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延河》201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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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只想离开此地,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我的目标。”“那么你知道你的目标?”他问。
——卡夫卡,1922年春
昨夜,已是最后一场送行酒局。回程时我乘坐出租车,窗外,夜色萧瑟,整座城市像初学绘画的儿童的信手涂鸦。云和路与滨文路交口,我下车,却将包落在了车上。车瞬间就消失在黑夜里。那一刻,我身后法院西墙上的钟指向十一点十分。城市的灯火还在起起伏伏,但没有温度,在我迷醉的眼中像冷剑上泛着的血光。我当然该立即去寻找,可惜力不从心。毕竟还有明天。
今晨五点,我本应坐上动车,去向远方,不可知的远方。可是,七点半了,我却蹲在云滨交口。包里有身份证、银行卡和电脑;电脑里的视频、相片、日记、聊天记录属于绝对的个人隐私,还有几份当事人名字未曾抹去的案卷材料。它们都会让人联系上我。一个曾经的法官。
行人逐渐多起来。我看着他们,仿佛每个人都可能是拾包者。我该怎么办?沿云和路向西不到百米,是一个派出所。也许我该去报案,对警察说,我包丢了,里面的东西如果传到网络上,又将引发对我曾经所属的法官群体的舆论轰炸。我决定就这么干,因为除此以外似乎别无他法。
派出所门口停着一辆红白相间的出租车。在这个初秋清晨,阳光尚未穿透梧桐树叶的时刻,它看上去像个沉寂的铁狮子。我观察半天,确定里面有名司机。我敲窗,他摇下来。他似乎正在补觉,但时刻保持警惕。我未及开口,他立即抛给我一个漠然的眼神,而后轻轻摇头。能看出来,他是在等人,可是拒绝载客。我原本只是想问他,有没有听说哪个同行捡到了一个银灰色的包,背带上有絮状破损。但他已摇上车窗。
看门老头正在盯着我,用审视的眼光封堵住我的脚步。我回到刚才蹲在路口时就发现的那处墙头,显而易见的矮上几厘米,墙面有踩踏痕迹,盲道上垫着两块砖。经常有人从这儿翻进去,或许。我翻墙而入。我似乎感到身后出租车的挡风玻璃上闪过一道锋利的眼光。
我找到值班室。敲了半天门,门开了。一个身穿警服的人出现在半掩的门后。他头发平顺,应该恪尽职守而一夜未睡,但警服上充满皱褶。他四十出头,眉头深锁,神情晦暗,似乎是被潮湿的夜色浸染得如此。他小心翼翼地站着,露出大半张脸。似乎吃惊和胆怯的不该是我,而是他。待看清我一身便服,他似乎顿时轻松下来,用与其说职业化的不如说冷酷的眼光扫视我。
“我是来报案的。”我说。
“还没到上班时间。”他吞吞吐吐地说,边做了个漠不关心的手势,但是将我让了进去。
室内幽暗,有股陈腐的刺鼻气味,像是肉体气息经过一夜蒸腾仍在发酵。只有电脑荧幕在闪光。上面定格着魂斗罗的屠杀场景,那是他刚才正在玩的游戏。南墙上挂着五十英寸左右的彩电,正在播放云滨交口的现时场景。
“我并不是值夜班的。”他像是在解释。他还想说什么,却又及时咬住嘴。
“对不起,警官。”我要求声音里有着该有的尊敬,“我包丢了,它对我很重要。里面有电脑,还有……”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丢失成千上万的东西。”他一点也不掩饰不耐烦,并划起一个圆圈,像要将整座城市囊括在内,“绝大部分找不到,真的从世界上消失了。”他不看我,向门挥着手,意味逐客。
我才进来不到一分钟,他就想让我出门了。但是,看不惯的就闭嘴。我坐到他对面,恭敬地递上一支烟。他接了,顺手甩在烟灰缸边。那里面全是烟头,有些烟屁股烧掉一半,有些才抽了一两口。旁边有一条一眼便知很廉价的果链,有些年头,我似乎觉得熟悉。我点上一支烟,按抽烟人的习惯,这至少可以保证我在这里抽完它。
他可能注意到我瞟了果链一眼,但一声不吭,拉开抽屉,顺手抹了进去。他也抽起烟来。在雾气缭绕中,我仿佛看见,有种悲恸又听天由命的神情在他脸上一掠而过。它在早晨出现,只会和家庭有关。这是个睡在办公室的男人,不得不,我想。我熟悉这种神情。七年前,每天早上在镜子里,我总会看见它。
“其实也谈不上报案。你让我看看监控就成。”我再次强调说,“包里有电脑。昨天之前,我还是一名法官。我想可怕性……”
他嘘笑起来,令我毛骨悚然。听上去像是两个一起干坏事的人心照不宣的暗示。“至少你得等到上班。”他说。
这个固执的家伙还在睥睨着我,我不知如何是好。他却突然以一种陌生到生硬的腔调说,“呃,法官。那好。我登记下,你叫什么。”
“简默。”
“简默。”他重复一遍。他似乎在强忍笑意,表情看上去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