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年过去之后，如今的人们来到大同，寻找当时北国大都市平城的痕迹，首先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气象，莫过于云冈石窟这座留给全世界的艺术宝库。当然，北魏在平城这近百年的风云中，佛教的光芒也并非一直就那么绚丽多姿……
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就以其“因缘法则”“无常法则”等朴素的观念，抓住了民众一心向善、期待平顺的心理，拥有了越来越广大的信徒。北魏时期，佛教再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荡漾在皇宫内外，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极具影响力的一种宗教。
道武帝拓跋珪早在与东晋王朝交往时，就对佛教有好感。公元386年，拓跋珪称帝以后，喜爱研究佛经，也对黄老之术感兴趣。公元398年，他在平城建立佛教寺院，建造十五级浮屠（塔），亲自撰写《一切经》，铸造佛像千尊。道武帝请西域高僧法果在平城开坛讲佛，法果先给拓跋珪行跪拜礼，拓跋珪不解问：“既然讲佛，理当跪拜如来，如何跪寡人？”法果答道：“当今皇帝明睿好道，就是当今的如来，沙门自当跪拜。”法果讲佛的开篇之语，就感动了拓跋珪。他在京城的佛事大获成功，被道武帝请进皇宫，为皇帝专门授佛解惑。道武帝为法果专设一个职位“道人统”（此职位后改为沙门统），监管天下沙门僧侣。法果得到了道武帝的信赖和重用，佛教很快在魏朝得到了普及和提升。道武帝颁旨，倡导佛教、建立佛寺，依托佛教教化民众、安定民心；而且规定凡一心向佛、出家为僧的，可以免除兵役。在道武帝时期，大魏国从国库里支出了不少费用用于佛教事业或者僧侣日常开销。一时间平城内外佛寺建起不少，许多文臣武将还在家里设佛堂拜佛念经，黎民百姓则往返寺庙烧香拜佛，求佛祖保佑平安，而且有不少少年、青年步入佛门，成为沙门一族。
应当承认，在北魏政权刚刚诞生时期，道武帝拓跋珪对佛教事业支持和推广的力度是罕见的，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家办佛教，皇帝亲自参与佛教活动，给高僧以极高的礼遇，寄教化民风之希望于佛教，以此稳固其政权。二是从财力、物力和朝廷法度上保证佛教事业之根本，使佛教区别于其他宗教，以得天独厚的条件纵横于天下。三是佛教推广的深度和广度、民众和官吏的参与面之大都前所未有。四是允许道教、巫祝、神咒混合共存，一些地方的原始宗教，如神异、灵验、咒术等也比较活跃。这样做的意义，无疑极大刺激了佛教这一外来宗教在中国的普及和生根开花，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朝廷的财政压力加大了，宗教支出庞大，必然会压缩其他的正常支出，比如军队支出受到了影响，用于教育办学的开支也无奈减缩等等；朝廷的威望和号召力因佛教的陡然兴盛，而与之平分秋色。许多效忠皇上和朝廷的官吏与百姓，如今拜倒在某个高僧的门下，或者不渴求朝廷的庇护，以为遇到天灾人祸时寺庙和佛祖才是他们的保护神。
道武帝之后，拓跋嗣继位，史称明元帝。明元帝受先皇的影响颇深，他对佛教的痴迷，与道武帝比起来不差分毫。明元帝封法果为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被法果一一拒绝，遂对法果更加尊重。他下令在平城四周塑造佛像，并且亲自拜访高僧，指出佛教沙门要担负起教化民俗、稳定民心的责任。
太武帝拓跋焘是北魏的第三任皇帝，是个极为强势、极具个性又极度自负的皇帝。拓跋焘自幼对佛教并不排斥，但也谈不上喜欢。史学界认为他即位之后，受两个人的影响，对佛教产生了疑问，并最终做出让人难以置信的灭佛之决定。这两个人，一是寇谦之，一是崔浩。寇谦之是太武帝十分器重的道教大师，此人出身官宦家庭，从小对为官之道毫无兴趣，一心研究道教，常年打坐修行，自称是太上老君亲封的“天师”。崔浩则是太武帝身边无话不谈的宠臣、重臣。此人乃山东士族“清河崔氏”的后代，少喜道教阴阳五行之说，辗转被太武帝请来委以重用，随时请教国家大事。应当说，寇氏与崔氏，都是少之又少的大才子，而且他们都为大魏朝立下了许多不可磨灭的功勋。然而崔浩在受到太武帝长期重礼厚待之后，内心有了变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不再考虑为皇上做事要掌握的分寸，更多地体现自己的喜恶和意愿。在对待佛教的问题上，他犯下了大错。
崔浩反佛，是铁了心的。首先，他自幼喜道，对佛教一直排斥，他认为道教是唯一的天教，不需要佛教和其他宗教与之并存，或者是互为补充；其次，他在辅政期间，多番遭遇反对派和不同政见者，就是以太子晃为首的痴迷佛教的势力，这让他很是不快。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佛教，佛教不灭，他不罢休。正值顶峰时期的他，策划了一整套的计划。他多次向皇帝进言，说佛教势力越来越大，将来必成大祸：佛教僧侣打着教化民俗的招牌，干着反朝廷的勾当——号召皇帝的子民臣服于佛教、臣服于沙门，与朝廷分庭抗衡；越来越多的青壮年不愿服兵役，而愿意出家为僧，不仅造成兵源短缺还耗费国家财力，云云。公元438年，计划初见成效，太武帝下令，五十岁以下的僧侣全部还俗，以充兵役。六年之后，太武帝再次下令，禁止官吏和百姓资助或供养沙门，一经发现，严惩不贷。此时，拓跋焘对佛教的态度，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崔浩多年的“苦心经营”，没有“付之东流”。公元446年，崔浩跟随太武帝镇压盖吴起义，路过一处寺庙，发现里面设有暗室，并有大量兵器与财物，崔浩当即断定，此乃佛教组织密谋反叛之罪证也。太武帝大怒，颁诏天下，所有寺庙之佛像、经书，一概焚毁，所有沙门一律活埋。此令非同小可，一旦昭告天下，那将是冤魂无数。太子拓跋晃有意拖延颁布的时间，暗自通知有关高僧快速逃匿。他深知此为风险之大，但他一往无前，坚持大义，使许多僧侣和佛经得到了保护。但是此次灭佛，的确使佛教在中国北方的根基受到了极大的动摇。
不久，崔浩为“国史”一案被太武帝诛杀。其实内中原因，史学家们多半认为，他是一意灭佛才招致的杀身之祸。史学家们也给寇谦之翻案，说寇氏虽为道教大师，但灭佛之事与之无干。因为寇谦之的理论一直是主张向佛教学习，也向儒家学习，主张道、释、儒融合。北魏后期建起的恒山悬空寺，就有一处道释儒三教殿。这样的格局，与寇谦之的道教思想分不开。
北魏佛教再次兴盛，并且请昙曜大师开凿武周塞，参照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拓跋晃和拓跋濬的相貌，劈山凿石，雕刻巨大佛像，最终以五万多尊石佛造像创造世界艺术巅峰的，是在拓跋焘的皇孙拓跋濬即文成帝的时期。北魏的佛教，是国家办佛，成也在皇帝和朝廷，败也在皇帝和朝廷。昙曜大师，与法果一般，是西域高僧，他的功绩，是把佛教之国家化、帝王化，刻在了石头上，刻在了北魏王朝的朝纲上，刻在了每个朝臣贵族和子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