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的整个面试谈话过程中，我们连长坐在旁边，始终沉默着没有说话。他不时地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从他的目光里，读出了自信、坚毅、爱怜、鼓励以及兄长对弟弟一样亲切的关怀和深情。
同时，我在连长的目光里，隐隐约约还看到了一丝沉重、担忧、难舍难分、重重疑虑与复杂。
但我一时又猜不透，连长目光里的这种沉重、担忧、难舍难分、重重疑虑与复杂，到底代表着一种什么样的含义。我越看他的目光，疑虑越大，心里越是打鼓，越是感到茫然、发毛和不踏实。
我还看到，一贯光明磊落、说话办事从不掩饰自己看法和观点的连长，今天不知怎么了，一个劲地悄悄向我眨眼睛和使眼色。他想要对我说什么？可一直到分别，始终都没有对我说出来。
多年后，我们在异国他乡重逢时，我曾经问他：
“连长，当年对我面试时，您不住地对我眨眼睛、使眼色，好似想要对我说什么，您到底想对我说什么？”
“当时，我要对你说的话那可真是太多了，”连长说，“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真舍不得你调走，想与你两个，找个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
我们连长一米八的个头，伟岸挺拔，当时“四个兜”的草绿色军官服一穿，人造革的武装带往腰间那么一扎，小手枪那么一挎，那真是要多威武有多威武，是一位威武雄壮、标准的现代军人。
起初，我从团部机关下连队锻炼时，还和连长发生过一小段不愉快的摩擦。
“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们这些戴着‘高帽子’，提着‘尚方宝剑’，从机关下来镀金的老爷兵和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这是我和连长第一次见面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他那不分青红皂白、劈头盖脸的一排“喀秋莎”，打得我晕头转向。初次见面，我新来乍到，一时还摸不准他的脾气，只能尴尬苦笑地站着，不知如何应答他为好。
关于我下连队锻炼的事宜，团里过去一直是与连队指导员联系。我也见过指导员一次。指导员是湖北麻城人，对人和蔼可亲，还与我单独谈了话，告诉我，下连队锻炼应注意的一些事项。我报到的那天，连指导员不知道因为什么，到外地出差去了，接待我的，是刚刚从老家休假归来的连长。
连长看完我的介绍信后，当着我的面，毫不掩饰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心中的不满与愤怒，继续对我开炮说：
“你们这些都是属于‘飞鸽牌’的。在我们下面镀好了金，等羽毛丰满了，一刻都不愿多停留，立马展翅就飞走了，另攀新的高枝去了。你们可曾想到过，你们这一来一去，对连队基层广大战士，从心理到精神上，都是一种无形的伤害和打击。今年年底，团里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时，轮到我发言，我一定要向团首长们建议，你们这种机关人员下基层连队锻炼镀金的做法，今后的章程一定要改一改才对。”
连长是湖南湘西人，吃辣椒长大，性情耿直，脾气火爆，爱憎分明，嫉恶如仇，说话从来都是直来直去不绕圈子。另外，我后来从侧面打听到，连长对机关人员到连队基层锻炼的做法有意见和看法，还源自他个人的一段经历——
连长从一当兵，就工作生活在基层连队。他是从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副连长至连长，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摸爬摔打，一步一个台阶苦干上来的。
一些老同志告诉我，就在他由副排长提升排长那年，他所在的连队从团军务股下来一个打字员——是个“干部苗子”，提干前下连队锻炼。本来，原计划给连队两个提干指标，他和那位下来锻炼的团军务股打字员一块提干。可没想到的是，临到提干前夕，提干指标有所压缩调整，他们连队由原来的两个提干名额减少到一个。那位团部军务股打字员，因长期在团部工作，人脉广，团里的头头脑脑大都熟悉认识，最后在竞争中毫无悬念地胜出，占了分配给连里唯一的一个提干指标。
后来，连长因个人表现特别优秀，工作成绩特别显著突出，第二年还是提升了军官。但这件事，给了连长的人生，造成了一次不小的挫折和打击，在他的心底留下了一道难以抹去的阴影。他之所以十分厌恶和极力反感机关兵，提干之前下连队基层锻炼的做法，这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连长比我早八年当兵，其实他的实际年龄只比我大五岁。他也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从小放牛、割猪草、砍柴。干活早，吃饭多，他身体发育早，在十五岁那年，他个子已经窜到一米八了。
另外，可能还是因为基因好的原因。连长后来告诉我，他的父亲的个子是一米九。他们兄弟几个中，就数他的个子矮，其他兄弟几个个头，都在一米九零以上。他二哥个子达到一米九八，应该说是个打篮球的好苗子，因为家住在偏僻的深山里，很少走出山去，没有提早被有关体育单位发现，给荒废了。二哥二十一岁那年，随人到离家一百公里外的县城打工盖房子。一天，他用架子车拉砖，在街上走过，被县体委篮球队的教练给看到了。二哥立即从房间工地叫到县篮球队训练打篮球。可因年纪太大，错过了最佳训练时间，二哥虽然在训练中起早贪黑非常刻苦努力，但还是没能训练出来。
“我二哥硬硬是被耽误了。这都是命运啊！”连长每当说起这事，总是替他二哥深深地惋惜。
“人家是二十三还要窜一窜，”连长曾对我说过，“我曾仔细量过。不知怎么搞得，十五岁后，我的个头就没有再长过。”
我对连长最感兴趣的，还是他那个怪怪的姓。他姓“枉”。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听说和见到有人姓这个姓。
后来，我和连长熟悉了，在我再三的追问下，他才对我道出，他家为什么姓“枉”？在这姓氏的背后，有他们家族一个血淋淋的故事，一段悲惨的历史。
连长的家族本来姓“杜”而不姓“枉”。北宋末年，他们祖上有良田数顷，人丁兴旺。家族的族长在朝廷做官。族长做官清廉，为人正直，不愿与一些贪官污吏结党营私，同流合污鱼肉百姓，因而被看成是官场的另类，受到一些手握重权贪官的排挤，后又被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向皇帝诬告。昏庸的皇帝不做调查，轻信奸臣谗言，对其家族大开杀戒。连长的先人得到朋友的帮助，趁乱逃了出来。从当时的北宋都城汴梁——今河南开封，一路讨饭，逃到湖南湘西的荒山僻壤。为了躲避官兵的追杀，也为了纪念家族那段被皇帝冤枉悲惨的历史，连长的先人，就在自家原来的“杜”姓上面加了一横。从此，他们家族改杜姓“枉”。
连长家里兄弟们多，生活困难。他曾告诉过我，因孩子多，母亲照看不过来，又不会做鞋，也买不起鞋。他在十二岁之前，基本上没有正儿八经穿过鞋子，放牛、割草、上山打柴和上学等，大部分时候，都是赤着脚走路。他个子大，从小喜欢打篮球。在上初中一年级时，为了能挣到买一双篮球鞋的钱，他在村里的一个砖瓦场，起早贪黑打砖、装窑、烧窑当小工，整整苦干了一个夏季买到篮球鞋后，他平时舍不得穿，只有在打比赛的时候穿。比赛一结束，他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刻将球鞋从脚上脱下来，装进书包，依旧是赤脚走路。正是儿时这种贫困艰苦命运多舛的生活，磨练和造就出他后来宁折不屈、积极努力向上的性格，也成就了他的人生。
连长中学毕业那年，家里已没有能力继续供养他读书。他本家的一位堂叔，在人民公社担任武装部长，看他家里生活实在是太困难，帮他寻找出路，招兵时通过瞒报年龄，把他送到了部队。
我与连长第一次见面，他不分青红皂白，对我的那通莫名其妙、劈头盖脸的奚落和“炮轰”，在我心目中留下了一个很不好的印象。起初，我在心里一直对他怀有戒备，害怕再招惹什么是非，尽力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
二
连长对我由最初的看不顺眼、排斥和冷言冷语相对，到后来接纳、认可，并成为无话不说、亲如兄弟的知心朋友，彻底改变对我的印象和看法，完全是源自我在工作上的一件小事。
我下连队锻炼时，连队正随全团其他连队一起，共同参加一条重要的国防公路施工会战。工程施工正处在攻坚的节骨眼上，工期紧，任务重，上级把工期的后门已经关死，命令各参加施工的连队，立足自己所承建的标段，务必按期完成所担负的工程任务。
为了确保工程攻坚战的胜利，团司令部下了一道特别命令，命令所有参加施工连队的排以上军官，要身先士卒，深入一线靠前指挥，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施工。任何不服从命令和违反者，绝不姑息迁就，都要一查到底，受到军纪的处置。
团司令部每十天召开一次工程调度会，对各连队的工程进度和施工情况进行通报。
“你当过村里生产队的会计？”连长打开我报到时随身带来的个人档案问，“这么说，你会记账？”
“临时帮忙，只有短短的三个月。”我回答说，“记账也只会一点点简单的往来账，复杂的我就不会了。”
“你还当过公社联校的公办代课老师？”连长翻开我档案里的另一份材料问，“你教的是几年级，什么课程？”
“只干了不到一年，”我回答说，“五年级语文。”
“算你小子命好有运气。”从一见面，一直板着面孔、一脸严肃、摆出一副公事公办样子的连长，头一次对我露出了一丝笑意，说，“你们这些整天坐在机关里，风刮不着、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只知道发号施令的老爷兵，不是喜欢下连队来锻炼给自己身上‘镀金’吗？本来，我原计划是要安排你到连队片石场，先打一个月风枪，再抬一个月片石，好好体验体验、锻炼锻炼、镀镀金。我敢保证，两个月下来，你小子不脱几层皮，也得拉几次稀。别说镀金了，到时候，你可能连‘铜’都镀不上。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些坐机关的老爷兵，今后还敢不敢再乱下基层来锻炼和镀金。”
就在我去报到的前一天，连里的统计员上工地爬山过坎时，不小心把腿给摔伤了，住进了医院。连长把全连队百十名兵，全都认真扒拉了一遍，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正在发愁时，他在翻看我的档案，看到我入伍前曾当过村里生产队会计和公社联校代课老师，决定要我临时代理一段连统计员工作。
“计划赶不上变化快，”连长接着果断当场拍板对我说，“你先不要下班排，留在连部，临时代理一段连统计员工作再说。”
就这样，我挑起了连统计员的工作。这也是我下连队后，所从事的第一份工作。
我刚到一个新单位，再加上连长对“我们这号人”先天有成见，看不顺眼，记在另册上。听他刚才一见面，就毫不客气地奚落挖苦我的那通话，将预示着我今后在连队锻炼的日子会更加艰难和不好过。
这时，我心里非常明白，自己只有绝对的服从命令，夹着尾巴做人，尽职尽责干好所交代给自己的工作，不出或少出差错，尽快打开局面，才能站住脚，才能扭转连长对自己的看法。要不然，下连队锻炼结束时，写鉴定恐怕都是个麻烦，很难通过连长这个关口。
三
总的来说，连里的统计员工作不是太复杂。主要是统计、汇总、上报连队所担负的工程完成数量和施工简单的基本情况。
我们连队担负施工的路段，线路长、工点多，统计数据多，工作量大，翻山越岭虽很是辛苦，但具体到统计本职工作上，并没有什么大的难度。我仅仅只用了一个下午，仔细分析和看过老统计员所作的几份工程统计报表后，照猫画虎，很快就胜任了连统计工作。
担任连里统计工作后，我跟随连长先后到营部和团里，参加过几次工程调度会议。我发现平时一贯信奉慈不掌兵、心直口快、天不怕地不怕、吐口唾沫都是颗钉的连长有两怕：一是怕参加工程调度会议；二是怕看团部和营里下发的工程情况通报。因为在营团的工程调度会议上和工程通报里，很少有表扬我们连队的时候。这让我们很爱面子、要求积极上进的连长，简直有点受不了，比平白无故扇他几个耳光还要难受。
我负责连里的统计工作，经常参加统计工作业务会和看工程报表，对全团所有参加公路施工各连队的工程完成数量和进展情况，还是大概比较了解的。公正地说，我们连队完成工程任务的情况，也是不错的。这让我们一贯争强好胜、努力表现、积极要求上进、喜欢当“排头兵”的连长，感到很是丢人和没有面子。
“这次我们连队又推了个‘光头’，”我随连长本月第三次参加完团司令部召开的工程调度会议回来的路上，连长又一次非常懊恼地抱怨说，“营团首长的讲话中没声，下发的通报中没影。我们连队完成工程量不比别的连队少，工程质量安全不比别的连队差，会上表扬了那么多连队，而连我们连队却连名字都没有提一下。”
一贯走路昂首挺胸、说话粗喉咙大嗓门、军人气质十足的我们连长，说这些话时，声音一下子降低了八度，整个人就像秋天霜打的茄子一般，耷拉着脑袋，唉声叹气地说：
“我们连队这个月，又等于在山旮旯里干了一个月，没有人看到，更没有人知道。”
还有一件事，我在这里也必须要写出来。
当时我们营里，一位副营长的转业命令刚刚宣布，营部领导中空出了一个职位。全营所有连队连长的眼睛，齐刷刷，都早已虎视眈眈紧紧地盯住了这个位置。大家相互之间形成了一种竞争的态势，每人心里都暗暗地憋着一股劲，各显神通，可劲地表现。你工作积极先进，我要比你更积极先进，千方百计超过你；你工作干得好，我要开动脑子想办法，干得比你更好、更出彩、更漂亮。
我们连长对这个位置的需要，更是强烈和迫切。他是从湖南湘西大山里入伍的兵，妻子和一个姑娘、一个儿子，都生活在农村。我曾多次亲耳听连长说过，他人生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在部队尽职尽责干好工作，争取有所进步，办理家属随军，把妻子和一双儿女从农村乡下接出来，转成为非农业户口，吃上国家商品粮。
在当时的年月里，国家生产力落后，受产业结构和经济条件的限制，非农业人口与农业人口的待遇和命运，可以说是泾渭分明、大相径庭、有天壤之别。家在农村的部队军官，如果能随着职务的提升，办理家属和子女随军手续，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吃上商品粮，那可是一件彻底改变一家人命运惊天动地的大事。
自我从团部机关下连队锻炼报到的那天，连长奚落我的那通话，对我们这些下连队锻炼的机关兵抱有成见、看不顺眼，我在心里一直对他怀有高度的戒备之心。我平时在他面前说话办事处处小心翼翼，生怕出什么差错，闹出个什么幺蛾子，让他抓住了把柄，给我难堪和穿小鞋。当时，我心里想的是，不出什么意外，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熬过一年锻炼期，就是最大的胜利。
说心里话，当初连长让我临时代理统计员工作，我心里是很不情愿的。就是照连长的说法，下到连队片石场打风枪、抬石头，脱三层皮、拉几次稀，我都情愿。我总是感到连长对我来说是个“危险人物”，觉得离他越远越好、越安全。可我刚下连队，又不敢违抗他的命令，只好委曲求全，起初的工作中，心里有说不出的压抑和憋屈。
与连长共同生活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渐渐地向好的方面转变。我发现他是面恶心善，属于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他嘴上说对我们这些下来锻炼的机关兵看不顺眼，可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他对我从没有歧视，更不另眼看待。平时，对我在生活上照顾，工作上帮助。我刚干统计工作时，每当遇到困难或不懂、做不到的地方，他只要知道了、看到了，总是热情帮助和耐心解释。工作之余，他还不厌其烦地教我如何学会在工作中抓主要矛盾，怎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认识问题，最后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在连长的手把手的传授指导下，我学到了不少有关部队和工程管理方面的知识，增长了许多新的才干，为自己今后的人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后来，我多年从事新闻记者工作。许多读者看了我写的报道后赞扬说，我所报道的问题新、抓的准，内容充实，言之有物，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性，只要按照我稿子里所报道的内容和方法去做，可以带好队伍，管理好项目。
多年来，我静下心仔细求根索源，自己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的能力，练习新闻写作的“童子功”，应该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历练，慢慢打下的基础。可以说，我后来之所以能写出一些可读强、受到读者欢迎的通讯报道和文章，这其中也有我们连长的一份心血和功劳。
每次参加营团工程调度会回来，看到连长懊恼和着急的样子，我在心里暗暗使劲，决定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才干，帮助我们连队和我们的连长。我要让我们爱面子、争强好胜、积极要求上进的连长，今后再到营部或团里开工程调度会时，不再像过去那样，往桌子和凳子之间或墙角一躲，默不作声，像个没有见过世面爱害羞的村姑一样，悄悄地来开会，会后又默默无声无息地离去。我要让全团认知和了解我们十一连，也要让我们连长，像别的受表扬的连队的连长一样，走起路来，直起腰干，昂首挺胸，神采奕奕，脸上有光。
如何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使出全身解数，全方位地开动脑筋了。
四
我跟随连长参加营里和团部几次工程调度会时，经过细心观察发现，营团首长们在会上，除了宣读各单位的工程完成数量和进度后，不是冠冕堂皇地喊些经常挂在嘴边人人熟知、耳朵都听出老茧的“安全第一”、“质量是工程的生命”、“宁掉十斤肉，也要按期拿下所担负的工程任务”等大话、套话、口号外；就是泛泛而谈，中间再凭个人的老印象，顺口轻描淡写地表扬一些先进单位和好的个人。总之，每个首长的讲话大多是老生常谈，空洞无物，联系工程实际的内容和事实少，针对性不强，没有多少含金量，特别是对促进工程施工，缺乏前瞻性和指导性。
发现这个不足和“缺口”后，我立刻扑了上去。我决定以此为抓手和突破口，自己站出来宣传介绍我们连队在施工管理上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宣传我们全连干部战士想工程所想，急工程所急，开动脑筋，群策群力，积极开展技术革新和QC小组活动，所取得的小发明、小革新、小改造、小设计、小建议“五小成果”，以及在施工中涌现出来的先进班排和先进人物等，为营团首长工程调度会上讲话，提供近期发生在工地上鲜活的事实和素材。
前面说过，我下连队锻炼之前，在团部宣传队当创作员。搞文艺节目创作和写新闻报道，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文体，但在写作方法上，两者之间有着许多联系和相同之处。工作之余，我暂时放弃了自己爱好的文学创作，集中精力，全力以赴，潜心研究新闻报道结构和写作方法。
连队统计员工作虽简单，但很繁琐、很直接，每天都必须上工地，到工地现场实地具体了解核实工程完成数量和进度情况。虽然是辛苦一些，但为我接触连队干部战士和了解工程施工实际情况，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方便。
我每天在工地上丈量土方、石方、路基等分部工程完成数量的同时，注意细心收集连里在施工管理方面一些好的经验、好的做法，记录干部战士为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功效，所取得各种技术革新成果，以及施工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
我们连长抓工作有干劲，有狠劲、也有办法，是人们常赞扬的那种真正的实干家。他与指导员相互密切配合，与副连长、副指导员一起，带领全连干部战士，把连队的军事训练、施工生产、文化技术学习、农副业生产等方面，管理的井然有条。就拿参加全团组织的国防公路施工会战来说吧，我们连队月月完成团里所下达的施工任务，完成工程总量和进度，在全团的各连队中，一直处于第一方阵之列。参加国防公路施工会战以来，全连共取得十多项技术革新成果，没有发生任何等级安全事故，所完工的分部工程，一次性质量检验全部合格，优良率达95%以上……
于是，我紧紧围绕着安全施工、质量管理、技术创新和保证工期等方面，逐条列出详细提纲，深入采访，认真写作。
在施工安全管理方面，我们连队始终把安全施工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上。从队伍一上场，结合管段的工程特点和实际情况，连里建立健全施工安全管理组织机构，成立了以连长挂帅的施工安全领导小组，分工副连长专职抓施工安全。并且，连在施工现场派有专职安全防护员，排配备有施工安全员，班组设有兼职安全员。整个连队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形成了严密的施工安全管理网络体系。连里平时狠抓职工安全意识教育不放松，组织干部战士认真学习工程施工安全知识和安全操作规则。所有参加施工的官兵，定期进行安全知识培训并进行考试。没有经过安全培训或考试成绩不合格者，不准进入现场施工。建立健全各种施工安全保障措施、制定安全奖罚制度。从连到排，到班组到个人，层层签订安全包保责任状。在全连上下营造出一种人人抓安全、事事讲安全、大家共同对施工安全负责的良好氛围。施工中，连队官兵坚持做到“三不”：工程项目施工组织设计方案和安全措施未经批准的不准开工，未进行施工安全技术交底的不准开工，对施工现场地下电缆、管道等隐蔽设施未查明和未采取保护措施的不准开工；“四到位”：人员到位、制度到位、责任到位、技术保障到位。连里各排班还坚持“工前讲安全、工中查安全、工后评安全”制度，对施工中查出的安全问题“三不放过”，即：不查清原因不放过，不排除隐患不放过，对责任人不处罚不放过。从而，从方方面面保证了施工安全。
在质量管理方面，连队始终坚持样板引路。每一项新工程开工，连队都事先选定一个试验段，按照设计技术标准，编制试验施工方案，进行试点作业，经质量检验满足设计标准要求后，再编制正式施工方案。在试验段施工中，连队组织各排长、班长和技术骨干，旁站观摩学习，等大家熟练掌握施工工艺和技术操作要领后，再展开全面施工。这样，所干出的工程，统一操作流程，统一工艺和质量标准。连里强化施工过程质量控制，补牢于亡羊之前。每项工程施工，都有工程技术人员旁站监督，及时发现质量问题，及时纠正。严格逐级质量检验制度。上道工序完成后，先由作业班组长组织质量自检，再由排里二次验收，然后由连里第三次验收，经工程技术人员签字后，再进入下道工序施工。从而，使道道工序、每个环节，整个施工过程，工程质量始终处于受控状态。
连队担负施工的管段山高沟深，是全线施工最艰难的路段之一。在工期控制上，连队打破成规，超前计划，超前准备，实行目标管理。关死后门，倒排工期，采取“日保旬、旬保月、月保季、季保总工期”的办法，细化每一项分部工程的开工和完工时间，精确到天甚至小时。
同时，连里充分调动发挥官兵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开展技术革新活动，以提高劳动效率，促进施工任务的完成。连里的片石场，过去采用普通爆破法，炸出的片石大的大小的小，一些大的片石，必须要经过二次爆破才能使用，费工费时。特别是普通爆破，对爆破的石头控制力差，常常出现“冲天炮”和“天女散花”，飞出的石头极容易伤到人，很是不安全，还常砸坏运片石的平板车和轨道专用线。修理和拆换被石头砸坏的专用线轨道，是一件很麻烦的工作，工序多，时间长，很是耽误工期。
为了防止运片石专用线轨道被爆破飞起的石头砸坏，起初，连里采用保守的笨办法，运片石的轨道常常只修到离片石爆破掌子面一公里的地方。这样，片石装车运距长，劳动强度大，很是消耗官兵们的体力。
后来，我们连长提出：“向科技创新要进度、要工期，要生产力。”
他带领连里几名技术骨干，虚心向驻地附近的地方煤矿、地质队爆破人员请教学习。经过一番艰苦的技术攻关，连里终于熟练地掌握了控制爆破和毫秒微差爆破法。使用新的爆破技术后，炸出的片石大小均匀，很少再需要二次爆破。运片石的专用线轨道，不再怕被爆破飞起的石头砸坏，运片石的平板轨道车可开到离掌子面十多米的地方，最近的时候，可直接开到离掌子面。大大缩短了片石装车的运距，减轻官兵们的劳动强度，劳动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五六倍，有力地加快片石开采进度，保证了工期。
五
起初，我的采访和写作都是在暗地里进行的。可有许多新闻事实和一些具体的做法，必须要采访当事人——我们连长才能获得，才能核实。
我只好壮着胆子、硬着头皮去采访连长。
起初，连长对我的采访很是不以为然，老鼻子的不大乐意，更不愿意回答我提出的一些问题。他说我这完全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尽做些无用功，要我趁早洗手别干。
我看出来了，他其实是面对我这位连两个军用裤头都没有穿破的小兵采访，抹不开自己的面子，放不下他那堂堂大连长的架子。
我与连长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对他的性格和脾气也慢慢熟悉了，胆子也渐渐大了起来。我用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回敬他：“那咱们就等着，‘出水再看两腿泥！’”
尽管连长一百个不乐意、一千个不情愿，在我的软泡硬磨下，还是断断续续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并向我介绍了一些我所没有了解和掌握的工程管理具体做法和生动事例。
说起来也怪，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的性格中，逐渐培养成长起来一个特点——别人越是认为办不到的事，我越是想办法把它办成，特别喜欢干一些难以办到、有挑战性的工作。
这个爱开“顶风船”和“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性格，为我后来多年的记者生涯增辉不少。越是有挑战性、难以采访的对象和难以完成的采访任务，我越是感兴趣，采访的欲望越是强烈。
一次，我接受任务，去采访一位女影星。这位女影星当时可谓是红得发紫。不知什么原因，她和媒体界发生了激烈矛盾，非常讨厌记者采访。在我采访她之前，多家报社曾先后派过几批记者前去采访，都没有取得成功。我经过一番仔细的采访准备后，决定去会会这位不可一世、拒人千里的女影星。
见到这位女影星时，她傲慢而冷淡，拒绝回答我提出的任何问题。
我没有被她的冷漠所吓退，也没有被她的不屑而激怒，而是冷静地对她说：
“社会上关于你的绯闻流传很多。我认为，其中有许多不是事实，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故意搅浑水、恶作剧，是挖空心思、无中生有瞎编造出来的，是对你的人格和人身，赤裸裸地攻击和诬蔑。你难道，不想站出来澄清一下事实的真相吗？难道不想回击那些恶意对你诽谤的人吗？”
那位女影星立刻把她的杏眼瞪得溜圆，放下了傲慢的架子，焦急地问：
“请你说说看，他们都胡说了一些我什么？你都听到了一些什么？”
我从有关她众多的社会绯闻中，随便挑了几条讲给她听后，她立刻气愤地坐不住了。一改她高傲冷淡、拒人千里的态度，对那些肆意诬蔑她的社会传闻，进行了激烈地抨击，并急切地希望通过我手中的笔，在社会上为她澄清事实真相。
于是，这位自恃清高、傲慢得没有边际的女明星，放下架子，推心置腹地向我讲述了她的过去和现在，讲了她的家庭和爱情，回答了我提出的许多问题。那次采访，我可以说是“满载而归”，顺利完成报社交给的任务。
还有一件事，我也想在这里讲出来——
在全国注册的新闻记者中，我是少数几位全程采访完青藏铁路一期和二期工程的记者之一。
2001年5月，青藏铁路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开工建设的前夕，我受报社派遣，奉命带一名摄影记者和一台车，从北京出发，经兰州，在西宁青藏铁路零公里处起步，对青藏铁路已建成的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和即将上马建设的二期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进行全程采访报道。
我驱车先后经日月山、倒淌河、青海湖、察尔汗盐湖，翻越海拔4010米的关角山、4767米的昆仑山口、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跨过格尔木河、楚玛尔河、沱沱河、通天河、那曲河、拉萨河，走辽阔无垠的可可西里和牛羊成群的藏北草原，最后抵达拉萨，行程来回总累计近万公里。
那段采访的日子，是我新闻人生中的一段辉煌、一个亮点。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青藏高原上，我风餐露宿，白天采访，晚上写作，每天发一篇2000字左右的通讯和特写，在我所供职的报纸和《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同时连载。稿子刊出后，受到读者广泛关注和好评，特别是在海外华人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时至今日，我仍不时收到一些读者的电话和电子邮件。
有一件小事，我也想在这里写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不久前，我去深圳采访，在南下的火车上遇到一批刚从青藏高原旅游归来的美籍华侨。他们向我大谈青藏高原美丽的风光，说青藏高原是世界上少有的好地方。他们特别称赞青藏铁路是一项了不起的伟大工程，为西藏的经济发展和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和拉动作用。
其中，一位年近六旬的叶先生告诉我，他最早知道和了解青藏铁路，是通过《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连载的青藏铁路纪行通讯。说着，他从身边的旅行袋里，拿出了我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发表的青藏铁路连续报道剪贴，说是带在身边，作为旅途观光的参考资料。
看着这些来自遥远大洋彼岸自己文章的剪贴，我有些激动了。我轻轻地告诉叶先生，我就是这些通讯报道的作者，并向他出示了自己的记者证。
他先是惊愕，继而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把我介绍给他的同伴们。车厢里立刻响起了一片掌声。
不知怎地，我的心头一热，泪水一下子流了下来。
我之所以写出这些，是想告诉朋友们，作为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别人、被社会所承认，更令人激动和幸福了。
另外，我还想说的是，天上很少有掉馅饼的好事。这一切的取得，都需要靠不懈的努力和付出艰辛的代价，才能换来。
青藏铁路采访途中，我所乘坐的越野汽车，不小心在青海湖边爆胎。我们顶着风雪，饥寒交迫，在野外整整停留了两天两夜，得到救援后，不敢停歇，立即重新上路。在昆仑山口、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在唐古拉山顶，我先后多次遭到高原反应的猛烈袭击，那生不如死的难受滋味，正如高原人们所总结概括的顺口溜所描述的那样：
“一言难尽，二目无神，三餐不思，四肢无力，五脏翻腾，六神无主，七上八下，久久难眠，十分难受。”
我们忍受强烈的高原反应，栉风沐雨，千里奔波赶到西藏拉萨，没有想到一个更加艰巨的困难，正在前面等待着我们。
报社领导指示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采访西藏自治区领导，向外界传递青藏铁路建设的意义，传递青藏铁路全线建成通车后，将会给西藏的经济发展带来什么样具体的促进，为西藏人民的生活带来什么具体的便利和好处？另外，西藏自治区为支援青藏铁路建设，将为施工单位给予那些具体的优惠条件和政策？
我们到拉萨时，正值西藏自治区召开“人代会”、“政协会”和隆重纪念西藏解放五十周年之际。连续几天，我们前去联系采访自治区领导事宜，都遭到有关方面工作人员的挡驾。他们总是推辞说，自治区的领导们都在开会，会议工作千头万绪忙的不可开交，实在抽不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并安慰我们说，不要着急，耐心等待，等到自治区“两会”结束之后，领导们就有时间了。
眼看着全线开工在即，从全国各地赶来先遣安营的施工队伍陆续进场，离报社的截稿时间越来越近。可采访自治区领导的事却遥遥无期，稿子更是八字还没有一撇，是没有影子的事。
作为采访组的领队和首席记者，我急得抓狂。
可在一刹那间，我又出奇地冷静下来。当刻，我想到的是，前期接待我们的工作人员，是否会不会害怕我们采访，干扰到自治区领导开会，而中途截留了我们要求采访自治区领导的信息？没有把我们采访自治区领导的要求，真正传达给自治区领导。
此刻，我想到的是，我们现在采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尽快让自治区领导知道我们采访组的到来，了解我们所肩负采访任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希望他们能在工作百忙之中挤出一点时间，支持我们采访任务的完成。
我们再一次找到有关部门，递上采访证和记者证，要求采访自治区领导。仍然是被挡驾；“领导在开会，忙得实在难以脱身，请耐心等待。”
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我突然灵机一动，急中生智，让司机把悬挂着“青藏铁路采访车”大牌子的越野车，停泊在自治区大会堂广场最显眼的地方。
会议一结束，与会代表们一走出会堂，就看见了我们的采访车，立刻围得水泄不通。当时，修建青藏铁路在全国上下，是一件经济方面的大事，也是一件政治方面的大事，在青海和西藏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人们都急切地盼望和打听，想知道和了解，青藏铁路具体开工的日期、什么时间能全线建成通车等等。
我想出的这一招立竿见影，第二天，自治区的领导就派工作人员主动联系我们，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我们顺利完成了报社下达的采访任务，及时把西藏自治区支援青藏铁路建设的有关优惠条件和政策，传递给各参建单位，起到了鼓舞士气和加快工程建设步伐的作用……
六
好了，扯远了，还是让我们言归正传。
我把辛苦采访来的新闻素材，认真进行筛选和核实，按照新闻写作的规律和要求，在文字和结构上反复修改和打磨，以施工安全、工程质量、技术创新、工期控制四个专题，每个专题都独立成篇，并形成系列。每次在上报的工程数量完成统计报表的后面，我都附上一到两篇有关工程方面的报道稿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的这些辛勤劳动，很快就有了成果和回音。
第一个做出好的反应的是，我们营人高马大的河南籍侯营长。
在全营的工程调度会议上，侯营长对我们连狠抓施工安全质量的做法和经验大加表扬，并把我们连的做法和经验，作为施工重点情况反映，上报到团司令部作训股。团长看完情况反映简报后，亲自带队，组织司令部参谋人员，对我们连队施工安全、质量管理的做法和经验，进行深入挖掘和全面总结。在我们连工地召开全团工程安全质量管理现场会，让我们连长在会上作典型发言，介绍经验。
团司令部专门发通报，号召全团所有参加公路施工会战的连队，向我们连学习。那些日子，我们连长、指导员和全连干部战士，可谓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一派扬眉吐气。
不久，连长爱人来队探亲。星期天，连长出钱让通信员，在连队附近村庄的老乡家，买了一只老母鸡，又让爱人炒了几个拿手的家乡湖南菜，在连队临时来队的家属房，悄悄地专门邀请我一个人吃饭。
酒过三巡后，我和连长两个脸上都潮红起来。连长先是给我斟了一杯酒，接着又给自己满上杯。这时，他脸上因喝酒腾起的红晕更艳更浓了。连长端起酒杯，冷不丁地冒出了一句话：
“大亮，你现在心里还恨我吗？”
“恨你？我为什么要恨你？”我是没有多少酒量的人，三杯酒下肚后，就已经有点飘飘然了，说话舌头都有点大了。听连长说这话，我的心里一个激灵，酒意立刻消失了一大半，急忙说，“你是我的连长，我想和您好都好不过来呢，怎么敢恨你呢！”
“你下连队锻炼报到的那天，”我们“冻死迎风站，饿死腰不弯”，从不给人说软话的连长，这时竟然带有点羞涩和愧意地对我说，“我刚探亲归队。因家里收稻子和孩子得病住院，没及时向团里请假，私自超了两天假。归队后，干部股找我谈话，要处分我。我心里很窝火，刚巧碰到你下连队锻炼报到，就把一肚子的火气，全发到你身上，对你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
“噢——原来是这事啊，”我给连长斟了一杯酒，给自己也满上，回敬了连长一杯酒后，满不在乎地说，“这事我早就不知忘到哪儿去了。”
“聪明的回答。”连长又回敬了我一个酒后，说，“你忘了，但我记着。大亮，我今天向你道歉，请你原谅。作为连长，咱们第一次见面，我不应该向你发火，更不应该对你说那样的话。”
“连长，这事早都过去了，”我又回敬了连长一个酒，说，“不要再提了。如果我记恨你，今天就不会来你这儿喝酒。”
“大亮，你不让我说，”连长和我俩又各走了一个酒，说，“我还是想说，刚见面的那天我错看你了。你与那些从机关下连锻炼镀金的‘花瓶’和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老爷兵们还真是两路人。你是有真才实学的人，我喜欢你这样的兵。”
“连长，你过讲了。”我谦虚地说，“其实，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大亮，我代表全连和我自己感谢你！”连长给我斟了一杯酒，也给自己满上，说，“来，我们共同再走一个。”
“连长，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我慌忙端起酒杯，红着脸，站了起来说“应该我敬你才对。我既然下到十一连锻炼，这也就是我的连队，你就是我的连长，我只是其中的普通一兵。在你和指导员的带领下，我不过只做了我应该做的一点工作。”
酒精渐渐开始施展开它的魔力，慢慢地涌上了头顶，我感到脸上一阵阵发烧。我回头看连长，他脸上的酒晕更红了，目光已有点迷离，眼睛都快有点睁不开了。
那天晚上，因为高兴，我和连长两个都喝得有点高了。
也就是从那以后，连长彻底改变了对我看法。我们成为情投意合，无话不说的上下级、战友和兄弟。
年底，我们连队被评为全团的先进标杆连队，我们连长和指导员，因工作成绩突出，双方被评为“基层优秀主官”。
听说，我们连长上台领奖时，精神抖擞，神采飞扬，并作为全团所有获奖单位代表发言，气场很足。
可惜，我没能参加颁奖会。
此时，我正全副武装，身处一片风雪弥漫、野狼和黄羊出没、方圆上百公里没有人烟的荒原上，履行着一个共和国士兵的责任和忠诚。
七
对了，这中间还发生有一件事情，我也有必要在这儿告诉读者朋友们。
大约是在我下连队锻炼两个多月的时候，团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三家抽人组成工作组，对全团所有下连队锻炼的机关兵，挨个到所在单位进行巡视和走访，了解每个人的工作、学习和锻炼情况。我们下连队锻炼时，团里就有明文规定，必须要下到班排，真正和基层干部战士打成一片，做到同吃、同住、同军训，同学习，同施工“五同”，任何人都不得例外、搞特殊化。
当团巡视组的领导，看到我没有按要求下到班排，而在连部当统计员。立即责令连里，要我马上交接工作，必须当天下到班排，去劳累其筋骨，磨练其意志，陶冶其情操，真正达到下基层锻炼的目的。
我们连指导员和连长，为能使我继续留在连部担任统计员工作，还专门找团巡视工作组的领导说明情况，请求留我在连部再帮助工作一段时间。带队的团政治处山东籍董副主任没有丝毫的松口，坚持要求按照团里的规定执行，再次督促连队领导，要我当天必须交出统计员工作，下到班排，一刻都不能拖延。
部队铁的纪律和命令，就是这样的严明和具有刚性，你只有无条件的去服从、去执行，不得有丝毫的偏差，更容不得有半点的通融和讨价还价。否则，那就不是军人、不是部队，起码不是真正的军人和部队。
为安排我当天下班里工作的事，指导员、连长、副指导员和副连长四个连首长，专门召开了紧急碰头会。
连里原来摔伤腿的老统计员，昨天已经伤愈出院，可以上工地了。这样，统计员的工作我可以顺利移交出去。另外，刚巧团军务股通知，抽调我们连二排五班长到师教导队去学习新装备操作技术，学习时间至少需要三个月左右，这样临时就空出了一个位置。
指导员和连长商量，决定让我去五班担任班长。
起初，我对自己担任班长一职，还有点不大情愿。像我这样下来锻炼的机关兵，按照惯例，一般都是担任工作比较简单轻松的副班长，不出什么大的纰漏，平平安安把团里所规定锻炼的时间熬过去就是胜利。当班长要挑担子。一个班十几个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军事训练、施工生产、技术文化学习、思想政治工作、农副业生产、吃喝拉撒睡等，每一项当班长都要操心负责，那真是操不完的心，干不完的事，工作很是忙乱和劳累。
另外，我自己还有个不好意思告人的“小九九”——业余时间我喜欢读书和写作，当副班长可自由些，自己支配的时间会多些。如果当了班长，挑全班的担子，就等于把整个人给死死捆在工作上了，个人支配的时间就没有多少了，我没有时间搞自己的业余创作了。
“你这完全是怕苦怕累、贪图安逸享受的思想在作怪，”连长听说我不愿意当班长，为这，他晚上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批评我说，“你千万不要小看班长这个不起眼的职务。在部队，班长处在兵头将尾，其位置非常重要和关键，也是最能锻炼人的岗位。一个班十几个人，形形色色什么样性格的人都有。能把一班人紧密地团结到一起工作生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还要有一定的政治思想工作水平才能胜任。”
连长越说越激动。起初，他是坐着说，现在站了起来，撸起衣袖继续说：“万丈高楼平地起。能当好一个班长，就能当好一个排长；能当好一个排长，就能当好一个连长；能当好一个连长，就能当好一个营长；能当好一个营长，就能当好一个团长；以此论推，就能当好旅长、师长、军长、直至司令。”
我们连长本人，当年就是全军区的“模范班长”，因工作成绩突出，而受到部队的重用和提拔。
接着，连长又向我传授经验说，班长职位虽小，但也是带领着十多个兵的一方小诸侯。当班长关键是要学会做人的工作，首先是要会识人用人，把合适的人用到合适的岗位，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潜能，调动和发挥班里每个成员的工作主动性和积极性。其次，当班长要重视开好班务会。班里人员的思想问题、个人之间的矛盾纠纷、评功评奖以及班里的建设等各项工作，都应该放到班务会上，让大家畅所欲言，大家的事大家管。这样，充分发扬民主，公开透明，群策群力，可以消除隔阂，避免矛盾，能有效增强全班人员的团结和凝聚力。
连长特别告诉我，当年他担任班长时，注重开好班务会，是他做好班里工作的一条重要做法和经验。
为了教我开好班务会，我下排当班长时，班里的第一个班务会，还是连长亲自带着我组织全班战士召开的。后来，他还曾几次参加和旁听我们班务会，并现场示范，进行总结讲评，手把手对我进行指导和帮教，使我很快就胜任了班长岗位工作。
那种无私的、深深的战友情谊，每当想起，真是刻骨铭心，活着就不会忘记。
正当我班长工作走上正轨，干得风生水起正得劲时，上级来抽调我去执行新的任务。
我调离连队后，因工作性质和纪律的要求，与连长断了联系。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我还是断断续续了解到一些有关连长的情况——
连长经过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工作成绩显著，后提升为营长、副团长，并作为“有培养前途的青年军官”，被保送到高级军校深造。军校毕业后，经层层推荐选拔，又被选为驻外武官……
多年后，我奉命到北美的一个国家去采访一项我国援助该国的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当时正值国庆节前夕，我国大使馆召开国庆招待会，邀请所在国的政要名流、我国在当地施工、办厂的中资企业领导以及一些在当地做贸易的个体商户和留学生代表。我也有幸被邀请参加。
我头一次来这个国家。赴大使馆参加国庆招待会的那天，我因为对去大使馆的路线不熟，怕耽误事，一个人早早就独自驾车去了。
我刚在大使馆门前的小广场上泊好车，透过车窗玻璃，就看到从大使馆里走出一位身着戎装的军人，急匆匆地朝我的车走来。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打开车门迎了上去。正是早晨，我面向东方，阳光从来人的背后照了过来，很是晃眼，我一时看不清来人的脸庞，只能依稀看见一个轮廓。
“大亮——、大亮——”那军人对我直喊，叫我的名字，“李大亮——”
这声音，对我来说是那样耳熟。虽然多少年没有听到了，但依然是那样熟悉、那样刻骨铭心。我急忙锁好车门，迎了上去。
当我走近一看，整个人一下子愣住了，啊！是我们连长。
“连长——”我忘情地喊了一声，扑了上去。
“大亮——”连长应和着我，也快步迎了上来。他说，“我昨天半夜才从国内赶回来。在邀请人员的名单上，我看到了你的名字，知道当兵出身的人时间观念强，都比较守时，一大早就守在这儿迎候你。”
我和连长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这是我和连长从那次分手近二十年后的第一次重逢。
人生的三大幸事之一——他乡遇故知，又是在这远离祖国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
多年不见，久别重逢，真是有说不完的知心话，道不完的战友情。那情那景，石头人见了都会被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