树没了，草没了，尽是还沾着土色的光石崖。余庆堂要努力地把好每一道关：坝要垒结实，不能一夏过去就垮塌；土要填饱满，过后不能就下陷；特别是一旁的泄洪道，这是人力强行改过来的，这水坝必须结实，挡不住暴怒的山洪，这梯田就白修。公社下来一检查，见工程进度慢了许多，便责问驻队的老贺和支书老余。李天保是最假积极的，正好下来检查的是公社主任和武装部长，李天保就把老余分组的事告诉了武装部长，武装部长又告诉了公社主任。公社主任当场就让老贺和老余写检查，大帽子好几顶：蔑视领导，篡改上级指示，拖农业学大寨的后腿。老余把责任都揽在他一人身上，公社也知道老余在群众中的威望，只勒令立即改正，没再深究。老余早几天已检查了各队抢种的庄稼，春雨丰沛，庄稼苗全部出得齐刷刷的。老余心中高兴，没把公社的批评当回事儿，只让各小队长把人员大致做了调整，男劳调到青石沟工地，留部分妇女管护庄稼。
余支书命令她们，就像管护各家自留地一样管护好这茬庄稼。
有一次，老贺问老余：“老余，一样的土地，为啥自留地长的庄稼就比集体的好？”
老余说：“这还不简单，自留地里草拔得光，土培得好，肥上得足，庄稼就长得好。”
“集体的地也一样拔草、培土、上肥呀，我看不仅是这些。”老贺摇头。老余想笑话他，心想，我种了二十年庄稼，还不知道种庄稼需要啥。只听老贺接着说：“老余，你仔细想想，这其中有人为的因素没有？我咋觉得，种自留地，人们用的是心；种集体的土地，人们用的是时间，把一天时间磨叽到，没用心。”
老余无言。他不敢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宽泛，太大，有诋毁社会主义大集体的倾向。但老余不得不承认，老贺把问题看到本质上去了。
“你相信共产主义吧？”老贺又问他。老余连想也不想，就回答：“我是共产党员，相信。”
“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追求的最终目标。它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要实现共产主义的首要前提是：人人必须具备共产主义思想，人人争先为公，人人努力创造财富，人人为社会献出他们毕生的精力和才华。老余，在现阶段，你说，能实现不？”
“现阶段怕不行。”
“社会财富没有累积到一定程度，人民生活水平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人的私心是抹不掉的。我们党内有些人，避开这些不谈，大讲共产主义。他们是想一口就吃个胖子的。其实，私心是人皆有之，我有你有傻瓜他也有。私心在有些方面也是好的，它能激发人的进取心、激发人的攀比心，人人都努力，你追我赶，社会是不是发展得更快呢？就像种地，你自留地的烟叶长三尺高，我看见了，就拼命给自家的追肥，浇水培土，让自家的长四尺高。老余，你说，这不算坏事吧？”
“人都有私心，我是二十多年的共产党员了，我也有私心的。我晚上少吸一遍烟，也要去自留地拔一把草。”老余如实说。他没想到，老贺看似高粱花子的脑袋，装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不愧是副社长。这思想，当县长也好啊。他懂得人民，懂得大道理。老贺最后说：“我啊，有时候就想，把集体的土地要是都划成各家各户的自留地，是咋样的一种情形呢？”
老余只当老贺开玩笑。他也开玩笑地说：“那你就等着挨斗吧，斗地主一样斗你，说你是复辟资本主义。”晚间睡在床上，老余睡不着，听着女人疲乏的鼾声，老余仔细嚼着白天老贺的话，他惊讶地发现，老贺说得句句在理，条条是实。要是集体的土地一块块都成了各家各户的自留地，庄稼还能长不好，群众还会没饭吃，闹春荒吗？但是，土地自入社后就是集体的土地了，这可能不？历史的车轮还会倒退？
公社追究的第二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也不知是谁趁热打铁告的密：老余与文书黄桂荣串通一气把挖过蕨根的山坡分给各家各户种了玉米。玉米苗的长势那是一家比一家好，地里没一棵草，赛过正规土地的庄稼苗。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公社要老余寻找思想根源，做深刻检查，并认为黄桂荣年轻，思想落后，不配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公社给了他一个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不仅撤了他大队文书和会计的职务，还让他做好准备，在下一次全公社党员干部会上做深刻检讨。公社“革委会”在山坡下召开全村群众大会，本来要铲除这些资本主义的苗苗，以达到教育群众的目的，但在全村群众的苦苦哀求下，保留了庄稼，全部没收归入集体，秋季收成，纳入年收入，按比例交公粮。
这下苦了老余。他白天领导全大队群众战天斗地修梯田，晚上趴在油灯下写检讨。老余没什么文化，最怕这种咬文嚼字的活计。他几晚上也写不出十六开的半张纸来。黄桂荣聪明，他写好了自己的，又替老余写了一份，摸黑给支书送来。余庆堂看了，吓了一大跳：资本主义的坏思想给他理了一条又一条。这不是给自己扣屎盆子吗？
“检讨嘛，就是要你臭自己，你越把自己贬得臭，说明你认识越深刻，领导就会越高兴。只要还不是反革命，你支书还是支书，把上边应付过去了，太平大队还不是你说了算。”黄桂荣好像没一点儿思想包袱，反而还嬉皮笑脸的。
“撤了你狗日的职，你咋不难过呢？”老余十分惋惜，禁不住问他。黄桂荣是真笑了。他说：“支书，这穷日子，我是过怕了。趁着没老婆没儿子，我是要找机会闯一番的。杨启义拖家带口能找到出路，我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就穷死在这个破山沟里不成？没了那点儿狗屁职务，我想动弹，不是更利索些？”
“你狗日的该不是在打你哥的主意？我白费劲儿把你培养了这几年！”余庆堂听出了话外之音，就猜测性地问。黄桂荣说：“支书，还是你了解我，我是在打他的主意，正等他消息呢，他答应给我找个门路的。”
“也好，这穷日子，我恐怕也支撑不了多久的。”
黄桂荣说到做到。公社召开大队小队全体干部会议，要让黄桂荣做检讨的时候，却找不到他人了。他怎么走的，什么时候走的，没人知道。问余庆堂，余庆堂说不知道。问谁给开的证明。这年头，你想出门，没大队的介绍信你寸步难行。近来村文书的工作由一个小队长兼着，小队长没给开过证明。余庆堂暗暗发笑，大队的公章在他抽屉里锁了几年，他狗东西可能早就给自己准备了一手。他估计，狗日的盖了公章的空白介绍信怕是一沓一沓的，由着他自己写了。
13
银霞和发娃幽会，度过了片刻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时光。如往常一样，银霞收拾好先走，刚探出头，发辫就被门外的一只大手拽住，银霞本能地惊叫一声，腿先软了。她被拽出去一个踉跄就跌倒在地，身上挨了狠狠的两脚。从那急促的呼吸声中，她听出是爹爹的声息，心想，这下完了！
李天保踢了女儿两脚抢身进屋，用早准备在手的木棒把发娃劈头盖脸一阵猛打。银霞不管不顾地爬进来扑过去，夺爹爹手中的棒子。李天保的肺要气炸了：“你这么不要脸，这时候了，还敢护着他！”他一手掐住女儿的后脖子，把两个人压在一起，挥棒乱抽。
银霞竭力用自己的身子护着发娃，发娃满头满脸都是黏糊糊的东西。银霞摸到一手，她吓死了。她一边抵挡着黑暗中抽下来的棒子，一边求发娃：“你快跑哇……”
“不跑，要死就死在一起！”
“我就打死你们两个不要脸的东西！”李天保都打累了，但他还在奋力地挥着胳膊。银霞这时已从最初的慌乱中清醒了，事已至此，说啥都是无用的，爹爹的脾气她太了解了。
“爹呀，你把我们打死吧！这么苦的日子，我和发娃都过够了！”
“我不会就这样便宜了你们！”又一个耳光抽过来，银霞的半个脸颊就像浇了瓢热油似的，嘴里有咸咸的东西在流动。她索性闭上眼睛，死死地抱着发娃。
两个年轻人不躲不让不说话了，李天保疯打一阵，手也慢慢软了。
银霞愿嫁发娃，吴昌保总觉得事有蹊跷。杨发娃是个什么东西，狗地主一个，除了那身皮肉，家里也穷得叮当响，银霞看上他啥啦？吴昌保长了个心眼儿。他慢慢发现，发娃在哪儿放牛，银霞就在哪儿挖野菜；发娃进门有多晚，银霞进门就有多晚。这其中不会单单是巧合吧。两个人偷吃了禁果，正处在如胶似漆的热恋中，银霞天天都想有片刻属于他俩共有的时光。尽管也有过担心和害怕，可总觉着自己做得隐秘，不会被人发现。其实，爱情让他们头脑发昏，热恋中的男女是最多情的，也是最愚蠢的。她哪儿知道，拒绝了黄桂元而应了杨发娃，让村里多少人疑窦顿生，而她的能干贤淑和美貌有多少人背后垂涎。吴昌保就是其中之一。要是黄桂元娶走了她，他也就无话可说了，地主杨发娃想娶她，能便宜了狗地主？吴昌保想不通，气愤难平。他已有了荷花，也就想捉住点儿把柄，把杨发娃整一顿，出出恶气。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总算逮住了银霞的身影在薄暮时分溜进牛栏的草料房。他当时就想去堵住他们，走了几步，又觉得自己犯了个大错。李主任李连长的女儿，是你吴昌保捉得奸的？上次掐豌豆苗，支书都护着她，捉住他们咋办？绑起来送大队去？捆绑杨发娃太容易了，捆绑李银霞哪儿有人敢动手？吴昌保觉着事情很烫手，很复杂。正在此时，李天保回家路过门前，吴昌保要恶心恶心他。
“连长，你放工了，我有话告诉你。”吴昌保笑嘻嘻的。李天保平时还算喜欢这个做民兵的年轻人，就问：“啥话？你狗日的，有屁就放。”
“我刚刚看见有人偷偷进了牛栏的草料房。”吴昌保一本正经地说。李天保一下就来了精神。抓贼抓坏人是他治安主任兼民兵连长的职责所在，在这方面，他向来是尽职尽责的，也只有在这时候，李天保才能觉着自己活着是多么有意义。他忙说：“还不赶紧去抓！怕是阶级敌人想烧我们的牛圈！”这情景在电影里常有。阶级敌人在月黑风高之夜鬼鬼祟祟破坏集体的财物。
吴昌保不动，一脸坏笑。
“狗日的，不服从命令了？忘了你民兵的责任了？”
吴昌保还是不动，他哼哼唧唧了半会儿才说：“我看见那人像是银霞。”
李天保闻言脑子嗡一声就热血上头了。他一下什么都明白了！李天保顺手操起身边柴火堆上一截把粗的短棒，也不管身边的吴昌保，直扑山洼处的牛栏。
吴昌保故意磨蹭了半会儿才过来。他在黑暗中从背后抱住了李天保。
“连长，你歇着，我把杨发娃绑起来。”
“滚！”
李天保一摇膀子甩开他，并踢了他一脚，然后丢了木棒，大步流星地往家里去了。吴昌保爬起来，愣愣神，紧跟其后，也幸灾乐祸地去了。
这一天是暮春的三月底，阴沉沉的天空满是黑云，星星早藏起了它们明亮的眼睛，村庄在漆黑的夜色中死气沉沉的。高山林子里，不时传来求偶的鹿的叫声，这叫声急促、压抑而又热切凄凉。
暮春的暖风在山峦间温柔地流淌。
李天保走进家门，像一只受了伤的兽，在几间屋子里乱窜。女人正做饭，见他嘴不是嘴脸不是脸的，大气直喘，就骂他：“你疯啦，余老三的鬼魂找着你啦？”
“你看看你养的好女子吧，年龄不大，学会偷汉子了。”李天保愤怒地指着女人的鼻子说。女人冷冷笑道：“那可是该恭喜你，有你这样的老子，就有我这样的女儿，恭喜你后继有人！”
“你是个王八蛋，当年我就该弄死你！”
“那样才好哩，免得这么多年受你的蹂躏。”
“我告诉你，别跟我阴阳怪气的，银霞跟发娃在牛栏里头，我揍了他们一顿。”
女人这才慌了神，丢了手上的活，就往牛栏赶。李天保在家待了会儿，想了想，又直奔吴昌保家。
吴昌保正瞪着属于他的女人——小丫头荷花在灶台旁忙活，看荷花瘦小的身子，吴昌保直犯愁。李天保把他叫到门外。
“小吴，叔平日对你咋样？”
“好哇，连长对我那是没得说。”
“叔年龄大了，蹦跶不了几年了，再去公社，我就推荐你做副连长，日后好接我的班。”
“你不是在哄我吧？”吴昌保受宠若惊。李天保假装生气道：“你个狗日的，我啥时哄过你，叔说话算数。”
“那我就谢谢连长的栽培。”
“不过呢。”李天保吞吞吐吐地，“不过呢，今晚的事……叔是个有脸的人，你也知道，为了脸面，我会啥都不顾的。真要是让我老脸没处放了，我手里有枪，啥毒辣的事都干得出来。你明白我的意思？”
“这个，我不太明白。”吴昌保觉着后背透凉。
“你狗日的别装，今晚你就当啥事也没发生过，管好了你的嘴。银霞呢，是我的女儿，年轻不懂事，跟杨发娃凑在一起说说话，也不是怪事。”
“连长放心，吴昌保啥也没看见，啥也不知道，啥也不说。我向毛主席保证！”
“好，我走了。”
黑暗中，吴昌保目送李天保远去的背影，身上直起鸡皮疙瘩。他太了解李天保，这家伙心狠手辣。前几年，他看上了村里的一个才结婚的小媳妇，去骚情，人家不愿意，他找机会把人家男人派到一百六十里外的县林场去栽树，县林场每年都在各村抽劳力，名正言顺。小两口想恩爱一场就得来回走三百多里路。一年下来，小媳妇服软了，夜里留着门，乖乖让他玩个够。又求他多次，他才把她男人换回来。村里的民兵都知道这件事，只有那个男人好像蒙在鼓里。也许是小两口串通好了的。谁犯在他手里谁倒霉！
这天晚上，吴昌保翻来覆去睡不着，心想着银霞和发娃的事，心里燥烘烘的。他家穷，就两间石板房。老娘住里间，他住外间连着土灶台。把荷花接到家住，就跟他老娘睡。荷花进屋那天，蓬着头，一头的虱虮子，穿着她娘的旧衣服，宽大的上衣包着屁股，脖子和耳朵背后净是黑垢甲。由于哭她娘，脸抹得五马六道的。吴昌保心里直犯恶心，心想，人家咋都能娶个漂亮的好媳妇，自己只能捡这么个邋遢人。不要吧，屋里太穷，过了这村，没了这店，怕日后打光棍。他老娘却一脸高兴。不用花一分钱啊，世上到哪儿找这好事去？她烧水给荷花洗头洗澡，把大衣服改小。一有空，就用篦子细细地给荷花篦头，还把荷花身上穿的里里外外用开水烫过。穷长虱，富长疮，禿子头上溜溜光。人太穷了，就是虱多。荷花的一身虱子总算被老娘整干净了。蓬着的头梳成两条小辫子，仔细看吧，荷花长得一点儿都不丑，细眉小眼的，就是一直远在沟垴住，远离村庄，荷花在人前总是羞羞的，不爱说话。娘说，慢慢调教，三年过去，保证是个好媳妇。三年的日子有多漫长啊……有时候，娘不在的时候，他想摸一把荷花，荷花一见他近身，身子一闪就躲过去了。半夜里，荷花起夜，轻手轻脚地开门，吴昌保没睡着，听见了。里屋里，老娘正扯着她那一高一低的鼾声，吴昌保悄悄起来跟出去，一把就把尿完了回屋的荷花搂在怀里。荷花只披了件破褂子，下身穿了条娘给改的大短裤。搂在怀里，他就伸手摸荷花的屁股。
荷花一边挣扎，一边说：“我喊娘！”
“你是我媳妇，让我摸摸。”吴昌保用嘴堵住了荷花的嘴。荷花太矮，他得弯了腰身。手滑到前边，荷花紧紧地夹着腿，他只摸到两腿中间那一处柔软极了的皮肉和小腹下初生的茸毛。手指还要深探，却听得娘在里屋大声咳嗽，吴昌保只好心有不甘地放了荷花。他盼着他的荷花快快长大，快长成美丽丰满、懂得情欲的李银霞般的大姑娘，到那时候，他就得跟老是看贼似的看着他的老娘换地方睡了。
李天保的女人找到女儿的时候，银霞正和发娃相拥而泣。她叫女儿：“银霞，跟娘回家。”银霞见是她娘，更是委屈得哭出了声。人说，母女的心是相通的。看到女儿伤心欲绝的情形，做娘的也发出了深深的叹息。
“唉，我糊涂的女儿，你咋就犯到你爹手上了……”
“娘，我不后悔，迟早有一天，爹也会知道的，爹是嫌我没跟那个煤矿工人。他心里有气，他下手黑得很，你看他把发娃打成啥了……”银霞哭诉道。屋子里一片漆黑，她什么也看不见，但从女儿的伤心语气中，她能想象到男人下手有多狠毒。这家伙，打人整人是有瘾的，有时候打她，一个耳光，就能把她扇到墙角去。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她开门见山地问发娃：“你当着我和银霞的面，就干干脆脆地给我们个话，你喜欢银霞不？”
“我喜欢，我打心里喜欢！”
“那好。”她又问女儿，“银霞，你可想好了，发娃是个地主成分，你嫁了他，也就是地主成分了。地主成分的家庭低人一等，是要受罪的。日子不好过了，委屈了，你可别后悔。”
“娘，我愿意，我不后悔，再穷再苦再累，我愿意跟他一起受。”
“还有，你跟了发娃，你爹可能就不认你了。”
“我不跟他一样小气，他不认我我认他。”
“发娃，日子穷苦，养一个家不容易，你想都想不到要受多少苦多少累，到那时，你可别怪银霞缠着你，别给银霞气受。”
“婶子，跟银霞一起受苦受累，我心甘情愿，不管日子有多难，我都护着她，不让她受气。”
“好！”她一改平日在李天保面前逆来顺受、软弱的样子，极有气度地对他俩说，“既然你俩你情我愿，做娘的也认了。发娃，你叫我一声，给我磕个头，银霞我就交给你了。”
发娃闻言忘了伤痛，悲喜交集地叫了一声“娘”，然后趴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
“女大不中留，银霞，你也虚十八了，该有个自己的家了。这些年，你替娘领脚下一群小的，受的是娘该受的罪，娘心里有数。你爹是不会饶了你俩的。趁着你爹还在生气，你俩赶紧走吧，走得远远的，找一条活路。”说着话，她把衣角撕开，将一个布包的东西塞在女儿手中，并叮嘱女儿说：“这是我师父临走时给我的，是个纪念，日子再穷，我也没拿出来。你得保管好了，在外边万一走投无路了，找个有缘的人，还能将就些日子。”
“娘啊，是个啥呢？”
“你以后再细看吧。发娃，你领着银霞，回去给你爹娘道个别，趁黑走吧。”
“娘啊……”两个人齐刷刷地跪下来，抱着他娘的脚，禁不住悲从心生。
两个人来到杨发娃家，向杨发娃的爹娘说明了情况。杨启仁没敢犹豫，迅速为他俩打点了一包旧衣服，女人把攒了好多年的一点儿钱全拿出来交给银霞，全是些分分角角的小票。他俩梳洗了一番泪痕和血渍，临走时，老两口泣不成声。女人把银霞搂在怀里，不忍放手。杨启仁让他俩投奔富平他叔去。
结果两个人还是被巡夜的民兵堵了回来。李天保的女儿没人敢造次，便送她回家。杨发娃被绑了起来，关进了他祖上留下来的、如今没收成为大队办公室的四合院。
李天保见事已至此，瞒是瞒不住了，就索性给杨发娃定了罪名：拐卖良家妇女。连夜就给派出所报了案。
余庆堂知道的时候，事情已不可逆转。两名穿白制服的公安人员只等他支书来签字，就把发娃带走。余庆堂周旋再三，已无回天之力。人证物证齐全，尽管银霞知道后，又赶来哭求两位公安，说是自己自愿的，是自己逼发娃带她走的，但她的话此刻已没有了分量。这时候，公安人员只相信治安主任的话。在暮春清晨的曦光中，杨发娃顶着一身的伤，被两名公安人员押解着，五花大绑着带走了。
只有花花，在远远的山梁上哀吠不绝，把发娃送了一程又一程。
“一个碎毛娃娃，懂个屁事，天保，你太过分了！”余庆堂十分愤怒。李天保装出受害人的可怜相，嘟囔道：“他狗日的哄我家银霞不懂事呢！”
“年轻人嘛，姑娘喜欢个小伙子，小伙子喜欢个姑娘，人之常情。就是做得出格些，也是一时冲动。你就没年轻过，犯得上如此大动干戈？”
李天保无言以对。
银霞在屋里不吃不喝躺了三天没出门。第四天上，她一大早吃了点儿东西，收拾得齐齐整整，背着个竹筐子出去了，到天黑也没见她回来。李天保慌了神，去银霞常挖野菜的几个地方找，没找见。又向村里人打听，最后，才从清早上学的娃娃那里打听到，银霞大清早顺大路走了。李天保顺大路找到了银霞丢在路旁的竹筐子。
杨启义迁移到有饭吃的地方落户提醒了许多人。人心开始躁动起来，好多在外乡有亲戚本家朋友的人开始联系。在黄陵和宜君县一带，有解放初期过去的几户人家，都住在林区。近几年地方政府下令开垦林区，为国家多打粮食，垦出了大片大片的土地，人却显得稀少，少量人口负担不了大面积的土地，于是，地方政府就有了鼓励迁入人口的政策。其实，这些地方偏北，气候寒冷，土地瘠薄，雨水较少，小麦产量很低，但玉米和土豆却出奇的好，人均耕种二三十亩土地。生活条件再差，粮食还是有吃的。有人去信就得了这消息，再亲自去踩了点，证实了情况，弄到了地方的准迁证。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太平村整户搬迁就走了八十多口。赵家的老太太故土难离，死活不走，儿子们好歹把老太太背上了车。老太太长途颠簸到地方，水土不服。儿子们把当地大队补助的麦子磨了面蒸成雪白的馒头，老太太只看了看，并未吃进去一口就驾鹤西去了。刘家的把漂亮机灵的大姑娘嫁过去，男人是个大她二十多岁的老实人，唯一的好处就是，家里有几囤粮食，三个光棍儿子，一个老实，一个秃，一个麻子。张家的把儿子送过去入了赘，那方的闺女是个羊角风，丈人是当地大队支书，给张家拉过来两麻袋上好的小麦。也有人鼓动余庆堂过去看看，因为大队长张耀显一家已经过去了。余庆堂把说话的人骂了一顿，并放出话来，全大队只剩下他一家人了，他也不走！其实，余家几兄弟都未生走的念头。老二没脑子，处事向来靠大哥的调教。老四是民办教师，他舍不得他不背日头的职业。有些是父母走了，嫁在当地的女儿走不了，骨肉分离，哭得凄凄惨惨的；有的是儿子走了，父母走不了，母子连心、千嘱咐万叮咛，好像这千里的路程，去了就再无回程之日。余庆堂也曾经给几户人家做过工作，希望他们别瞎跑，哪儿黄土不养人呢？得到的答复基本一致，现在搬过去，就有补助的口粮，能吃饱，村里只要马上能给大家弄点儿粮食回来，就不走。余庆堂自知劝不住大家，也就作罢。
杨发娃是地主分子蓄意拐骗贫下中农妇女，是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恶意报复，判刑五年。
新麦成熟的时候，村庄里有了孩子们的打闹声和大人们的欢声笑语。搓下来的湿麦粒熬成黏稠黏稠的麦粥，那种煮新麦的香味飘浮在村庄上空，久久不散。而有些兀立的老屋已是鸟去巢空，不再有炊烟升起。荷花一手举着一土碗暗红色的新麦粥艰难地走到母亲和哥哥的坟前，新坟旧坟上，都已芳草萋萋。荷花跪在绿草如茵的土地上，给每人献上一碗粥。粥还飘散着腾腾热气。荷花哭罢了母亲再哭哥哥，哭累了哥哥又哭母亲：一天哪怕是能喝上一碗粥，娘啊，哥啊，你们会狠心地撇下我不管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