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在外的时候，我却更加牵挂在家里的美兰了。
如果有了孩子，我对美兰的牵挂自然就要少得多了。有一段时间里，想要一个孩子成了我最大的愿望。我夜里辛勤地工作，但就是不见美兰的肚子鼓起来。我不禁有些着急起来，我不知道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想到过去求医问药，又怕别人笑话。我甚至不能和美兰讨论这个问题。她像是一点也不着急的样子。她真是个孩子啊，她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在一起好几年了，还没有孩子，人家都会在背后说些什么。可不是么，当着我的面，村里就有人说，还是你好啊，夫妻两个人过小日子，杀一只老母鸡，一人吃半边！自从听了这话后，每次家里杀鸡杀鸭，我吃起来心里就一点也不是个滋味。
但是依然有好事掉到我的头上。有一天村长又到了我们家，问我愿不愿意到小学校去当老师。我开始还以为村长是和我开玩笑，这样的好事谁不愿意呢？小学里原来的一个民办教师因为偷听敌台广播被人发现，给打成了反革命抓了起来，有两个班的孩子没有老师上课，我知道村里有不少人都在想着这个位置，哪里就能轮得到我呢？至少有两个人，他们都更有理由当上小学老师。一个叫陈世法，他四十多岁，文化大革命前高小毕业，写得一手好字。他逢年过节就往村长家里跑，手里当然从来也不空着。但他从不在村长家里留饭，总是到了吃饭的时间就走。有一次村长的老婆要留他吃饭，他坚决不肯。他在前面跑，村长老婆在后面追，一时引来许多人观看；另一个叫方文泽，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已经三年，常常感叹村里人文化太少，没有人愿意听他讲明朝“未年”（末年）的事，说起“拿破仓”（拿破仑）就更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谁。但他父亲在公社食堂烧饭，家里又和村长娘子沾着一点亲，早就听说村长要让他到小学校去教书了。而我有什么理由企望这样的好事落到自己的头上呢？村长又凭什么要想到我呢？
能当上小学老师表明我这个外来的人已经在村里站稳了脚跟。这件事之所以让我高兴，原因正在这里。我和美兰的想法有些不同。我并不认为当上了小学老师就在村里有了什么头脸。教书这件事本身也并不让我多么喜欢。我在小学校教三、四两个年级的语文。我每天和四十多个孩子打交道。让我感到痛心的是写在他们脸上的麻木和呆滞。让我感到更加痛心的是那本不应该出现在他们的脸上的大人似的阴沉和诡诈。每次我背对着他们在讲台上板书的时候，我总听到教室里什么地方发出压抑不住的窃笑。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孩子的窃笑更难听的声音了。这种窃笑却一天一天地在教室里多起来。我不知道他们笑什么。他们本来是不应该关心那些发生在大人的世界里的事情的。每次我走下讲台的时候都有一种解脱感。每次我走向讲台的时候都必须在心里鼓起极大的勇气。我知道这样我是决不可能做一个好老师的。我知道多在讲台上站一天，就多一天误人子弟。可是每当钟声响起的时候，我能够不走向讲台么？即使我知道前面有孩子的窃笑在等着我……
美兰是不可能知道我心里的这些想法的。我也不会和她说。她还是一个孩子，即使我和她说她也不会懂的。但是她的虚荣却是和所有的女人一样的。她的男人当上了村里的老师，村长的老婆又提出要收她做“干女儿”，她真的以为自己在村里已经出人头地了。我难以相信她会这么愚蠢，难道她真的不明白我们现在在村里的处境，比我们刚来的时候还要糟糕得多么？——至少对于我来说是这样的。
那时候的乡下人最怕的一件事是：有人在背后指着你的脊梁骨数落你，骂你……
我再也不想到小学校去当老师了。我甚至想到再次搬家。搬到一个遥远的、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
但是世界这么大，我和美兰能搬到哪里去呢？
接下来发生的事实在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我一个人走在一条山路上。那天晚上很好的月光，四下里看不到一个人，也听不到一丝声音。这样的明亮的夜晚甚至比没有月光的黑夜还更要让人害怕。但奇怪的是那天我的心里却一点也没有害怕的感觉。那天晚上我的心里一片纯净和豁亮，似乎这个世界上再不会有什么能让我感到害怕的事（这样的感觉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我就是在这时候看见那两只小动物的。它们是两只很小很小的家伙，小得有些让人感到心疼。显然是我的脚步声惊扰了它们，两个小家伙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像是很害怕我的样子，但是又不准备逃跑。它们显然是一对孪生兄弟，不知道怎么离开了父母的身边。开始我还以为它们是两只小猫，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因为当我蹲下来用手去抚摸它们的时候，它们虽然看上去有些害怕，身体也往后缩了缩，但却并没有一溜烟跑开去——在这样荒山野岭的地方，如果它们真想跑起来，是完全可以在一瞬间就跑得无影无踪的。它们没有跑，我就知道这不是两只小猫。
我问：你们是谁？你们的爸爸妈妈呢？
它们的脸上流露出迷惘和痛苦的表情。
我又问：你们愿意和我一起回家么？
它们一起朝我点头说：愿意……
我就脱下上衣，把它们包起来，带回家。
第二天，村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到我家来看（我们那间屋子里从未来过这么多人）。他们说：唉呀，不得了了，这是两只老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