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雾》里，被陈真戏称作“三个小资产阶级女性”之一的张若兰，是一位美丽多情的姑娘，而且也不乏热情和勇气。她遇到并爱上周如水实在是她的不幸。他完全配不上她。她的遭遇令人惋惜。作者后来让她嫁给四川的一个教授，作了安分的教授夫人。这也许是她性格发展的一种归宿，但在读者看来，仍不能不感到遗憾。
《雾》之后是《雨》。作为《雾》的续篇，《雨》的故事发生在两年之后的S地（上海），首先登场的仍是《雾》中出现过的人物，如吴仁民、陈真、李佩珠、高志元等，作品仍是围绕他们的爱情、理想、对事业的渴望与追求以及现实中的挫折和苦闷展开，而居于中心的则是吴仁民。像作者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粗暴的、浮躁的性格”，富有热情，不停地在追寻，但缺乏实行的勇气和毅力。开始他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爱情。在《雾》里，他为病中的妻子“哀愁”；到了《雨》里，妻子死了，他的心失去平衡，热情无处发泄，从而陷入痛苦与“可怕的寂寞”之中。他觉得所居住的城市“像一个大沙漠”，寂寞，无聊，几无容身之所；他不满意李剑虹那种书斋式的“革命”，甚至说“书斋只会阻碍革命精神”；他更看不上张小川那种只学到一点外国绅士派头的洋学生。但他自己也整日泡在书斋里，并不去做实际的工作，每天除了自寻烦恼，便是用激昂慷慨的空话打发日子。而一碰上可意的女人，便不顾一切地扑上去，还说什么在女人的怀抱里可以得到暂时的休息。这是自欺欺人的，因为除了空谈他什么事情都不做。这个人物的原型也是巴金的一个朋友，而且是好友，他说，“我的描写是真实的。我把那个朋友的外表的和内心的生活观察得很清楚，而且表现得很忠实。他的长处和短处，他的渴望和挣扎，他的悲哀和欢乐，他的整个面目在《雨》里面全露出来了。”巴金写吴仁民确实是真实的，并不掩饰他的缺点，如在陈真死后他对革命前途的惶惑、恐惧，对斗争所表现的厌倦、逃避，他对女性的无休止的贪恋，以及他的“说大话做小事”甚至不做事的行为等等，都写得生动具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不足的是，作者对吴仁民的缺点或缺陷虽有所批评，却缺少一种严厉的态度，缺少像在《雾》里对待周如水的性格那样的憎恨和鞭挞，多的倒是宽容和期待，并在最后让他有了信仰，面貌一新，成为一个新人。吴仁民的这个大转变是不符合他的性格逻辑的，因而也减损了这个人物的认识价值和批判力量。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因为吴仁民的原型是作者的好友，他“始终爱护他”，不愿使他受到伤害。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作者的友情损害了他的艺术。
巴金说他开始写《雨》的时候“心情十分恶劣”。在同时写下的一段文字里甚至还有这样的话：“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个人心的沙漠里我又过了一年了。心啊，不要只是这样地痛罢，给我以片刻的安静……我要力量，我要力量来继续奋斗。”这是当时巴金心灵的一种自白，表明当时他的心境和他作品中的那些人物一样，是在矛盾、痛苦中奋斗、挣扎，因而作品中随处都可以感到一种阴郁气。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巴金始终是进取的，昂扬的，坚毅的，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从未动摇对光明的信仰，从未停止奋斗的脚步。他也充分地把他的这种信念和精神赋予了他的人物，传达给他的朋友。所以他说：“我从没有一个时候失去我的对于光明的将来的信仰”，小说中的阴郁气也“并不曾隐蔽了贯穿我的全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正是为了表达这种希望，他迅速摆脱内心的矛盾和孤独，以高昂的激情完成了《雨》，并接着写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电》。
《电》最初题名为《雪》，写了几章以后才改名为《电》。按作者的解释，是取电光闪耀，头绪纷繁的意思，以便于让前面活动过的人物都能登场，闪现光彩，让每个人物都能找到自己的归宿。
当时巴金正在北平，住在燕京大学蔚秀园朋友家里，环境十分幽静，而作品中的人物、故事，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已经在脑子里活起来，所以写作进度很快，只用了三个星期便将小说写完。他说：“我写作时差不多就没有停笔构思。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的自然，容易。但那时候我的激动却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个心灵都放在故事上面了。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子里活动起来，他们完全跟活人一样。他们生活，受苦，恋爱，挣扎，欢笑，哭泣以至于死亡。为了他们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写小说，却是他们自己借了我的笔在生活。”他又说，在写作中，“我仿佛在参加一场大战。我好像一个将军在调动军队，把我的朋友（我自己创作出来的兵卒）一个一个地派遣到永恒里去。我写了雄和志元的处刑，我写了亚丹和敏的奇异的死。我写完这部小说，我快要放声哭了。”作者恨不能加入他的主人公们的战斗行列，而事实上他跟他们是生活和战斗在一起的。
《电》的故事发生在《雨》结束三年以后，背景是在F地即福建晋江、厦门一带，往日的朋友又聚集在一起，另有一些新人加入进来。经过三年的漂泊，每个人都有了很大变化，更成熟，更自信，而热情不减。更重要的是每人都有了明确的信仰，热情也有了“归结”。如作者所说，“在《雾》里似乎刚下了种子，在《雨》里‘信仰’发了芽，然后电光一闪，‘信仰’就开花了。到了《电》，我们才看见信仰怎样支配着一切，拯救着一切。”也就在这“信仰”的支配下，他们形成一个集体，这集体又常被称作是“革命团体”，但看来并不具有政党的性质，也没有什么政党的背景。他们没有纲领，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也没有公认的领袖人物；只有所谓的“信仰”
和基于信仰的满腔热情把他们连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家庭，各自干着自己喜欢干的事情。他们办报刊，搞工运，搞学运，废寝忘食，不畏艰险，相信光明一定会到来，但却并不知道“光明”在哪里，也不知道这“光明”究竟包含着什么或意味着什么；因而总是感到孤独、寂寞，心里没有底数，缺少强有力的支撑，一遇压迫便不知所措，只能用个人牺牲或恐怖活动作孤注一掷，拿甘洒热血和慷慨就义当做自然归宿。从这里不难看到，这个“团体”带有明显的无政府主义性质，其行动是盲目的，并不能根本动摇旧制度的反动统治，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经脱离革命的主流。虽然这个集体中的大批年轻人都很可爱（周如水、张小川那种性格的人物应该除外），他们的斗争精神令人感动，但其消极影响也不可忽视。
巴金当年曾经说过，在他的小说中，他最喜欢《爱情的三部曲》，尤其是其中的《电》。除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原因之外，应该说这与巴金当时所受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是分不开的。这种思想影响贯穿在整个作品中，体现在每个人物的言行及作者的评价上。
总起来说就是：对他们所进行的带有很大盲目性的斗争，赞誉过多；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则过分宽容。这是读者不难看到的。但是，在巴金晚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磨练和深刻思考，巴金重新翻阅《爱情的三部曲》，感触就大不一样了。他说，“今天我重读小说中某些篇章，我的心仍然不平静，不过我不像从前那样地喜欢它们了，我看到了一些编造的东西。”他说，当时他没有实际的革命经验，写革命和革命者没有“本钱”，所以就难免有虚假和“编造的东西”。
他认真地说：“我所写的只是有理想的人，不是革命者。”这些人“忠于理想，不停止地追求理想，忠诚地、不声不响地生活下去，追求下去。他们身上始终保留着那个发光的东西，它就是——不为自己。”对于《爱情的三部曲》和其中的那些可爱的青年，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更恰当的。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巴金极为珍视的，始终是那些青年人身上的那种性格，即“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一些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了这个理想他们就牺牲了他们个人的一切”。《爱情的三部曲》就是要为那个时代的这样一批有理想的可爱青年塑像。
而他们的这种性格和精神，今天看来也不能说完全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