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太孤独了，他把我当成了知音，特地把我带到库房里，让我看他觉得还有点意思的画。我比较喜欢一个俄罗斯画家的画，画里的每一个人都好像失去了重力，感觉就像是在水中游泳的鱼一样，漂浮在莫斯科红场的那个洋葱头教堂的尖顶上空。
“像梦一样，”我说，“很不真实。”
“对，”听到我的话后，他手扶画框，又仔细端详了一下，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就像我现在一样。”
我点头表示理解。看得出，遇到我这个知音，他非常感动，当我向他告辞时，他掏出自己的名片，并且，让我留下我的EMAIL地址，说希望以后和我保持联系。我当然也欣然同意。后来，果然，我回去后没过几天他就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以为他有什么私房话对我说，不料却是那天我看到的那几幅中国画家的油画的照片和价钱，并热情欢迎我去选购。
看来，他说得对，他确实生活在梦中。
星期天，我睡了个懒觉，起来后吃了点东西，然后像平时一样，到附近的一个书店里去看最新一期的《纽约客》。其实，我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看这本似乎很有品位和文化的杂志，而只是因为在书店里能看到不少人，可以多多少少让自己觉得不那么孤独。
所以，当我星期一第一次踏进学校图书馆四楼的东亚图书馆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不仅有很多我熟悉的国内出版的各种书籍，而且，还有很多国内的杂志，再而且，在杂志阅览区，我发现，有一个头发花白的亚裔的中年男人，坐在宽大的桌子旁，正一手拿着自己的近视眼镜，低头专心致志的翻阅一本杂志。
但我无法判断他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他也可能是日本人，或者韩国人，甚至不会讲一句中文的美国人，杂志阅览区摆放的杂志和书籍一样，同样有好几种文字的，除了台湾香港和大陆的中文杂志外，还有日文的和韩文的。所以，我很想看看他手里拿的究竟是哪种文字的杂志。这样我就可以大约判断一下他的国籍。我把我的背包放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然后慢慢走到他身边的摆放报刊的书架旁，拿起一本杂志假装翻阅了起来，过了一会儿，我悄悄回头扫了一眼他正在埋头看的那份杂志。因为他的头几乎是贴在杂志上的，所以，我无法看清楚他看的究竟是什么，但杂志是中文的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看样子，我估计他很可能是学校的老师，因为他就像那些上了年纪的老教授一样，穿得很正式，他身材胖胖的，上身穿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下面是一条黑色的西裤和棕色的皮鞋，头发梳的也很整齐。不像那些年青教师一样，穿着比学生还随便。我认识的一个文学系的年轻男老师，每次来学校上课，打扮的都比学生还像学生，他不仅像学生一样，穿着一条松松垮垮的大短裤和一件破旧的圆领衫，而且还总是穿着人字拖鞋，拿着滑板车走进教室。
这几个月来，我实在是太想找一个人聊聊天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我在拉霍亚小镇的画廊里碰到的那个可怜的纽约小伙子，实在是太孤独了。而且，他比我好的是，他好歹还是个美国人。
可我却一下子想不出合适的理由来向他打个招呼。阅览室里就我们两个人，显得十分安静，在靠窗的桌子上，有一台供检索的电脑的显示器正在闪烁，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一棵棵高大的按树，上面的细碎的树叶正在阳光下抖动，我想，外面也许正在刮风。
这时，我听到我的身后传来椅子挪动的声音和书页合上的声音，这个人似乎要准备离去，我终于不再犹豫，赶紧转过身来，果然，他已经戴上眼镜，正拿着那本杂志从桌子旁站起来，我忙用英语对他说了声对不起，然后直接问他是不是中国人。让我略感惊讶的是，他对我的唐突似乎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他点点头说是的。
我立即改用中文，自我介绍了一下。我告诉他，我是上海交大的，在这里的文学系做访问学者。
“哦，刚才我看到你的时候，还以为你是南大的呢。”他从桌子边站了起来，笑着对我说。
我马上反应了过来，这可能是因为他看见我身上穿的那件印有南大字样的圆领衫的缘故。
“我是南大中文系毕业的，在交大工作。”我解释了一下。
“那我们是校友啊，不，应该说，我们还是系友，我也是南大中文系毕业的。”他笑着说，转身准备把那本杂志放到书架上。我看了一眼，是一本很专业的学术杂志《中国语言学研究》。
“是吗？那你应该比我高多了，你们那届同学里有人留校吗？”没想到在这里能遇见南大中文系的系友，我的确很高兴。
“有，我们因为是比较早的研究生，所以留校的人也比较多。”接着，他说了两个人的名字。这两个人都是搞语言学的，现在都已经是博导了。
“你是学语言学的？”我又看了一眼他拿在手上的那本杂志。
“对，以前读大学时，曾经听过方光焘先生的课，很喜欢，所以后来可以考研究生了，就考了语言学专业的。”
“你听过方光焘先生的课？他可是语言学大师啊，”我说，“索绪尔的语言学好像最早就是他介绍过来的。”
“是啊，是啊，当时他就是给我们讲索绪尔的语言学，还用象棋给我们举例子，告诉我们什么是语言，什么是言语。”
“是不是说马走日，像飞田，车走直线，炮打翻山，这套规则是语言，而具体每一步棋是言语？”我打断他问。
“是，你怎么知道？”他有些惊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