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四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大队大队长张真春，来到了办公室。刚过不惑之年的张真春，是远近闻名的“神探”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他刚刚坐下，电话铃声便响了起来。没待第二遍电话铃声响起，他已拿起了听筒。“分分秒秒关系着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这已是他干二十多年警察，特别是干刑警以来养成的职业习惯。电话里传来了他熟悉的声音：“真春，我是世用，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马上。不要告诉任何人。”凭多年同这位主抓刑侦工作副局长共事的经验，张真春已感到，今天的应召，必有要案。进了马副局长办公室，见新到任不久的田中林局长和赵洪兴副局长都在。马副局长说：“今天把你找来，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你们马上去办。昨天，局里接到省厅转来的一封来信，是人大代表在长春市九届人代会上提出的。反映朝阳分局刑警大队的侦查员梁旭东，身为人民警察，纠集社会上的流氓和有前科劣迹人员组成黑社会团伙，持枪杀人、敲诈勒索，无恶不作；要求公安机关为民除害，尽快打掉。省公安厅赵永吉厅长作了批示，市委、市政府领导也非常重视，要求要一查到底，坚决打掉。田中林局长极为重视，昨天接到来信后，立即作了批示，并成立了以中林局长为组长的专案组；要求马上行动，一定要将这个团伙彻底打掉，好对人民有个交代。粱旭东的背景很复杂，在市局也有很多熟人，对此次行动一定要绝对保密，否则一旦走漏了风声，事情就不好办了。目前，这事只限咱们五个人知道。给你们三天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四天。”
张真春回到二大队的办公室；将副大队长孙学忠、中队长秦良和李光钊、副中队长王艳平、侦查员王义等五员千将，紧急传回队里。半个多小时之后，在外工作的五人到齐，张真春将五人带到二大队里边的一个带套间的内勤办公室里，将两道门插好，传达了局里的决定，并强调了三条：一是要绝对保密，二是要抓紧时间，三是要跟家里说好，这几天不能回家，家里也不要打电话，也不要向家里打电话。为了保密和工作需要，暂时在外边找一个临时办公地点。这个地方不能让其他人知道。他说；“我知道有两起案子可能是梁旭东带人干的，一起是在一个社会流氓的生日宴会上，用枪把一个姓齐的腿打断了；另一起就是大发房地产公司那起案子。咱们先把这两起案子拿下来，就够了。”张真春接着对孙学忠说：“生日宴那起案子你曾查过，掌握一些情况，这次由我、你和王义接着查，一定要把那个姓齐的找到。”孙学忠说：“那个姓齐的叫齐大宝，也是个社会流氓。那天他被梁旭东带人打断腿之后，就一直没有露过面，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要找比较困难。”张真春说：“大发房地产公司的那起案子光钊了解一些，这起案子就由光钊负责。秦良和艳平负责跟踪梁旭东，一定要盯住，跟丢了就拿你是问。这些任务，不管有多大困难，都是死任务。我不看过程要结果。给你们两天时间，最多三天时间，都要有个结果，然后向我汇报。”
这“先遣六人组”是个精锐的组合。进入角色之后，立即高速度运转起来。
三天内，拿到了铁证
齐大宝自被梁旭东打断双腿之后，他知道梁旭东还不会轻易放过他，连医院都没敢去，第二天，他逃到了九台市的一个深山沟农村的亲戚家躲了起来。张真春、孙学忠、王义经过调查后，驱车赶到九台那个农村，将齐大宝堵在了屋里。他们的突然到来，将齐大宝吓得惊慌失措，以为是来抓他。齐大宝虽然被梁旭东打了，对梁恨之入骨，可是，他却轻易不会说的。一是因为他知道梁旭东是长春市黑社会老大，不要说惹他，就是对他稍有不恭，轻则一顿暴打，重则连小命都保不住。二是他知道他本人也不是个好东西，警察一旦查起来，他也没有好果子吃。张真春巧妙地利用了齐大宝的这个心理，对他说：“你不用害怕，我今天可抓你也可不抓你，就看你的表现。”齐大宝一听，眨巴着疑惑的眼睛，看着张真春，等着听下文。张真春看齐大宝按着自己的思路来了，便继续吊齐大宝的胃口：“你过去干的那么些坏事，我们也掌握。今天暂时不提。但是，有一件事，你今天必须得好好说清楚。你把这件事说清楚了，算你有立功表现，你还可以继续在这儿养你的伤；如果你不说，或者说不清楚，那么你就不要怨我不够意思了。怎么样？”齐大宝不知道张真春他们的葫芦里卖的究意是什么药，疑疑惑惑地问道：“什、什么事？”“就是梁旭东打伤你的事。”齐大宝一听，脸上立即掠过一丝恐惧，没有说话。“怎么样，不想说是不是？”见齐大宝仍然不说话，张真春接着说：“你不说我也不强迫你，那我们就走了。”说完，就要走。“你、你先别走。你、你们想把梁旭东怎么样？他可不是好惹的，他要知道是我说的，就得要我的命。”“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们没有把握，能来找你吗？我还可以告诉你，在这次事件中，我们不追究你的责任，而是要追究梁旭东的伤害罪。说还是不说，我还是不强迫你，由你自己决定。”张真春的话语虽然不急不缓，却是咄咄逼人，逼得齐大宝冒直冷汗低头不语。稍许，齐大宝终于开口——
一九九七年十月，齐大宝带着几个人来到一家夜总会玩，和一个领班发生了争吵。齐大宝打了那个领班。齐大宝不知他这下可惹了大祸：那时，梁旭东是这个夜总会的“看场人”。事后，梁旭东一直在让手下寻找齐大宝。一九九八年一月二日，梁旭东带着七名打手开着两辆奔驰轿车，要去参加一个朋友的生日宴会。行前，梁旭东在他们长期霸占的一家五星级酒店——太平洋酒店的总统套房，对几名打手说：“今天社会上的人肯定去不少，都把枪带上。遇到仇人、要先下手，不要吃亏。”他们刚刚来到那个酒店不一会儿，齐大宝也领着几个人来了。梁旭东迎上前去，对齐太宝说：“你也来了？你回来一个多月了，也不击看看我？那件事你一直没有个交代，是不是你混大发了，拿我不当回事呀？”“东哥。我这段时间一直很忙，没有时间啊。”“妈个×的，你还跟我装呢！我听说你还要报复我，你来呀；看你的枪快、还是我的枪快。我是警察，打死你是正当防卫。你打我是袭击警察，犯死罪，你知道吗？”说着，便拔出枪，照着齐大宝的头比量了两下。这时，梁旭东的一个打手说：“你咋这么牛x呢？”说完，上去就给齐大宝一个点炮。另一个打手紧跟着照着齐大宝的头，就是两刀把子。这时梁旭东说：“别在屋里打，这里这么多人。”一个打手一听，立即用胳膊夹着齐大宝的头，将齐大宝拖出了酒店，另外几名手下紧跟着来到了外边。紧接着，外边便起了四声枪响，齐大宝的双腿被打断。梁旭东听到枪声，便给那个过生日的人扔下一千元钱，离开了酒店，回到了太平洋大酒店的总统套房。他说：
“这事公安局肯定要查，你们先出去躲几天，家里有我顶着。”……
发生在四年前的“大发房地产公司案件”也迅速查清——
一九九四年七月的一天，大发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因为拖欠工程队的工钱，被工程队的人把公司的车库封了，不让出车。梁旭东过去曾经给公司老板开过车，后来也成了公司的“看场人”。冲突发生后，老板立即给梁旭东打来电话。第二天一早，梁旭东便带上五个团伙成员，他自己带着一支左轮手枪，其他人带着一支口径枪、一支猎枪和两把大片刀，来到了大发公司。梁旭东一伙人来到工地，就打了起来。梁旭东开了两枪，打手们也跟着开枪，用大片刀砍，用木棒打。民工们一下子炸了营，四处逃散。但只有一个人没有逃跑，这个人就是施工队长林明。打手们看林明站在那里，就又开枪打。在这次事件中，十多名民工被打伤，一个民工的肾和脾被摘除。林明的儿子的肺叶中，至今还留有一枚子弹头。林明的双腿被打残，花了医疗费十多万元也没有治愈，弄得他家徒四壁，多次光着身子在省委门前静坐讨说法。
在对两案调查的同时，还掌握了梁旭东指使人绑架松源市一个公司经理，敲诈一台韩国产的现代牌轿车和二十万元钱，以及在德惠市杀死一人的犯罪事实。
密捕，在局长办公室
经过三天的跟踪，王艳平和秦良已基本掌握了梁旭东的活动场所、时间和路线，为了把握起见，张真春决定验证一下梁旭东是否已经有所察觉。
梁旭东在朝阳分局刑警大队是负责掌握社会上的治安情况的，同李光钊等二队的大多数人都认识。二月二十八日，李光钊给梁旭东打电话，说市局将从三月一日开始在全市开展“两打一缴”活动，于支队长要听一听近期长春市的情况，要他不要让其他人知道，一个人到市局刑警二大队来汇报。当日上午十点，梁旭东来到了二大队队长办公室。
“哟，旭东，夹克不错，进口的吧？”李光钊问。“刚买不长时间，才两万多块。”梁旭东不无炫耀地说。“是呀，旭东的衣服都是名牌，听说一套西服就几万块。”“马马虎虎。”梁旭东接着说：“谁听汇报？”“张大队在内勤室等你呢。”李光钊说完，便带着梁旭东，来到了四天前开秘密会议的内勤室。张真春见梁旭东进屋后，便给他让了座位。梁旭东没有马上坐下，站在那里，像是来检查工作似的，背着手，看着墙上的《学习园地》，说：“嗬，你们还挺正规的呢。”“全市的‘两打一缴’不是要开始了吗，这是大伙的决心书。”张真春接着说：“你负责这方面工作的，支队要听听近来长春市的情况。听说最近有两个团伙要火拼，不知道你掌握不？”“据我的掌握，没有这种情况。”“根据你的掌握，有多少属于‘两打一缴’对象的？你给我们提供一个名单。”梁旭东从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本，翻了几页，提出了几个人的名字，说这几个人都可以抓。张真春一听，心里都明白，这是梁旭东在懵他们。据他们掌握的情况，这些人都是不存在的。接着，张真春提出了几个他的团伙成员的名字，问梁旭东这几个是不是？梁旭东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工作内线，他们没有干什么坏事。我的工作还要依靠他们，你们不要听别人瞎说，更不能随便动他们。”“那好，你不说，我们还不知道呢。”张真春说。
张真春窃喜，送走了梁旭东。
三月一日中午，也就是梁旭东应约前来“汇报”的第二天，张真春向田局长和赵、马副局长汇报了几天的工作情况。下午三时，张大队长接到了马副局长的紧急传呼：“立即到田局长的办公室来。”张真春来到了田局长的办公室，看到三位局长都在。马副局长说：“中林局长决定，今晚就抓梁旭东。”
田中林，这位曾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炮火中经历生与死考验的军人，复员后在地方做过多年党务工作，处事慎重、缜密、公正、坚定。也许，这可能就是他两个月前，从朝阳区党委书记的岗位上，来到市公安局局长这个岗位的一个重要原因。自他接到人大代表的信件那一刻起，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便随之产生，而且是那样的坚定、沉稳。对于抓捕梁旭东的决定，他是经过反复、周密的思考，才作出的。他接着说：“梁旭东已经营多年，不仅团伙成员多，而且背景复杂，在公安机关内部也有不少同他有着各种关系的人。所以，只能秘密抓捕，而且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抓捕失败，就等于整个案子的失败。”最后，确定了这样的抓捕方案：四时四十分，由朝阳分局卢局长急传朝阳刑警大队王大队长、梁旭东所在中队的王中队长和梁旭东立即到卢局长办公室，研究一月二十日在中湾洗浴中心门前发生的持枪杀人案（这起杀人案，就是梁旭东指使人干的），并且只让卢局长知道真情。二大队将二十六名侦查员紧急召回队里，分成三个小组，分别负责室外监视、外围接应和实施抓捕。
三时四十分，张真春回到二队办公室，立即向全队二十六人发出火速回队的紧急传呼。四时十分，二十六人到齐。张真春安排上个人守在门外，以防外人接近门口，然后将所有人的手机、BP机收了上来，放在桌子上，然后对大家说：
“局长决定，今晚抓捕梁旭东。”话音刚落，有人惊讶，有人疑惑，面面相觑。
四时四十分，李光钊开着租借来的一辆夏利出租车，来到了朝阳分局北侧大门对过停下，找出了一块抹布，开始擦车。王义带领的第二组也赶到，隐蔽在车里。十几分钟后，王大队长和王中队长先后急匆匆从外边赶了回来，看到李光钊，都匆匆打过招呼，进了大门。将近五点，一辆奔驰车开了过来，李光钊知道是梁旭东回来了。奔驰车正好停在了李光钊事先有意留出来的一个停车位，梁旭东腋下夹着一个手包，急匆匆下了车，直奔大门而去。司机兼保镖李洪刚没有下车，放倒了驾驶座靠背，半躺着点燃了一支烟，眯起眼睛吸了起来。
“报告，客人进楼，秘书一人开车，在车里。”李光钊关上车门，立即汇报。正等在楼下的王义接到指示：“跟上去。”王义立即带领第二组来到四楼最里边的局长办公室门前等候。五点零四分，王义敲门。里边的一声“进来”之后，王义进屋，瞥见坐在靠门的一个沙发上的梁旭东，正在往小本上记什么，便站了下来，说：“卢局长，我找你有件事儿。”还没待卢局长回话，王义转身向梁旭东扑来。王义，身高1米八零，勇猛利落，素质极好，拿下一个梁旭东，小菜一碟。只见他一个泰山压顶，梁旭东便被压在沙发里，只能杀猪般地拼命叫喊：“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另外几个人迅速给梁旭东戴上手铐，拿下那支并不是配发的左轮手枪、手机和BP机，套上了头套。这一切，如同输入电脑的程序一样，干净、利落、快捷，只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五点五分，梁旭东的“秘书”李洪刚，也在朦胧之中被戴上了手铐，塞进了夏利车。
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的保密措施，可是，梁旭东被捕的消息几乎在他被抓的同时，也泄露了出去。在押解梁旭东回市局的路上，他的肿机和手机的响声就没有停过。其中传呼最多的是“大红”。五点零八分，在北京的梁旭东的哥哥梁晓东，就给“大红”打来电话，指示“大红”马上核实消息的准确性，要“大红”先到朝阳分局看看梁旭东的车在不在。
“大红”到朝阳分局没见到梁旭东的车，又急忙开车来到市局，在市局院里发现了梁旭东的车，立即向梁晓东汇报。梁晓东接到“大红”的报告后，指示“大红”马上通知所有在长春的人立即离开长春。十几分钟后，大多都正在某洗浴中心玩乐的团伙成员，纷纷逃离。
回到刑警队，张真春立即向田局长作简单汇报，然后又马上派出三路人马抓紧工作：一路由张真春亲自带队，到太平洋大酒店去抓捕“大红”，第二路人马去搜查梁旭东的家，第三路审讯梁旭东。
此前，刑警队对梁旭东的团伙成员掌握的情况不多，只知道太平洋大酒店保安部有一个是他的同伙，从今天梁旭东被抓后的传呼机里，又得知有一个叫“大红”的人同梁旭东联系密切。五时四十分左右，张真春带人来到了太平洋大酒店，先派人将三个出入口把住，只许进不许出。他自己带人直奔总服务台。“请问，你们的保安部在哪儿？”张真春对值班的一个小姐说。“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市公安局的，请你带我们去找一下你们的保安部经理。”那值班的小姐面露难色，想拒绝，可听到张真春那不容拒绝的命令，便十分勉强地说：“好吧，我带你们去。”原来，这个大酒店里有个规矩，对外人，特别是公安人员，是不能随便带领他们到保安部去的，否则就要受到处罚。那小姐先是带着张真春几个人来到二楼的一个房间，敲敲门，里面没有回答，又来到了地下的一个房间前敲门，里边还是没人回答。小姐又把张真春等人领回到总服务台。“你是值班的，为什么还不知道你们的保安部在哪儿？你不要同我们搞名堂，我们是在执行公务。”这时，从旁边走过来一个人，问张真春：“你们是哪儿的，有什么事？”张真春听到那人的语气，非同一般爱管闲事者，便引起了注意：此人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微胖、平头。那领带、西装，一色是世界名牌。于是，在脑海里产生的第一个反应是：注意！张真春用和缓的语气问道：“你是保安部的吗？”“你们有什么事？”“啊，是这么回事，我们是市局的，今天上午我们抓获一名盗窃分子，他交代说前几天在你们酒店盗窃了一个日本客人，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你们这是长春市惟一一家五星级酒店，是长春市重要的涉外窗口。局里很重视，我们来核实一下。”那人一听，说：“有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厂“你是保安部的吗广“我是。”“您叫什么名字？”“我叫于永红。”“于永红？大红”？张真春脑海里立即划出了个等号——他就是“大红”！“你就是‘大红’吧？”张真春问。“是，我就是‘大红’。”“大红”的话音刚落，张真春上前一把抓住那人的右手，以防他掏枪。但是，动作并不大，局外人是看不出来的：“不要说话，跟我们走。”张真春的话音不高，但是有不可抗拒的威慑力量。其他人见队长拉过那人的手，便条件反射般地将那人围上，然后，显得“很随便”的样子，出了大酒店。在回局里的车上，那人承认，他就是“大红”，酒店保安部经理，梁旭东团伙的重要骨干分子。
公安厅长说：你们要作长期作战的准备
长春市通化路一幢楼的三楼，梁旭东的家。从外边看来，同其他家庭没有什么两样，可是一进到室内，前去搜查的人全都惊住了：这哪里是什么民宅！一百五十多平方米的面积，装饰完全是星级宾馆的标准，用富丽堂皇、豪华气派、金碧辉煌这些词来修饰形容，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侦查员们给梁旭东的爱人看过搜查证之后，开始搜查。在餐厅的天棚里，搜出五连发猎枪、口径步枪各一支、日式战刀一把、子弹十二发；在床头柜保险柜里，搜出人民币两万元、存折两个、各种手枪、猎枪及口径枪子弹一千一百余发、机动车辆钥匙二十八把、一个奔驰轿车的行车证、一台奔驰轿车的黑色牌子、一张弓弩。
审讯梁旭东，还是在他昨天来“汇报”的那间屋子。他坐的椅子还是那张椅子，不同的是，他昨天是被请来的“贵宾”，今天是被牢牢扣在椅子上的犯罪嫌疑人。审讯现场，被隐蔽在墙壁上一幅挂画中的监视器镜头，实况转播到隔壁的队长室里。主审由孙学忠、邵东志担任。开始，梁旭东低头不语，后来供述了自己的简历后，突然提高了嗓门儿：“我是警察，你们为什么抓我？说我犯法，我犯什么法呀？我拿着自己的钱，吃着方便面，我到底犯什么法呀？操你妈的，我这样干还犯法，犯哪条法啦？”“你当警察，除了破案，还干了哪些事？”“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你们把田局长找来，把赵局长找来，你们这是警察整警察！”“你现在坐在这里，意味着什么，你明白不？你赶快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吧。”“我喊三遍，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没有！”梁旭东咆哮起来。接着，便一声不吭，气焰甚是嚣张。
在队长室观看现场情况的田局长；赵洪兴副局长、于忠民副支队长，简单交换一下意见后，田局长立即向省公安厅副厅长陈占旭作了汇报。
陈占旭，这位六十年代末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离开山东日照老家，来到了长春。三十多年来，在公安战线，从普通民警开始，拾级而上，至今已成为全省公安战线的最高首脑《当时为副厅长）。崇高的责任感和神圣的使命感，使他对“梁案”极为重视，同市委书记杨国勤一起，在市公安局坐阵指挥抓捕梁旭东。
田局长在向有关领导汇报的同时，又通知各公安分局局长，二十一点到市局会议室开紧急会议。二十分钟后，各分局局长来到市局会议室。他们为这个时候被召来开会而纳闷儿，又看到陈占旭一脸严肃地坐在．田局长身边，不时在耳语什么，感到了会议的非同一般。紧急会议开始，田局长首先通报了决定抓梁旭东的事情经过。
应该说，此事在这些局长中，不啻是一次不大不小的地震。因为他们对梁旭东的所作所为，或多或少都有所闻，而且对梁旭东的背景，也有所闻。田局长接着提出了几点要求，要大家务必注意：一是要严守纪律，不许打听案情，更不许说情。二是搜集和提供梁旭东的犯罪事实，三是要作好保密工作，谁失密就追究谁的责任。
接着，陈占旭副厅长操着那被改造了的家乡口音说：“长春市席在‘两打一缴’中不怕揭丑，暴露自己的阴暗面；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这很好。说明长春市局是很有战斗力的。梁旭东在长春市作恶多年，影响极坏。今天一举将其打掉，这对于长春市乃至全吉林省说来，都是做了一件大好事；我代表省厅向你们表示祝贺。但是，这个黑社会团伙的成员很多，背景也很复杂，要将所有团伙成员全部抓捕归案，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现在仅仅是开始，你们要有一个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根据省厅和市委领导的指示，田局长决定，停止审讯，立即将梁旭东秘密转移。因为在长春市任何地方关押，都可能要走漏消息。当晚九时，长春市公安局政治部主任肖方忠，到二大队的审讯现场，宣布长春市公安局关于开除梁旭东警察队伍的决定。三月二日上午八时，在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和曹永军副支队长、曲杰副大队长等六人的押解下，梁旭东被秘密转移到四平市公安局关押。
在四平，梁旭东的态度依然十分嚣张，不承认任何罪行。经请示，三日晚十时，又将梁旭东秘密押回长春。
夜黑如墨。车出了四平，迅速向郊外驶去。车里的人在各自想着心事。坐在梁旭东身边的曹副支队长的心里，着实有些堵得慌。他从警二十多年，干刑警也十几年了，从没有遇到过这样顽固的对象。他在思索着新的审讯办法，首先打破梁旭东的心理防线。突然，车身颠簸起来，将他从沉思默想中拉了回来，他感到有些奇怪：这是高速公路啊，车怎么会颠呢？他又体会一会儿，路确实不平，脚下的路确实不是高速公路。他刚想要问司机，身边的梁旭东说话了：“你、你们这是往哪儿拉我？”“往哪儿拉你管得着吗？”司机说。“你们这是执法犯法。我就是有罪，也没有经过法院判决，你们怎么就……”原来，梁旭东也知道车没上高速公路，在土道上行驶。他自知自己罪大恶极，只要犯了案，脑袋就保不住了。可是，也不能不经过法院审判就把他拉出去秘密枪毙呀！曹副队长一听，心里明白了，原来他以为是把他拉出去枪毙。这时，曹副支队长紧挨着梁旭东的身体；也已感受到，梁旭东的身子在微微发抖。曹副支队长的心里豁然开朗了：你梁旭东也不是铁板一块呀！之所以不开口，是火候不到！原来，是司机出四平时，也在想撬开梁旭东嘴巴的事，没成想一走神儿，走错了路。回到长春，便将梁旭东投进某看守所秘密关押。梁旭东真是不可小觑。被投进某看守所的第二天，使传出二封信给他的一个同伙，信中有三条内容：一是他在司法局有一台日本产4500大膏膂车，车牌照和手续都在他爱人手里，要他爱人将车卖掉；二是立即通知梁晓东，赶快躲开，越远越好；三是给杜老三媳妇送些钱去，好好照顾她。
京广线上总动员
于永红、李洪刚两天后缴械，供出案件二十余起。他们说，梁旭东几年来干的案子有百八十起，但其它的他们都说不清。能说清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梁旭东本人，另一个就是梁旭东的军师杜荣军。
局长决定首先抓捕军师杜荣军。
据于永红和李洪刚交代，在他们被抓的半个月前的一天，他们团伙的一个重要成员孟大胜出事了，牵扯到杜荣军，梁旭东给杜荣军三万元钱，让他到北京躲一躲。当时，正好团伙的另一个主要成员陈彬奉梁旭东之命，要到北京去开办烧鸡店，便同陈彬一起去了北京。他们：只知道杜荣军的一个手机号码，其它的事都不知道。三月十四日，专案组获得一条信息：杜荣军在北京露面。刑警支队副支队长于忠民立即带领追捕组飞赴北京。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追捕组了解到，杜荣军曾同牛央某文艺团体的一个十六岁的女演员有过联系。于忠民找到那个女演员后，得知杜荣军已换了手机和新手机的号码，新卡还是长春的，又换了一个叫袁××假身份证。这时，已是十五日下午三点三十分。于忠民立即给长春市电话局打电话，询问此机是不是在北京。长春市电话局回电话说：“此机现在不在北京，在河南郑州。”郑州？杜老三跑了！于忠民立即将此信息通告给马副局长和张真春，要求马上查清这段时间南下经过郑卅的火车是开往哪里的。张真春立即派人买涞新的列车时刻表，一查，在此段时间内，经过郑州的列车共有三次，一次是从北京西到广州东的97次，一次是从石家庄到广州的89次，另一次是从北京西到武昌的79次。于忠民得到回答后，排除了北京到武昌的那次车，肯定杜荣军在开往广州的那两次车上。可是，究竟在哪次车上，还无法判断。于是，他又给长春市电话局打电话，要他们在一个小时后，再查一下那个手机在什么地方。一个小时后，即十五日十五时四十五分，长春市电话局回电话：那个手机在河南省驻马店一带移动。于忠民立即询问张真春，现在哪次车在驻马店一带行驶。张真春回答：石家庄开往广州的89次正停在驻马店。”“你看看，这次车什么时间到广州。”“明天上午九点二十四分。”“好！你马上向局长汇报，派人飞广州。”于忠民又与正在广州抓捕“梁案”的另一个主要成员张洪岩的李光钊等人联系，要他们立即打车赶到广州的前一站湖南韶关，上车搜捕杜荣军。
田局长听了张真春的汇报后，立即向陈占旭副厅长汇报。陈副厅长立即向公安部汇报。公安部立即电令铁道部全力配合。铁道部又立即将杜老三的照片电传至汉口、武昌、长沙、郴州、韶关等5个停车车站，命令各车站的公安警察，全部上车搜捕杜荣军。
97次列车通过了一站又一站，向终点站驶去。公安部也接到了一站又一站通过铁道部公安局转来的报告：搜查了全车，都没有发现杜荣军！
奇怪！难道信息有误？于是，一个硕大的问号，搞得长春警方、铁道部公安局和公安部一直在关注此事的领导，一时不知其所以然。
长春这边立即组织十余人乘十六日最早的一次班机飞到广州。在北京的于忠民，也派出三人飞到广州。李光钊等打车跑了三百多公里，于列车到站前半小时，赶到了韶关。李光钊在韶关车站警察的配合下，对十七节车厢，如同梳篦子般地进行了搜查，连行李车、餐车和每一个厕所都没有放过，果真没有发现杜荣军的踪影。
在这次列车上，挂着一节北京某部门的软包专车。车长和乘警打保票，保证车里绝对不会有外人。经陈副厅长请示公安部和铁道部，也都不同意搜查那节专车。这时，车已快到广州站。
根据公安部的指示，广州市公安局派出了大批警力，加上长春警方的人员，二百余人将广州站围个水泄不通。广州铁路公安局薛局长、铁路公安局治安处处长、刑警大队长和车站派出所长同长春市警方一起研究了抓捕方案。之后，薛局长又亲自部署，落实到人，临时指挥部设在列车停靠的三号站台上，薛局长亲自指挥。九点二十四分，列车正点到达广州。从长春去的认识杜荣军的侦查员，把守重点出口。下车的旅客，如潮水一样，通过检票口，流向站前广场。下车的人已经差不多都走出了出站口，一个侦查员突然发现杜荣军从那节专列的车门下来。当杜荣军走到了出站口的时候，被检票员拦住了，说车票有问题，让他拿出身份证。杜荣军拿出了一个叫袁××的假身份证，正同中央某文艺团体那个女演员提供的一致。就在杜荣军和检票员争辩的时候，被侦查员拥上去拿下。
杜荣军被带到了广州市公安局。在初审中，杜荣军就交代了他这些天的逃跑路线，又解开了那个令长春市警方、铁道部公安局和公安部五局都一时大惑不解的谜。同时，也给来自长春市警方的二十多名追捕者，留下一个深深的遗憾，因而，那种因抓获杜荣军而产生的兴奋一下子荡然无存。
二月十六日，杜荣军和陈彬逃到北京后，在吉林大厦住了半个月。三月一日，他和陈彬到马桥店附近租了房子。当天，他接到了梁旭东的哥哥、梁旭东黑社会团伙后台大老板、在北京作生意的梁晓东的电话，说梁旭东被抓了起来，让他回长春去看看，能不能把梁旭东“捞”出来。杜荣军说，他已经没有钱了。梁晓东让他到王府大酒店门前等着，见一辆黑色卡迪拉克轿车后，说“我是老三”，就会有人给钱。杜荣军拿到卡迪拉克送来的三万元钱，当天就飞回了长春。他在长春呆了两天，想找人把此事“摆平”，把梁旭东“捞”出来。他一打听，于永红也被抓了，长春市的各新闻单位都报道了这件事，又听传说是新来的田局长亲自抓的，是省公安厅厅长亲自指挥的，这几天正在抓梁旭东团伙的其他成员。他想，要“捞”出来是根本不可能了，弄不好自己也被抓住。于是，他在黑市上买了新手机，让他的哥哥打车把他送到了吉林市。在吉林市，他找到了他们的一个同伙二利，商量了一番，就分头逃跑了。逃跑之前，他打电话给梁晓东，说他先不回北京，梁晓东同意，他便从吉林市直接逃到了杭州，用一个假身份证住下。呆了三天，他又到了上海。在上海住了一天，又回到了北京，找到了陈彬。在北京住了两天，梁晓东让他和陈彬离开北京，到广州去。陈彬要去北京西站买卧铺票，一向狡猾多端谨小慎微的杜荣军，不同意坐火车，可要乘飞机钱又不多，他便找到了梁晓东。梁晓东给他俩买了两张那节包车的卧铺票，并亲自将他俩送上了车，安顿好。
车过了韶关，乘务员换完了车票，杜荣军对陈彬说，下车以后分头出站，然后在站前广场右边的那座小桥边会合。他让陈彬先下了车，自己透过车窗的玻璃，看到陈彬平安出了出站口，才下了车。陈彬出了检票口不远，便把提包夹在脚下，站在那里向检票口张望，他看到杜荣军被检票员带走了，知道坏事了，便弯腰去拿提包，才发现装着三万元现金的提包，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偷走了。
杜老三被抓获，于忠民那写满疲惫的脸上，终于露出了明朗的阳光，虽然在这四十八小时中，他们只睡了三个小时的觉，吃了两顿方便面。
当晚五时，杜荣军被追捕组乘飞机从广州押回了长春。
审讯到晚上十点。杜荣军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见局长；二是他说有一条五百多克的金链，不是他偷抢来的，要留给他的女儿；三是给他弄点酒和菜。经过请示局长，三点要求都答应了他。
晚十一时，杜荣军的媳妇和女儿都被带到了审讯室。为了不给家属，特别是给孩子造成更大的刺激，侦查员用衣服将杜荣军戴手铐的手和戴脚镣的脚都盖上了。见了杜荣军，媳妇和女儿都哭了。杜荣军对媳妇说：“我对不起你们。你们就当没有我吧。我走以后，你再找一个好人家，好好带孩子过日子吧。政府已经答应，那条金链留给女儿，给她上学用。”媳妇和女儿走后，杜荣军只喝了两口酒，吃了一口菜，就放下了筷子，对审讯人员说：“你们挺讲究，我也得对得起你们。我不吃了，我全交代。”他首先交代了藏枪的地方。在他的指认下，侦查员在太平洋大酒店2029房间卫生间的顶棚里，搜出了两支猎枪、两支手枪和二百八十多发子弹。从太平洋大酒店回来，他便开始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