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传说，不安的魂灵。一部人类厚葬史，悲剧由此上演。令人惊叹的地下珍宝库，引发席卷入荒的盗墓风。
在以土葬为主流的古代中国，坟墓便是人生的最终归宿。所以古人云：入土为安！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无论其生前是享受着荣华富贵，还是过着屋无片瓦、地无三分的贫苦生活，喧闹都是一生的主题。正是基于在世时的浮华，追求地下世界的宁静，使得在天之灵得以安息，自然就成为人们对于“身后事”的美好心愿。但事实上，这一心愿并不总能如愿。“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掘之墓也。”
而要了解此中的缘由，还得从古代的丧葬制度谈起。
一 追溯人类丧葬史
在远古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还没有安葬死者的习惯。原始的人们对于同伴死亡的处理，要么是在快饿死之时，不得已将其吃掉，这可称之为“腹葬”；要么将尸体随便丢弃于野外，这可称之为“野葬”。正如《孟子.滕文公上》说的那样：“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矣，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实际上“腹葬”和“野葬”都算不上丧葬。
其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的安定，出现了埋葬死者的现象，但当时墓而不坟，且无任何标记，“古之葬者，厚之以薪，葬之于野，不封不树。”
真正意义上的墓葬制度的出现是灵魂不死观念产生之后的事情。这一观念的产生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于死亡的态度。这种观念认为，人死了，只是迁居，要过另一种新的生活，因而，要按照死者生前的生活方式来安葬，所谓“事死如事生”。正如古人所说，“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正是在这一观念支配下，经历漫长的岁月，才逐渐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丧葬制度。
中国奴隶社会的代表——商，是历史上第一个厚葬高峰。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十分奢侈，并有大量的奴隶殉葬。安阳的商王陵墓，墓室面积约330平方米，加上墓道面积共达1800平方米；高级贵族的墓，墓室面积加墓道面积共300多平方米，其形式有“亚字形墓”，即墓室南北各留一条墓道，有“甲字形墓”，即南面留一条墓道。中等贵族的墓，无墓道，面积约20平方米；一般小贵族的墓，面积不足10平方米；平民墓室面积仅2~4平方米。统治者的墓葬，随葬有大量青铜器、玉器，并殉葬大量的人、畜。当时流行在墓坑中部挖一“腰坑”，以殉葬人、畜和随葬器物；在墓上建房屋，以供祭祀，称为“享堂”。《礼记.檀弓上》所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及围，殷人棺、椁。殷代的大墓中，多有棺、椁。棺上一般涂红、黄漆一至数层，少数棺上还有彩绘。
中国的丧葬史在西周时拐了一个弯。这一时期，由于农业民族比游牧、经商民族更讲礼制，更重伦理，故有薄葬之趋势。而尤为重要的是，西周时期，丧葬礼仪开始走向制度化、法律化。据《周礼》载，当时专门设有“冢人”，专司王室贵族的“公墓”。他根据贵族的班辈、级别来确定墓室大小、享堂（墓上房屋）的标准和植树数目，又设“墓大夫”，掌管平民的墓葬。
春秋时期，我国首次出现了既有土坑、又有封土堆的坟墓。“坟”是指墓上的封土堆，“墓”是指埋人的土坑。而坟的高低，逐渐成为贵族等级的标志之一。据《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在合葬其父母时说：“吾闻之，古也墓也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于是封之，崇四尺。”
战国中晚期，出现了以国君为中心的陵墓制度。在商周时，帝王的墓仍称为墓，春秋时有的称丘，从战国秦惠王开始专称陵，这也是帝王丧葬史上的一个分水岭。
秦汉时期，我国逐渐进入第二个厚葬高潮。这个时期，统治者的墓葬自然是穷奢极欲，一般庶民百姓也大有讲究，新型墓葬不断涌现。
秦始皇陵堪称“超级天子大墓”。它的地宫设施与地面设施一样，墓内地低见水，用铜加固，上置棺椁，陵区现发现的陪葬坑多达300余个，重要文物3万多件，特别是兵马俑的发掘，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迹”。
从西汉开始，墓葬习俗有了重大变化。在墓室内外，描绘、模印有各种图像，题材十分广泛，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到墓主经历、家庭生活、劳动生产等都有涉及。长期以来杀人殉葬，以人祭祀的习俗，至汉代基本被废止。在随葬品中，过去杀殉奴婢的习俗被木俑、陶俑取代；真车马被木陶模型代之；青铜器为主改为陶、漆器为主；出现了大量的陶质明器，如仓、灶、井、猪圈、田地、楼阁等。汉代的皇帝，即位一年后便开始营建自己的陵墓。其耗费之巨，难以想像。西汉的帝陵较为集中，11个帝陵，9个在今咸阳原上，另外的霸陵在西安市东郊的霸陵原上，杜陵在今西安市南郊的杜陵原上。除汉文帝的霸陵因薄葬而“因山为藏”外，其余皆有高大的土堆。帝后合葬，同茔而不同陵。帝陵在西，后陵在东。当时的陵园之旁，建有寝殿。寝殿内建有东、西阶厢、神座等，陈列着主人的衣冠几杖等日常用品；宫人必须像主人生前那样，每天准时整理被枕，准备用水，摆设梳妆具等。西汉诸陵还有一个特点，即都有高级官吏、宠臣的陪葬墓地，一般在帝陵之东。众多陪葬者，每人一个大坟丘，整个陵区星罗棋布。晋代张载《七哀诗》中写道：“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借问谁人坟，皆云汉代主。”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分布情况。
东汉墓中，开始流行“买地券”，象征死者对墓地的所有权。一些地区，随葬品中还出现了“摇钱树”，反映了货币经济的冲击。在墓形上，出现了记载死者姓氏、埋葬年月、埋葬者、易于识别的墓碑；出现了表明死者身份、等级并使冢墓更像官府的墓阙；出现了列于墓前，用于昭示祥瑞的石兽。墓中常见一种镇墓文字，或写于陶瓶、铅券之上，或石刻、砖刻于墓内。其内容包括纪年月日，以天帝使者的名义告死者之家或丘丞墓伯，给活人除殃免祸，为死者解迫谢罪。值得注意的是，墓中还多随葬铅人，据说是为了代替死者在阴间服役。
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厚葬再一次演变为薄葬。东汉后期，道教兴起，佛教传入。道教主张薄葬，佛教崇尚火葬，亦是薄葬。其影响相当之大。魏晋南北朝时，少数民族势力进入中原，其主张薄葬也有不小的影响。多种原因，促成了薄葬风气的流行。三国时期，有识之士率先带头。魏文帝曹丕，依山为陵，无寝殿、园邑神道。魏晋时的豪族世家，生前奢靡极欲，但死后也实行相对的薄葬。
南北朝时，为了让墓室更像现实的府第院落，普遍加长墓道，顶部开天井，一个天井象征一重院落，又在室内砌棺床、台桌等。还出现了放在墓内，主要用于记载死者生平的墓志和用于避邪的陶质“镇墓兽”。这一时期，陵制多聚族而葬，家庭墓进一步取代了氏族墓地。此后，帝陵的基本类型都是承接前代。
唐陵有“积土为陵”和“依山为陵”两种形式，陵园的平面布局仿长安城，墓室则仿皇帝内宫。帝陵的陪陵制度在唐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昭陵，其陪陵墓已确定的有167座。
在唐以后的法律中，多有丧葬坟墓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人们一看坟墓的大小高低，便可知埋葬者的官位品级。
唐陵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也不同于南北朝的“潜葬”之制，而是仿唐长安的建制设计。陵寝高居于陵园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以拟皇宫苑。其地下是玄宫，在地面上围绕山顶或封土堆建方型小城，城周有四垣，四面各一门，门外有双阙、双狮，南面为正门。唐皇帝死后，选择陵地只考虑风水龙脉，不统一规划。唐陵前均有大型石刻。如唐高祖献陵有石虎、石犀和华表，昭陵有“昭陵六骏”石刻和石翁仲等。
北宋、南宋时代，由于政治孱弱，其皇陵规模较小，亦无突出之处，而且多遭浩劫。陆游《南宋杂事诗》云：“回首东都老泪垂，水晶遗注忍重窥。南朝还有伤心处，九庙春风尽一犁。”读罢，不禁令人唏嘘。
明陵的布局风格，标志着我国帝王陵寝制度步入了成熟阶段。在形状上，由方形变为圆形，采取宝城宝顶，方城明楼的形式，不仅显示了帝王陵寝的庄严与威仪，也具有很高的建筑艺术水平；更加注重于棺椁的密封与防腐；朝拜祭祀仪式更为隆重和完整，而且出现了规模宏大、豪华奢侈的陵园建筑群：陵园正门有巍峨壮观的牌楼，过了牌楼，由南向北沿神道中轴线形成了三大砖木结构建筑群。第一部分为碑亭、神厨、神库等；第二部分为祭殿和配殿；第三部分为宝城、明楼等。其中，明神宗定陵玄宫，总面积1195平方米，其气象之宏丽，世所罕见，被誉为“地下宫殿”。清陵分为清东陵和清西陵。清东陵位于北京市东北120公里处，河北遵化的马兰峪附近；清西陵分布在北京市西南120公里处，河北易县梁各庄。清陵继承了明陵宏伟壮丽的特点，而且其建筑艺术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二 令人惊叹的地下珍宝库
对生命的眷恋和死亡的恐惧，使人类造就并接受了灵魂不灭的美丽神话。这个美丽神话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了视死如视生现象的产生。于是，在寻找到了自己的最终归宿——坟墓之后，人们便将其视为“新家”而大加装饰，厚葬之风愈演愈烈。今天，当我们踏着历史沉重的脚步，环顾历代帝王、王妃的陵寝时，一座座琳琅满目的地下珍宝库已展现在我们面前。在为这些无辜的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得以重见天日而兴奋之余，我们也不由地为统治者们的骄奢淫逸而扼腕：历览前朝得与失，成由俭来败由奢！
现在就让我们打开尘封的历史，晾晒这令人目不暇接的宝物：
商王武丁妇好墓中，葬有铜、五、石、陶、骨、蚌、象牙、宝石制品1900多件，贝币6800多枚。
西周的天子墓中葬品繁多。单是衣服一项，就有120称（衣服的一单一复为一称）；王公国君的葬事拟比天子。《吕氏春秋》记载，他们死后，“载之以大循，羽旄旌旗如云，珠玉以备之，黼黻文章以饰之，引绋者左右万人以行之。”其墓穴中，“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梃、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墨子.节葬》）
秦始皇陵未得开掘，其中珍宝自不得知，但据《史记》载：“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
汉代皇帝将天下税收总数的三分之一用来建陵，故汉陵中藏品十分丰盈。汉武帝茂陵中除无数金银珠玉外，还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凡百九十物，尽瘗藏之。”西汉赤眉军挖掘茂陵，数以万计的义军搬运数日，但“陵中物不能减半”。其所穿的“金缕玉衣”（即用几千块玉片以金丝缀合而成的衣服），与别的皇帝不同，他别出心裁地在玉片上又雕刻出蛟龙、凤凰、乌龟、麒麟等祥物，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其诸侯也穿“银缕玉衣”。大贵人、长公主死时用“铜缕玉衣”。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出中山靖王之墓，他和妻子都身著“金缕玉衣”。其中刘胜的玉衣长1.88米，用1100克金线连缀2498块大小不等的玉片制成。目前发现的汉代金缕玉衣就有20多套。
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其珍宝因未开掘尚未得知。仅就其陪葬墓来说，虽早年被盗，但出土的各类文物仍达4000多件。如章怀太子墓出土的三彩镇墓兽、官宦俑、武士俑、鞍马、骆驼等，身材高大，釉色亮丽，属唐俑精品。永泰公主、懿德太子墓中的金、铜婆金、玉饰品，形状多式多样，雕刻非常精细。墓内还有许多壁画，内容丰富，是研究唐王室贵族生活和古代绘画艺术的珍贵材料。
明神宗朱翊钧定陵，其宝物数不胜数。在他的头旁，放着一顶翼善冠，是用纯金细线织成，重800余克。上有两条纍丝金龙盘绕，为世所罕见的“无价之宝”。在皇后的4件凤冠上，缀满了金龙、翠凤、花鸟连理。其中的1顶，上有金龙12条，翠凤9只，博鬓（凤冠后面的翼，由珍珠串饰而成）3对。在龙凤之间，缀满了珠玉宝石，其中的l顶缀珍珠2300多粒，各色宝石150多颗，可谓“稀世之宝”。在出土文物中，还有一种叫做“宝花”的珍品（衣带上的饰物），上面镶嵌着“猫儿眼”、“祖母绿”等极贵重的宝石。猫儿眼俗称“夜明珠”，对光线的反应十分奇异，可在中央形成一呸晶莹的明蓝色的光柱，像猫的眼睛一样，故又称“猫眼石”。这种宝石，在自然界罕有，只产于今斯里兰卡的个别地方。在明代，豆粒大的1颗，就价值千金。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这些宝花，有的竟嵌着拇指般大的猫眼石，其价值难以计算。另外，像金银玉瓷、木俑漆雕、成匹的绫罗绸缎还有数千件，件件巧夺天工，价值连城。
清乾隆皇帝死后穿戴的都是宝物：头戴天鹅绒佛字台正珠顶冠，上饰珠顶1座，珠重18.5克，金托重14.5克。身穿绣黄宁绸绵金龙袍，石青缎缀绣金龙补子绵长褂，鱼白纺丝小绵袄，鱼白素绸绵袄，灰色素绸棉中衣，鱼白春绸中衣带。蓝缎拓金银线珊瑚云大荷包1对。绣黄缎三等正珠豆子荷包1个，计珠4颗、绣黄缎火链1把，饰三等东珠压豆，红缎拓金银线松石豆小荷包1个，红缎拓金银线四等正珠豆小荷包1个，计珠四颗。青缎拓金银线珊瑚豆小荷包1个。朱角商丝鞘花羊角靶小刀1把。牛角商丝牙签盒1件。鱼白春绸棉套裤、白布棉袜。青缎凉里皂靴、随葬物品有：天鹅绒朝冠1顶，随朝冠顶1座，大正珠顶重13.35克，东珠15颗，重31.85克，金重39.50克、黄缂丝面片金边绵袍1件，上有珊瑚背云两块，珊瑚坠角4个，正珠8颗。绣黄缎绵龙袍2件。石青宁绸缂丝金龙绵褂1件。伽楠香朝珠1盘。珊瑚佛头塔纪念，上有金镶蓝宝石背云，碧牙玛大坠角，蓝宝石小坠角。金镶松石四块瓦圆朝带1副，铜底板，共嵌头等东珠20颗，乌拉正珠80颗，上拴金镶松石手中束1对，蓝白春绸质，共嵌乌拉正珠60颗。蓝缎拓金银线葫芦大荷包1对，计附坠角8个，东珠16颗。红缎拓金银线四等东珠小荷包1个，计珠四颗。金镶红宝石松石青金鞘花羊解靶小刀1把。金镶红宝石松石青金牙签盒1件。蓝缎拓五彩线松石云大荷包1对。红缎拓金银线松石豆小荷包1个。青缎拓鹿绒小荷包1个。饰珊瑚压豆。洋铜珐琅鞘花羊角靶小刀1把。洋铜珐琅牙签盒1件……
晚清的慈禧太后，生前享尽了人间的荣华，死后仍然极尽奢侈，在她的陵墓里更有令人无法想像的富贵。慈禧死后，口内含着1颗莹光闪闪、百步之内可映照清楚丝丝头发的“夜光珠”（猫儿眼），头部上首放置1个翠荷叶，脚下安放1朵粉红色的碧玺大莲花，身着金丝串珠彩绣袍褂，头戴珍珠串成的凤冠；盖的衾被上有珍珠堆成的大朵牡丹花，手镯是用钻石镶成的1大朵菊花和6朵小梅花连缀而成。身旁放有金、红宝石、玉翠雕佛像各27尊。脚下左右两边各放翡翠西瓜1个，甜瓜两个，白菜两颗，还有宝石制成的桃、李、杏、枣200多个。尸身左旁，放着1枝玉石制成的莲花，右侧放着1枝玉雕红珊瑚树。另外还有玉石骏马8尊，玉石十八罗汉等700多件宝物。当宝物殓葬完毕，棺内空隙又倒进4升珍珠和红、蓝宝石2200块。这满满的一棺奇珍异宝，据当时人估计，不算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私人奉献，仅皇家随葬品入账者，即价值白银五千万两！
三 历代盗墓纵览
厚葬，客观上成为盗墓产生及发展的“温床”。纵观历史，厚葬之风愈烈，则盗墓之风日炽。当历代帝王将相苦心孤诣地经营着自己未来的“极乐世界”之时，一个破坏这一世界的运动相伴而生，而且，这种破坏是如此的猖獗，以致于它不但令死者尸横遍野，也令生存者不寒而栗。
其实，对于厚葬的危害，古人已早有所认识。
早在西汉中期，杨王孙就曾指出：“厚葬诚亡益于死者……或乃今日入而明日发，此真于暴骸于中野何异！”
刘向也说：“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
东汉时的一道诏令写道：“今百姓葬送之制，竟为奢靡，生者无担石，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靡破积代之业，以供朝夕之费，岂孝之意哉？有司具申明科禁，宣下郡国。”
晋代张载在《七哀诗》中描述了汉代皇陵被盗后的惨状：“借问谁家坟，皆云汉代主……季叶丧乱起，盗贼如豺狼，毁坏过一抔，便房启幽户，珠匣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但可惜的是，这些理智的声音在当时的世俗社会里是那么的微弱。在“事死如事生”思想的支配下，厚葬之风虽在历史的某个阶段有所回落，但其愈演愈烈之势浩浩荡荡，难以阻挡，于是出现“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是无不掘之墓”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毋庸置议，历代被盗掘之陵墓难以计数，单是历代名墓，被盗者就达十之八九。现在，就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足迹，作以简要的回顾。
历史上有记载的被盗的最远古的墓是商汤冢。据《垄上记》载，北魏天赐年间，河东人张恩盗掘汤王墓，仅得到了些古钟磐，心觉无用，于是全部投入河中。
商代名臣比干墓，北宋时被陕西转运使李朝孺所盗。据说从中盗出直径2尺多的铜盘，长3寸多的玉片等物。
周朝天子周幽王墓被西汉时的广川王刘去疾盗掘。据《西京杂记》载，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拨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枕藉，皆不朽，惟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
春秋战国时期，盗墓出现了一个高潮。《吕氏春秋.安死》说：“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宝玉玩好财物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抇也。”当时盗墓之猖獗由此可见一斑。有关史书上有记载的被盗名墓就有晋灵公墓、齐景公墓、管仲墓、吴王阉闾墓、魏襄王墓、魏安釐王墓、魏哀王墓、赵简子墓等。
秦汉时期，随着封建王朝的大一统和不断强盛，陵墓的规模空前庞大，厚葬之风又烈。但这些陵墓最终也难逃被盗掘的命运。秦始皇陵面积之大令人咋舌，而据文献记载，先后几次遭到盗掘，并留下了众多传说。西汉诸皇陵在赤眉军攻人长安后，悉数被掘，无一幸免，而其后，汉文帝的霸陵，汉武帝的茂陵，以及汉宣帝的杜陵也曾多次被盗掘。东汉皇帝的陵墓，在东汉末曾被董卓及吕布指挥的军队大规模盗掘，破坏殆尽。除皇陵外，众诸侯王及一些名人冢墓也多被盗掘，如长沙王吴芮冢、梁孝王墓、刘表墓等，甚至汉代大儒董仲舒之母的衣冠基也未能幸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战乱不断，不少名人陵墓在当时即被盗掘，还有一些在后世遭到不测。由于史料的缺乏，许多情况下能尽知，单就有记载的被盗掘的名人墓就有刘备墓、孙策墓、东吴大将吕蒙墓、诸葛亮之兄诸葛瑾墓、东晋大臣桓温墓、南朝陈武帝陈霸先墓等。
唐朝的皇陵集中于关中。十八陵除唐高宗的乾陵之外，其余的如高祖献陵、太宗昭陵、中宗定陵、睿宗桥陵、玄宗泰陵、肃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顺宗丰陵、宪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庄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贞陵、懿宗简陵、僖宗靖险等全部被五代后梁的静胜军节度使温韬盗发。
五代时期的帝王陵墓被人盗掘的也为数不少，后人有记载的就有晋王李克用墓、南汉王刘墓等。
北宋九帝，除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国所掳，囚死于漠北外，其余宋太祖永昌陵、宋太宗永熙陵、宋真宗永定陵、宋仁宗永昭陵、宋英宗永厚陵、宋神宗永裕陵、宋哲宗永泰陵七座皇陵都集中于河南巩县（现为巩义市）。巩县东依虎牢关，南屏嵩岳少室山、太室山，北靠九曲黄河，伊洛河横贯全境，“山水风脉”俱佳。但这并不能使皇陵摆脱厄运。北宋灭亡后，诸皇陵先是被伪齐皇帝刘豫派兵大肆盗掘。金朝末年，宋太祖赵匡胤的山陵又遭盗贼发掘，从中盗走玉带、宝器等物。金朝灭亡后，蒙古人的铁蹄又踏进了巩县宋陵，将陵园“尽犁为墟”，只留下几尊巨石雕刻。
比之北宋，南宋六陵（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永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的情况更为悲惨。1277年，元世祖忽必烈委派西藏僧人杨琏真伽为江南释教总摄，这个僧人伙同绍兴六朝古寺天衣寺的奸僧，沆瀣一气，先是公然开掘南宋孝宗第二子赵恺之墓，偷得一批珠宝。又于1285年11月，盗掘南宋六陵及帝后、大臣陵墓，窃得珍宝不计其数。其中杨琏真伽还截下了宋理宗的头颅，用颅盖来饮酒取乐，其状不堪想像。不仅如此，在盗掘后的第七天，这个西藏僧人还派人收殓所有帝后骨殖，埋于杭州凤凰山东麓南宋故宫遗址内，上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借以镇服南宋。但令他始料不及的是，在他收骨之前，早有义士将帝后之骨换成了牲畜之骨，所以他的这一阴谋并未能得逞。更令他没有料到的是，在盗墓后的第七年，他自己被问罪抄家，正应验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古训。
明十三陵的建筑艺术十分高超，它历经数百年的沧桑，仍巍然屹立，未被盗掘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怪事。解放后，国家组织专门力量，对十三陵进行了合理的发掘，其中对定陵的发掘非常成功，1959年，成立了定陵博物馆。十三陵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清朝的皇陵分为清东陵和清西陵。清东陵包括顺治孝陵、康熙景陵、乾隆裕陵、咸丰定陵、同治惠陵及慈禧定东陵，它位于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清西陵计有雍正泰陵、嘉庆昌陵、道光慕陵及光绪崇陵，位于河北省易县永宁山。清朝是封建的末世王朝，皇权日落西山，但皇室在丧事上仍极尽铺张之能事，特别是慈禧，其奢侈厚葬首屈一指。皇陵中的裕陵、定东陵和崇陵在民国时都曾遭到大规模的盗掘，其中盗掘裕陵、定东陵为军阀孙殿英所为，而崇陵则于1938年秋被一股不明身份的军人所洗劫。
往事不堪回首。在为历史上所发生过的这些丑恶之事而感到痛心疾首之时，我们是否审视过今天。盗墓这种社会现象已经消声匿迹了吗？回答无疑是否定的。自本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有关盗墓的报道就不时见诸报端。例如，浙江发生鸦片战争抗英名将葛云飞、著名报人《申报》主编史量才等名人墓被盗，清代“辫帅”张勋之墓在江西被掘，湖南曾国藩墓被盗等，至于陕西、河南等地盗墓之普遍、严重，更是骇人听闻。“要致富，去盗墓，一夜成为万元户。”这样的顺口溜也不胫而走。
这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幕惨剧，也是一出悲剧！一个闹剧！
然而，闹剧何日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