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县乔家在经营作风上的宽容大度、眼光高远，还表现在它对于“相与”（即有生意来往的商号）的选择。乔家复字号在选择“相与”时非常谨慎，势必弄清此家商号的根基与信誉后，才决定是不是与其来往，然而一旦成为乔家商号的“相与”，乔家即宽容以待、真诚合作。“商场如战场”，生意中的盈亏增欠乃是常事，遇到“相与”亏欠倒闭之时，复字号绝不落井下石，竭力相助之余不再苛求债务。
1922年，包头市面上有名的财东杨老五经营的双盛公、双盛茂停业封门，这两个商号还欠乔家复字号5万两白银，杨老五无力偿还，亲自到乔家请罪。当时的乔家主持人乔映霞，丝毫不予怪罪，反而竭力安抚。杨老五过意不去，当堂给乔映霞磕了一个头，此后乔家再也不提此项债务了。另外还有一件令乔家声誉大振的事被包头人到处传颂：大顺公毛店亏损倒闭时，欠复盛公现洋1000元，无力偿还。复盛公的经理去其店中取了一把斧头、一个箩筐就算了结。这种事情还不少，乔家经营的原则是“该外的一文不短，外该的听其自便”。这种了不起的商业精神在包头一带妇孺皆知，远近百姓都以能和乔家复字号交往为荣。复字号发行的钱票，当地人们看得比银钱还重。这种崇高的信誉自会导致财源大开，据说其他商号在开张之时都要获得复字号的承认方可营业，否则即使开张也门庭冷落，无法支撑门面。
就这样，乔家凭借良好的信誉牢牢地控制住了包头的市场。而乔家只是晋商的一个杰出代表。晋商信誉满天下，被世人所称道。
6．义利相通，修身正己
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禁约人们行为的准则。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荀子说：“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明清山西商人讲究见利思义，不发不义之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内求财大丈夫”，义利相济相通。明代山西蒲州商人王文显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虽逐利而不污。善士者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途，是故必名而有成。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作为商人经营的哲学基础，成为晋商精神价值观的核心。所以在山西商人会馆中突出地崇敬关羽，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关羽是山西人，更重要的是因为关羽以义气为重，故敬奉关羽，把关羽作为义利观的精神偶像。著名皇商介休人范硫宾颇重义气，康熙时官办铜铅，有王某者亏欠83万银两皇银，范氏则代王某“按期加额赔补”。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成为山西商人的商业道德观。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诚”与“不欺”，尽管“不务仁义之行，而徒以机利相高”的商人大有人在，但奉行诚信不欺的商人仍为主流。如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皇商，并由此获得厚利。诚信不欺，以诚信重义作为商人处世立业之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可谓山西商人精神价值观的体现。
义利思想是明清山西商人的精神价值观，也是经营管理哲学。但商品市场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深谋略，通权变，作为商场上的竞争之道，体现出明清山西商人文化观的又一个特色。明人张四维说：“蒲俗，善贾者必相时度地居物而擅其盈，故其业有不终身（生）变老，有不终岁变者，其有一业不变而世守之者。”如前述山西蒲州商人王海峰，“始亦以居货走四方，而中负隐隐与众不类。青沧者故太公管仲之盐荚之区，陶朱公据以累致干金者也。国家亦有榷务存焉，法弊利雍。诸贾过，不以正目视之。公独曰：此可居也。遂相地制宜，审时观变，究览鹾政，……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而公之业益饶”。
除此之外，晋商还非常重视修身正己。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诸家对修身正己的标准虽然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目标是一致的，构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明清山西商人在人文思想的影响下，很重视修身正己，并结合自身经商的特点，提出了经商与人才的关系，主张用儒意通商，择人委任。因而晋商用人唯贤是举。凡被选中者须精明强干，精通本行业务，了解本行全部商业活动，具有运筹帷幄、决策千里之外的胆识与谋略。故所选拔之人多为佼佼者，颇具重望。与此同时，山西商人还很重视勤劳节俭。他们认为勤俭才能致富，致富必须勤俭，勤俭是经商之本。明人沈思孝说：“晋俗勤俭，善殖利于外。”这就是晋商勤俭善商的很好概括。因此，勤俭经商也是晋商修身正己的一个重要内容。
7．博大为怀，宽厚待人
博大宽厚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和晋商群体赖以发展的精神支柱。
博大是指山西商人胸怀宽广，眼光远大，善于审时度势，洞察机遇，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
宽厚是指山西商人宽厚待人，以义取财；善于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善于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的大家风度。
太平尉家在明末清初还只是一个占有土地的地主与开店的东家。雍正、乾隆时期，尉家的主人尉佳瞄准江苏、安徽、山东、陕西等民富物丰的地方，从山东、陕西收购铁、盐、皮、羊、烟叶、木材等转运两湖、江淮，又由江淮收购丝、茶转销内地，使家族的商业由单一经营变为多种经营，由商业投资逐步变为金融投资，随后一步步扩大了银号、钱庄的经营业务。并将所获利润投入到新的行业当中去，扩大了经营范围。他家的商号由山西、河南发展到安徽、湖北、四川和苏杭等富庶地区。经营品种也由杂货、布匹发展为丝品、绸缎、钱庄、当铺、盐店等，成为了一个集团式的家族企业，鼎盛时期可“日进万金”。
以上是尉家博大的地方，尉家兴旺的另一原因，是宽厚待人。尉家不但很尊重顾客，对待员工，也是平等宽厚，并为员工配备股份，让员工有归属感与荣誉感。
过大节的时候，为安抚商号员工的思乡心理，尉家每年请来家乡的戏班，按每天一号巡回慰问演戏。过年的时候，尉佳与家人还到各地的商号里去，顶替多年未回家的员工，让他们回家探亲。或者由商号出钱，让店员的家人到店员的驻处去，共享团圆之乐。
此外，尉家还注重培养员工的素质，为了提高员工素质，尉家出钱请私塾老师，教店员识字、算帐。其中，就有在扬州靠卖画度生的郑板桥。
尉家有300年左右的兴旺家业，与他们博大宽厚的经营策略不无关系。
博大宽厚的精神还表现在经营管理上包容并蓄，既能与人宽容共处，和平共事，又能让利于人。
山西太平王家是一家老字号。清朝初年，由王太来发家致富，此后一直业绩平平，到乾隆年间，其子孙王协中举，方始走向辉煌。
王协中举后，恪守家训，宽厚待人，不久后，捐官授刑部员外郎。乾隆南巡时，王协承办接驾差务，礼待大贪官和珅，宽待同僚，在奸相专权、相互排斥的夹缝中与人容忍共处。由于官声极佳，得到乾隆的赏识，取得“恩加十三级，晋资政大夫”的官衔，一跃成为大官，资政大夫有一个特点，亦官亦商，这意味着王协获得兼事经商的合法地位。
王协开始大展手脚，充分显示了一个商人后代的精明，在承办河东盐务时，用巨资买得河东盐池的私卖股权，这一下，打开了王家发展的瓶颈。王协在两淮地区以及扬州、苏州、杭州、罗山等地，都开设有王家盐号，承办盐业运销，每年获取盐利1000万两白银，在山西商帮中，成为仅次于尉家的富商大家。而王协经营的河东盐业运销，抵制了外商染指山西盐务的野心，维护了河东盐业产权和税赋收入，因功获得乾隆的封赏。王家七代都受过清朝皇帝的封赏。他家有这样的成就与宽厚的风格不无关系。
王家虽屈事朝廷，委于权势，但能以一家之力，沟通盐运，便利商民，互通有无，其做法体现了大柔至刚的经营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