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16年11月4日、12月2日、12月16日
采访地点：南京市江宁区
采访人：朱笑言、崇润之、汪沛、单雨婷、李文睿、韩建汶
整理人：汪沛、钟周哲、李雪晴
和平的日子，贫困然而洋溢着温情
我叫蒋树珍，祖籍南京，1929年出生，抗战前，我家在门东，住的是一间小平房，房子是租的，家里有父亲、母亲、哥哥、弟弟、姐姐、妹妹，我们一起住，生活苦得很。周围的邻居很多，一个门里面就有几十家，但是我小的时候和周围的孩子也不怎么玩得起来，他们都是有钱的人家。我们那边有一家特别有钱，就是房子多，也不劳动，单收房租，跩死了，家里有三个保姆，不过听说新中国成立后划成了什么资本家，还是地主。不过在当时那都是少数人。
那时候不像现在，人人都有工作，我的爸爸和妈妈那时都没有工作，父亲在做小生意，卖一些杂货，捧在手上卖的，后来到兵工厂看大门。母亲在家里帮人家洗洗缝缝，挣点钱糊口。哥哥在兵工厂里读书，就是现在的晨光厂，是技校，不要钱，学出来就直接在厂里工作。弟弟还小，我和二哥哥都在上小学，当时是就近入学，学费也不贵，学校好像就在武定门旁。
日本人进城之前，好像还有学生游行，就在大街上，新街口、中华路附近，走着喊着，喊的大概都是“打倒日本人，打倒帝国主义！”之类的。
那时苦得不像过日子
日本人快要打到南京的时候，父亲和哥哥一起随着兵工厂迁到重庆去了，走之前跟我们说要打仗了，我们吓得也要逃走，叫“跑反”。那时候日本人的飞机已经来轰炸了，把城里炸得不成样子，我们小孩，也没看到打仗的场景，就知道那个中国兵逃跑，败了。
我们逃到农村去了，我的外婆、母亲、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住在我舅母的一个亲戚家，在双闸一带，这个亲戚早就逃走了，我们就住人家的房子。后来，日本人进村，来了就跟我外婆要鸡蛋，我们也不知道人家家里有没有。日本人狠得不得了，对着我的外婆叫，然后就在屋里乱看，结果摸出鸡蛋来了，说外婆不老实，拿枪对着她，讲要杀了我们几个人，我和我哥哥就跪下来吓得哭了。后来，又来了一个鬼子，拿着枪对着我外婆。再后来一只狗闯进来了，日本人一枪把狗打死，没打到外婆，把我们都要吓死了。那个日本人才把狗打死，从我们后面走出来两个男娃，穿得漂漂亮亮的，也不像什么兵，只像学生，没多大岁数，十七八岁吧。日本人就上去抓这两个男孩了，一拖拖到后头，打了两枪。我们那时候小，一起跑过去看，全都睡倒在地上，打死了，可怜死了。后来又来了七八个日本人，看人手上有没有老茧，看他是兵还是什么人，我们隔壁的房子里都是农民，种田嘛，拿个锄头什么的，手不是糙嘛，手上有老茧。他们认为是当兵的，结果把他们都拖出去杀掉了，那时我们是小孩子，看到都吓死了。我母亲那个时候才三十多岁，就把脸涂上黑灰，躲在柴火里，生怕被日本人拖出去糟蹋了，真是惨无人道。那时候苦得不得了，就是糊口，饥一顿、饱一顿的，一会儿逃到这边，一会儿躲到那边的，像现在这样固定的一日三餐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东西可吃，地都荒了，人都吓跑了，不像过日子。
我们躲在乡下，躲在亲戚家，稍微好一点。城里的人有的一起躲到难民区，没躲进去的就给他们一起打死了。躲到难民区的呢，有好几个给他们找到，见到一个杀一个，小孩子看到也杀，大肚子的也杀。大肚子的拿刀子戳进去，把小孩戳出来，不能看，不能讲。
我们逃了差不多有两个月吧，没过年，听说城里稍微平静一点了，好像不怎么乱了，我们就回去了。下雪天，我们就一直走水西门那边进城的，那个地上全是死人，踩着死人走。地上全是血，又是天上下的雪，雪落在人血上，哎哟！不能看了。我们踩着过来，哭着喊着最后还是逃过来了，简直就是没有一点好路，全是死人，惨无人道，看着害怕。难民区的人也是。过了一段时间稍微好点了，日本人不乱来了，杀人杀乏了、杀够了，那时候平静点了，老百姓也就各自回去了。家里头被翻得不像个样子，乱七八糟的，回来就是个空壳子，没东西了。以前的邻居们也找不到了，各奔东西，有的还没回来，有的死了，基本上看不到人了，只有很少很少的人，主要还是老人和小孩了，也就个把个，没有什么人。当时还是害怕，大家都不敢出来露面，这些邻居们有的肯定是遇难了。
我后来听说，大屠杀的时候，美国人办了个难民区，做好事啊，他们把男的女的一起收进去。不过你要是出来了或者给日本人发现了，日本人还是把你杀了。当时那个华小姐啊，老百姓在里头，她不让他们出来，一出来就会被日本人杀了。外头没有一个人在街上，没有人敢走，男的不管年纪大的年纪小的，日本人看到一个杀一个。年轻女人，一出来就更不得了，日本人糟蹋她们，当时女孩子都往脸上抹灰的。我有个亲戚因为脸上有不少麻子，日本人不要她。
回南京以后，我们一家就做小生意糊口，卖油条、卖烧饼、卖年糕，别人做好的东西，我们拿出去卖。我听说日本人不让米进城，也有人偷偷地运米进城，叫黑市，贵得不得了，我们当时买不到东西，生活也没有保障，就吃山芋，挖野菜，那个菜园里面有小青菜，挖到嘴里吃，苦得不得了。我们的舅母条件稍微好一点，有时候送点东西给我们还有外婆吃。那个时候我家里兄弟多，我的大哥和父亲到重庆以后因为打仗，钱也寄不过来，家里就没得吃了，当时有个烧饼，我弟弟他们不懂，就吃完了，外婆就没得吃，最后饿死了，真是可怜啊。当时的小生意不好做，后来我们就不做了，我的母亲给别人家帮工，洗衣服，我的二哥哥去面馆做学徒，家里吃饭的人少了，加上后来父亲和哥哥偶尔能从重庆寄点钱过来，我们的日子才稍微好过一点。
至于其他的，我当时小，就记得在中华门城门口，坐着两排日本人，拿着枪，你要从那里过不给他鞠躬，不管三七二十一，立马掴你两个嘴巴。我们都害怕他们，都不去招惹他们，但是我们心里对日本人都是恨的，大家平常说话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
1945年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就听街上广播响，说是日本人投降了，我们那时候高兴得不得了，送死神走了，热火朝天，送他们滚蛋了，敲锣打鼓的，老百姓一个个欢喜得不得了。当时毕竟没有人开开心心过日子，都是愁眉苦脸的，一是饭都没得吃，二是看到日本人都害怕，那几年就是过的这样的日子。
又是幸福的一家人了
抗战胜利之后，大概是1946年的时候，我的父亲和哥哥又随着兵工厂迁回来了，八年都没见了，他们回来我们自然是高兴的。听说他们在那边生活还好，哥哥在那边结婚了，还带了一个小孩回来。八年了，他有工资，但是发了工资也寄不回来，那个时候是不准通信的。
我是1948年结的婚，我和我的丈夫是经过亲戚介绍认识的，他当时在铁路上工作，后来闲谈的时候还说起来，他当年是地下党，具体做什么他不肯说。
我记得1949年前有一段时间物价飞涨，不过物价涨是涨，都是那些资本家受影响，我们没有钱，也没去抢购过什么生活物品。
南京快要解放的时候，我父亲和哥哥所在的兵工厂也要迁到台湾去，我舅母家的表哥当时就随厂子迁到了台湾。我哥哥当时是特殊情况，我嫂子刚好要生了，我哥哥就不去了。当时有不少人随厂子去台湾了。1960年的时候，我们单位让我打报告入党，结果后来也不知道怎么就查出来我这个远房表哥，说我有海外关系，就不让我入党了，不过因为是表哥，我们关系比较远，也没什么影响。
后来到解放军进城的时候，稳得很，很平静，平平安安的，他们来的时候穿着草绿的衣服，借东西会还的，跟日本人完全不同。国民党在南京的时候秩序也不怎么好，有一些人也是霸道得很。
大概是七八月份的时候，我和我的丈夫一起去上了工人学校，管吃管住，也不交学费，学习三个月，学成出来分配，他被分到了市政府，后来被分到银行去了。我是学出来之后生小孩了，不然就被分到公安局了。我家老大就是1949年10月1号出生的，听说那一天还有国庆大游行。
1950年的时候，我的一个弟弟参军走了，他当兵大概当了两三年，然后复员了，就在晨光厂那里工作。
我一直在家带孩子，家里孩子多，总共生了六个孩子，四个儿子、两个女儿。1958年的时候，必须要出来工作，我就去了供销社门市部上班，我们隔壁是国家的棉纺厂，当时厂子刚建成，需要劳动力，我们就去帮着抬木头盖房子，完事了去居委会吃集体饭。
改革开放之后，生活慢慢变好了，日子好过了，东西也多了。我五十岁退休，退休以后没有事，条件也好了，跟老伴到处玩玩，北京、天津、西安、上海、洛阳都去过了。好像是十七八年前，纪念馆来找我们，后来通过纪念馆参加了不少活动，去年还有日本人到纪念馆来谢罪，抱着我哭。痛恨啊，这些日本人也是当时那些人的子孙后代，为了他们祖祖辈辈做的坏事，一起跪在地上来谢罪。
现在我家里四世同堂，四个重重，四个小重重，“全家福”照得好得很呢，老爷子前几年才去世，我们又是幸福的一家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