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去和平咖啡馆，得在四联理发店向右转，然后经过东风电影院，一直沿金鱼胡同向前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关闭之前，这家咖啡馆吸引着北京一些最时髦的年轻人，像“穿着柔软光滑的衬衫和裁剪得体的西装，还有紧身的喇叭裤和棱角分明的黑鞋”的李新国。白天是一名工人，夜晚是服饰分层打扮的典型的王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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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努力争取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并尽可能快地将本国现代化，这一行为鼓励了人们采取更实用主义的态度。尽管每年都会有多达7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产生，但中国依然有超过2000万的“待业人员”——北京官方对失业的委婉说法。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中国一直在悄悄地鼓励私营企业适度重新出现。因此，有数以千计的小型私有商业不断涌现，为人民提供从自行车修理到裁制服装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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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的现在，深圳成了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建设大军挖排水沟、修建道路、为工厂和公寓楼打地基，扬起了满天灰尘。当地的妇女身穿香港制造的紧身牛仔裤，在路边的售货亭卖着美国和英国的香烟和听装的可口可乐，出租汽车司机一个劲地想拉上疑惑不解的游客，就他们那些破旧的日本制造的出租车，他们还开价要一小时6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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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文革”时期的北京人
要去和平咖啡馆，得在四联理发店向右转，然后经过东风电影院，一直沿金鱼胡同向前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关闭之前，这家咖啡馆吸引着北京一些最时髦的年轻人，像“穿着柔软光滑的衬衫和裁剪得体的西装，还有紧身的喇叭裤和棱角分明的黑鞋”的李新国；白天是一名工人，夜晚是服饰分层打扮的典型的王益民，“从下巴以上，他像个强盗。从脖子到膝盖，他像个刚刚从街坊小馆出来走进伦敦迷雾中的英国人。但他的膝以下，那里他的军裤配上他的卡其布运动鞋，他看起来像中国人。他的装束——浅呢软帽、雨衣还有军装——塑造出一个被截成三截又被拼凑在一起的形象。”
这就是奥威尔重新发现的北京人，他自20世纪50年代从哈佛燕京研究所毕业后，就一直在关注着中国。他第一次到大陆是在1975年，知道了他所想知道的许多事情。中苏关系之间的裂隙和对美国最近在东南亚的战争的回忆加深了中国传统上的孤立感和自然而然的对外来者的不信任。虽然他为了和平与友好而风餐露宿，但奥威尔感觉他就像在“野蛮安排”的实验的一部分。没有平常的谈天说地，没有通信地址的交换，当然也没有女性同伴。“在中国缺少世界主义的城市街道上，当我走过时，我有时会看见母亲保护性地抱住她们的孩子。”
从1978年起，奥威尔几次重返中国去寻找那些改造过的街道。与过去相比，主动介绍的多了，对西式服装刮目相看。在和平咖啡馆里，王益民扫了一眼美国香烟、带有防震装置的手表和硬通货。他和他的朋友喝掺有啤酒的橘汁苏打，并讨论哪一个外国参观者愿意同他这样的人相处。
奥威尔能讲汉语，最后得到一本官方旅行的小册子；但他对王益民到底从事什么职业却始终拿不准。对他的印象深刻是，许多中国人表露出表达言论和欲望的意愿。一位年轻的女性说，她梦想成为一位时装设计师：“当然我希望在我的一生中得到对我最好的东西。我认为那是人性本质。”奥威尔发现这样的情感与国家创立人的正统观念背道而驰，就像那些高举毛的小红宝书的人突然怀抱心理训练的手册。
“出去看外国客人！”充满了观察，它相当于1000幅崭新的新中国的照片。在上海宽阔的人民广场上，他遇见了乘机动脚踏两用车，在街灯柱之间进行障碍滑行的3个年轻人。其中一个男孩穿着他自己缝制的蓝色喇叭牛仔裤。他甚至带上了一个用圆珠笔写的LEVIS标签。在东北城市大连，奥威尔逛了“自由市场”，这里到处是叫卖陶器的小贩。他感到纳闷：这些商业活动如何有别于资本主义。他的导游回答说：“为什么它不属于资本主义？原因是它在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不允许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而剥削别人。你不能雇用另外一个人为你工作，为你挣钱。但假如你更加勤奋努力地工作，勤劳致富，那就对了。”
昨天的异端邪说成了今天的诡辩论据，昨天的敌人或许会成为明天的主顾。奥威尔注意到：来访的中国官员礼貌地享受着当地人的热情与好客——他们被邀请品尝大块的热乎乎的、还在流血的牛肉；热情的女主人几乎要撑破她们的紧身牛仔裤与衬衫。
在观看牛仔竞技表演时，中国代表团仔细听着，面无表情，而同时一个公共广播系统里的声音宣布表演开始。
美国人游历了中国的农场和工厂；中国人穿行于迪士尼乐园和飞机制造厂。这样的场景应该使从长岛到西雅图市场发展管理者感到振奋。奥威尔并不如此乐观。“在中国我所看见的是，我周围每个地方都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写道并深思，是否“所有这些靠利益激发的活力最终将与用于在理论上指导中国的集体主义的道德规范相碰撞”。
奥威尔是怀旧的。尽管目标是不现实的，但无阶级社会的理想仍令他感到兴奋。
中国与荷兰的摩擦
向台湾出售两艘荷兰制造的常规潜艇几乎算不得属于本世纪的军火交易。但是，这宗议定的交易正在引起与3亿美元的价值完全不符合的吵闹。中国对于向它的台湾出售军事武器恼怒异常，它威胁说，将要削减未来同荷兰的贸易。台湾方面只要听到任何说要取消交易的风声，就会猛地抬起头，因此它也很容易像中国大陆人一样恼怒。这就让荷兰人陷在中间——在他们看来，北京向华盛顿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发出不要干涉台湾事务的信号，使得自己成了牺牲品，他们对此感到愤怒。
紧张的情况在荷兰议会引起两次激烈的辩论，因为，无论它采取什么措施，都要损失数以百万计的美元。议会将对这个问题进行表决，但是，随着周末来临，每个人都在猜测表决的结果。总理凡·阿戈特说：“为了明天能活下去，今天就要吃饭。”他公开表示支持这宗交易。交易成功会给荷兰带来急需的出口，并为这个失业率高达7.5%的国家提供600万工时的工作。但是，同中国的贸易潜力至少也是一样巨大的。随着政府内部的反对逐渐增加，凡·阿戈特可能不会再一意孤行强行批准这宗交易。
从一开始，阿姆斯特丹在这个问题上就跟中国处理得不好。凡·阿戈特访问中国刚刚过去几个星期，它就宣布了这宗交易。无论从哪方面讲，北京都被激怒了。它明确警告说，如果荷兰向台湾出售潜艇，中国将会减少同它的外交和贸易关系。
中国政府已经告诉几家荷兰公司，中国不再欢迎它们。荷兰的“壳”牌石油公司已经被要求停止在山西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石油天然气开采项目。中国政府还要求向大陆出口货物的欧洲出口商不要在荷兰港口停泊。
批准同台湾的交易将让荷兰每年在对华贸易上损失2亿美元，但是，取消这宗交易无疑会妨碍荷兰迅速发展的对台贸易。目前，荷兰与台湾的贸易额每年为3.15亿美元。
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威胁说要报复荷兰，但是，它已经有理由感到愤怒了。1月初，荷兰突然取消了台湾军官考察荷兰一座海军基地里的潜艇的计划。现在，凡·阿戈特总理又拒绝给予制造潜艇的维罗尔姆公司生产许可证。这一举措使得该公司不得不在别的地方寻求担保——台湾很可能将此视为是对它的怠慢。
无论北京对于这次潜艇交易的态度如何，它发出的警告既是针对华盛顿又是针对阿姆斯特丹。中国官员想要反击美国总统里根的亲台政策，他曾在竞选中称中华民国为“我们的老朋友和同盟”。具体地说，美国可能会向台湾出售军事硬件，包括先进的喷气式战斗机，而共产主义中国想要阻止它。当然，这对荷兰并没有多大的安慰，它不明智地扮演了一句中国谚语中的错误角色：“杀鸡儆猴”。
不再急功近利
“中国的经济工作将从急功近利的痼疾中解脱出来，它将以自己实际的经济条件为基础，把重点放在实际的效果和稳步发展上。”这是中国副总理姚依林2月28日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上的一番发言，他描述了由中国经济设计者们所做出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决定。姚宣布大幅度削减13%之多的1981年财政预算；其中影响最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将被削减几乎一半。北京似乎在重整3年前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实现四化”的发展战略。（注：1978年年初，中国规划了至少120项工程，以提升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水平。）
这项大削减并没有使外国公司感到惊讶，因为在过去的仅仅一个月里，北京撤销或中止了5项价值25亿美元的工程。损失最大的是那些在1978年和1979年受中国雄心勃勃工业扩展计划驱动，最先涌进中国市场的日本和西德公司。日本的一些公司，包括东洋机械工程公司、三菱石化公司等失去了在南京、胜利和北京建设7处石化工厂的合同，价值6.4亿美元。法兰克福的鲁奇机械联合企业预计将失去价值4.5亿美元5份类似合同中的3份。
更具爆炸性的是北京停止建设位于上海附近的宝山钢铁公司的二期工程。这一在建的50亿美元的工程被视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里程碑，中国在1978年与各大财团签订了合同，其中包括西德的西门子公司。这次停建的部分包括由西门子和其他三家公司联合建设的6.5亿美元的冷轧机设备，与三菱重工签订的4.25亿美元合同以及与日本钢铁集团的1.4亿美元工程。
中国这些被抛弃的贸易伙伴所表现出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一位日本商人谨慎地说：“如果中国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日本人民会非常失望的。”在波恩，经济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相比之下显得生硬：“当签订合同时，我们尊重他们，即使合同对于我们来说有极大的难度。我们只希望我们的商业伙伴和我们做得一样。”只有迅速支付“足够的赔偿”才能减轻“对中国人可靠性的疑虑”，恩里奇·万斯表示，他是西门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但是任何一点赔偿都必须等待复杂谈判得出结果。2月，日本贸易代表访问了中国，并就合同的撤销进行商谈。现在，一个中国代表团抵达东京为谈判做基础性工作。中国的一个特别使团也预计在本月（1981年3月）的晚些时候抵达波恩。
这次合同撤销行为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商业信誉，而且也造成了令人惊讶的财政损失。根据一则日本方面的报道，中国已经进口并支付了29%的日本设备，剩余的大部分已经生产完毕等待装船运输。大批的机械设备也建造完成并已从西德和其他地方运往中国。专家们怀疑这些设备的大部分是否能再次出售——甚至是储存，除非花高昂的费用。
中国官员试图从好的角度解释当前的局势，于是他们说现在的紧缩是为将来的扩展创造更完善的基础。他们解释说，突如其来的裁减是制止通货膨胀造成大量财政赤字和日益增长外债的必要措施。他们还提到了波兰经济的萎靡不振，以证明中国从重工业向轻工业转换是正确的，因为这需要相对少得多的资本投资和复杂技术。
但是中国无法反驳人们的指控，即规划方面的失误造成了当前的问题。比如，在宝山钢铁集团的选址问题上，不够充足的港口、陆地运输和电力设备使得必须再建造额外的9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此外，建设石化工厂的冲动是为了实现到1985年石油年产量达7.3亿桶的目标，但是分析家现在怀疑中国是否能达到这一数字的一半。
当然，西方公司也并非毫无过错。欧共体中国问题高级专家路易斯·卡旺评论说，西方的出口商们非常渴望进入中国这一拥有10亿人口的大市场，因此他们无视一年多以前就已出现的即将进行紧缩的显著信号。甚至在更早以前，一些像西德经济部长奥托·兰布斯多夫伯爵在内的怀疑人士就警告过，他们说中国根本就不具备接受如此庞大商业行为的能力。但是这些警告大部分都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虽然中国经济前景堪忧，但也有一些光明之处。一个积极的标志就是中国良好的对外贸易状况，它在1980年增长高达20%。今年尽管削减了大规模的采购，但其增幅至少是一半。对于美国而言，令人鼓舞之处在于中国的紧缩政策使美国公司有新的机会与日本和西德的公司进行竞争。美中贸易委员会副主席罗杰·W.苏利文得出结论：“我当然不会建议任何人在中国目前重新调整的阶段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如果那样做的话，你的竞争对手就会向前推进。”
洪水与饥荒
1981年3月底，国际救援组织的官员私下里非常紧张——也有些惊骇。他们终于明白了数月以来引发传言和猜测的不幸事件所带来的后果。中国，这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正经历着自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来最为严重的——至少是这样宣传的——一系列自然灾害。在两片不同的广阔区域里，大约2000万人口正依靠政府提供的匮乏的谷物配给维持生活，以应付洪水和干旱两大灾害。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在它执政的31年历史上第一次被迫发表了慎重的请求，呼吁大规模的国际援助。这一请求是如此惊人和具有爆炸性，以至于无论中国还是联合国的官员对此都异常重视。
去年夏天，中国中部的湖北省遭受了数星期的倾盆大雨，导致了26年以来最为严重的洪灾。尽管宏大的防波堤阻挡住了来自扬子江的主要洪流，但是其他142处支流干堤却被冲垮，洪水淹没了地势低矮的产粮地带，使大约620万农民和家庭受到影响。受灾地区的一位观察家表示：“大部分的农田都被淤泥和碎片覆盖，无法进行耕种。有些村庄里的几乎所有东西都被大水冲走。”尽管清理工作已经开始，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依然居住在暂时搭建的小棚子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过的是每天只有14盎司粗粮供应的饥饿生活。
然而，如果与发生在以河北为中心、影响到周边5个省并持续两年的旱灾相比，那么这场洪水就显得黯然失色了。估计有1400万人分配的口粮仅够维持生存。据一位最近前往参观的人称：“那里有大片干涸的土地自去年年初以来就颗粒无收。水井要么枯竭，要么水位极低。”同时，那些地方传染病流行。然而，干旱依然没有停止的迹象。一位国际救援官员表示：“从这再往别的地方，情况只会更加严重。”
去年12月，中国领导层终于做出决定，打破毛时代国家必须自力更生的原则，悄悄地向联合国灾害救助署求援。于是，该组织的考察团在1月前往了受灾地区。他们对中国自己的紧急救援措施印象深刻，因为至今已有5000人死亡。但是他们预计中国将需要150万吨大米、小麦和其他粮食，还需要药品、衣物、毛毯、种子、奶粉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
目前，国际援助将来自哪些国家并不清楚。3月底，第一批1700万粒维生素药丸从联合国在丹麦的仓库运抵中国。欧共体也保证提供价值620万美元的援助，其中大部分为奶粉和食用油。尽管美国满怀同情地听取了中国的请求，但截至本周末，华盛顿方面还在考虑它的救援品。现在，用于国际救援的粮食储备已经因为非洲饥荒国家以及其他诸如波兰、越南等国的请求而变得非常紧张。因此，中国将不得不紧急从国际市场上购入至少7000万美元的粮食以满足它的需要。
中国官员坚持说，中国将尽最大可能自己渡过难关。但是持续的困境会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因为河北和湖北省是传统的农产品富余区域，这就意味着两省的困难将把整个中国的粮食供应置于失控境地。去年，中国被迫进口了1200万到1500万吨粮食。如果干旱继续的话，那将影响到多达1.3亿的人口，使整个经济处于混乱状态。正如一位联合国官员所说的：“想象一下，世界人口的1/4将依赖西方是个什么情景。”
1981年的中国基督教
今年复活节的日出时分，长城上举行了礼拜式。在这次礼拜式上，以及在北京的教堂里面，成千上万的基督教徒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
上海市中心，800名教众挤满了漂亮的红砖砌成的福善堂，人们只有站的地方。信徒们高唱《爱是神圣的，所有的爱都是超越的》的圣歌，此后，他们听了李文凯牧师的布道。他告诫他们要始终忠于基督，而不仅仅是在星期天。这座教堂是上海重开的5座新教教堂之一，全国已经重开了100多座教堂。
1980年，渔业和加工业城市无锡的平安夜，就像在中国其他的40个罗马天主教教区一样，当地的教堂在被关闭10多年后，又重新开始供奉上帝。但是，由于中国的天主教徒不了解第二届梵蒂冈大会决定的礼拜式变化，3000人的会众只好用拉丁语庆祝弥撒节。庆祝活动以真正的中国式风格在户外结束，人们燃放的烟花照亮了整个夜空。
一个生活在河南农村的小贩说，去年，在他的公社举行的三次洗礼仪式上，“300到400人成了基督徒。”此人是一个很松散的“家庭教堂”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发展极为迅速，特别是在农村。
南京神学院，年轻男女坐在刚刚重新漆过的教室里，聆听新教的基本教义——他们还上英语课和其他一些世俗课程。神学院是3月份重新开始招生的，从500名报考者中挑选了47名学生。该校是1966年以来第一家被批准培训牧师的学校。在那一年，毛泽东的红卫兵关闭了学校，逮捕了教员，毁坏了小礼拜堂，以及神学院图书馆里4/5的图书。
即使是在3年前，这样的情景还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天，随着共产党政权决定履行宪法里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的诺言，基督教和中国其他一些宗教信仰又重新走向公开。
数千万——也许上亿——中国人仍然信仰古老的儒教、道教和佛教。它们对中国人来说既是文化力量，又是精神力量。许多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就一直牢牢扎根于中国人中。尽管自从19世纪末以来，中国就吸引着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10亿人口只有不到1%的人是基督教徒。
尽管基督教在中国地位并不重要，中国的每个省都传来基督教复兴的报道。基督教徒的人数已经和1949年共产党掌权以前的信徒人数一样多了，皈依上帝和广泛传播的奇迹疗法的故事村村相传。从“劳改”营释放出来的牧师和修女——有些人在那里待了20年——正在回到他们的教区。共产党政权正在将没收的教会财产返还基督教会众。它甚至常常向占据财产的那些人收取租金，以便让基督教团体能够开始修复工作。即使在伊斯兰教徒聚居区也能看到基督教的踪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天主教徒现在一边重建教堂，一边在一座用稻草搭成的临时教堂里做礼拜。
中国现在对宗教采取仁慈的态度，原因是它想赢得外国的尊敬，发展对外贸易，以及它想维护国家统一，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最高的新教领导人丁光训主教这样描述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宗教策略，“信教和不信教的人的共同之处是爱国主义。他们都希望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富强。”
中国同苏联一样，印刷《圣经》和传单，甚至开设教堂都需要政府的批准。对年轻人的宗教教育只限于在教会内部的小规模集会上。事实上，中国新实行的宗教自由是不完全的。相对于重开的教堂，还有更多的教堂仍然被用作仓库或兵营。
南京大学是6所设立新的研究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学校之一，该校举办第一次关于基督教的学术讲座时，有100名学生参加。北京的一名年轻女工说：“……我喜欢基督教是因为它强调人类关系中的慈爱。”
对于那些着眼未来的城市居民来说，基督教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仅仅因为它是美国和大多数欧洲现代化工业国家的宗教信仰。已经重开的教堂大多数位于城市，它们受全国性的新教和天主教机构的管理。这些机构和政府领导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密切协作——独立的教派已经被废止——丁光训主教是所有中国新教教徒的正式领导人。
香港的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在中国进行了180例深入的录音采访，在此基础上，它告诉《时代》记者翁兵，“文化大革命”期间仍然有几万多座“家庭教堂”，这些教徒是中国基督教徒的主流。新教教徒比较适应世俗领导人的领导，他们开始在这些领导人的家里举行礼拜式，通常是在夜间。教众在礼拜式上共同学习凭着脑子记下来的《圣经》故事和圣歌，没有教堂可去的天主教徒也常常加入这些集会。
这种的礼拜式导致出现了一种真正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使得中国的基督教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控制，因此它对于恐惧外国人的中国人的吸引力就更大了。丁光训主教最近正式承认了所有的农村家庭教堂，他希望能够逐渐将它们统一在自己的组织之下。
中国的天主教徒比新教教徒要少得多，他们的情况很复杂。中国的41名主教中只有8名主教是由梵蒂冈任命的。其余的33名是中国的教士选举产生的，没有得到教皇的批准，他们都是政府批准的天主教爱国协会的主教。在这样一种教会分立的形势下，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73岁的多米尼克·唐主教，他是一名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经过培训的耶稣会士。尽管唐是梵蒂冈任命的，一直对教皇很忠诚，而且到目前为止他还拒绝加入天主教爱国协会。
今年2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菲律宾期间，谈到了中国。他说，“无论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它们都是属于过去。”富有深意的是，教皇并没有冒险激怒中国。他没有向中华民国派遣罗马教廷大使，也没有指派红衣主教继任已经过世的南京保罗红衣主教俞平（1949年他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教皇断然将台湾的宗教领导人称为“台湾的主教”，而不是中国的主教。梵蒂冈内部人士相信，他将会断绝同台湾的关系，以换取同大陆恢复关系。
但是，中国对教皇在菲律宾的讲话反应很冷淡，“爱国协会”的主教可能会怠慢罗马教皇，拒绝梵蒂冈的建议。即使能够解决现在的主教的地位问题，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可能也不会让远在罗马的教皇委任以后的主教。
邓小平会见黑格
1981年6月下旬，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马尼拉与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谈到他和中国领导人举行的为期3天的会晤时表示：“那确实是有些紧张的时刻，但我们的确办成了不少好事。”黑格恐怕也知道美国与中国已达成的协议既是富有成果的，但又带有一定的危险性。这位国务卿不仅改善了自罗纳德·里根上台执政以来不断恶化的中美关系，而且将两国关系推动到一个更为紧密的伙伴关系，而这肯定引起了苏联方面的警觉。中美新型关系中最显而易见的标志就是：两国发表声明，美国原则上同意向中国出售武器。
美国的这一允诺可谓危险与希望并存。苏联对与它共有4100英里边界线的中国心存戒心。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黑格的中国之行无疑是美国新政府致力于反苏立场的又一明证。无论美国出售给中国的武器多么微不足道，它依然加重了紧张气氛。在莫斯科，苏联的美国加拿大研究学院院长乔基·阿巴托夫告诉《时代》外交事务通讯员Strobe Talbott，黑格的中国之行“完全是针对苏联的政治讹诈，这进一步证明了华盛顿即将与苏联展开的有关恢复关系的对话是虚伪的”。
一些外交观察家对做出出售武器决定的时机感到意外，据说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黑格即将飞往北京之前匆忙决定的。当时，苏联正全力关注着波兰境内的民主自由浪潮。而美中之间的新协议会使莫斯科更加孤立，并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认定镇压波兰人的行动不会使美国损失什么。美国官员坚持说，对华出售武器不过是改善与北京关系的很自然的一步。他们声称，美国已经为将来与中国打交道保留了回旋余地，对苏联同样是这样。
国务卿却刻意对武器声明轻描淡写，他指出美国还没有接到中国人购买武器的具体要求，但是中国的每一项请求都要一一经过国会与盟国的审批。尽管中国人很有可能对购买诸如反坦克武器、防空导弹等防御性武器兴趣很大，但他们的出货单不会太长。由于受到资金的困扰，北京把军事现代化置于较低的优先地位，今年中国大幅度削减了17%的国防预算。一位美国官员称：“中国人在军火市场上的购买力仅在多哥和扎伊尔之间。”
黑格曾在1972年帮助安排了理查德·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因此他在中国受到了礼遇。他首先与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进行了两轮会谈，之后又与主管经济的副总理薄一波举行了会晤。当黑格谈到里根政府计划缩小国家对经济干预的范围，并向地方政府放权时，薄一波，这位负责当前大规模财政和税收改革的领导人大呼：“你们的计划听上去就和我们的一样！”此后黑格又会见了国防部长耿飚，并与副主席邓小平进行了长达2个小时的交谈。一位观察家评论说：“他们果真好上了。”国务卿还与中国总理赵紫阳举行了会谈，赵给予了黑格高规格接待：他在重重高墙的中南海内接见了黑格，那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住处。
黑格此行的首要目的是与中国达成战略共识以“遏制苏联军事力量扩张的机会”。在与黄华的会晤中，黑格满怀激情地阐述了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他指出美国与中国在诸如南部非洲、中东等问题上存在分歧，然而这些差异是战术上而非战略目的上的。在热情洋溢的宴会致辞上，黑格指出：“我们的目标实际上在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类似的，如果不相同的话。”在与记者的谈话中，黑格不断地形容中国是一个“友好的不结盟国家”。但是，中国的态度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克制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告别宴会上，黄华指出“我们双方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他还礼貌地表达了对里根政府是否能比卡特政府更好地履行诺言的怀疑态度。
正如人们想象的，最棘手的事情就是美国对台湾的支持。黄指出，里根对台北政府的友好姿态使台湾在与北京达成和解方面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对此，黑格的回答是美国将继续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但是之后他又悄悄对记者说，“中国人对这一点是理解的”。他向黄华保证，是否向台湾出售美国先进的FX战斗机还未做出决定，而且对于台湾方面的武器需求，美国将严格从军事，而不是政治角度决定。
除军售协议外，黑格还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他向东道主承诺，美国政府将向国会提议修订超过100项的将中国作为共产主义敌人对待的美国法律，就如国务卿自己所说，“这些法案将中国推入了苏联的阵营。”放松的出口控制将允许北京购买先进的机械设备，如雷达、计算机等军民两用的装备。
少些理论，多些生产
电视摄像机慢慢地围绕人民大会堂富丽堂皇的听众席拍全景，那里1万名共产党员聚集起来庆祝有重大意义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的结论。突然，人群慢慢隐退，电视屏幕属于两个坐在主席台上的小个子。他们穿着同样的白色运动衬衫，愉快地微笑着并向浪潮般的掌声致意。其中一位是党的常务副主席邓小平，另一位是66岁的胡耀邦，新宣布的党主席。
在邓的领导下，这个群体将中国从之前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致力于工业、技术的发展和军事现代化。中央委员会六易其稿，完全推倒重写的27000字决定。这是为时一年的内部冲突争论的产物，是对毛近39年执政期的全面的检讨。尽管决定仍肯定毛“在缔造及建设我们党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抹杀的功绩”，但他被指犯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涉及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的错误”。毛最严重的错误，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国“最严重的倒退和最严重的损失”。决定强调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牺牲者的名誉。
胡耀邦作为党主席第一次讲话，他讲到前面的道路将会如同攀登中国著名的泰山一样，“漫长而又曲折”。的确，在会议的最后时刻所指明的道路，对于一个从30多年压制中刚刚开始复苏的国家来说，是太过于雄心勃勃了。计划呼吁建立一个保证人民权利、保护宗教自由和在党的控制下扩展民主的法律体系。毕竟，这些崇高的改革设计出来了，这个计划同时突出了邓的使经济现代化更为实际的优先地位，并产生了一部关于私有企业的法律。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重新确认了帮助第三世界的承诺。在另一外交领域，外交部长黄华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出访新德里。这是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来中印第一次建立更为友好的关系的尝试。
另一方面，官方新闻社新华社宣布，假如美国坚持支持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准许美国对在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发展商业与文化关系，中国有可能不得不对台湾使用武力。1981年6月里根总统说，他倾向于赞成这个法案。中国批评里根的立场，新华社说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尽管在台湾问题上有些龃龊，但美国还是受到近一周来自北京的消息的鼓舞。一位国务院专家说：“现代化者和改革者越是加强他们的地位，我们就越是乐于见到。它只会在未来数年内产生出一个更为强大的中国和更牢固的中美关系。”
胡耀邦——严厉的管理者
胡出生于中国中南部的一个农民家庭，14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共产党。他第一次引起毛的注意是在与国民党进行的国内战争期间充满传奇色彩的长征中，当时共产党穿过11个省，远征6000英里即将到达陕西省的延安。尽管胡未从中学毕业，还不得不自学，毛在20世纪30年代派他到越来越重要的共青团岗位上去工作。1941年，胡遇到了邓，当时两人都在部队任政治委员。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胡晋升为共青团的领导。
毛于1966年发动他的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时，胡和邓一样，被贴上了“走资派”的标签。两个人都被剥夺权力将近10年。胡被流放到一个再教育营，在那里他不仅被强迫放牧牛羊，还得和牛羊吃住在一起。
当邓在1975年从流放中抬起头来，他把胡从马房中带了出来。但当胡准备了一个报告，指责政府将科学家错误地使用为农业工人时，他又一次被“清除”了。他的报告被斥为“大毒草”。
随着毛在1976年去世，胡又一次被邓推上了权力的舞台。从1980年起，他一直作为总书记处理中央委员会的日常事务。
即使在中国也对胡的家庭所知甚少。据信有3个已经成年的子女，据说多年来他们所有的人都在他的领导下过着同样俭朴的生活。
越南的麻烦
“我们的目的不是把越南打败，我们的目的只是让它恢复正常感觉。”新加坡外交部长苏比·哈那拔兰1981年7月在93个国家召开的一次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如是宣布。这次会议是讨论一个复杂而又有争议的问题：如何劝说——或迫使——越南从柬埔寨撤走它的20万军队。
从一开始，会议就面临着一个主要的障碍。越南，这个在过去30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柬埔寨的国家和为入侵提供资金的国家苏联都抵制了会议。由于柬埔寨政府是越南扶植的，因此也未被邀请与会。
但美国和由5个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仍然希望这次会议能够提供华盛顿称作“安排框架”的内容，并提出一些能够让河内从代价昂贵的冒险中退却的具有诱惑力的条件。东盟设计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消除越南对它撤出柬埔寨之后中国会夺取这个国家的担心。这个建议呼吁所有在柬埔寨进行权力争斗的力量，包括中国支持的3万到4万红色高棉游击队放下武器。这样，一个中立的、过渡性的政府就可以在联合国的监督下建立起来，并组织自由选举。
在金边，一位柬埔寨官员嘲笑了这个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想法。在莫斯科，塔斯社把这次会议称为“惹是生非的闹剧”。北京对解除红色高棉武装这一点感到愤怒，在联合国，这个计划遭到中国外交部长韩念龙的反对，他告诫警惕越南的“两面三刀”。经过一周，一个含糊的妥协性计划被通过，呼吁做出“恰当的”安排，以确保柬埔寨的武装派别不干预或破坏选举——假如这种选举会发生的话。
这个问题不仅涉及长期经历灾难的柬埔寨人民的命运，同时也涉及相互竞争的中国与苏联的战略利益。在1979年越南从柬埔寨赶走了北京支持的波尔布特政权之后，苏联一直以每天300万至600万美元的代价资助越南。
美国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在联合国讲话时间接地指出，假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经济援助就会接踵而至。他警告说：“美国会继续对任何向越南提供的经济援助提出严肃的质疑，无论援助来自何方，只要越南还在侵略中浪费它宝贵的资源。”华盛顿已经成功地暂时冻结了联合国给越南的1.18亿美元的援助。
同时，美国也和中国东盟一道，共同促成了柬各种力量的联合阵线，以与越南进行战斗。因为联合阵线主要成分是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里根政府在间接支持共产党的战斗部队的时候处于一种反常的立场，一位国务院的高级官员说：“我们将会提供政治和心理的支持，但我们不会承诺任何军事援助。”
使事情变得更为糟糕的是，美国对柬政策是建立在向东南亚扩展战略的基础之上。在联合国，黑格把事情解释得更明白。他告诉莫斯科，作为越南占领柬埔寨的“资助商”，苏联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有“特殊的义务”。将来，改善的美苏关系可能会受到莫斯科在此次会议上的表现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从阿富汗撤离的会谈的影响。
悄然的市场观念
贯穿整个文化大革命直到毛泽东1976年去世，中国为经济行为所制定的规定是很严格的。如果哪个农民私自出售蔬菜或城市的家庭主妇沿街兜售刺绣围巾，那么灾难就会降临。他们的命运：被指责为“资本主义残余分子”，并遭到邻居的贬损和排斥。
毛去世后，人们努力争取打破意识形态的束缚并尽可能快地将本国现代化，这一行为鼓励了人们采取更实用主义的态度。尽管每年都会有多达7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产生，但中国依然有超过2000万的“待业人员”——北京官方对失业的委婉说法。为了缓解就业压力，中国一直在悄悄地鼓励私营企业适度重新出现。因此，有数以千计的小型私有商业不断涌现，为人民提供从自行车修理到裁制服装等服务。
现年28岁的黄德衡（音）在两年前还属于北京失业大军的一员。当时，他和一群待业的朋友对国营照相馆为游客在天安门广场、故宫等旅游景点提供快速拍照的业务发生了兴趣。于是，朋友们一起凑钱加上借的钱买了一架照相机和胶卷。现在，他们的业务已有54名职员，利润累计达20万美元。“起初，我们甚至连如何冲印照片都不知道，”黄回忆道，“但最后不知怎样就会了。”一个不可缺少的动力就是纯粹的利润驱使。“我们意识到许多老年人无法外出照相，于是我们就带着相机直接到他们的家中。而国营照相馆是不会这样做的。”
北京最成功的企业家要算28岁的张战英（音），她是一位个头高挑、容貌端庄的妇女。1979年，在几经周折却没有找到工作后，她就在天安门附近摆了个茶摊。在做生意的第一个月里，她和伙伴就赚了600元（合350美元），此后，她们又开始卖快餐，以后又卖杂志、化妆品和服装。张现在开办了6家大型商店和10座售货亭，有职工326人，每月销售额达60万美元。
与国营企业不同，中国这些方兴未艾的资本家可以解雇不能带来收益的工人，但是他们又不是完全不受政府的控制。他们需要办理营业执照，并在2年的延期支付期后必须缴纳税款。偶尔，政府自己的行动也会被腐败所沾染：《工人日报》报道，在东北城市长春，要获得卫生和建设部门的许可必须缴纳回扣，一些官员甚至威胁说如果不让他们白吃白喝，他们就让私营饭店关门。
对中国新兴的资本家来说，他们得到的益处并不是发财致富——无论黄还是张的月工资都不超过70元（42美元），而工厂工人的工资也有35美元——而是仅仅可以就业罢了。据《工人日报》报道，有毕业两年的高中生还在找工作，而10个大城市去年已经就业的人中，有60%是在私营企业中解决的。在全国范围内，超过80万的人现在从事的是“个体劳动”。《工人日报》说：“真正的就业只能由国家提供，这一社会观念、传统思维必须转变。”高级经济学家薛暮桥进一步指出：“不久以前，有人还认为这些企业是‘资本主义的小洞’，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洞扩大成大门。”
抨击美国对台政策
“10亿中国人民不可欺。”北京官方的新华通讯社近来有意严词反驳了《华尔街日报》的一篇社论，该社论呼吁里根政府，不要每次中国大发脾气时都畏缩不前、阿谀奉承，应该向台湾给予更多的援助。新华社的一篇文章称，一些美国人相信中国不过是“一块他们可以随意切割的蛋糕”。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继任的华盛顿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维护那艰巨而又微妙的外交平衡，坚持华盛顿和北京在1972年上海公报中提出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以免冒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人民。在上海公报以及后来的1978年关系正常化协议中，美国和中国都同意台湾在技术上是中国的一部分。然而美国却不想抛弃这座岛上的老盟友。在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中，华盛顿方面同意提升与台湾的商业和文化关系，并向其提供防御性武器。
似乎直到前不久，北京才开始理智地理解了美国这一必须的相互矛盾的立场。比如，就在去年，卡特政府授权向台湾出售了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当时，北京对此几乎闭口不谈，但这些天来，中国发出的尖锐言辞标志着他们态度的重大改变。在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6月访问北京之前，中国人就发出了一系列的警告，而且一次比一次坦率，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发表的声明把中国的抗议推向了顶峰，声明称“如果美国再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将不可避免地做出强烈反应”。
显然，北京一直牢记着罗纳德·里根在总统大选中表达出的对台湾的支持，他还保证如果当选，他将升格美国与台北的关系。黑格对中国的访问就是要试图打消中国领导人的疑虑，表明美国实际上并未改变自己的立场。但是就在黑格尚未离开中国之前，里根总统又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挖黑格的墙脚，他表示：“我并未改变对台湾的感情。”中国人困惑之极，他们在黑格按计划离开的几分钟前，到机场拉住他质问总统的那番言论。从此之后，中国对华盛顿台湾政策的抨击就渐渐变得严厉。
无论是北京还是台北都认定，里根政府在中国政策上言行不一致。尽管里根在竞选中做出了保证，国务院近来与台湾代表也谈到与台湾建立更加“频繁”、“诚恳”的关系，但事实上美国政府的官员坚持认为，里根对台湾和善友好的态度其实是形式多于实质。为了突出美国政府推行的是明确的亲北京的政策，黑格甚至提醒工作人员，与台湾代表的会谈不能安排在美国政府的大楼里。不仅如此，华盛顿决定将不承认台湾，不给予台湾代表以任何形式的官方地位。同时，向台湾出售战斗机的决定也推迟。台湾要求在波士顿建立另一家办事处以处理领事事务，这也遭到了拒绝。
那么，北京为什么如此猛烈地抨击美国呢？有一种解释认为中国的言语表明北京的外交政策出现了分歧。
在常经云（音）——台北政府支持的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看来，北京也可能误解了华盛顿反对苏联的有关表述。常认为北京抱有一个夸大的观点，即美国在与苏联对抗的过程中多么需要中国这一“战略资源”。他指出，华盛顿事实上已经在中国政策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让步。中国为此受益匪浅，它借此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威望，并有希望从美国购买武器。北京大概相信，进一步向华盛顿施压会带来更多的好处。
与此同时，台北方面也以更加微妙的途径竭尽全力影响美国的政策。它拒绝了对托马斯·休·史密斯——现任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总领事——担任美国驻台联络处（美国在台湾的非官方机构）负责人的非正式提名。原因：台湾想要一名级别更高且与白宫关系密切的外交官。台湾方面还想散布出他们与华盛顿关系改善的消息，刺激北京并以此引起里根的注意，兑现其在竞选中改善关系的保证。
专家们还说，中国千真万确想有一天能控制台湾。但是没有人认为北京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大陆已疲于应付南边的越南和北方的苏联，它不会冒险去采取肯定导致与美国关系破裂的行动。根据中国问题观察家的判断，北京的目的是从外交、政治和军事上削弱台湾，直到它感到自己无力回绝进行谈判的建议。
深圳的实验
几十年前来中国的旅游者，看到中国的第一眼就是深圳这个沉睡的边陲小镇。从英国的殖民地香港跨过一座桥，很快就可以到达深圳。但是旅游者很快就能感觉到，他们正身处于另外一个国家之中，一个同熙熙攘攘的资本主义香港隔绝的世界。男男女女都穿着肥大的裤子，老是处于农村人的那种迷糊状态，只用1/4的速度挪着步子。
不久之后的现在，深圳成了一个巨大的建设工地。建设大军挖排水沟、修建道路、为工厂和公寓楼打地基，扬起了满天灰尘。当地的妇女身穿香港制造的紧身牛仔裤，在路边的售货亭卖着美国和英国的香烟和听装的可口可乐；出租汽车司机一个劲地想拉上疑惑不解的游客，就他们那些破旧的日本制造的出租车，他们还开价要一小时65美元。
深圳是一个正在茁壮成长的新经济特区的心脏。这个经济特区有127平方英里。西方的资本家可以在里面做生意。除深圳之外，在东南沿海还有其他两个自主经营的区域，即汕头和厦门。中国在进行的所有经济改革之中，没有什么比经济特区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靠得更近了。
3年前，中国官员就邀请香港的电器、玩具、鞋和衣服的制造商在深圳建厂了。中国告诉西方的商人，他们可以出口产品，分享利润。许多香港公司很快接受了这个提议，因为同那个拥挤的英王殖民地相比，深圳的租金要便宜95%，而且他们所支付的工资也要少75%。
然而，先行到达的人很快就碰到了严重的问题，因为深圳的工作质量太差了。雇员们大多都不熟悉扳手和其他的基本工具。中国的政府官员也要求在工厂的管理中扮演某种角色，比如任命主管人员，这些人通常是更擅长于搞政治，而不是经营一家工厂。此外，电话、道路和其他经济基础设施也非常有限。
深圳的一些投资最终几近是灾难，一些香港的投资者疲惫不堪地离开了那里。福特和三菱在香港的经销商同中国人在深圳建立了一个合资企业，生产卡车和客车。但这个工厂最终成了一个亏损大户，其产量只是潜在产量的很小的一部分，因为其管理毫无计划可言，同时也缺乏熟练工人。
虽然如此，北京官员还是下定了决心要使经济特区获得成功，而且他们也接受了一些必要的改革方案。政府让给外来的资本家的经营控制权越来越多。如今在某些情况下，投资者已能任命他们自己的本地老板了。很快地，外国经理将能自由地雇佣和解雇工人了。比如，电力和电子有限公司的电器工厂，在业主Y.K.陈坚持使用他自己的管理人员来指导生产之前，其产量是非常可怜的。这个工厂现在由24岁的陈宜晓（音）管理。她是一名从装配线上下来的女性。
中国人同时也努力地去解决基础设施中的一些问题。深圳对外经济和技术办公室副主任庞朋（音）骄傲地指出，很快就会有足够的电话和道路等服务设施，这个城市目前的建设热潮可以作为一个明证。香港的一位英国工程师说：“深圳现在也许看上去是乱糟糟的，但现在到处挖沟掘井，就意味着明年所有的基础设施将会到位。”
精明的商人早已很快地将资金投入到了一些令人困惑的企业之中。其中有纺织印染厂、大规模的生猪和家禽养殖场、饭店、造船厂，甚至还有一个百事可乐的灌装厂。香港的纺织和成衣制造商LMK集团，已在深圳投资了1400万美元，建造一个大型的印染厂，并将雇佣250个工人。经营经理埃迪·罗预测说，到10月中旬，LMK将会有每个月600万码布的产量。此外，他早已预见到，生产规模会扩大到包括纺纱、织布和制衣等方面。
在深圳以及独立管理的工业区蛇口，现在的外国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5.5亿美元。已有430个工程投入运营，另有330个工程正在建设或发展之中。经济特区就像是在共产主义的汪洋大海中的资本主义小岛一样，但是正在那里实践的做生意的技能也许会对整个中国的经济产生影响。
统一“九点”建议
几十年来，中共领导人对其对手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描述一直是，它“无非是一个叛国的、发动内战的独裁政府”。北京也时常拒绝排除使用武力攻占这座岛屿的可能性。但是1981年10月，北京抓住清朝灭亡70周年的机会，发动了一场旨在拉拢并赢得台湾的宣传战。在一项空前的提议中，北京邀请台湾领导人在统一后的中国与共产党“分享权力”。
初看起来，北京的九点提议似乎是为各自都声称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的两个政权之间，一直以来所有的不可调和的分歧提供了解决方案。如果台湾同意在政治上并入由共产党统治的大陆，北京承诺不会介入台湾的地区事务，并将允许台湾居民在大陆自由旅行。北京重申了已经成为对台政策一部分的一个巨大让步，保证台湾可以保留军队并维持现行的民主体制。台北的国民党领导人也将在北京获得职位。
分析家们几乎无人相信北京真的准备与其在台北的宿敌分享哪怕是一点点权力。可是观察家们还是感到，北京是真的有意启动那些可以为一些重要的内政、外交目标服务的谈话。中国政府，需要扭转国内的那些指责政府为统一所做的工作还很不够的言论。北京的提议也好像是盘算好了的，想要使里根政府确信没有必要把先进的喷气式战机卖给台湾，因为这对于北京来说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可能导致其与华府关系的崩溃。最后，中国做出这样的提议，可能是因为中华民国总统现年71岁的蒋经国的健康状况正在恶化。Swarthmore学院的中国问题专家肯尼思·利伯得尔说：“北京担心，蒋死后，岛内就再也没人有这样的声望和权力可以为统一做出如此大的举措。”
台北轻蔑地拒绝了北京的提议，说这不过是宣传。国民党政府的一位发言人詹姆士·宋宣称：“统一的唯一途径就是放弃共产党体制。”他还对《时代》通讯记者罗斯·H.门罗说：“我们不会和共产党中国谈判！”宋还奚落了北京关于统一后不会介入台湾地区事务的保证，“他们会变成中央政府，而我们则会变成地方政府。你听说过中央政府不介入地方事务的吗？”当被问及本地出生的台湾人会对打开台北与北京之间谈判作何反应时，一位颇受欢迎的台湾籍立法委员康宁上（音）说：“我们会战斗，我们会反抗。台湾人对去过大陆人所过的那种生活毫无兴趣。”
但是，台湾拒绝与北京谈判的强硬立场也可能给其自身带来风险，其中包括这样的可能性，即其不妥协的态度可能会削弱其与美国的关系。北京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说：“应当接受谈判的一个最有力的理由是，台湾绝不可能从北京得到比现在的这个更好的提议。谁知道10年以后形势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即使北京变得比现在强大了许多并且有能力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但美国注意力也可能放在世界其他地方了。”
农村承包责任制
北京的领导人曾经用“吃大锅饭”来描绘在中国广泛实行的合作化农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分别集中在52000个懒散的公社之中，差不多是平均地分享着他们的劳动所得。后来，北京向后倒退了一大步，不再坚持这种集体主义思想。政府通过实行它称之为“责任制”的政策，还农于个体家庭。这种新的制度正在逐步地改变着中国8亿农村居民中大多数人的生活。《时代》周刊北京局负责人理查德·伯恩斯坦最近走访了一些这种新型的个体经营的农场，以下是他的报道：
安徽省的君潭（音）生产队差不多有几个村子那么大，它由62户家庭组成。最近这些家庭购置了一些令人羡慕的东西：44部收音机，11台缝纫机，5辆自行车，47块手表和17台挂钟。这些东西在富裕的西方也许看上去不足为奇，但在中国，这却是名副其实的流行消费品。正如君潭的农民所认为的那样，他们之所以能够购买这么多东西，应归功于责任制的优点。
两年前，当这种新的政策尚未实行的时候，全中国的农民都被分组编入生产队，共同在土地上劳作。每个劳动者挣着工分，并以此来换取一定量的粮食和很少一点用现金支付的工资。但是在君潭，工分已经取消了。据估计，中国40%的农村也都这样做了。取而代之的制度是，每个家庭分到了一块自己觉得合适的土地进行耕种。第一年，农民从生产队可免费获得种子和化肥；到了第二年，农民就得用自己的钱，或者以低利率借钱来买这些东西。每年，农民都要签一份4页纸的合同。合同规定，他必须将其一定量的产品上缴国家。在正常情况下，农民都能超过他所分配的份额。他所能生产的超出此份额的任何东西，他可以留给自己，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拿到任何一个自由市场上去。自1978年北京不再明令禁止以来，已逐渐繁衍生出了37000个自由市场。
中国的官员们预料到会有人指责他们抛弃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合作化，因此他们解释说，责任制并没有真正地偏离集体主义农业，因为土地还是属于国家的，农民也不能进行买卖。如果中国这一大胆的新实验还不能算是西方所实行的那种私营耕作制度，那么，这就是在共产主义世界中，除波兰和南斯拉夫之外，同农村私营企业最为接近的东西了。
责任制代表了物质鼓励机制的一个胜利。仅仅是在数年之前，哪怕是农民自己养鸡、养猪，也会被无情地斥责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而如今，各个家庭却可以自己决定如何才能最好地耕种自己的土地了。有一些家庭成员还从农活中解放出来，干其他能挣钱的活。比如，君潭生产队的一个妇女通过给其他家庭做衣服，每年可以挣到235美元。而现年34岁的木匠刘章英（音），也通过为其他农民家庭制作木制家具，挣到了212美元。他解释说：“以前，我必须把做木匠活的收入的一半上缴，以挣得工分，以此来换取我的粮食份额。而现在，我能够保留做木匠所赚的一切收入。”刘和他家将耕种一英亩地的收入和做木匠活的收入合计起来，一年可以挣得1200美元。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这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中国的报纸同样也在宣传着这个国家其他地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在过去的3年之中，年平均收入以每年10美元的速度增长。而与之相比，前些年的年均增长还不到2美元。在沿海的福建省，农民们已开始用自己的资金购买了属于自己的机械，如脱粒机、小型拖拉机，甚至是用来打鱼的摩托艇。当以前还在强调集体主义平均共享时，可不会有什么能够刺激他们去这么做。在东北的辽宁省，这种新政策削弱了独裁的地方领导人的权力，因此据《人民日报》报道，现在在那里“打骂公社成员的现象少了，盲目指导、强制命令的现象少了，不参加体力劳动而瞎转悠的现象少了”。《人民日报》亦称，在地处北方中部地区的河南省，由于农民们对从事个体生产有着巨大热情，因此他们把本来留作儿女嫁妆甚至是用来给自己买棺材的钱，拿来购买化肥。
然而，新的制度也已经导致了一些问题。这种制度所产生的巨大效率，使中国本已严重的失业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因为它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力。据估计，在农村劳动大军中，有30%的人剩余。此外，中国的农村改革承认，当人们能够把个人所得利益视为直接结果时，他们会干得更卖力。这虽然大受欢迎，但也是姗姗来迟。在强制实施的集体主义政策之下，国家不断地鼓励农民们遵循乌托邦式的准则，例如“爱社如家”。在现在这个更为现实的时代，中国的农业官员承认，这种准则所导致的结果却是不如人意的。即使是目前，85%的农村的人均年收入仍不足100美元。北京的农业部官员刘序瑁（音）承认说：“过去的发展速度的确不是很快。”然而现在，中国的发展看起来已经开始加速了，因为中国又允许农民吃小锅饭了。
低潮
一般来说，中国政府的公开声明的开头都是“伟大的胜利”和“形势一片大好”这样的宣传。但在上周（1981年12月），当3202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会集北京举行一年一度的例会时，没有了自得之意。相反，最高领导人所描绘的是：国家正处于一个长时期的严重的经济困难期。
潜台词是重新确定在1979年由北京领导层首次推行，旨在扭转不现实的经济计划，它是在毛之后的中国实现所谓的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北京领导人12月坚持说，外国和中国商人都应放弃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过高期望。
确实，代表大会的代表被告知，国家的经济调整政策取得了一些“伟大的成就”。例如轻工业今年上升12%，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农村收入的增加。还有，财政部长告诉代表们，中国1981年的财政赤字将从去年的80亿元下降到16亿元。但重工业的产出比去年下降了5%。全国的总增长率仅为3%，对于一个据估算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50美元的国家来讲，这个速度太迟缓了。
还有，减少的赤字是通过降低消费来实现的。比如，首都基本建设支出从1980年的320亿元下降到今年的220亿元，几乎下降了1/3。仅在今年上半年，就有1500个工程被砍掉或缓建以节省经费。同时尽管中国呼吁其他国家在国防上增加投入以抵御苏联“霸权主义”，但它宣布中国的军事预算今年将下降到100亿元以下，与1980年相比下降了12%——与1979年相比，下降超过25%。
本届代表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是赵紫阳总理就中国的未来所做的报告。赵的报告如此之长，花了两天的时间才做完。报告指出今后5年中国将致力于把主要精力放在理顺他所称的“臃肿、重叠的行政机构”。传统上的低效官僚机构，可以上溯至孔夫子时代，历经战争、政治剧变甚至“文化大革命”而痼疾难除。据估计，现在中国有高达2000万的政府公务员。
在其他领域，赵宣布中国不久将向外国公司招标开采中国寄予希望的海上油田。他还确认了中国将尽量保持国内的石油产量高于每年10亿吨，以弥补不断增长的需求。
赵还发出了严厉的警告：绝不允许从社会主义中分离出去，绝不允许不服从党的领导。但他保留了对领导层自身的最强烈的斥责，指责官僚主义“带有胆怯、惯性和蓄意阻挠”，将中国的长期发展置于危险之中。他赞誉中国的现行政策，称一些工人的工资增长和城市与农村的储蓄增长是“较高生活水平和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的确定无疑的信号”。在近期经济前景暗淡的情况下，赵所能提供的最好承诺只能是长期的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