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修《河南穆公文集》卷二《答喬適書》：
蓋古道息絶不行，於時已久。今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濫轍，相跡而奔，靡有異途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為迂，則指以為惑，謂之背時遠名，闊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茍無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驚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之，使不得從乎道也。穆修《河南穆公文集》卷二，《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杭州葉氏藏述古堂影宋本，集部，全第176册，第10頁上欄。
又《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集類一》：
其詩宗法唐李商隱，詞取妍華，而不乏新象。效之者漸失本真，惟工組織，於是有伶優撏撦之戲，石介至作《怪説》以刺之，而祥符中遂下詔禁文體浮豔。《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總集類一》，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影印本，第1693頁上欄。
由上述的文字可知，“西崑體”其實一言以蔽之，即一種浮靡之文風。因合於當時士林的風尚，故稱“西崑”為“時文”，而此之“時文”則不可言“時下流行之文體”，亦不可言“科舉應試之文體”。此時為宋初，其科舉考試承唐制，進士科試詩、賦、論各一道，策五道，帖《論語》十帖，《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仁宗時增加試經史，罷帖經墨義、大義、帖經、時務策等；諸經主要試帖經、墨義。故此時科考之文體大體亦是詩、賦、策、論等。而“西崑”能“取科第”，此乃是以“西崑體”之“歷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雕章麗句”的方式和風格做舉業之詩、賦、策、論。故而，此時之“時文”並非“科舉應試之文體”或“時下流行之文體”，而是“時下流行之文”影響及科舉，而成為“科舉舉業之文”。尤其應該注意的是，此“時文”並不指文體言。
而當石介、穆修等對“西崑體”時風的批判，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間對浮靡文風的禁止，矯枉過正，由此而興起苦澀、桀裂的“太學體”。《宋史·蘇軾傳》：
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桀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修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置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宋史》卷三三七《蘇軾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1册，第10801頁。
又《宋史·選舉志一》：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時進士益相習為奇僻，鉤章棘句，寖失渾醇。歐陽修知貢舉，尤以為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既而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宋史》卷一五五《選舉一》，第11册，第3614-3615頁。
又《宋史·歐陽修傳》：
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畢事，向之囂薄者伺修出，聚噪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宋史》卷三一九《歐陽修傳》，第30册，第10378頁。
考宋代文學發展之現實和上述材料可知，此處歐陽修所痛抑之“時文”，正是在當時石介、穆修對“西崑體”矯枉過正後所形成的“太學體”。但是“太學體”和“西崑體”一樣，也只是一種文風和行文方式而已，只是文風和行文方式不同罷了。
但是不管“時文”是就“西崑體”而言，還是就“太學體”而言，都是指的一種文風和行文方式，而並不是文體，是一種先由士林在擴展影響到科舉的舉業之文的文風和行文方式。而當“時文”作為科舉舉業之文而言，亦並非一種文體，即“時文”之義所表示的並非文體類别之義，而是兼綜多種文體，同時涉及到它的内容和文風。所以，就很多辭書解作“時下流行之文體”或“科舉應試文體的通稱”是不妥當的。而像《中文大辭典》解作“時下流行之文”或“科舉應試之文字”比較妥當。
在熙寧之際，王安石與其子王雱以及呂惠卿在等撰定《三經新義》，神宗親准頒行，而為州縣府學與太學之必讀書目，從而涉及到舉業之文的内容。同時，王安石又親撰經義之文，以為範式，於形式上規定舉業之文，即奠定了八股文的體式，即所為的“八比”。如《宋史·選舉志一》：
於是改法，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經凡十道（自注：後改《論語》《孟子》義各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宋史》卷一五五《選舉一》，第11册，第3618頁。
而其中所謂的“中書撰大義式頒行”，即頒行經義的文體格式，以立範式，如《王文公文集》卷二八之《非禮之禮》、《可以與》即是。於此可看出，在“熙寧變法”中，經義在科舉中的地位漸重，呈現出取代詩賦的趨勢，當然，這一趨勢在慶曆年間即已萌其端。之後，雖然在北宋後期及南宋，科舉時有變化，經義的地位卻未有大的變動，相反有越來越重的趨勢。由此，隨經義在科舉中的地位的漸重，經義相對於其他文體，受士子的重視程度自然有勝於其他文體。因此，在北宋末及南宋即有所謂專指經義的“時文”的稱呼。如《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四：“國朝自熙甯之間，黃茅白葦，幾遍天下（引《東坡文集·王氏新學行》云：“黃茅白葦，幾遍天下”），牽合虛無，名曰時學，荒唐誕怪，名曰時文（引《聞見錄》：“荊公用事，以穿鑿不經入於虛無，牽和勝説作為字解者，謂之時學。而春秋百王之法，獨廢而不用。又以荒唐誕怪，非昔是今，無所統紀者，謂之時文。”）。王氏作之於前，呂氏述之於後，雖當時能文之士，亦靡然丕變也。”林駉《古今源流至論》前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74年影印本，子部類書類，全第942册，第56頁上欄。此中之“時文”即是指的經義之文。但是，宋代更多的時候還是將時文作為科舉各類文體的通稱。如秦觀《與蘇公先生簡（其四）》：
家叔自會稽得替，便道取疾入京改官，令某侍大父還高郵，又安厝亡嬸靈柩在揚州，且買地，趁今冬舉葬。入夏又為諸弟輩學時文應舉。……得公書，重以親老之命，頗自摧折，不復如向來簡慢。盡取今人所謂時文者讀之，意謂亦不甚難及，試就其體作數首，輒有見推可者。因以應書，遂亦蒙見錄。今復加工，如求應舉時矣。但恐南省所取又不同。徐培均《淮海集箋注》卷三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册，第991頁。
又《朱子語類》卷一〇九《論取士》：
先生言時文之謬，云：“如科舉後便下詔，今番科舉第一場出題目在甚經内；論題出在甚史内，如史記漢書等，廣説二書；策只出一二件事。庶幾三年之間，專心去看得一書。得底固是好，不得底也逐番看得一般書子細。”黎靖德《朱子語類》卷一〇九《論取士》，.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7册，第2699頁。
由此可知，在王安石變法以後，雖然出現有將時文作為經義之文的代稱，但是一直到南宋，在大多數情況下“時文”仍然不是指某種“文體”而言。從《朱子語類》可知，是包括各種應試文體和應試的文風及行文方式和内容，所以不能簡單的就將“時文”理解成科舉考試的應試文體，而是應試之文。渾而言之，應舉之文即包括文體、文風、内容而言。
而“時文”指作八股文，則是在明朝。雖説王安石的“八比”是奠定了“八股文”的體式，但是“八股文”的真正形成則是在明太祖時確定《明史·選舉志》：
科目者，沿唐宋之舊而稍變其試士之法，專取四子書及《易》、《詩》、《書》、《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蓋太祖與劉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明史》卷七〇《選舉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6册，第1693頁。
關於“時文”如何演變至“八股文”，對此袁枚《隨園隨筆》卷一〇“時文八股”條有詳盡的記載：
時文二字，初見《考工記》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此二字斷章取義，實始於此。《宋文鑒》有張庭堅《經義》二篇，皆是《尚書》題，其文又似乎論，即當日王荊公所定格式也。歐公云：“天聖間，予舉進士，見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曰時文。”是時文者，乃指進士詩賦也。元仁宗皇慶三年，定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用朱子章句，漢人第一場與蒙古人同，惟於卷尾作一大結。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第二、三場，增古賦詔誥等賦樣。蒙古人能漢試者加一等用。明太祖與劉基，又酌定四子書，文仿宋經義，方古人語氣而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考兩朝《選舉志》，則是時文之體，濫觴於宋，行於元，而大定於明。袁枚《隨園隨筆》卷一〇，《袁枚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册，第153頁。
雖然説“八股”濫觴於宋，行於元，但是在王安石變法後的“時文”並非指八股，而是一般廣義上所指的“科舉應試之文”，只少數情況下指經義之文，如上所述。又如南宋末文天祥的《跋李龍庚殿策》：“士雖有聖賢之資，倘非俯首時文，無自奮之路。”此處的“時文”即是明確的“科舉應試之文”，但是尚不是八股，亦非某一種科舉應試之“文體”，而是當時科考之文。在元代，科舉廢止多年，到元末，科舉亦是時斷時續，科舉舉業之文相對較少，在元代文獻中對“時文”之稱極其少見。但是到了明代，關於時文的稱呼則較多見，尤其是在明成化年間以後，隨著八股文體式的完全確定和完善，時文則漸漸成為“八股文”的專稱。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六“試文格式”：
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天順以前，經義之文不過敷衍傳注，或對或散，初無定式，其單句題亦甚少。成化二十三年會試《樂天者保天下》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樂天。四股中間，過接四句，復講保天下四股，復收四句，再作大結。弘治九年，會試《責難於君謂之恭》文，起講先提三句，即講責難於君，四股中間過接二句，復講謂之恭四股，復收二句，再作大結。每四股之中，一正一反，一虛一實，一淺一深，亦有聯屬，二句四句為對，排比十數對成篇，而不止於八股者。其兩扇立格謂題本兩對，文亦兩大對，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若長題則不拘此。嘉靖以後，文體日變，而問之儒生，皆不知八股之何謂矣。《孟子》曰：“大匠誨人必以規矩”。今之為時文者，豈必裂規偭矩乎？黃汝成《日知錄集釋》卷一六，上海：世界書局，1936年版，第389頁。
上述材料即對“八股文”的完全定型説得比較詳盡，而此處之“時文”，很明顯是指的八股文而言。自此以後，對“時文”的稱呼則基本上是指“八股文”，且有時“八股”與“時文”連稱。如沈復《浮生六記》卷二“閒情記趣”：“蕭爽樓有四忌：‘談官宦升遷，公廨時事，八股時文，看牌鄭色，有犯必罰酒五斤。”傅昌澤《浮生六記注》卷二，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頁。而在清代，科舉制依然延續明代舊制，偏重以八股取試。《清史稿》志八十三：
二年，頒《科場條例》。禮部議覆，給事中龔鼎孳疏言：“故明舊制，首場試時文七篇，二場論、表各一篇，判五條，三場策五道。應如各科臣請，減時文二篇，於論、表、判外增詩，去策改奏疏。”帝不允。命仍舊例。……乾隆間，改會試三月，殿試四月，遂為永制。《清史稿》卷一〇八《選舉三》，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12册，第3148頁。
《清史稿》志八十四：
道光以後，科舉偏重時文。沿習既久，庸濫浮偽，浸失精意。《清史稿》卷一〇九《選舉四》，第12册，第3178頁。
故而在清代的時候“時文”亦基本上是指的“八股文”言。而八股文則是一種文體，它是一種近於傳統文體中“論”、“説”、“解”、“原”等一類論説文體。故而，在“時文”特指八股文的明清，可以解作“時下流行之文體”。但是在此時，“時文”已經是作為“八股文”的别稱，所以也沒有將其解作“時下流行之文體”。
結論
通過上述對“時文”的考察，可以比較明晰地了解“時文”在民國以前之歷史時期所指的意義，大略可分為如下幾個方面：一是道德意義上的“時文”，二是作為文字的“時文”，三是作為文明禮樂的“時文”，四是文章意義上的“時文”。其中前三類的具體的意思依次即是“適時（得其時）之文德”、“當時（時下）的文字”、“當時（時下）之文明、禮樂制度”。其中“適時（得其時）之文德”基本上是出現在儒家的一些典籍和經書及其相關的論著中，反應的是一種和儒家的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有關的，且其時代一般都在唐以前。而“當時（時下）的文字”這一意思，到目前為止只在緯書《尚書·中候》出現過一次，其他的文獻均無出現，大概在古代這一意思用得較少。“當時（時下）之文明、禮樂制度”這一義，則出現的時間在漢以後，基本上是在出現在一些詩、頌、郊廟歌辭等文中，基本上是和國家的禮樂文明有關。而文章意義上的“時文”，其出現的時間比較晚，到魏晉的文獻中纔有出現。這一方面的“時文”可以解作“時下流行之文”，但是卻不能具體解作“時下流行之文體”，雖然當“時文”在八股文興盛以後逐漸成為其别稱，可以解作“時下流行之文體”，但是就整個歷史時期而言，解作“時下流行之文”則比較妥當。作為文章意義上的“時文”，其具體的所指還是隨著時間的發展也出現了一些具體的變化。在科舉制度確立以前，其所表示的只是單純的“時下流行之文”，而當科舉制確立並完善以後，科舉應試之文受到科舉制的推動，而逐漸流行，漸與“時下流行之文”合流，這一過程大概在北宋熙寧之前完成。在北宋熙寧變法後直到南宋末，時文就幾乎成為了科舉舉業之文的代稱。當然在熙寧變法後，隨著經義之文格式的定型和地位在科舉中漸重，有少數情況下將“時文”作為經義之文的代稱，但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時文”仍然是籠統作為科舉各類文體的代稱，直至八股文的興起。在宋代偶有將“時文”作為經義之文的代稱，可能是後來作為明清八股文代稱的一種前奏。到明清，隨著“八股文”的定型和受到科場的重視，而迅速興盛流行，在科場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由此“時文”則轉而成了“八股文”的代稱。
作者單位：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