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在写《普通人的病与痛》之前就定下了，我知道自己肯定要写，但那时，却还不知道该写些什么。这个名字为《身边的少年》的空白文章，就这样放在桌面上，哪怕是期间清理过无数个不再打算留存的文件，甚至换过一次电脑，它也仍然倔强而空虚地在那儿。它在提醒我，一看到它，我会想起总归要写的这篇文字，还要一并想起自己那本才写了三分之一就搁笔的《少年与落日》。
少年少年，步入30岁之后，再从口中迸发这样的词语，甚至会觉得词语本身也是那么迷人，充满着青春的无畏与活力。我和我的同龄人，已经不复少年时，亦不复少年的情怀，开始一点点把人生的铁轨，接驳到那条无数人运行的轨道上，一列接着一列，在相似的站台，接上年迈的父母，载上初生的孩子，结识许多或漠然或热烈，上上下下的朋友，就这样往未来开去。但人们总会在某一刻回头，就不免仍要碰见“少年”这两个字。长大成人之后回想，少年的阶段，对一个人的生成竟是如此重要。于是，我带着步入中年的疲沓之心，要写写曾经和正在的少年们，我所见所闻的少年们。
1.
我上班的地方，挨着一所全国最著名的中学，经常中午和同事一起去那儿的食堂吃午饭。每次走进校园里，就会看到一群少年在奔跑着、叫喊着。他们似乎活力无限，冬天只穿不多的衣服，夏天却套着厚厚的校服。同事老龚经常说：看看附中的这些孩子，觉得我们真是些老家伙了，看看他们，蹦蹦跳跳的多好。是啊，只不过跨进校门的一刹那，你就会感到，这儿和外面的世界有了区别。一个少年都意味着年轻，何况成百上千的他们汇聚在一处呢？少年们昂扬而干净的灵魂，甚至漫过学校的围墙，把这充满汽车和人群的枯燥之地，打扮得带有早春的气息。
有一次，中午，我吃过午饭往单位走，路过旁边的中学。我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手里拎着一沓小广告，走几步就贴在地上一张，走几步又贴一张，在他身后，牛皮癣一样的广告延伸到很远。这也实在是司空见惯的场景了，我们走在大街上，不是每一天都会见到好多吗？小广告贴在马路上、天桥上、护栏上、路灯杆上、墙壁上、自行车后座上……而贴它们的，通常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从衣着和相貌上能看出他们来自乡下，不再读书了，到城里来讨一份生活。他们生存的工具就是胶水和印满了办证、刻章之类广告的小纸片，贴得到处都是。他们贴一张，就会赚到一张的钱，完全不会想到，自己的作为在别人眼里是一种破坏，是“非法和可恶”。
我也如所有司空见惯的人一样，看到他们，会自然地想到地上难看的“牛皮癣”，但也仅此而已。直到这一天。那个男孩贴着小广告往前走，突然从旁边冲出来一个十四五岁年纪的女孩，穿着校服，一看就是学校里的中学生。女孩蹲在地上，把他刚贴的小广告一张一张地揭下来扔进垃圾桶。男孩发现了，很吃惊：这大概是第一次除了环卫工人外，有人来揭他的小广告吧。他迟疑了一下，然后斗气似的把手里的小广告往地上、护栏上贴。女孩也生气了，跟在他后面往下揭。可是他贴得很快，她揭得总要慢一些，女孩更生气了，她放弃小广告，开始追那个男孩，嘴里喊着：不要贴了，你不要贴了，难看死了。男孩看着有点儿疯的女孩，这出乎了他的预料，似乎感觉到了某种不安，或者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作为可能并不那么理直气壮，飞快地跑开了。女孩看他跑了，也停住脚，喘着粗气，脸蛋泛红。她有点儿累了。喘了几口气，她又去把刚才男孩贴的小广告都揭掉扔了，走进校门，消失在学校里。
我回到办公室里坐下，脑海里总是闪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少年在追另一个少年，前一个来自农村，没读书，在打工；后一个生于北京，或许很快就会考上大学，她追着他，揭掉他贴的小广告，而他最终落荒而逃。他们几乎一样的年纪，却成了这样的“对手”，是怎样的生活和命运把本来应该是同类的少年变得如此不同？站在一个生活在北京的成人的角度，我们会多么热爱与欣赏这个女孩子的作为，她把一颗干净纯洁的灵魂献给这个世界；可站在一个来自农村的人的角度，我又明白自己毫无谴责男孩的资格。我深切地知道，如果我当年没有幸运地考上大学，而是出来打工，我很可能就是满大街贴小广告的少年中的一个。这件事，不再是简单的对和错，而成了一个疑问、一个困惑。我们都知道，这些打工仔是无法把城市当作家的，尽管他们无比渴望它是，有多少渴望，就有多少现实告诉他们这是幻想。
我想起，读大学时，经常去金五星百货城，那里是穷学生的天堂，什么都有，还很便宜。于是，就经常在那里看到警察把一些十五六岁的孩子抓起来带走，他们是小偷。被带走的时候，他们并不感到难过或羞愧，只是用一种奇异的眼神看着围观的人们。到现在，我也无法猜透那眼神里都有怎样的意思。找工作那段时间，经常步行换乘各种公交，偶尔会碰到某个少年迎面走来，到你跟前，突然间敞开外套，露出里面一台数码相机或一排手机，用并不标准的普通话问：大哥，要相机吗？便宜。第一次我有些吃惊，后来便习惯了，摇摇头。他们就又合上衣衫，风一般地从你身边走过了。也许无须猜测，就可以知道这些相机和手机是从哪儿来的。这样的少年一波又一波，我最早遇到的那一些，现在也已经二十几岁了，他们在干什么呢？
在这遥远的异乡都市，永远有少年在流浪，也永远有另一部分坐在课堂里读书。有一些东西，在把他们的过去分开的同时，也把他们的现在和未来分开了。我总感到某种愤愤不平，为人们在少年时，得不到平等的生长的机遇。特别是对农村的孩子来说，很可能一件微小的事情，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机会。可能是一次学费交不上，可能是冲动地打架……很多细小的可能，渐渐把他们的路推向坎坷和歪斜的方向。没有人会为此负责，而他们只能接受。
因为工作的原因，有好几次，我去印刷厂盯封面的印刷。工作人员带着我参观印刷的流程，一走进他们的大车间，就闻到了刺鼻的味道，各种胶水、工艺材料、纸张等的味儿混合在一起，让人头晕眼花。我看见车间里有近百个比我年纪要小的年轻人，在做着许多机械的工作，粘贴、装订、切割等等，那些平日里在书店的架子上趾高气扬的书本，现在多呈现为残缺的肢体，无言且无趣。我惊讶地注意到，工人们没有一个戴口罩的，在这么浓重的味道里。我问带我们转的工作人员，她说已经习惯了，戴口罩会觉得闷，习惯了就好了。一个人，以及他的呼吸道和肺部，需要多么强大和牺牲，才能习惯这种刺鼻的味道？我不敢细问这种味道对身体是否有损害，因为看起来这是不可选择的。
机械地工作的少年们，见我们来参观，他们只是抬起头，看了一眼，又埋头于自己手里的活计，没有闲谈，没有微笑，他们做得那么娴熟。可这算是一种技艺吗？工作没有贵贱，工作又怎能没有好坏？在回城的地铁上，我有点昏昏欲睡，可头脑里始终是他们的身影和神情，他们是那样的安之若素，在短暂的遭遇中，我看不出不满和无奈，或许有，只是藏在深处。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许多人的影子，那些我曾经的玩伴，十五六岁就开始出去打工、去建筑工地，打石头、挖煤、粉碎矿石，以及各种我还没来得及想象的事情。
他们也是一样的少年，但却有着不一样的青春。我似乎能找到命运区别的原因，但又似乎只是抓住了一缕青烟，在握紧拳头的一瞬，青烟也随之飘散。
2.
老婆是中学老师，每天跟100个这样的少年在一起，因而总会听到她讲他们的故事。有一年的时间，我和老婆住在她们学校的宿舍里，宿舍就在校园中。她们学校有很多流浪猫，我惊奇于这些流浪猫都长得胖胖的，以为是在吃食堂的剩饭，后来才知道，它们的伙食好得很。稍加注意，总是会看见穿着校服的少年们，从商店里买来火腿肠，掰碎了给流浪猫吃。学校里有一个大池塘，池塘里有红色的小金鱼，他们就又买来鱼食喂鱼。这都是很小的事情，很多人都在这么做着，但你看见一群少年这样做时，还是会感到某种感动。
现在住的小区，离地铁不算远，中间隔着另一个小区。附近上班的人们，一般都要绕过这个小区才能到达地铁。这个小区当然有贯通的东西两道门，但管理很严，要刷专门的卡才能打开。上下班赶时间，或者图方便的人，经常会等在门口，见有人刷卡开门，赶紧趁机进出。这一点大概让小区的物业很烦恼，可是又有点无奈。
有一天下班，我拎了些重东西，贪图省力，也走到门口去。我看见一个老太太，带着一个3岁左右的小女孩站在铁门里。小女孩手里拿着门卡，她奶奶把她抱起来，才刷上卡，门开了，我打开门，站到一旁，想让祖孙俩先出来。可是这位奶奶连忙摆手让我先进，僵持了几秒钟，我赶紧进去，还是用手撑着门。小女孩着急地拉了我一下，我有些疑惑。她奶奶笑着说，她让你关上门。我关上。老奶奶说：我们不出去，我们就是来给人开门的。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小女孩就是专门来到门口，看到有进不来的人，她就努力去刷门卡，把门打开让人们进来的。我赶紧说，谢谢你。她说，不客气。后面又来了人，她果然举起了手里的门卡，奶奶把她抱起来，门再次打开。她开心极了。
这样的故事，似乎怎样解读都有歪曲它的嫌疑。但只要一想起她努力去够刷卡器的场景，心里自然就生出非常温馨的感觉。我们曾经也是如此，后来长大了，变得世故圆滑，即便不奢求像小女孩一样毫无私心地为人开门，在其他伸手可及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伸出援手吗？我不知道。因为有太多的事件在证明，许多人不但不会伸手助人的，反而是相反的。
如何面对孩子，似乎成了大人们共有的难题。坐地铁、坐公车，时常会面对让座的困境。老人、孕妇、残疾人，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站起来让座，但遇到孩子，我总会看一看。如果孩子很小，自然也会把座位让给他和家长，但如果孩子已经到了八九岁的样子，且跟着的是父母不是爷爷或奶奶，我一般不会让座。这个年纪的孩子，体力已经不错了，站一站也不会怎样。如果总有人因为他未成年就给他让座，就有可能形成一种“别人通常要让着我”的心理。而且，我们常常见到，你给一个老人让了座位，他很快就让给自己的孙子，他们又常常坐得理所当然，全然不顾祖辈在公交车上摇晃着。一件本来很好的事情，在这个传递中，变成了另外一件事。
2003年的6月到8月，因为一个机缘，我曾跟一个剧组到景德镇去拍戏，帮导演改一点剧本，顺便给他们写新闻稿。在景德镇的时候，有一个场景是在某家烧瓷器的厂子里。有一天上午，剧组去那儿取景，我也跟着参观了上百年的瓷窑和一些烧制瓷器的作坊，还看到七八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女孩，在对着瓷器坯子，一笔一画地画山水花鸟、画人物。我很好奇，便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他们有点儿羞涩地抬起头，看看周围的人，然后又埋下头去仔细地画瓶子罐子。我知道，人们在瓷器上看到的图案，很多都是他们一笔一笔画上去的。但更令我吃惊的是，他们除了吃饭和上厕所，一整天都坐在椅子上画，画得非常慢，因为有一笔出了纰漏，整个瓷器就坏掉了。
景德镇夏日的中午闷热异常，他们浑身都在淌汗。我后来打听到，他们都是景德镇瓷器学校的学生，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都要在作坊里画瓶子罐子，这是一种实践，也是为将来要成为大师的练习。
在此后，无论在哪儿看见瓷器，也不管它们的色泽、质地是怎样的，我都怀着一份感动，因为我不但见过了上千度的熊熊窑火昼夜的淬炼，看见土和着水变成泥，变成形状各异的坯子，更看见了一群少年赋予它们生动和灵气。这当然是幼稚和拙劣的画笔，更无法和流传下来的那些古代珍品相比较，可少年身上的汗水和神情里的认真，总让我觉得这些普普通通的瓷器，内里藏着他们的故事和命运。
3.
事实上，我最了解的少年，或者说曾经的少年，是老弟。在我不停地复读，一定要考取一所理想学校的时候，他只是读了一所中专，他走过的生活之路，就是一个乡村少年艰辛的成长历史。所以，我愿意用更多的篇幅，讲一讲他的故事。
我上初中时，老弟读小学，很贪玩，学校里又新换了毫无经验的女老师，班级成了放羊班，老弟的成绩就很差。对这一点，父亲并不像看到我成绩差时那么愤怒和着急，事实上，大概老弟才出生不久，父亲就打算好了一件事：两个儿子，一个将来出去闯荡，另一个留在家里给自己养老。因为这个想法，他在老弟的学习上并不是很在意。我在读小学期间，因为作业、课文或考试成绩，被父亲打过好几次，但他似乎从来没打过老弟。
乡下开始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老弟搭着这趟顺风车，升到了初中。我们读的中学，离家40多里路，条件极差。因为小学时底子薄，他初中的成绩也就不可能尽如人意，又远离父母管教，老弟爱玩的天性得以自由施展。他开始展露其他方面的天赋，比如省吃俭用地攒下5块钱，从同学手里买下一个破旧的小随身听，然后自己拆开，鼓捣好些天，竟然修好了，又用10块钱的价格，把它卖给另一个同学。他就这样在玩闹中把初中读完了。
老弟中考那一年，已经是我的第二年高考了。父母曾和老弟商量放弃中考，因为他平日的成绩，无论如何也考不到高中，想让他直接停学，回来和老叔学习开车，然后当一个货车司机。老弟说，还是考一考吧，因为报名费早几个月就交上去了，如果连考场都不进，太亏了。于是他就去考了一下，考完之后，随便填了几个中专学校的志愿，便打包行李回家，下地干活，已经做好了当一辈子农民的准备。但是一个月后，就在我收到一所很差的专科学校通知书一周后，邮递员给家里送来一个信封，老弟竟然被呼和浩特的一所中专学校录取了。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也没有其他任何消息来源，全家人都判断不出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学校，担心只不过是一场骗局。而且，家里陷入一种紧张的气氛：父亲提前几个月就开始张罗着借钱，他觉得这一年我无论如何也能考上大学了。我却并不想到这个学校去。父亲犹豫着，这笔辛辛苦苦筹措起来的高利钱，究竟是还回去，还是把它作为老弟的学费，送他上学。我们开了一个气氛凝重的家庭会议，结果是，同意老弟去读一读这个一无所知的学校了。
老家去呼市，先从林东坐火车到集宁，然后转车。父亲、老叔一起送老弟到林东坐车。那一年老弟16岁，从没出过比林东还远的门。他们把老弟送到离林东十几里地的小站，看着他孤身一人踏上绿皮火车，再看着古老的内燃机车缓慢地驶出站台，父亲突然脸色雪白。老叔问父亲：“二哥，你没事吧。”“没事。”父亲说，但有气无力。他俩回到镇子，到小饭馆里吃晚饭，要了一瓶白酒，才吃了几口菜，父亲就痛苦地伏在了桌子上，老叔吓了一跳，赶紧过去搀住他。过了好一阵，父亲才缓过来，喝了几口酒，脸上终于有了血色，他说自己在车站那儿就有点儿心脏不舒服。母亲后来跟我和老弟说：“你爸那次太吓人了，想起文泽一个人上学去，担心得犯病了。”事实上，父亲并没有心脏病，但他那次如同心脏病发一样经历了危险，可能是在那一刻，他才突然实实在在意识到，自己这个刚刚成年的、准备留在身边养老的小儿子，孤身去外面那个他一无所知的世界闯荡了。
那时候，村里没有电话，不可能及时获得远方的消息。老弟踏上西去的火车，四五天都没有信儿，全家人都在担心，亲戚们见到父母，也总是问：“文泽去上学咋样了？来信儿了没？”母亲总是故作镇定地说：“男孩子，没多大事，写信至少得半个月才能回来。”又过了一天，在矿上工作的四爷爷家的四姑回来，说老弟给他们打过电话了，已经到学校了，放心吧。爸妈这才放下心来。
这年冬天，我还在复读班的最后一排鏖战，门口的同学喊，说有人找我。我出去，看见老弟笑嘻嘻地站在楼梯拐角处，身上背着简陋的双肩包。我过去，两个人破天荒地拥抱了一下。问他啥时候回来的，他说刚下火车。他长高了，也更强壮些，板寸头发，最重要的是，我看见他嘴唇上有了黑黑的胡楂儿，只不过半年工夫，他已经有了青年的模样。老弟下午坐车回家，他把自己包里在火车上没有吃的面包、橘子和一瓶汽水都给了我，我一边咀嚼吞咽这些食物，一边想象他在拥挤嘈杂的火车上站17个小时的辛苦。
等我也放假，全家团聚时，老弟才细细讲起他上学的路途。他从集宁下车，到窗口买了去呼和浩特的票，就一直不敢离开车站。晚上9点多，他才从呼和浩特下车，可他们学校离市区几十里地，他找了一辆摩托三轮，半夜找到了学校。母亲一边听老弟讲述，一边感叹：“大半夜的，你也不找个地方住下，让人家把你害了怎么办？”老弟说：“找个旅馆住，少说也得二三十块钱呀。”他和我一样懂得，家里每一分钱得来的艰难。
三年后，老弟从那儿毕业，和几个同学被人介绍到刚刚起步不久的一家牛奶制品企业工作。在那儿，他几乎什么活都干过，打零工、收牛奶、做质检员。收牛奶时，因为不愿意收掺了水的奶，还被人追着打。毕业工作的三年，他没回过一次家，因为他自己在心里暗暗发誓，要做出点成绩来再回去。可一个打工仔，要做出一番事业，是何等的艰难。那时候，因为我和老弟都已离家千里，父亲下定决心装了部电话。有一个除夕夜，母亲给老弟打电话，他说他才刚刚加班回来，母亲听完就掉眼泪了。老弟后来告诉我，因为交房租后身无分文，他从同事那儿借了100块，买了一只烧鸡一瓶白酒，回到他们那个阴暗冰冷的出租屋里，吃完烧鸡，喝光白酒，倒头就睡。为了抵御饥饿，他过年的几天，基本上都是在冰冷的床上度过的。
2002年的5月份，我已经在北师大读书了，五一假期决定去呼和浩特看老弟。我住在内蒙古大学高中同学的宿舍里，刚到的那天喝了很多酒。第二天酒醒后，我坐上一辆公交，走了大概半个多小时，到了企业的产业园。下了车，我四处打望了好久，才终于看见在一排小饭馆、小商店下的老弟，头发很乱，脸色也不好，胡子拉碴，嘴里叼着一根烟。这一次，我们没有拥抱，而是说：“我都没看见你。”其实我来之前就已经知道，老弟生活得并不会很好，但看到他的憔悴和颓废，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他带着我在企业的园区转了转，那里贴满了“员工以为企业奉献为荣”一类的洗脑标语。然后去他和一个同事合租的小屋子。小饭店那条街的后面，新建起明亮的大楼，绕过这座楼，再穿过一个布满垃圾和水坑的胡同，是一排破旧、低矮的平房，老弟的住处，就是其中一间。屋子里很暗，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靠西面和北面的墙下，摆着两张床。不，不是摆着，也不是床，不过是地下摞了四摞砖头，砖头上铺了几块木板，木板上铺着一床褥子，褥子上是很薄的被子、枕头和暗绿色的军大衣。这就是老弟抵御黑夜时所能有的一切。靠门口的地方，有一个小炉子，是用铁皮桶自己做的。屋子里很冷，老弟想点着炉子暖和一下，但费了好久的劲儿，只是煤块在半死不活地冒烟，炉火并没能旺起来。老弟说，咱们去吃饭吧，饭馆里热乎，这破炉子总这样，爱冒烟。他的眼睛被烟熏得发红，是一种被迫的流泪状态。
我们到这家附近的小饭馆里，要了砂锅和米饭，闲聊着吃完。我记不清有没有谈到未来两个字，但我们肯定说起了将来的日子。我问他的打算，老弟说，先干着看吧。我又问他今年过年回不回去，他没出声，点起烟，吸进去，吐出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到时候看吧。”我发现他右手的小拇指指甲很长，问他留这个干吗。不干什么，好玩，他说。我当时有点难过，他依然封存着自己的内心世界，我知道，他不想让我为此担心，不想把自己现在穷困的生活和迷惘的未来给我看。他努力营造着一种“我很好，至少还行”的氛围，我不能去破坏这个，因为结果会更令人难过。那一刻，我感觉到了兄弟俩彼此的尊重和坚强。饭吃得索然无味，老弟把账结了。本来，我想去结这顿饭钱，但后来忍住了，我知道，抢着掏钱，只会伤害他的自尊心。
然后返程的车就来了，我坐上车，没敢回头看还在挥手的老弟，虽然我极想回头看看，但内心的酸楚让我不敢这么做，怕眼泪掉下来。虽然不曾看见，但之后的若干年，我的脑海里都有一幅画面：透过斑驳的车后窗，我看见老弟单薄而倔强的身影，一手掐着烟，一手向我挥舞；在他身后，是一整片尚未开发的土地，远方的山，在5月份的风中仍旧毫无绿意。他的脸是模糊的，我的也是，我们这一次见面，前后加起来不超过4个小时。
回到北京，我向父母报告了这次行程，只说老弟在那儿还行，挺好的，让他们放心。还能说别的什么呢？如果我说他过得很凄苦，而父母将会惶惶不可终日。年龄渐长，我才发现内心深处的愧疚，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存在，剥夺了老弟过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比如，如果不是我复读了好几次，用尽了家里的所有收入，老弟本可以在初中复读一年，考高中、读大学的。但事实是，他接受了家庭所给予的命运，甚至想努力靠自己去改变家庭的命运。
第二年，父亲实在不放心，喊上二舅，两个人坐火车去看老弟。老弟想让农村来的父亲和二舅能在呼市好好玩一下，提前借了些钱，带他们下馆子，带他们去呼市的景点，三个人的门票花了100多。出来后，父亲和二舅都忍不住感慨：“啥破玩意儿啊，啥破玩意儿啊，白花了100多块钱。”老弟当然很清楚这些景点并没什么可看的，但他还是要带他们进去，不是为了看，只是作为儿子想让远道而来的父亲有一个值得的旅行。他是多么迫切地向他们展示：我过得很好，不用担心。
老弟那时的收入，一个月1000块左右，除去房租、伙食费，剩下的大部分钱他都花在了网吧，下班之后就玩游戏。因为除了游戏，再没有其他东西能在那种环境下给他宽慰和快乐，即使这宽慰和快乐在本质上虚妄又短暂。他还学会了吸烟，再也没戒掉。我曾问他，为什么要吸烟。他说：“没劲，觉得活着挺没劲的时候，就想抽烟。”他开始思考“活着”这件事。我理解到，烟和酒，是我们生活的道具，也是我们灵魂的驿站，当我们觉得灵魂在躯壳里待得太过难受时，就总想把它拎出来，放在另一个容器里舒服一下。那容器可能是烟、可能是酒，也可能是其他的任何东西。于是，我不再固执地劝他戒烟，因为明白了人的情绪总要有一个释放的渠道。
干了几年，老弟的收入稍微好了点儿，不用再因为没开工资而三天不吃饭了，可他也渐渐明白，在那儿待下去毫无发展。我在网上和他说：“今年回家过年吧，你不知道一家人多想过个团圆年。”老弟后来跟我说，他本来还在坚持自己的誓言，要做出点成绩来才回家，可我的那次话，让他改变了主意。他请假回了家，和家人一起过年。我能想象他心里的挣扎，三四年的坚持，最后像个失败者一样回来，这令他羞愧和难受。年后，他又到呼市去，想把握住一次极好的转岗机会，可惜他不懂向管事的人“表示”，不愿意求人家，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他很失望，也很愤怒，打包了行李，彻底回家来了。
那一年，三爷爷家的三叔也回家过年，父亲去求他帮忙，给老弟介绍个工作。三叔磨不开亲戚的情面，给老弟介绍了一个活，是到吉林的一座矿上工作，老弟又是只身一人去了。干了半个月，他打电话说想回去了，矿区在山上，非常冷，他住在简陋的招待所里，手脚都长了冻疮。父亲总在电话里说，先干两天吧，先干两天吧，开春就好了。老弟不愿再让他们担心和操心，就在那儿干了下来。他告诉我，自己什么活都干，哪个领导安排下来的任务都做。从去那儿到现在的七年时间里，他没有过周末，即便是五一、十一这样的假期，也是在办公室里度过的。
老弟去矿上后，常和我在网上联系，我那时常在北师大文艺学的论坛上混，还做了个版主，发点自己写的文字。忽然有一天，老弟给我发了个邮件，让我去看看，我打开，是他写的小说和诗歌。即使以我当时的阅历和水平，也能看出他文字和思考的稚嫩，但我读着那些东西，还是欣喜不已。我欣喜于他在山沟里，在举目只有石头和树的矿井周围，能培养起这样的爱好，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从自己的体验里深深地知道，他喜欢这个，就不会彻底陷入枯燥的生活和无聊工作的悲苦之中，就会将坚硬的现实的壳，凿开一个小小的孔，透过它呼吸着另一种空气。我鼓励他也发到网上去，他听从了，发上去，从很多网友那儿获得小小的认可。他写的东西越来越成熟时，我想，他的内心也一定越来越强大，再有了迷惑和困难，知道去哪儿寻找答案和力量。
前一段母亲来京，在家里没事上网，无意中翻到了老弟几年前写的QQ日志。母亲上的是我的QQ，我在单位也登录了。单位的QQ突然跳出来，有几句话：儿子，妈妈不知道你原来受了这么多苦，妈妈对不起你。我知道，这是母亲发的。老弟在QQ上回她：晕啊，这都哪辈子的事儿了。我看着他们聊天，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多年的辛劳与坚持，让他终于有了稳定的生活，并且结了婚，现在已经是一双儿女的父亲了。看到他的生活日渐安定，我感到欣慰，更重要的是，虽然经历了无数的摔打，他还是最初那个踏上列车的少年，在复杂的生活中，努力保持着单纯、善良，还多了稳重和成熟。我很清楚，这在如今的世上，是多么的不容易。
4.
好吧，就写到这里，已经很长了。
在大街上，在任何一处，看见少年们风一样地走过，都会多看上一眼，然后提醒自己，不忘当初少年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