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被严重忽略的常识：任何表达，都必须活在它的前提和语境中，而不是飘在空气里或嘴巴、纸上。这一点是如此普通，以至于我们视而不见，经常是说的人不听，听的人不想，真正的交流和沟通本来就是一种理想状态，再缺少对语境的强调，只能是不断地出现误读，鸡同鸭讲，鸭以鹅的感受来评论鸟为什么会飞。
“自由在哪里”这样的问题，我给不出确切的回答，而只能描述，描述它的正面侧面，甚至是反面。因此，我只能一如既往地首先表明，这里所要写的自由，不是那个谁也说不明白的概念，而更多是一种粗糙感觉、一种自我认知。这种感觉，和我在其他文章中所不断强调的一样，完全基于我个人对自己的发现、认识和塑造，基于我对了解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和意义所做的思考，它只指向日常的层面和我们闲谈时所触及的界限。
我希望用日常的经验，给那些已经失去原有活力和意义的字眼，以一些崭新的细微触角。当然它自会生长、自会引申，自会同其他事物勾连起来。我想实现的，是在那无数的司空见惯里，找到缝隙，去攫取外面的空气，去吸收外面的微光，去看那接近真实的世界。我试图寻找一种自在与平衡，随心所欲不逾矩，或者，一种个体所能达到和实现的自由。当然，这也不是强调只退回到人的内心，而完全不顾世界的齿轮怎么样转动，只是在关注世界的同时，做好攘外必先安内的个体工作。我愿意把这里的自由形容成一种有意义的内心生活，笃定、坦然，但绝非鄙陋和简单。我也不认为它仅仅是我的私语，我仍然希望它能在一定的限度内，说出，或哪怕仅仅是触及某些人的共性。
1.
2000年，我第一次坐火车，去大连的一所税务学校读大学。这是我头一回到比家乡小镇更远的地方。尽管这所学校是我绝不满意的，但因为多年读书累父母所欠下的债务，因为不想让他们再为这件事焦心，我还是去了。
踏上火车之前，我曾想象，自己即将从那个偏远的小镇，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我将更自由，不必再过食堂、教室、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不用再学讨厌的学科。但到了学校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学校要求学生每天上早操，上晚自习。这个消息有点让我绝望，我以为走出高中之后，再也没有强制性的自习了。开学的第一个月，都在军训，我站在操场上，一边机械地听着教官的口令，一边把这件事翻来覆去想了很多遍。在军训结束的时候，学校开始发教材，我领到了班长发给我的一个算盘，它是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将我击溃。我毅然退学，又跑回去复读。那时我想过太多事，但并没想清楚自己做这个决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现在想来，强制的自习和类似于高中的管理，以及这个和我的想象太过有差距的算盘，让我体验到了某种束缚，甚至比高中还要强烈的束缚感。它是无形的，可是更紧。
或许这和我的天性有关，我就是那种宁可被蚊子叮得满身红包，也不愿意挂起蚊帐的人，我无法忍受自己被罩在一个柔软的盒子里的感觉，只要一想到这一点，我就会有窒息感。从童年起，除了上学，基本都是在山野里，放羊、捡柴火、采药，我已经跑野了。这是一种自在。但我向往着另一种自在，想看山外的世界，想知道别人的生活，想读更多的书。这一年的10月份左右，我重回高中，开始了第三次煎熬的复读生活。这是我漫长高中生涯的最后一年，也是复读生涯的最后一年。
我很清楚地知道，这是我人生最后的机会，我豁出去了。也许是做好了再次失败回去种田的准备，这一年，我的心态很放松，不放松的时候，也强迫自己放松。我同另外两个也是复读了多次的老油条一起，剃了光头，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桌堂里放着教材练习题，还有小瓶装的二锅头。我们会在老师写板书的时候，偷偷拿出来嘬上一小口。我也开始经常逃晚自习，跑出去跟人家看录像，打台球。当然，需要学习的时候，也能踏踏实实地学习。我感到了一种自由，它是那么怪异，可又那么真实，我体验到了自己不再为将来的考试所捆绑的轻松感。我想，这自由感让我受益，那一年的高考成绩不错，我到北京来上学，读了理想的中文系。
这年冬天，也就是复读第一学期将尽的时候，班里来了两个插班生，一男一女。他们是从职业高中转过来的，学绘画，文化课成绩不好，想到正经的高中来听课学习。他俩坐在我们前面。我经常看他们画的素描，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也乐意跟一个对绘画一窍不通的人说说自己的本行。有一次，他们在随手画着玩，画的是一个人的侧脸。我说：能让我也画一下吗？那同学问：“你会画画？”我哪儿会啊，我说，我就是看你们画挺好玩的。他把笔递给我，又给我一张纸，我拿着纸笔，很快画了一个轮廓。那同学看了有点儿吃惊：“你真不会画画？”我说：“第一次。”他说：“可是你画得很好啊，特别是比例。”我没看出比例哪儿好来，但觉得那个侧脸不丑。我想，也许我真有点儿画画的天赋呢。
之后几天，我有点儿迷恋这玩意，整天拿着他们的素描本乱画，结果可想而知，我画得乱七八糟，狗屁不是。我找到第一次画的那张脸，看着它，想不通为什么这天赋只是灵光一现。后来我知道，我在这方面完全没什么天赋，只不过那一次画的时候，是心无旁骛，也心无期待，脑子里有个轮廓，手里就跟着画了个轮廓而已。
现在我可以说，在那几秒钟的时间里，我进入了一种自由的状态，以致把仅有的那一点绘画的本能释放出来，在之后，我再也无法在这方面达到这种状态了。我一直记得当时的感觉，它尽管微弱，却引领了我，让我早早知晓，人是可以在某些时刻摆脱引力，超越肉身的。
2.
前几天去医院，在医院排队，临近中午，有一个缴费窗口要停止收费，排在最后一个的中年女人跟后面来排队的人说：最后一个了。但他们仍不肯离去，期望着能沾光早点儿交上费。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也排在那儿，直到别人觉得没有希望，都走掉了。收费的小伙子很坚持，只收最后一个，老太太请求他半天，说自己年龄很大了，就多收一个吧，但小伙子用“停止收费”的牌子挡住了窗口。
老太太失望至极，她没想到，自己的年龄和请求，真的不能打动他。她很伤心，这伤心不仅仅是要重新去排队，而是她作为一个老人完全被忽视了。这时候，隔壁队伍里一个穿着清洁工服装的女子，招呼老太太到她前面插队。老太太连说谢谢、谢谢，甚至还鞠躬。女子赶紧搀住她，说没事，大娘，大伙都没意见。后面的人，果然没有人提出意见，有的人是赞同，有的人是无所谓，有的人虽面露不悦，但没有过度表现出来。隔着玻璃，那个刚才拒绝了老太太的小伙子，铁黑着脸，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也许会固执地觉得，我这是在坚持原则，我本来11点就该下班了，这都12点了，能怪我吗？或者，他感觉到了某种羞愧，自己也许应该让老太太把费交上。还有没有别的呢？可能有吧。
我看重这故事的结果，也看重它的前因，在排队的时候，最后一位的中年女人，不停地告诉后来的人，自己是最后一位了，在后面排也没用了，可还是有好多人围在那儿不走。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在中国，任何地方都要排队吗？还是有时候，我们不但着急，而且喜欢超越规则。甚至，在很多人眼里，这种对普通规则的超越，被视为一种更大的自由，而不是特权。
中国的老百姓，日常生活里需要穿插于各种证件中。而政府部门的各种离奇规定，更会让你疲于奔命。
比如户口，我想，办过和它有关的事情的，一定都是满腹牢骚，一把血泪。我的户口，本来跟在父亲的户口簿上， 2000年去大连读大学，迁过一次，一个月后我又给迁回来了。2001年到北京读大学，又迁到北京。2008年毕业时，有几份工作摆在面前，一个能解决户口但不喜欢，一个不能解决户口也不喜欢，但我还是选择了后者。6月份，我拿着毕业证和学校的派遣证，回老家去办户口。但现实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你可能永远回不了家。户籍所的人告诉我，你已经读了硕士，不能是农村户口，只能是城镇户口。我说，那就给我落在林东镇吧。
她说：你在这有单位吗？
我说没有，我不在这工作，哪儿有单位。
有住房吗？
没有。
那你也不能单独落户。
那我怎么办呢？
我哪儿知道你该怎么办。
你会无奈、会愤怒，可又找不到具体的对象。幸好，老弟早几年毕业时把户口落在林东镇了，我可以把自己的落在他的户口本上。老弟的户口本上写着户籍地址：××镇××街，事实上这条街并不存在，那是一直在规划但始终没实现的虚拟街道。我在一条并不存在的街上落了户。2010年，想申请限价房，又跑回去，开一个在老家没有房子的证明，结果更悲催，没法证明，因为你要在一条并不存在的街上，证明一件并不存在的东西。证明无比证明有，要困难得多。那两天，我跑遍了各种部门，也没能盖上一个章。
这些证件，不但每一个都像一枚钉子，把你定在某处，它们还互相勾连，结成一张“第二十二条军规”那样的大网。人们在这样的网里，又能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3.
“自由”这个词，从诞生之日起，就深陷无数的悖论之中。很多时候，人们只看到了一个向度，然后使尽全身力气去到达，结果呢？有适得其反，有南辕北辙，有头破血流。
前几日，跟同事到一个著名的出版公司在北京的办事处，听一场产品宣讲会。我们急匆匆赶到一栋玻璃墙大厦，果然是豪华气派，等电梯的人很多。我们等了十几分钟，才上到电梯里，我问同事：是12楼吧？他们说是。我就摁12楼的按钮，它始终不亮。这时，电梯里的一位男士说：“这里坐电梯是要刷卡的，没有卡哪儿也去不了。”我们自然没有卡，这个出版公司的人也从未说过，电梯外也没有张贴任何告示。当时，我们都在想，一般情况下，电梯里有卡的人会帮忙刷一下的，但是没有。没有就没有吧，也许是他们已经习惯了。我们只好跟着电梯下到1楼，找到前台，刷了身份证，拿到一个写着“12”的小牌牌，找到另一个服务人员，她提前帮我们刷卡，摁好12楼，我们终于到了地方。
后来，我们才知道，并非是电梯里的人不愿意帮忙，而是因为他们每个人手里的卡，只能到自己所在的一层，一个在8层办公的人，完全不可能凭自己的卡，上到其他楼层。说实话，听到这儿我实在吃惊。再询问，他们说是为了安全考虑。这似乎是完全可靠的理由，可实际上，真正有犯罪企图的人，根本不可能被这点东西挡住。这不过更多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内心安全感，或者，从消极的意义上看，这是一种带着奴役性质的自我管理。会议结束，临走时，我开玩笑地跟对方说：为什么我们到你们这儿来，有点儿探监的感觉？他们是一个个被封在某个楼层的人。在这样的境遇下，自由可能就是，我是一个在12层工作的人，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去8层，但我必须能去那儿，而不是被如此禁止。
在奴役之中，那种自我束缚的软性奴役，又最难被体察和发现。有这样一个段子在微博和微信圈里流传。段子说：女孩和男孩分手了，临走时女孩对男孩说，我要的生活你永远给不了。女孩嫌弃男孩穷，和一个富二代在一起了。后来女孩得了严重的肾病，需要换肾，新男友却在这时候抛弃了他。肾源紧缺，女孩在要绝望的时候却突然等来了配型成功的肾源。出院时，她收到男孩的信，好好活着，我能给你的仅有这么多。
这是一个让人感动的故事，人们在转发、评论、感慨。但是我们不能不警觉到，这感动里，隐藏着一种对自由的戕害——把超越限度的极端的爱，当成一种爱的德行来歌颂。它的可怕，在于它和主流价值所宣扬的为某某献身的精神是同一逻辑的。然后我们也看了很多，女朋友要求男友证明爱她而跳河淹死，为了证明有男子汉气概而被混混捅死，两个人为了比较谁更爱这个女孩一起跳河，一个溺亡……他们是这种逻辑的受害者。这个逻辑，不但强调无条件的绝对的牺牲，以爱的名义，还让人不自觉地去认同。牺牲当然是美德，但却不该是绝对的道德，否则，再美的花，都会变成刀刃。
我们确实太善于自我奴役了，借助种种正当的名义。自2001年到北京，已十余年了，毕业工作也已经有5年了。这5年，对于我和我的朋友们而言，渐渐有了很大的差别。在学校的时候，大家资质差不多，努力也差不多，但一走向社会，就会显出截然的不同。在我把刚刚拿到的微薄工资，用来偿还读书时借的助学贷款时，有一些同学，已经在家里的资助下买了房子。那时我想，没关系，我还完钱，和老婆一起努力工作，攒钱，过几年我们也可以的。然而过几年之后，情况并没有改观，而有了房子的同学不但房子升值了，还买了第二套房子。即使我现在花光所有的钱付首付，去贷款买和他们一样的房子，也彻底成了两个阶层的人：他已经身价几百万，而我是负债上百万。我想，这是一种很奇怪的社会区分，也是一条通往奴役和自我奴役之路。买了房子的，当着房奴；没有的，渴望成为房奴。
如果说这是极端的例子，那在日常生活里呢？中国人，有多少假期是你不知道的？有人列举了法律规定的婚假、产假、探亲假等十几种，很多人看了都大吃一惊，因为大家从来没想过自己还有这么多假期——从来没想过，即使偶尔想过，也觉得好像不可能。即便是我们清楚知道的假期，有多少人请假的时候，会觉得理所当然呢？还是，你心里有点惴惴不安，有点畏畏缩缩，有点担心不被批准？好像是你并非在享受应得的某物，而是平白无故抢了单位什么东西一样。事实上，休假是一个人的权利，合法合理休假，这是一件平等的约定，但我们太多人在享有权利的时候，依然心怀不安，难以坦然。
4.
有一天晚上，出去见几位老师，10点多坐地铁回去的时候，听到四五个20岁左右的女孩子，在大声地、叽叽喳喳地议论自己的老板是个笨蛋。
“他问我有什么问题吗？我当时特别想说，你就是最大的问题。”一个女孩子这么评价，其他人听了，都笑了起来。
我想这也是自由吧，走出那个方盒子，走出打卡器和摄像头，仅仅是在单位通向住处的一节车厢里，她们在陌生的人群中肆无忌惮地议论着那个“老板”。特别是，你把她们的脸，和周围面无表情的满车厢扑克脸对照起来，就会发现，这些刚进城不久的打工的女孩子，还有着天然的生动。我无法猜测，在她们工作一年、两年或者十年之后，在她们有了更多的顾忌和考虑之后，还会不会如今天这般肆无忌惮，但这一刻，已然是美好的了。没错，这一刻，她们享有自由，自由不是一劳永逸的恒定，不是一旦获得就永不消失，它只不过是零散的。
有两位同事，一个去了次英国，一个去了次美国，回来后都谈到一个类似的情节，他们说，在国外遇到了一些孩子。“他们怎么笑得那么开心，你一看就知道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可中国的孩子，一旦上了学，就再也看不到这样的笑容了。”那么，它哪儿去了呢？
曾许多次和朋友聊到，不知从哪儿看来或听来的陈丹青的一句话，是说，他第一次到美国后，看到美国人大吃一惊，因为满大街的人都长着一张没有受过欺负的脸。这当然是夸张，但却包含着真实的震惊体验。我们，我们绝大多数人，确实长了一张皮肤下潜藏着无奈的脸，甚至，长着一颗苟活的心。前一段，看到某电视选秀节目中的决赛，有四个选手，其中一个是海外的中国人，汉语仍说不好，他们站在一起。本来，走到最后的这些青年，都有才华，且长得漂亮，可是这四个人并排站在一处时，你还是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到这漂亮的不同。三个一直在国内长大的人的脸上，总有一种“好吧，怎么都行”的样子，即便是在他们“我一定是最棒的”宣言时刻。远远不够的自信与坦然，明明知道这是个游戏，可是却要当成更重大的事情对待。
我有些悲哀，因为我深切地知道，我在公交车、地铁站、电视屏幕、大街上看到的脸，也就是我自己的脸、我朋友们的脸。我们都是如此木讷，却毫无所觉，我们都是这等容忍，却没有底气。因为我们不自由，因为我们每一个神经末梢的微微一动，都会牵扯到好不好、值不值得、对不对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从小听了太多的规训，并且伴以各种惩罚。为了活下去，或者说得更好听些，为了活得和别人差不多，我们不在乎原则、内心，更何谈自由。
那平时倨傲的人，一见到领导，立刻变得谦卑起来，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转化，他会把耳朵靠近领导的嘴来听。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礼节和尊重，可这也是一种自我奴役。也许这个词不准确，但还能用什么词来形容？我们就是喜欢把自己砍削成任何需要的形状，三角形、菱形、圆形，以备随时安放在某个需要的地方。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些微小的地方惊醒，不能守住最普通和日常的自由之心，那个我们所追求和向往的更大的自由，是不会突然降临的。
5.
住在城里的人们，不必再幻想世外桃源，即便逃到郊区的农家乐，也是一样。在眼下，唯一可抵达自由的个体努力，只能是用一道墙把外界的喧嚣挡住。就像人们追恋青春，也就是因为那时候懵懂冲动，有无数的幻想，亦无数的可能，而且完全不惧生活的牵绊。
火车在轨道上飞驰是自由吗？还是它冲出轨道才是自由？又或者，自由是不被芜杂侵扰，是心静神安，是笃定平和？母亲在田野里劳作，风轻云淡，还不那么累的时候，她是自由的吧？老婆在教师节的那一天，收到已经毕业的孩子一条接一条的短信时，她是自由的吧？幼儿们终于学会了走路，甚至学会了跑，开始挣脱大人搀扶的手，他们是自由的吧？那么，这种所谓的自由，真的能把自己这棵小草从成片的草丛里摘出来吗？
在读高中的时候，经常在冷冬的夜晚，于大街上的风里行走。我一直沉迷于冷风吹打在脸上、身上的凛冽感，一直喜欢风声盖过老师讲课的声音、同学喧闹的声音，更何况黑夜自身也要遮去许多白日的烦躁。此刻想来，我那时所体会和沉迷的，也许就是一种自由。现在，我依然喜欢在冷风里行走，只有冷的风，才能把粘在你皮肤上的赘物吹掉，还你轻盈的步伐。我想说，这片刻的轻盈，是值得的，它也许不能让我成为草丛里的高树或繁花，却保证我的根始终在地上，保证我不失掉草的本色。
策兰在《水与火》里有句诗：黑夜明亮，黑夜明亮，发明了我们的心。我被黑夜和明亮并举的悖论性结合所打动，更为“黑夜发明了我们的心”这天才的发现而激动，黑夜于人的意义，也许就是日常生活对有心者的意义。在黑夜里，我们才能摒弃其他，而最大限度地面对自我。而对自我的认识和塑造，正是自由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