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到了香港，大手大脚的杜月笙坐吃山空。为了应付入不敷出的状况，他和香港的几个大鸦片贩子进行了谈判商洽贩烟事宜。
杜月笙经营鸦片，有个十分便利的条件，即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监督战场运输的任务交给了戴笠负责的军统。杜月笙到港之初，就协助戴笠成立了“西南运输处”，把江西的钨砂等战略物资及土特产品运至香港出口，把内地急需的医药等用品运送进来。
当时，广州尚未沦陷，韶关是一个重要关口，杜月笙把自己的得力帮手、“四大金刚”之一的顾嘉棠推荐给戴笠在韶关把口。有此关系，要从事内地烟土的出口，杜月笙自然是难得的人选。
经过和戴笠的协商，戴笠十分同意杜月笙的主意，还保证把大量烟土护送出口，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搞这门生意的港济公司，分别在香港和重庆设立机构。这个机构表面上由顾嘉棠负责。
港济公司成立后，香港的大烟贩便争着向杜月笙定货，据当时知情人透露，“在1939年期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他就接洽了3000多万元的定款。”可这项事务由于戴笠那边的原因而拖了下来。
1941年12月2日，杜月笙第三次由港飞渝。在他走后第六天，日军便偷袭了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其后又过三天，香港被日军占领。
香港沦陷，杜月笙无法复返，从此困居重庆。
当时，重庆是国民党的陪都，高官、巨绅、四川袍哥汇集。身边只有万把元钱的杜月笙，表面看来，上有委员长照拂，中有戴笠、孔祥熙等提携，及四川老朋友范绍增等照顾，下又有从沪迁渝的一批恒社分子的辅佐，可谓上下通达，左右逢源。但人们并没有把他怎样地放在心上。这使他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
杜月笙深知，像他这样孤身一人，寄居重庆，无权无势，能保护自己并打开局面的，除了钱别无它物。即使是教父，缺少了钱财，也就如同山没有了水，就失去了灵秀。为了保持自己的神通，杜月笙至渝的第一件事，便是向四川财阀刘航琛借钱。
刘航琛，是杜月笙在两年前有意结交的一位四川豪富。
刘家是四川泸州人氏，祖上经营药材发家，富甲一方。刘航琛年轻时就读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先在冯玉祥处当幕僚，后回到家乡，做了四川善后督办刘湘的财务处长。
在任职期间，刘航琛假公济私、刻意经营，大规模地开设工厂、银行，至抗战前夕，已成为“四川第一巨富”，其董事长头衔加起来比老杜的还多一倍以上。
1938年，刘湘病死汉口，与刘航琛有宿怨的军阀王缵绪代理四川省主席，上马就任第一天就发令通缉刘航琛，谓拿获后“就地正法”。刘见四川无法存身，只得避逃河内，准备再下南洋，流亡海外。
杜月笙知道此事后，即刻派人专程赶赴河内，把落难中的刘航琛接到香港自己的住处，天天山珍海味款待，又用种种方法，百般疏解刘的愁结，同时暗令陆京士，在重庆方面上上下下一一打点，又央孔祥熙出面，到王缵绪那边设法“说开”。
有了孔祥熙的面子，王缵绪再有怒气也无法发泄，只得勉勉强强一笑了之。
这样，刘航琛在杜月笙的帮助下终于重返四川。
对杜月笙的感激之情，刘航琛无法溢于言表。
有了上述这层关系，在杜月笙抵渝的次日，刘航琛就登门拜访，二话不说，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本空白支票簿递给杜，并说：“杜兄，要用钱只管取，150万元以内，我的银行会当即照付，150万以上，请事先打个招呼，三天内保证调齐。”
有此襄助，杜月笙身手顿时活络起来，他先从刘的银行中贷来150万元，作为资本，又在林森路物色了一处房子。
12月8日，杜月笙正式宣布“中华信托公司”成立开张，重庆各界多有与会贺者，戴笠也跑来捧场。杜月笙自任公司董事长，以同来的二名随员、自己在实业方面的两位智囊杨管北、骆清华分任公司正、副总经理。
杜月笙开始在重庆建立了一个立足点，由于权倾一时的戴笠经常光顾，“中华信托公司”的业务进展顺利，杜的地位亦渐趋稳定。
一个多月后，姚玉兰、杜维藩等辗转千里，来到重庆，家口多了，原有的房子便显狭窄。
不久，由钱新之出面，用交通银行的资金，给杜月笙在重庆南岸的汪山造了一幢别墅，于是，杜月笙举家搬到了汪山居住。
四川省周围峰峦迭嶂，天险自成，古人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喻，成了阻隔日军的天然屏障。抗战军兴，举国富豪纷纷内迁，在这世外桃源之地，天府混成之国，筑起了一个个醉生梦死的香巢，前线吃紧，雾都重庆却是一片歌舞升平。自中日正面战场相对稳定之后，汇聚重庆的达官贵人、地方绅耆更是玩得昏天黑地。
这种社会环境，无疑又是杜月笙大显身手的良好场所，他又展开“教父”的绝技，在烟赌两业中结交“名流”、拉人缘、打天下。
杜月笙首先注意的是烟，以尽快获得大量的钱。
据范绍增回忆，杜月笙和戴笠合作开办了“港济公司”，包办了国民党辖区内的鸦片买卖，自接受定货后，杜月笙就已联络好了销烟的渠道。戴笠方面，也早已将大宗烟土准备好，只等打通最后一道关口了。
当时，在蒋管区内走私贩毒，戴笠可以为所欲为，但出口大宗毒品，必须要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才能通行。由于戴笠和孔祥熙的关系一直不好，所以戴笠就一直没能弄到这张护照。
杜月笙得知中间关节后，即把老友范绍增请来，范在四川的财富、产业仅次于刘航琛，当时朝天码头一带的十里长街，十分之六七的房产皆为范绍增所有。
南京政府迁到重庆后，范绍增即将坐落在国府路上最豪华的一幢别墅“范庄”借给了孔祥熙，所以孔、范私交一直很好。
有此关系，杜月笙遂决定借范之手推开孔祥熙的大门。杜把贩烟遇到的麻烦告诉了范绍增，同时掏出一张500万元的巨额支票请范送给孔祥熙（按当时的币值，黄金才几百元1两）。范到了孔府上，几句寒暄之后，范便把支票塞给了孔祥熙。
范绍增后来回忆说，当时孔祥熙接讨支票看了一眼，笑逐颜开，连说“太多了，太多了”，一边把支票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范绍增见此事已成，就立即告辞。
杜月笙得到范的回报后，马上拿起电话，通知戴笠准备启程。
第二天，果然孔祥熙签发的财政部准许这批烟土运发的护照送到了戴笠手中。戴笠特地派了一个排武装特务，押送几十辆卡车的烟土，安全送到了广西中越边境的镇南关交货。
据范绍增回忆：“我经手一下，也分到了100万元。”
另外，王晓籁、叶焯山、钱新之、顾嘉棠等人也分别分到了5万、10万不等，而大宗烟财，则由杜月笙和戴笠两人平分掉了。
由于有了戴笠和孔祥熙的关系，“中华信托公司”的业务大为延伸，它不仅大批抢购和囤积物资，投机牟利，而且利用军统控制战时运输的关系，将触须一直伸展到衡阳等地，和日伪统治区进行走私买卖。
一次，孔祥熙在西安没收了5万余两烟土，也由杜月笙的公司运往港、沪销售。以后，凡有黑货，孔祥熙都交杜月笙“处理”。孔杜之间也因此而结下了不寻常的关系。
杜月笙除却烟财有道之外，还在范公馆的赌场上亡大显身手。
当时，坐落在来龙巷的范绍增公馆，是重庆最豪华、最奢侈的去处。范绍增有的是钱，爱赌又爱玩，范公馆便成了蛰居渝上，无所事事的达官显贵、阔佬豪少们寻欢作乐的场所。公馆门前整天车水马龙，冠盖如云，府中流水席早晚不断。
范绍增又召来一批年少貌美的歌妓女子作陪，两厢还遍布烟榻，吃喝嫖赌再加上抽大烟，真可谓样样俱全，其规模和杜月笙在上海福煦路181号开设的赌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些党国要员，从前线返渝的将领，都纷纷趋范公馆尽情享乐一番。
当时，蒋介石正在陪都重庆重弹“新生活运动”的老调，但对范公馆却例外，不仅不予查禁，警察局还专门派人在门外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多方保护。
有此佳地，杜月笙故技重演，在牌桌上赢得了不少当地实力人物的交情。
据说到范公馆参赌的人常腰缠5万元法币作为赌本。当时，一个上将的月薪是850元，二等兵月薪是22元，若将杜月笙他们的赌资拿来折算，一夜之间，桌面上就要输掉半个集团军的军饷，况且一夜“方城之战”，输赢远不止此，有时高达千万元之巨。
可是，如果杜月笙赢了钱，往往口称“笑话，笑话”，把赢来的十万、百万支票当场撕碎，于是，杜月笙的“侠义豪气”倾倒了重庆官场。
对杜月笙来说，初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赌台就是拉人情的场所，真可谓是“杜翁之意不在钱，在乎人缘之间也”。这样没过多久，杜月笙就成了在重庆兜得转的风云人物。
后来，杜月笙又凭借他的特殊地位，建立了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设立了中国交通银行分行，他在西北金融工商界，又开始成为一个显赫的人物。杜月笙凭借这些金钱，在陪都重庆大发横财。
难怪一些国民党政要曾这样吹捧杜月笙：“抗战初期，身居上海而上海重；战事中期，身居香港而香港重；战事末期，身居重庆而重庆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