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一年定期存款，或演变为几个月或几年期的存款，但都可以在还本前支取利息，既适应了“食利者”的需要，也为一般人提供了用钱的方便，是有利于扩大存款业务的。提前支取的利息，既有以往“上几个月”的利息，也有包括取息日以后几个月的利息。比如，四月初七日取4000两上十个月的利，却是“付至本年七月二十日止”，提前支取的利息有三个半月。票号这种支付利息的方法，按说也符合核算的原则，运用存款放出款项已经取得利息收入，把存款人应得的存息付给，票号并不吃亏。如果像四月初七日即把至七月二十日的利息付给当然就有点吃亏了，但这总是个别现象。还本前允许存户多次支取利息，是中国古代或近代前半期银行业的传统文化，有无继承的价值以及对发展存款业务利多还是弊多，人们还没有研究得出结论。反正当代银行业不执行存款提前支付利息的办法，而一律是还本时才付息。存款到期前不付息，而当代银行业放款却是贷款不到期前却要按季计收利息，这与票号恰恰打了一个颠倒，合理与否，孰是孰非，应该评说。
第三，不管是存银折或取利折，都是日升昌票号平遥总号开出的，或者注明由汴号（开封）归楚，但存户却可在开封、广州、上海（洋号）、西安四个分号支取利息或收回存银。各分号代付的利息或本金，通过书信报告平遥总号，再由平遥总号记人存户的存银折或取利折。由此看来，各分号代付的利息和本金，并没有原始折据，而是凭总号书信或是存款人信用支付的，其难度比当代电脑联网的方式要难得多。即使如此，票号为了便利存户支取，再难再麻烦也是不惜的，其为存户服务的精神不仅可贵，也是当代银行业应该学习的。
4．乐善好施，绝不忘本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省全省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灾。庄稼颗粒无收，百姓生活极端艰辛，由于当时消息的传播非常缓慢，再加上交通不便，当全国各地得知山西境内严重遭灾的消息时，山西各地已是村落荒凉，饥民携子奔走，走到途中，往往全家饿死在道旁。
田野中，草根被挖绝了，树皮被剥光了。甚至有的饥民把石头磨成粉和土掺在一起，吃下去充饥。每天每时都有因饥饿死在路边的人，卖儿卖女的悲景随处可见，真是残不忍睹。
曾目睹山西旱灾惨况的外国人在其报告中说：“在这恐怖的峡谷中，夜间更无法通行，沿途到处是人畜尸骨，任何人只要倒下喘息或病死，就会很快被狼、狗和狐狸吃尽。”
据当时驻天津的万国救济委员会估计，在光绪三年四年（1877—1878年）的饥荒中，有900万到1300万人因饥饿、疾病或暴力而丧生。其中山西占相当大的比例。当地民谣有云：“光绪三年，死人一半。”
因为灾情极为严重，人口减耗过大，清廷指示全国各省全力支援，调集粮款，运往山西。各省官员接到指示，纷纷筹款、筹粮，设法火速运往山西。
而此时，遍及全国各地的山西商人尤其票商，生意发展兴旺，如日中天，资金也相当雄厚，在商界中首屈一指。家乡所遭受的灾难，使他们再也无法安心地经营，每时每刻都在惦念着自己的父老乡亲。于是纷纷组织起来为家乡出力。
各大票号及股东成为捐输赈款的骨干。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各家票号就捐银12万两。蔚字五联号的东家侯荫昌捐出1万两，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曾为此送给他一块“乐善好施”的牌匾。元丰玖票号的东家孙淑伦为了救护乡亲先是出银一万六千两，此后又捐米数千担，真可谓雪中送炭。
山西票商在大灾之时博得了良好的声誉。乔致庸一人向家乡捐输3．6万两白银，在当地富户中表现很突出。曾国荃大加赏识，亲笔题写“福重琅环”的巨幅匾额相赠。乔家与此同时还开仓赈济当地百姓。
山西商人不仅捐钱捐粮，票商更承担了各省赈灾款的汇兑重任，如：平遥县令约请了蔚丰厚经理范凝晋协助办理本县救灾事务。范凝晋为平遥本地人，在平遥当地士绅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当时，范凝晋受县令之托，主持捐赈局，号召当地士绅捐款、捐物，挽救危难中的百姓。他在负责筹集钱物、粮食的同时，还尽量迅速地把食物分发给那些最困难的人家。连续几个月的劳作，范凝晋却从不懈怠。有的同行对他如此热心公务感到费解，甚至以为他有“沽名钓誉”之嫌，对此，范凝晋也顾不得计较。范凝晋以他的实际行动赢得了同乡百姓，尤其是那些得到救济的乡亲们的尊重。
与范凝晋一起协办赈灾事务的还有日升昌票号经理张兴邦。张兴邦也是平遥城内人，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鼓动亲朋好友多多捐助。在张兴邦、范凝晋等人的积极努力下，平遥县的赈灾工作取得一定成绩，许多灾难中的百姓，因为得到了及时救助而存活下来，张兴邦为此受到地方官府的表彰，被赠予一块“急公好义”的匾额。
光绪三年的大饥荒中，山西票商中最早倡议捐款捐物的是协同庆总号经理刘庆和。刘庆和十分热心公益事业，地方官吏也对他十分器重，诸如修桥补路、组织团练、开设书院等，他都热心支持。在光绪三年和四年大灾荒期间，他首先站出来号召乡绅捐银、捐谷，为当地百姓所称道。
“患难见真情”，不仅在山西本地的票商积极投入救灾行列，而且在全国各地分号的人员也为解救家乡的危难而奔走。时任蔚丰厚票号金陵分庄经理的是范家俊，他接受两江总督的委托全权负责募集赈款之事。范家俊四处游说，劝人捐银捐粮，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筹集到十余万两白银。
与范家俊情况类似的还有温佩琛。温佩琛是平遥阎良庄人，长期在四川分号任职，与当地政界人物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光绪三年，山西巡抚曾国荃向各省求助时，四川总督丁宝桢感到十分为难，原因是当时四川地方藩库存储不多，很难提出较多银两支援灾区，同时对募捐工作也没有什么把握。这时手下官吏力荐温佩琛主持协办此事。温佩琛以故里情重，责无旁贷，慨然应允先由其票号垫借10万两，发往山西以应急。此后，温佩琛积极在四川士绅中筹募银款，陆续收到的赈灾捐款达数十万两。家乡人民的苦难，使有良知的山西商人无法专心经营，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报答这块养育他们的土地和人民。
在这场罕见的大灾难中，山西票商急公好义、慷慨解囊既体现了山西人良好的群体意识，又为自己在公众面前树立了良好的声誉。
5．注重公道，为商不奸
一般商人往往见利就取，不顾其他，所以有“无商不奸”之说，但偷奸耍滑也许能得一时之利，却绝对无法长久维持。骗人只能使自己面对被顾客唾弃的困境。山西商人正是重视信誉的建立才使自己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立于不败之地。
山西祁县乔家复字号仅在包头就有几十家店铺，经营范围广泛，其发达兴旺的局面维持长达二百年之久，票号、钱庄亦是其经营范围之一。乔家各处店铺在其东家的指导、督促下形成了自己诚朴、踏实的经营风格。有一次，复盛公油铺进来大批胡麻油，这是本地紧俏物品，一位自作聪明的伙计知道有厚利可图，往一桶油中偷偷地掺入劣质油，以为会讨得掌柜的欢心，没想到掌柜知道后大动肝火，立刻命其将这桶油倒出重装。此事一传出，在当地传为美谈，来复字号购货的人川流不息。
咸丰年间，乔家复字号面铺为招揽顾客，在售货时把斗称放大，十分加一，变相地降价销售，普通市民得知其中奥秘后，纷纷涌到乔家复字号购买所需物品，复字号财大气壮，薄利多销，充分占领了当地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