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第二天这个从云彩缝里飘下来的表姐竟然搞得比我大姐还要土，她穿了黑头母亲原来穿过的藏青色大襟褂子，长长的辫子盘到了头上，还跟着黑头妈下到菜园里，伸手去抓那脏兮兮的鸡圈粪。我先以为表姐只是来走走亲戚的，过一两天就会回去，可看她那样子像要久住下来了——这让黑头和我都很开心，因为天上来的表姐有讲不完的关于天上的故事。她告诉我们月亮和太阳是怎么回事，告诉我们星星和银河系是怎么回事，还告诉我们什么是城市，什么是电，还说等我们长大了，只要好好念书，就可以到城里去，甚至还可以在城里住家，在城里上班拿薪金……
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
井水咕嘟往上爬
大树桠杈能讲话
四个轱辘当大马
1958年的年饭，我们吃得最没劲，但也最令我们忘记不了，因为这个年过完不久，各处就都开始大折腾了……各家各户都锁了门，搬到田里去住……
都到年坎儿了，父亲和姐夫却一直没有回来。
父亲和姐夫在家中的消失，好像并没有给我童年的生活带来什么影响，因为自我生下地起，就很少有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姐夫又是个不苟言笑的人，感觉他们在与不在，对于我来说似乎都是一样，我甚至感到他们不在，反而更好些，少了两双有可能监管我的眼睛，空出了两个人的地盘，我的活动空间自由度会更大些。
然而，我却从母亲和大姐的脸上很少再看到什么笑色了。家中没有了大人的笑脸，孩子的心中就少了光亮，少了放松。原来只要一到晚上，大姐和二姐总是在灯下做鞋或绣她们永远也绣不完的花样，而会制作各样小吃的母亲，这时总要炒些咸豆、花生、瓜子、栗仁、松子之类端到灯下来，让我们一边吃，一边听她讲故事。
母亲自小是在丁家大户也就是李家太祖母的娘家庄园里长大的。丁家老爷一辈子娶了好几房太太，生了10个儿子，却只有一个女儿。丁家上上下下全都管这位千金小姐叫九小姐。母亲就是那位九小姐的贴身丫鬟，而我姥姥却是丁家厨房里的糕点师，姥爷是丁家菜园子里管事的。母亲不仅从姥爷那里学会了种菜，也从姥姥那里继承了摆弄吃食的手艺。母亲也将这样的遗传基因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我，使我这个以后成了城里人的人，至今仍乐道于做小吃、种菜园、侍弄稼穑，这都是题外话了。
此时的灯下，大姐在一针又一针地纳鞋底，二姐住到了学校，母亲却是捧了一只黄铜水烟壶，坐在妹妹的摇篮边，随着大姐的抽线声，呼啦——咕噜噜，呼啦——咕噜噜……一口又一口，像鱼吹泡似的，在那儿没滋没味地吸着水烟。
大人不吭声，小孩子也就不敢打闹，早早地脱衣上床睡觉，看着灯花儿“突突”地跳动着，映得母亲和大姐的脸若明若暗。
斑鸠叫，斑鸠应
姐妹二人共盏灯
姐抽线，妹穿针
做双花鞋送母亲
母亲怀我十个月
月月都担心
白天担心倒还好
夜里担心到五更
丫头娘亲连着心
姐妹二人亲又亲
打断骨头连着筋
总算过年了——这个总能给孩子们带来开心、带来惊喜的节日却并未改变我们家里的冷清，一个一下子少了两个男人的家庭，过年，对于它来说，是怎样的一个坎儿！
往常我们盼过年不是盼那一顿又一顿的好吃好喝，而是渴望除夕年饭时和大年初一开门时的放炮竹，还有就是大年初一早上的拜年，所有孩子都换上了新衣服，成群结队的，从东头到西头，挨门挨户地拜年。到了谁家门口，看见有大人出来，孩子们便齐刷刷地跪倒，口里喊着：“平安发财了……”然后磕头。这家的大人就会端了装炒货的柳笆出来，一个孩子一把，口里不停地说着：“长命百岁！长命百岁！”一个上午下来，我们的兜兜口袋和衣裤口袋都会装得鼓堆堆的。
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最喜欢的是年下里看花灯看小戏。
小戏也就是地方戏，又名倒七戏，多以庐剧腔为主，大姐因为长得漂亮，嗓子又好，每年的倒七戏总是唱主角，每当大姐唱戏的时候，我和远铃就变得很吃香，村里的人都争着要抱我们，能抱上我们的人就能站在戏台旁边看戏，这是一种约定俗成。以致我4岁那年都感觉被人抱在怀里不大习惯了，还让几个大人抢来抢去的。在哪个村里唱戏，这个村的人家都抢着给红鸡蛋和花欢团之类，那些好吃的东西让我和远铃能享受很长时间。
唱戏多在晚上，白天却是玩网门灯，就是挨门挨户地唱花鼓灯。由一个穿长袍戴礼帽的男人站在当中，拿了一把折扇，当花鼓郎，再由两个或四个着长裙的年轻女人站在两边，当花鼓娘。花鼓娘们的头上都戴了颤巍巍的红绒花，腰间还扎了大红飘带。男的主唱：“花鼓（哩咯）一打唱开音嘞，叫声娘子（哩咯）听分明嘞……”女的在男的一句唱完时搭腔：“静听哥哥怎么讲的嘞……”然后男人便唱些祝辞、赞誉或说教之类的，也唱些打趣搞笑逗主人开心的。表演者的唱词多是随机应变即兴发挥，有时花鼓娘也可以抢戏，接过花鼓郎的话头唱自己想要唱的。大姐总是爱抢戏，因为大家都爱听大姐唱，大姐开唱了，人家就才开始赏这赏那，有时大姐不去抢，那个花鼓郎就老是唱。老是唱，人家也不提赏的事。最后有人急了，就带头起哄：“一二——胡传荣——唱一个！一二——胡传荣——唱一个！”大姐便开始唱。每唱完一节，锣鼓响起，花鼓郎和花鼓娘就会踩着鼓点相互穿插，扭走秧歌步，庄稼人非常喜欢这种虽然老土却很热闹的花鼓灯。
扯大锯，闹大锯
张家湾，唱大戏
接姑娘，接女婿
小外孙，你可去
我没花鞋我不去
1958年的年饭，我们吃得最没劲，但也最令我们忘记不了，因为这个年过完不久，各处就都开始大折腾了，紧接着就开始刮“五风”了，到了年底就开始饿死人了……三年之内，我们不要说是吃鱼吃肉，连粮食也很少吃上了。
大桌的上方和首席多摆了两副碗筷，母亲给上方的空碗里夹了菜，大姐也给首席的空碗里夹了菜，母亲给首席的空酒杯里倒了酒，大姐也给上方的空酒杯里倒了酒。
母亲和大姐在夹菜倒酒的时候都是轻轻的，一点儿声响也没有，我们也不敢吱声，只听见桌子中央的小火炉子煮腊肉的声音，咕嘟嘟，咕嘟嘟……
二姐突然哭了起来，母亲也没有阻拦，母亲将刚会走路的妹妹用双腿夹在面前，她一边喂妹妹的饭，一边用筷子敲敲我和远铃的碗沿儿说：“吃吧，吃吧，趁热。”
远铃从小火炉里扯出了一箸粉丝，没扯利落，一头搭笼在碗上，一头挂在锅里，中间的全撒到了桌子上。远铃的豁嘴是吃不来粉丝的，可她又偏偏特喜欢吃。要在平常，大姐会用筷子绕了团儿喂她，那天大姐却是没好气地将远铃已经夹在半道的粉丝给搂了回去，说：“哪个让你吃粉丝了？看这扯扯挂挂的，你就不能让我们省心些？”远铃哇的一声哭了，大姐干脆放了筷子，抱着远铃哭了起来。母亲将妹妹喂饱了，她自己却是一口年饭也没吃。
往常大年初一，我家的门口都挤攮不动，父亲和姐夫忙着递烟，母亲忙着倒茶，姐姐们忙着抓小糖、花生，今年除了黑头妈、吴秀英和王三妈之外，却不再有别人来我家拜年，母亲也不要我们出门了，让二姐在院子里带我和远铃踢毽子。大姐一直在家里做鞋补衣服，连大门也不愿迈出一步。
往年的三天年一眨眼工夫就过去了，但1958年的这个三天年，感觉比大姐纳鞋底的麻线还要长，扒着门缝看外面花灯走过，侧了耳朵听外面玩狮子的鼓声。三天年过去，母亲放了我们，村里的人看见我，总要问一声：“你大姐呢？她在家做什么？”那声音里带了好奇，也带了同情和惋惜。
有道是：月半大似年，吃块肥肉好下田。这里的月半指的就是正月十五，意即过了元宵节，庄稼人就要下田忙农活了。
元宵节过了，应该下田了，但史仓人过了元宵节，仍然都还在满村子里转。早上起来，男人们都懒懒散散地集中到大圩中间的皂角树周围，或靠着墙垛晒太阳谈心啦呱，或三三两两抽旱烟论年头，也有几个庄稼把式扛了锹满田埂蹓跶。要在往常，该是越窖泥、铲田坎、锄麦子、给油菜追肥了，但干部没发话，那活路就没通，大锹也就只能这么扛着。
年轻人们却是精力十足，既兴奋又好奇地打听东打听西的，见问不出所以然来，也就乐得个甩手轻闲，三五一群地凑在一起讲荤话，音高声低地拿村里的姑娘们逗趣开心。
有孩子拿了毽子过来，便哄了去，开始踢毽子。
村里最会踢毽子的，莫过于村东头的史承彦，孩子们都喊他三哥。毽子在三哥的脚上、腿上、身上飞舞着，跳跃着，翻滚着，只要他人不累，毽子就可以不下身，“小五样”，“大五样”，“大十样”……什么花样他都能踢得神采飞扬。
看三哥踢毽子是孩子们最兴奋的事。识数的黑头总是极其兴奋地将三哥踢出的数字从1数到100，再从100倒数回来，不识数的我也装模作样地跟在黑头后面吆喝，常常把黑头的数字搞岔道儿，惹得黑头很生气，拿眼一个劲地瞪我，我却不买黑头的账，一如既往地进行捣乱。
大人们的旁边，孩子们在玩“炸脚”，踢“对开”，有时大人和孩子也会混到一起玩，民间体育活动——踢毽子，是史仓人的家常便饭，大人孩子都会玩。
史仓如此懒散不务农时，是因为原来的村干部被免职了，新上任的一直在上面开会，传话回来说，要在新农村搞农田改造的大动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乡下人也见识了一些世面，经过了不少的风波，但最终都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地做农活、种庄稼——农田还能怎么改造？庄稼地里，还能翻出什么新花样来？年纪稍大一点的人都打心眼里为那摸不着边看不见影子的“大动作”担忧。
二月二，龙抬头
农活淹到屁股头
正月过了，春耕、春种的活全都涌到手边了。
可是到了二月二，整个史仓还有后庄的男女劳动力们却并没有下田，而是都被叫到了大圩子中间的一块空地开会。
喊开会的原村农委主任张正甫拎着个铁皮喇叭，罗圈着两条煨罐腿，一路走一路喊：“开会了——到大圩中间空场子——开鼓动会了——”
有人从家门口伸出头来问什咯叫鼓动会？
张正甫对着大喇叭可着嗓门儿对答：“老鸡才巴晓得什咯叫鼓动会呐——混卵茬子收拾呗——”
张正甫的粗话，让他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大会当场就宣布撤了他的官职，并被绑了起来，要不是村里人都帮他说话，他差一点就坐了班房了。
一场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大折腾”，也就是张正甫说的“混卵茬子收拾”开始了，史仓当然也要步调一致地相跟着……
大会的会场正好在我家的院门外，因此我也就得着了参加开会的资格。
站在台子上呜哩哇啦讲话的人我从未见过，是从上面来的。这人旁边坐着的也都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一个二个都穿得灰不拉叽，脸上却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像喝了小酒似的，烧得通红发亮。
想去问问母亲这都是些什么人，从哪儿来的，他们到史仓来干什么，但一想到母亲自正月以来一直不开心的样子，也就忍下了没敢问。
台子上的人讲了些什么我一点也没有听懂，或者说是一点也没听进去，我对大人这样的讲话不感兴趣。那个讲话的人像是吃了火铳药似的又喊又叫，唾沫星子呛人，讲一句话，挥一下手，讲一句话，挥一下手，跟疯子没有什么两样。
散会了，各家各户按要求都锁了门，人人都搬到田里去住。牲口顾不上喂了——能宰的宰掉；菜园也顾不上种了——不能丢的也要丢掉；在田里干活不算，还要在田里睡觉，在田里烧锅吃饭……
中国农村的这段历史是缘自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一条宗旨：要实行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开展大规模的积肥运动。农田建设和积肥当是好事，这是庄稼人天天都看重天天都干着的实事儿，按说把这样一件最基层最普通的农事提到国策举措的位置上，这是农民的福气，然而把物质整成精神，生活整成政治，正事、好事就整歪了，所有的庄稼地就变成了巨大的游戏场。
这场游戏一开始对于我们孩子来说是很好玩的。平常在家里，一到晚上，大人为了节省灯油，就要我们“早早睡，早早起，又省柴火又省米”。早早地把我们赶上床，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除了听蛐蛐儿叫，就只能闭上眼候瞌睡淹心。大人很少跟小孩子一起睡下，小孩子睡了，大人还要摸黑在院子里收拾这收拾那的，有月亮的日子，特别是棉花收上来的秋季里，他们几乎天天都要架上纺车，纺上半夜的棉纱，为过冬的衣服做准备。
天上大星亮湛湛
地下棉籽上灰扮
扮得好，搓得好
开黄花，莺莺叫
开紫花，结樱桃
开白花，收来家
抽成线，纺成纱
织成布，做成袷
媳妇穿上走娘家
小孩穿上骑大马
或在院子的月光下，或在家中的油灯下，大人们总是不知疲倦地纺着棉纱，我们的耳朵里也全都是那呜啦呜啦的纺线声。纺线声虽然枯燥乏味，却能带给我们一份踏实，因为大人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可是更多的时候，大人总爱在外面“打晚罩”（土语，意即在晚上或夜间干活），或给菜园浇水，或在场上脱谷，家中在没有大人又没有灯光的情况下，让我们睡在床上的那段漆黑，心里是非常非常害怕的，老是想到：
红眼绿鼻子
四个毛蹄子
走路叭叭响
单咬哭孩子……
于是不哭。
来到田里就不一样了，大人小孩一百多人全都集中在一起，这样的“集体睡觉”在孩子们的眼里，完完全全是一个天大的热闹——这事儿太让人开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