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腊八，是远铃三周岁，也是我妹妹满周岁的日子，大姐做好了饭菜，等着父亲和姐夫回来吃晚饭，等到半夜也没见到他们的影子。按常规，父亲有可能耽搁，姐夫却不会，他就是忙掉了脑袋也不会疏忽家中这样的大事。史仓的幸存者们如今提到他，都还记得他的一些恋家顾家的小故事，说闹毛人水鬼时，他每天晚上都要从椿树镇摸黑赶回来，加入到男人们的巡逻队伍中，村里人劝他，白天工作辛苦了一天，夜要巡更，第二天天没亮又要往回赶，是人都吃不消的。他的回答是：不回来，不放心，转在家人的身边，再累也是踏实的。有一天回来晚了，在路上差点被外村人当做毛人水鬼给解决了（那时误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即便如此，他仍然每天都往回赶。
就在家人为父亲和姐夫着急的时候，两个穿制服的人来到了我家，索要了姐夫丢在家中的一些写了文字的纸张后，递给大姐一张公文，公文上说，鲍敏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他已经被逮捕了。
那时大人之间的对话我还听不大明白，但从母亲和大姐哭得死去活来的情景中，我知道这事不好了。
被逮捕的姐夫还不知道，大姐又怀上了他的儿子。
又过了半月，眼见快过年了，父亲一直没有回来，却也没有任何消息。之前他已经调到离家稍远一点的孙岗镇供销社上班，起先家人以为他是忙于工作，顾不上家里的琐碎，但姐夫坐班房的事他应当已经知道了，为什么也不回来看看？母亲先还骂他狼心狗肺，后来想想有点不对，就去了离家很近的龙穴初中将读初一的二姐找回来，让她去一趟孙岗镇，看看父亲是怎么回事。
二姐一大早去的孙岗，刚过中午就赶回来了，大冷的天，二姐的鼻尖上直冒细汗，两根长辫子有一根披散开了，腿上尽是灰土和碎草屑子。
二姐一到家就放声大哭。
看到二姐的样子，母亲只愣了片刻就对二姐说：“去洗洗吧。”然后便转身进了里屋。
二姐回到家中时，大姐在哪儿？我的记忆模糊了，一点也想不起来了。才21岁的大姐，已经有了一个残疾孩子的大姐，此时怀了孕却守了寡的大姐，她可能下地干活去了。这个没有男劳力的家，大姐是顶梁柱——或许是大姐的内心不堪再受新创，在二姐回来之前就已经躲开了。然而母亲当时的冷静，却给一心想知道父亲消息更想知道二姐为什么会搞成那副样子的我，留下了一个天大的悬念。
“母亲应该问一问二姐的，她怎么就不问一声呢？大人的心中怎么这样能装事呢？爸爸究竟出了什么事？二姐又为什么会搞成那个样子……”
我越是想知道些什么，心里就越是感到害怕，越是害怕又越是不敢打听，便偎到伤心抹泪的二姐面前，哭得哇哇的，铃子见我哭，也跟着哭了起来。
听到我们家中的哭声，邻居吴秀英过来了，她手里拉了女儿小高毛，肩上扛了儿子小和子，身后跟了大女儿大高毛。黑头妈聂婶抱着琼子拉着黑头也过来了。王三妈过来的时候，她的身后跟着她的孬儿子：一个只能爬着行走的人。小孬子的脚掌和手掌都没有了，说是害了什么毒疮烂掉的。我常常为小孬子那烂掉的四肢生发联想，想象他害疮时的样子，想象他手和脚一点一点烂掉时的样子，想象他常年到头爬在地上不能直腰看不见稍远一点地方那受罪的样子……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四肢也就开始疼了起来，心也开始疼了起来。小孬子只会一些简单的语言，一天到晚舌头始终伸在外面，还口水拉挂的。小孬子的名字叫王宝全，但全村人都喊他小孬子。小孬子总是告诉人家：“嗷……三岁了！”王三妈又总是笑着去纠正，“胡扯——今年15岁了！”过了一年，小孬子还是说，“嗷……三岁了！”王三妈又是笑着去纠正：“胡扯——今年16岁了！”
萤火虫，亮亮飞
大大叫我逮乌龟
乌龟乌龟没长毛
大大叫我摘毛桃
毛桃毛桃没开花
大大叫我收冬瓜
冬瓜冬瓜没落蒂
大大叫我看大戏
大戏大戏没搭台
大大叫我抹小牌
小牌小牌抹不开
大大叫我劈干柴
干柴干柴劈不动
恁个孬子不中用
母亲从里屋出来了，给王三妈、聂婶和吴秀英端了板凳。这时洗完了脸梳好了头的二姐，将她自己换下的衣服和厨房里的抹布收拾到一只篮子里，向坐在板凳上的邻居招呼了一声，就拉着我去了月亮塘。月亮塘是连在村壕沟边的一个有着活水源的大塘，四周搭了长长的石条，蹲在伸向大塘中央的石条上涮衣淘米洗菜很受用。二姐将所有的东西都捶洗干净了，也没跟我说一句话，但我从二姐那使劲砸捶衣物的动作上看出，二姐的心里很难受。
我太想要黑头的那个花瓷瓦块了，瓦块上的两个笑眯眯的婆婆是大人故事中的“和、合”二神仙……
从月亮塘回来的路上，黑头和枣子在玩跳田方。
黑头喊住了我，将他刚刚捡到的一块花瓷瓦块样给我看。
跳田方是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之一（跟城里孩子们玩的丢沙包有点相像），用石灰或棍子在地上画出田方格子，再将瓦块按田方的顺序一格一格地扔过去，扔准了才可以开跳，如扔偏了或扔飞了，就算输局。在跳的过程中要把扔出去的瓦块再拈出来。在扔和拈的过程中，瓦块的大小、薄厚、弧度如何都至关重要，它直接决定游戏双方的胜数多少负数究竟，如果这瓦块过大或过小、过薄或过厚、弧度不适中的话，一是在抛扔时难以定位，二是在拈拾时难以得手，所以捡到一块既漂亮又合用的瓦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它简直就是童年中的一笔财富，甚至是儿时的一份荣耀。
黑头递给我看的这个瓦块正好符合了跳田方的所有要求，也符合了孩子们能拥有一块上等的瓦块而得意的标准，厚薄均匀，最勾人的是上面竟然釉着两个完整的人像，一个是拿了荷花的婆婆，一个是捧了盒子的婆婆——这两个笑眯眯的婆婆是大人们故事中的“和、合”二神仙。看瓦块的形状，它可能出自于一只打碎了的茶壶、笔筒或笔洗之类。
黑头向我拿出他的花瓷瓦块时，我的眼睛为之一亮，我知道这样绝妙的瓦块他是不会轻易送人的，但我还是生出了一份奢望，希望他能送给我，因为黑头是我最要好的发小。
黑头看见我用馋巴巴的眼神看他的瓦块，真的就将他的瓦块递了过来，就在我的手指刚刚挨上瓦块的一刹那，枣子“呀”地叫了一声：“呀——你舍得啊！”
随着枣子的叫声，黑头的手突然又缩了回去——他实在是舍不得。
黑头的瓦块让我忘记了家中的闹心事——我太想要黑头的那个瓦块了，赶紧跑回家拿了母亲用竹子为我做的竹风轮，这个竹风轮也是我心爱的玩具，三根竹片榫在一个竹轴上，竹轴套进竹筒里，用线一拉，那竹片便呜呜呜地疯转起来。如果松了手中的线绳，那风轮还能飞起来，飞出竹筒，向高处飞出好远。竹风轮虽然好玩，但此时它比起黑头的瓦块来就算不得什么了。
我拿了竹风轮出门时，母亲叫住了我，让我以后跟孩子们玩耍时一定要让着人家，不要再跟人家杠祸了。
母亲知道她的小五子是个“杠祸精”（村里人语，意即喜欢惹祸打架的孩子），经常将比她大上一两岁的男孩打得哭地骂天，让家长找上门来。母亲总是笑着向找上门来的大妈、大婶们道歉，还装模作样地用巴掌在我的头上抹两下子，就在人家转身要走还没走的当口，母亲却又嘀咕道：“同龄同岁，打坏没罪——五子比你家的还小，哪个叫你养个怂货哪！”我想母亲的嘀咕八成都被人家听去了，我想她这是故意的。可等人家走远了，母亲就会把我抓到她的面前，一只手抡圆了，在我的屁股上左右开弓，使劲教训，直打得我彻底认错保证以后再也不敢了为止。可屁股的疼痛刚一过去，如再遇上作恶不善令人生厌的大男孩，我又会毫不犹豫地跟他们打将起来。
捶咚鼓，抹咚呛
黄二奶奶呛咚呛
咚呛咚呛蹓板鼓
扑咚扑咚二十五
乖乖小孩睡箩窝（摇篮）
打架小孩睡猪屋
母亲一辈子心性很强，她管教孩子有着严格的标准，在原则上，她不允许孩子的品性有任何的问题，如果有了，她会毫不心疼地对其严惩。她对孩子的爱不在细微处，管教孩子方法很粗糙，孩子穿什么衣服，做什么样的打扮，完成必做的事情之外上哪儿去，去干什么，她都不会过问——正是因了她的这份粗糙，使得我们从小到大，虽然差点被饿死，但我们心灵的成长却是舒展着的，健康的，母亲用她的方式完好无损地保存了我们每个人的自然天性。
而我当时根本不明白母亲话中的含意，只有心无肝地应了一声：“我不会打黑头的。”就奔着那釉有和合二神仙的瓦块去了。
田格还在那里，但黑头和枣子都不见了。
我抽身去了黑头家。
黑头的家人都站在堂屋里，围住一个穿了“二五式”方格呢上装脖子上系着白绸围巾留着长辫子的女孩儿问长问短。女孩子的一只手拉了琼子，另一只手被黑头的母亲拉着，她顾不上去擦眼里淌下的泪水，站在那儿，一个劲地伤心。她伤心的样子跟我二姐很像。
我怔住了——这个女孩子穿得太洋气了！长得太好看了！皮肤白得跟刚剥下的嫩菱角米似的，那根长辫子比我二姐的辫子还要长，人长得比菊子甚至比我大姐还要漂亮……这么好看的人怎么还要去哭鼻子？
黑头挣脱了女孩子的手，跑过来对我说，这是他的表姐。
听说是黑头的表姐，我跑到跟前也喊了一声“表姐”。
表姐过来，蹲到了我的面前，用手扯了扯我的耳朵说：“走得太匆忙，连一只糖果也没来得及带上——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小五子。
她又转过身去问黑头，“他是哪家的孩子？是你哥还是你弟啊？”
黑头嘿嘿地笑了说，“小五子不是我的哥也不是我的弟，她不是小士（土话，指男孩），她是个丫头，比我小一岁。”
黑头再一次抱怨我，“你看你，真是的！老是剃光头，人家老是把你当成小士！”
表姐听说我是个丫头，挂满泪水的脸上竟然露出了笑容，她揭了戴在我头上的抹捂头帽子，用手在我的光头上摸了摸说：“要是像这样一直剃到长大，你将来的头发一定好得不得了……真想不到，你们乡下，竟然有这样大的女孩子还在剃光头……”
母亲一直把我当男孩儿养，包括剃头，包括穿衣，一是可能因为母亲希望有个男孩的心理驱使她无意间这样做的，还有一点可能是因为我的性格太顽劣太不像个女孩儿了，经常把自己匪疯（母亲语，意思是顽皮得出格）得满头大汗，天天都要像男孩子一样洗头，母亲干脆将错就错，把我弄成了个假小子。假小子的我连打架都不愿与女孩子交手，我的理论是：跟丫头们交手，就是打赢了也不光彩，如果打输了那更没面子——要是跟小士们打，打赢了，过瘾，打输了，也丢不了什么面子。在我的游戏中，像女孩们玩的那抓子儿、旋小棒、藏猫猫、翻花花、丢手绢之类我都几乎不屑一顾，我喜欢玩的全是男孩们爱玩的，像跳田方、斗鸡、逮羊、挤炸油，甚至是摔跤等强出力的游戏，觉得这样的玩才能叫做玩儿。
斗鸡和挤炸油玩起来是很野蛮的，我却乐此不疲，只要见了对手，就把一条腿蜷起来，用手端住，凸出的膝盖便成了一个进攻的钝器，冲出去，或碰，或挑，或轧，只把对方掀翻为止。挤炸油是一种与拔河用力相反的活动，拔河用绳子，挤炸油用膀子，是把对方挤走或挤倒为止。逮羊是一种很讲究勇气和智慧更要有团队协作精神的游戏，头羊需要稳重和勇气，对付要来逮羊的狼，它宁愿自己倒下也要拼命向前冲，用自己的身子去抵挡狼的进攻；尾羊却需要胆量、灵巧和力量，更主要的是智慧，它要与狼周旋，与狼搏斗，还要学会灵活躲藏，尾羊只要不被逮住，羊群就基本没事；狼是一个亡命之徒，它一般是由一个大孩子甚至是大人来当。在逮羊的游戏中，我几乎当的全是尾羊，常常把狼累得坐地开花，最后宣布羊群得胜为止。
我的这种男孩状况，一直持续到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才有所改变。那时我10岁了，由光头改成了“茶壶盖子”，头顶上有了一撮毛，这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个很大的进步了，但遇上一位新调来的女老师，却将急嗷嗷要解决问题的我堵在了女厕的门口，让我差一点尿湿了裤子。她知道情况后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狠狠地说了我一顿，还把我的母亲找到学校，罚她站了半天的办公室。这事对我的刺激挺大，我不允许我的母亲因为我的头发问题受到别人的指责，这才下了决心将头发养长——也就是梳成一个小分头，介于男生女生之间的那种发式。做到完全改变男孩样子，是在我小学快毕业也就是文革开始时，我发现自己来了例假，不得不接受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女孩子的现实。
黑头的表姐是从省城来的，黑头跟我说过，他的表姐是个大学生。连小学也没上过的我和黑头那时还不懂得大学生究竟是什么，只想象大学生一定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果然，表姐给我的第一印象就非同寻常，她干净的手和雪白的面皮都与乡下人不同。表姐微笑时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暖和，说话时让人听起来是那样的舒服，穿衣又是那样的得体好看，还有，那系在辫梢上的白色蝴蝶结，都让我感到她不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从云彩那边飘下来的仙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