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辉旅社的老板姓张，我没有笼而统之地称她老板，而是叫张姨。我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把一个原本素不相识的人叫得这样亲切。张姨有个三十多岁的儿子跟着她住，还有个女儿在县城教书。她女儿我只见过一回，儿子倒是天天见。那是一个傻子，老是穿着军绿色的上衣，天不亮就起床，搭张圆凳坐在旅店门口，母亲不叫他吃饭，不叫他上厕所，不叫他进屋睡觉，他就不会动一步。见到我这个一住多日的房客，他总是笑，笑得说不出的纯洁，纯洁到了无辜。我刚进这家旅店的时候，就看出他是个傻子，但说真的，我喜欢他。或许是平日里跟人相处太紧张，心机用得过重，重得让自己不堪，见了傻子，就特别地放松。街坊邻里都不理他，唯有我，出门进门，都跟他点头，有好几次还站下来，和他攀谈。他几乎说不了一句整话，对我的应答，还有对我的欢迎和喜爱，都用笑来传递。咧开嘴，无声地笑。
对此，张姨看在眼里。有天中午，我从外面回来，正打开电脑记下我的所见所闻，她上楼来了。我没关门，她直接进了我的房间，说：“这房子阴，蚊虫多，我每天多给你一盘蚊香。”说罢她把手伸到围裙底下，取出一盘蚊香来，递给我。我很不好意思，这么好的房间，每天只收二十块，还提供蚊香，而且是两盘。我收下后，她出去了。半个时辰过去，她提着一大桶热水上来，放进厕所里，叫我去洗个澡。她说：“我见你出了那么多汗，不洗洗会感冒的。”又过几天，大约下午五点左右，她上楼来，对我说：“今晚你就别出去吃饭了，跟我们一块儿吃。”我再三推辞，可她态度坚决，她说我不管你，反正饭是给你煮上的，你现在忙你的，过一会儿我再上来叫你。她离去后，我感慨了老半天。我知道张姨对我这么好，是因为我对她那傻儿子很和善。傻儿子是她最深的痛。
不过她请我吃饭，还因为她女儿从县城回来了。张姨来把我请下去的时候，餐桌已经摆好，傻子也已经坐上去，但他妹妹还在厨房忙碌。几分钟后，那女子端着最后一道菜出来了。她二十四五，高挑身材，瘦，上唇有颗黑痣。她的一举一动，都有些腼腆，又在尽力克制自己的腼腆，无话找话。她大概觉得，在座的，只有她和我才知书识礼，也才有共同语言，如果她闷头闷脑，这顿饭就没法吃下去了。事实上并不如此，她母亲的话更多，都是家常话。而我喜欢听的，恰恰是家常话。多年住在省城，成天跟“知书识礼”的人接触，可在夜深人静时清算自己，发现我的灵魂不是在生长，而是在萎缩。我已经厌倦了那个圈子——不着边际，夸夸其谈，既缺乏独立思想的能力，也缺乏关注社会事务的能力，甚至丧失了爱的能力，从上到下，充满了腐朽的气息。正因此，我才来到僻静的镇上，汲取民间的力量。我之所以执意要写一条河，也是内心需要涤荡的渴求吧。
当然，这些话并不针对张姨的女儿，作为县城里的中学教师，她一定是称职的；这不需要证明，做记者之前，我也教过半年书，正如凭烙印识别骏马，我能凭一个教师的言谈举止，判断其优劣。
席间，女教师问我：“马记者，你这次来我们回龙，是采访救济粮的事吗？”
“你怎么说我是记者？”
“我妈说的。你成天背着个相机往外跑。”
我说：“我曾经是记者，现在不是了。”
不过“救济粮的事”我倒很感兴趣，探问究竟。女教师告诉我，今年春天，回龙镇管辖的卧牛山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冰雪灾害，上级给灾民发放了救济粮，但镇政府把救济粮扣下卖掉了，也不知是贪污了呢还是挪作了他用。这事被捅出去，惊动了北京的电视台农村频道的记者，两个人下来采访，镇里一个领导凶暴暴地上前抓扯，把摄像机都砸烂了。
女教师显得很激动。她似乎觉得，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理应关心这些事情。然而我，在那个圈子里呆得太久，神经已显得麻木；同时我也觉得，在皮面上挑脓疮，挑破一个又长一个。我没有跟着激动，让女教师有些失望，吃过饭，收拾了碗筷，她就出门找旧时的女伴闲聊去了。
张姨继续陪我说话。她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老家在普光镇。她很吃惊：“既然是普光镇的，离这里只十几里水路，你来回龙镇又不是采访救济粮的事，为啥住下？”我说普光太闹，不如回龙清闲。张姨越发吃惊了，现在的人，谁不是往闹处走？她颓然地说：“那些年，回龙镇也是很闹热的，没想到风水一转，就转到你们普光镇去了。要不是赶场天，回龙街上就是那么几个现人，你看我，我看你，把眼睛看出茧子，也看不出钱来。没生意做啊！我这家旅店，只有六妹死的时候，她那些亲友来吊丧，家里安插不下，才被迫住到我店里来。此外除了你，怕有大半年没人住过了。”
她说到“六妹”的时候，我眉头一拧。我小姨的小名就叫六妹。我母亲有一个哥哥，还有六姐妹，小姨是老幺，只不过除大姨、小姨和我母亲外，另三姐妹都在幼年时得天花早夭了。
我说：“张姨，你说的六妹是不是姓符？”
她眼睛发亮：“就是姓符啊，她男人姓王，叫王天寿。你跟她相熟？”
我笑了一下。我自己都感到笑得凄然。小姨死了，也就是说，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全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而我，在进入回龙镇的时候，还在尽量回避她。
张姨见我神情异样，再次问我是不是跟她相熟。
我说是的，她是我小姨。
“亲小姨？”
“亲小姨。”
“她死的时候，你没来？”
我摇了摇头。我简直就没有听说过。
不过这是预料之中的，小姨家的事，不管大事小事，都不会通知我们家的人。
两天之后的傍晚，我从河边回来，故意走了上街。远远地，我看见姨父坐在街对面他儿子的店门口。姨父个高，身体清瘦，早年有一个绰号，叫“L”；现在他依然那么清瘦，口里含着拖到地上的长烟斗，低头抽烟，一副寂寥的、若有所思的样子。小姨死了，对姨父而言，究竟是失去了一个伴侣，还是卸下了一个负担，我不知道。但看到姨父抽烟的样子，我心里还是被一种东西浸润了。
不管怎么说，坐在街对面的那个人，是我的姨父。在我很小的时候，我跟母亲到小姨家去，姨父都会把我搂进怀里，然后把我高高地举起来，对我母亲说：“五姐，三儿比上次来的时候还轻了二两呢！”
回到旅店，我坐立不安。站在窗口，望着外面黄昏变浓。黄昏如受惊的马群，从远处奔腾而来，把天光踏灭。或许是来得过于猛烈，搅动了天上的雨水。这里老是下雨，我来的这些天，晴朗的时候真少。旅店对面那家名叫“九龙”的超市，灯光黄黄绿绿的，把雨水也染成了彩色。越是这样的时候，我越是觉得孤单，越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流落异乡的旅人。
其实正如张姨所说，我老家普光镇离此只十几里地，坐快艇仅需半个钟头。在普光镇的马家寨上，有我年迈的父亲，只要愿意，我明天上午就可以回到他的身边。然而，我这次出行，是希望把清溪河引入我的灵魂，让它从我心底流过，可这么几天过去，它并没有信任我，当我走近它身旁，它对我充满了警惕。我还必须呆在这里，即使什么也做不成，至少也要让清溪河熟悉我的气味。
雨越下越大，屋檐水在地上摔打出有节奏的夜响。这让我忆起我的童年。这是来自我童年的雨，带着寂寞的暖意。我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已是八点过，可我还没吃晚饭呢。只是一点也不饿，不吃也罢了。但我必须下楼！巷道窄窄的，我三两步穿过雨帘，进了对面的超市，让售货员只管往一个很大的塑料袋里装，不管是酒，还是老年人吃的奶粉和蜂蜜。买好之后，我回到店里。傻子还坐在门口，不见他妈，我问他妈哪去了，他朝我笑。我去厨房看，张姨果然在里面收拾。
我说：“张姨，我给我姨父买了点东西，你帮我送去好吗？”
她说好哇。随即在围裙上擦了擦湿淋淋的手，就去找雨伞。找了两把。
我说我就不去了。
她一愣：“这怎么好？你住在我这里，礼都到了，人哪能不到？”
我说没关系，麻烦你送去就是。
张姨深为不解，低下眼帘沉默片刻，迟迟疑疑地问我：“你是不是跟你小姨家有啥过节儿？”
我连忙否认。
但张姨并不相信，她说：“你小姨那人，命苦；倒不是苦在吃穿用度，苦在她那一身病。可她是个善心人，十年前就开始吃斋念佛。”
我承认，小姨的确是个苦命人，但不是张姨说的那种苦。张姨说的苦和小姨经受的苦，风马牛不相及。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大姨和舅舅，都很苦——苦得大同小异……
见我不言声，张姨提上沉重的袋子，撑开伞出门去了。
不一会儿她回来了，上三楼进了我的房间，说她把东西送去了，说她还没点出我的名字，姨父就知道肯定是我送的。
又过了半个时辰，张姨再次上楼来。这次跟她一同来的，还有姨父。
姨父先是很气愤的样子，问我为啥不去他家。接着请我去他家喝酒，我说我吃过了也喝过了，现在吃不下也喝不下了。他说那你明天早上来我家吃稀饭包子，我说不，我在一家店里订了一日三餐。他问哪家店，我装着记不清名字。这时候他才心平气和的，跟我说到小姨死后做水陆道场的事。
他说：“四万五千块钱是我的全部积蓄，都用到你小姨身上了。我想也没关系，儿子总要养我。”
姨父把我当成了店门口的傻子。
他以为我不知道那个从遥远岁月中走过来的秘密。
他接着说：“你小姨这辈子不容易，她死后给她做得排场些，也该。何况还是她自己要求的。”
我说是小姨自己要求的吗？
姨父说：“是她落气之前，把我叫到跟前，叫我去县城的大庙里请师父，做全套超度她。”
我望向窗外。我好像看见了小姨。她那张虚胖的脸，在朦胧的雨雾中浮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