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山西文学》2017年第04期
栏目：非虚构
我的生身之地，地处大同和阳高中间，在海拔1245.7米的纳兰山上，叫高墙框。站在村头或窑洞顶上，俯瞰北面，山下是京包铁路线和随士营村、随士营火车站。再往北极目远眺，对面就是万里长城和阴山余脉采梁山。村南梁头地势较高，一直连着大同火山群。村西是慈禧太后西逃路住过的古驿站聚乐堡村，村西南是聚乐堡火车站。村东梁头下是柳沟村，对面梁头是两家营村。整个村子沟餐纵横，就像一块被撕得七牵八扯的烂羊皮褂。全村3000多亩土地，多数是跑水、跑土、跑肥的坡地，整体坡度超过25度角，种庄稼是“秆多穗多，一种一坡，却打不了几颗”。人们一年四季不闲，却仅能维持最低水准的温饱，早饭谷面糊糊煮山药蛋，午饭糠糕腌白菜烩山药蛋，晚饭谷面糊糊紧着灌。那时最理想的饭菜，是在逢年过节时少数人家才能享受的“早晨小米土豆粥，中午半盆炸油糕，黑夜拿棒敲（擀面条）”。
我在本村小学读完“戴帽”初中一年级后，转入朱家窑头农中读初二。当时，县城中学已经解散，教师下放到各公社农中，整个阳高县没有一所高中。1970年冬季，我参加完农中初中毕业生升学考试，因成绩优秀，进入新成立的仅有的一个高中班，即1972高一班，这仍然是“文革”年代带有明显试验品性质的“农中高中”生。同时，前几年在朱家窑头完小积压的一部分毕业生也随同进入。高中班成立了，但教室需要自己建造。因风起云涌的“文革”运动而提前毕业的内蒙古水利电力学校大专生赵晋国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他带领我们48名十六七岁的孩子，一身汗，两腿泥，不怕脏，不怕累，同吃同住同劳动，一块砖一片瓦地盖起自己的教室。1973年1月，我高中毕业回到村里，自然而然，成为一名未设置任何资格认证门槛的生产队社员。
3月的一天半前晌，69岁的父亲在东梁头上跟着牛犋做些辅助性活计，我在村北“二道沟”水库工地上同一群男女社员包括两位尚未返城的北京知青，挥汗如雨地推土筑坝。当我干得正欢的时候，眼尖的人发现我的小脚母亲拖着风吹欲倒的多病身躯，挪着碎步向深沟的工地走来。我赶快小跑着迎上前去，得知是大队部电话通知我去外村教书。这真是大年五更出月亮——从来没有的喜从天降。代课教师尽管是没有位置的星星，但至少是村里人眼中的苦轻活，说不上还有某种发展前途，所以人争趋之。后来听说当时的背景是有一个平川村缺一名代课教师，争的人很多，无法平衡，公社便把矛盾交给农中，农中的校长和老师们一致推荐了我。这样，我没有找任何关系就意外得到这么一个风不吹、日不晒的美差事，村里人羡慕极了，无不对我刮目相看，我的父母更是嘴里不说，心里却乐开了花。
按照小学校长的安排和指教，我认真备课，模仿着做教具，像模像样地值周，一丝不苟地出黑板报，放弃中午休息给村里街头墙上写标语，有时到邻村参加公社联校长组织的片会，总觉得日子过得紧张而有序。虽然和另一位民办教师轮流做饭，饭菜也很简单，仅能勉强吃饱而已，但感到风不吹日不晒，很安逸。
然而，好景不长，四个月后，乘兴而去的教书生涯便被人为地强行阻断。和校长及同事道别后，趁学生们正在上课的时候，我用自行车驮着一小卷行李悄无声息地走出被视作小学校门的土墙豁口，踽踽独行在回自己村的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小道上，心头上充满了“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愧疚，这怎么向年迈的父母交代呢？
在太阳尚未落山时我推车进门，善于察言观色的母亲一看就全明白了，母子俩在小院屋前滴水下的石头上无言地坐着，直等到几只公鸡和母鸡懒洋洋地上架宿眼。这时，佝偻着背的父亲收工后背着一捆杂草回来，我们才进屋点着煤油灯。木讷，实为早已麻木的父亲，对此无言以对，也看不出有什么麻烦的心思。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出工走了，我醒后呆坐在炕上，仍然沉浸在昨日的悲苦无助中。生产队长大步流星地进了门，二话不说，把一条放羊鞭顺手撂在当炕：“今天你跟二大头放羊去吧。”他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我是他队里的劳力，当然要派活儿干。队长走后，空气似乎凝滞了，我的胸脯在剧烈地起伏。过了好大一阵，母亲示意我拿起鞭子，慢慢地说：“去吧。”
作为羊伴子，我是身高不足十来岁小孩的羊倌“二大头”的副手。放羊这活计苦不重，不需要在劳动中长时间弯腰，只是每天早晨刨土、推土垫圈累一点。但没过多久，羊倌因只顾低头刨土，不慎被遽然塌下的崖头土块砸死了，我也被转派给生产队里的大牲畜割草，每天300斤，从梁头下三四里外的荒地和地埂上，一把一把地割下，打捆，再背回饲养院，交记工员过秤记工分。几天后，又和一个“地主分子”担着茅粪桶，走街串巷，到各家院里的茅缸（旱厕）里掏人粪尿，然后集中在生产队的大粪池里。紧接着又被派到作为“公社重点工程”的柳沟水库、两家营水库工地当民工。我们村四五个民工住一盘炕，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按照总指挥部的安排，推土垫坝。村里的大田忙了，我又被调回村里农田主战场上，顶着烈日锄地、耧地。天大旱，草地螟大肆泛滥，我们民兵们到村四面梁头上、沟壑边缘、荒草地等草地螟集中的地块上点火，引导飞机洒药。最令人兴奋的一项工作是不带武器护路。我作为铁路沿线村庄的一名基干民兵，按照公社武装部长的指令，和各村被抽调来的基干民兵一起，被县武装部派出的吉普车运送到铁路沿线各处指定战位，单兵单位，分散隐蔽，背向火车，各自为战。具体任务就是在事先用杨树枝靠树搭架的简易棚子里，暗中密切注视和发现异常情况，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上铁路搞破坏活动，如有异动，立即出战制服。
冬天到了，我又开始了在大同北城墙城壕（护城河）岸上粪店里的“粪猴”生涯。我先在北城墙那边的粪店待了一段时间，后又转战到428机车厂东面一块菜地边上的粪店。这个粪店地处城外，也被城里农业社的人挑了好几次椽檩，只是城里人前脚走，村里人后脚就把椽檩放上去。加之用黄米、麻油等土特产做润滑剂，城里人竟然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懒得认真管了。待我去之后，这里像一个大本营，既稳定又热闹，一条通炕上挨挨挤挤放着八九卷行李。我跟着其他社员进城内厕所偷拉回黄粪汤，倒在店前放着的一个空茅葫芦里，回店内见本家一远房叔叔把十四五岁的女儿也带来了。女孩帮着他爹做饭，他们爷儿俩吃饭时，腾出锅来，好由别人再造饭，反正是各做各的饭，也没有个正点。除了这女孩，都是光棍儿，谁什么时候吃饭都自由安排。
我也笨拙地搅一块玉米面拿糕，这饭最省事，菜是母亲临走时给带的一钵子腌白菜，只能节省着吃，有点咸味就行。有勤快人到粪店附近的菜园子旁边，专捡人家扔弃了的白菜帮子，甚或偷菜也未可知。晚上睡觉时，那女孩就和衣偎在她爹身旁，其他人似乎也很配合默契，一律穿着裤子睡觉。起夜时出店门两侧，拉开裤子就尿到一只木桶里，桶满了，便有人倒入粪葫芦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