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革命老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踊跃支持革命。平心而论，我和家乡的绝大多数人一样，长期以来一直以为当年老百姓在财力和物力上支持革命都是无偿奉献的，直到我看到县政府转来一份县长的亲笔批示件后，才知道当年老百姓也有赊借粮食给红军的情况，他们和苏维埃政府存在着一种借贷关系。
批示件是一个叫阴福生的人直接写给县长的，说确切一点就是一份向县政府讨债的报告，不长，也就大半页纸。阴福生在报告里称，他的爷爷阴寿堂曾是咸丰米店的老板，1934年，为支援红军，在县苏维埃政府的动员下，借了500担稻谷给红军。现在由于其本人生活困难，要求县政府偿还当年向他爷爷借走的稻谷，按现时价折价人民币10万元整。阴福生在报告后面还附了两份证明材料：一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县志上记载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的内容复印件，另一份是县志办出具的情况属实证明。
说实话，我当信访局局长四年多了，处理过各种问题和诉求的来信来访五花八门，可竟有人会向县政府追讨大半个世纪前的债务，我还是头一回遇到。按理说，群众来信来访应先找信访局这个职能部门，可阴福生却直接将讨债报告写给了县长，不禁让我感到有些吃惊。县长是从省直机关空降下来的，年轻，才四十出头，上任不到两个月，因还没开人大会，所以在官方文件和媒体的称呼中县长前面都加了个“代”字。县长在阴福生的报告右上角作了如下批示：“请信访局调查核实并上报。”我猜想县长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在看到报告时肯定也和我一样吃惊，于是就火急火燎抓了我的差。
我拿着县长的批示件去县志办找苏景安。既然阴福生提供的两份证明材料都是从他那儿来的，他应该对此事非常清楚。
苏景安是我发小，文笔和口才都十分了得，平时恃才傲物，脾气又犟，得理不饶人。他原是县委办副主任，只因个性太强，经常因为工作上的事和领导争得面红耳赤，让领导下不了台，属于领导要用又不敢重用的角色，届中调整干部时干脆明升暗降，让他到县志办当了个主任。谁都知道，县志办和县委办虽然一字之差，但却有天壤之别。但这家伙不当一回事，反倒觉得在县志办清静，乐得逍遥自在。
县志办在县政府大楼左侧的一座两层青砖小楼里，楼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当时是县委的办公场所。虽然破旧，但它有堵围墙和政府大院隔开，由一个月牙门进出，自成一个小小的院落。院子里种着些兰花和几丛修竹，特别是春夏季节，满墙爬满绿油油的爬山虎，更是显得清幽。苏景安到了县志办后，写了一幅字曰“一方庭院深幽处，半卷闲书一壶茶”，请人装裱后挂在办公室。这座小楼还挤着文联、党史办、红十字会等几个偏冷部门，县志办在一楼。
苏景安是个近视眼，鼻梁上的眼镜比酒瓶底还厚，头发已经有点谢顶，我进门的时候，他正双手交叉“噼噼啪啪”拍打着双肩。见了我停下，问，有事？然后又自我解嘲说，颈椎病、肩周炎，全都是在县委办写材料落下的。
我把县长的批示件递给他。他拿着材料瞧了瞧，起身翻了翻桌上的台历对我说，这是上个月13日的事，当时这个叫阴福生是有来找过我。
据苏景安回忆，那天阴福生到县志办说要借阅县志，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阴福生捧着一本县志到苏景安办公室问能不能复印里面他想要的内容，苏景安说当然可以，并叫资料员帮他复印出来。阴福生拿到复印件后又向苏景安提出要开个证明。苏景安当时就有些奇怪，拿过复印件一看，上面就是记载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的内容。阴福生解释说，咸丰米店是他爷爷开的，当年就是他爷爷借了几百担谷子给红军的。苏景安不禁对他刮目相看，问他要开什么证明，阴福生说想要一张他爷爷当年借谷给红军的证明。苏景安告诉他，县志上有记载，要不要证明都无妨。但阴福生说县志是你们编的嘛，有你们的证明才有说服力。苏景安问阴福生要这个证明干吗，阴福生回答说只想知道当年他爷爷也为革命做了贡献，可以教育后代嘛。苏景安当时感到他挺有觉悟的，于是就给他出具了一张情况属实的证明，并盖了单位的公章。
那天我还送了阴福生一本县志，他对我千恩万谢。苏景安点了一根烟，说实话，当时我也没想到这阴福生是早有预谋，我出具的证明成了他向县政府讨债的依据。
我问他知不知道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的事。
苏景安白了我一眼，1934年的事，到现在都80多年了，我爹都还没出生呢，我哪会知道？不过，县志里既然有记载就不会错。他找来县志，“哗哗”翻了一通，指给我看，喏，在这，白纸黑字一清二楚。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编修的第一部县志，的确，阴福生提供的证明材料在“革命老区特记”卷中有如是记载：“民国23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做出秋收中在苏区借谷60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要求9月15日完成。8月18日，全县开始动员，至8月底完成34000担。在收集粮食、借谷运动和节省三升米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先进人物和事迹，泥瓦匠张木生（红军家属）在贫农团会上自报借谷16担；咸丰米店借谷500担；马铺乡一红军妻子自动借谷9担，并说：‘我愿自己节省一些，借给红军，让他们吃饱饭，打胜仗。’东郊区列宁小学组织粮食突击队、调查队，帮助征收地主富农的谷子330担，儿童自己节省谷子40担支援红军……”
从县志记载的内容看，当年咸丰米店确实借了500担的谷子给红军。但县志编修时又是根据什么来认定的呢？
肯定有根据，你以为县志是胡编乱造出来的？告诉你，县志的作用就是存史、资政和教化，它本来就是历史资料，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来不得半点虚假，它所记载的每一件事都是经过反复验证有根有据的。苏景安显然对我的外行有点瞧不起，如果你连县志都不相信，那还能相信什么？
我说，我并不怀疑县志的真实性，我只是想知道作为历史资料的志书它里面的历史资料又是从哪里得来的。
你的话听起来怎么这么拗口？编修县志是一项浩大的文化工程，前期至少要动用几百上千人进行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甄别工作，这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至于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的事，肯定也是这样得来的。
我问，这些原始资料还找得到吗？
按常理，编修县志的原始资料是永久性的，应该要保存。不过，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轮县志的下限是1987年，到现在都快30年了，那时你我还没参加工作呢，我不敢保证还能不能找到。也算你小子命好，去年因为要完善地情资料库，我们特别请了档案馆的技术人员帮我们把这几十年来的各类书籍、资料重新整理归类了一遍，要是有找起来也不会很难。
还真如苏景安所说，资料员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从堆积如山的资料库中找到了当年编修第一轮县志有关革命老区特记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装在十几个大档案袋里，少说也有三四十万字。可以想象当年编辑们根据这几十万字的原始资料编纂出三万来字的“革命老区特记”一卷，的确付出巨大的劳动，何况近两百万字的县志要收集的资料真是浩如烟海。
我整整查阅了三天，终于在那三四十万字的原始资料中找到了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的两份历史资料的复印件。一份是1934年9月12日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表扬中央苏区开展收集粮食突击运动中好人好事的红榜通告，在一大串名单中，我看到了咸丰米店借谷500担的记载；另一份是县苏维埃政府开展收集粮食突击运动的工作总结，总结中也提到下东门的咸丰米店借谷500担给红军的事迹。这两份复印件上都盖了档案馆“与原件无误”的印鉴。
这都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我据此将咸丰米店借谷500担给红军的历史事实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呈报给了县长。很快，县长就批示由民政局酌情解决，并由信访局给阴福生一个书面答复。
我原以为此事得到了圆满解决，不料一个月后，县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让我对当年咸丰米店借谷给红军的事重新进行调查，不仅要弄清阴福生和阴寿堂的关系，更要查清咸丰米店和阴寿堂的关系，当年这个咸丰米店的老板到底是不是阴寿堂，如果是，这个米店是不是还有合伙人等等。原来，阴福生收到答复件后便去找民政局要钱，可民政局局长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事，认为这应该是老区办的工作范围，让阴福生去找老区办。老区办主任是个刚从乡镇书记位置上调整进来的，虽然还是正科级，可老区办在人眼里就是个二类局，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没地方出，想也没想一脚就把皮球踢了回去。阴福生跑来跑去，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气得有一天在县政府大门口拦住了县长的车，质问县长是不是把他当猴耍，想赖账，还骂县政府尽养些吃饭不理事的人。县长听了阴福生的反映很恼火，认为职能部门不把百姓的诉求当一回事，把民政局局长尅了一顿。可民政局局长说，虽然民政局主管救灾救济，但钱都是专款专用，他也了解过，新中国成立后就没遇到这类向政府讨债这样的事，所以也从来就没有这方面的经费预算，何况这笔钱归到哪个项目他也说不清。虽然10万元不算多，但要民政局出这笔钱，他没地方出账。再说了，一个老百姓凭着书上写的一句话就来找县政府要10万元，连个凭据都没有，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民政局局长是个老油条，说真要出这笔钱，也得县财政出，只要你县长大笔一挥，10万元也就拔根毛。
可财政局局长得知后认为民政局局长给县长出馊主意。他提醒县长，这事得从长计议，县财政出这笔钱不难，可是这个头一开，谁知道当年红军向老百姓借了多少粮食？万一到时有些人有样学样，都来找县政府要钱怎么办？县财政本来就紧张，要真惹上这事，吃不了还得兜着走。县长是省直机关下来的，没有地方工作经验，被财政局局长这么一说，也感到事态有点严重，觉得自己在处理这件事上确实草率了些。便让我一边做好阴福生的解释安抚工作，一边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
你给我好好去调查调查，当年我们的苏区政府共向全县群众借了多少粮食，有什么凭据没有，特别是阴福生提出的问题，咸丰米店究竟和他有什么关系？总不能凭他一句话说他是阴寿堂的孙子就是孙子吧？凡事总得讲证据有凭据。反正越全面越好，越详细越好。县长最后这么对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