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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十天没写过什么了，连一篇短小的散文也写不完整。彻头彻尾的无所作为。太热了。的确很热，天气预报说，重庆、四川的持续高温，为历史罕见。但我还弄不清天热是否成了我的借口。几年前，岳父母跟我们住在一起，人多，客厅闹哄哄的，我写作时只能把门闭严，夏季和初秋，连内裤也被汗水湿透，我居然还是写了那么多，今年怎么就写不出来了？我怀疑是不是我的心变了。我有一种明显的感觉：以前，我的心贴在地上，现在却跟地面有了距离。我努力把心放下去，但这是一项十分困难的工作。非常非常的难。但我明白，要超越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我必须做到这样。这是我唯一的选择。事实上我没有选择。
昨天和今天，读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我希望智者能够启迪我。
多多少少，我接受了一些教诲。最重要的，是我要看到自己。我不应该去看别人，包括别人眼中的自己。我要自己看自己。看到了自己，才能看到自己之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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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给人过去时的错觉，而事实上，不同国家、民族和社群，千百年来形成的习俗、语言、信仰、审美和道德判断，始终贯穿于各个时代具体而微的生活之中，持守和抛弃，都被生活本身选择。传统属于时间，属于流动的江河，无法与当下割裂。
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包括文化传统，都是发明出来的语词，至少是衍生出来的语词：由“当下”衍生出来。人们将传统视为当下的对等物，许多时候还是看成冲突物，于是在各个历史时期，或多或少地，或轻微或凛冽地，都会发生传统与当下争夺话语权的斗争。史书告诉我们，用传统否定当下，往往占据优势，因此许多改革以失败告终；而另一面，在不少国家和民族，都有过文化精英对传统的彻底反动，反动的结果，确实带来了轻快和速度，却也可能丧失曾经支撑过自己的东西，从而使文化陷入虚无，成为附庸。
每一种文化，都饱含着代代相传的生命形态，因此每一种文化都可贵。一位中国作家说，文化没有贵贱，只有不同；另一位中国作家说，文化没有进步和落后，只有永恒。他们道出了文化传统的本质属性，也为每种文化确立了自身的尊严。
但面对历史悠久的传统和飞速发展的社会，确实免不了会陷入焦虑和迷惘，这时候，考验着人是否“自觉”，特别是看知识分子有没有“自觉”。知识分子不能对空间过于着迷，而是要回归种子，深味时间的意义。回不到种子，也要回到自己的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根，就会生发定力，吸收新鲜文化和外来文化，就是给根系补水、施肥。
兔子从草丛中走出去，然后又回到草丛。岩鹰从天空里垂落，然后又回到天空。
真的文化和真的艺术，都自带两种品质，一是谦卑，一是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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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的眼里，对“传统”有两种理解模式，一是它已经过时，二是只有传统的才是好的。两种理解都很肤浅。我觉得，“传统”这个词本身就很有问题，它遮蔽了许多。我们说善良、节俭、孝道、良知，等等，立即有人总结道：“传统美德！”其实，这些美德不仅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还是未来的。真正的美德没有时间性。人身上可以称为美德的东西，就那么点儿，如果还要随着时间的流逝逐个抛弃，人类就说不上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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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走在新时期“新写实主义小说”的前面，他选择一些渣渣草草的事，用大白话来记录生活的艰辛和心灵的逼仄，语言好，情感节制。现在，特别是前两三年，这样的小说一抓一大把，看来都是受了刘震云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说，刘震云是优秀的。然而我在想，如实地反映生活，就是好文学吗？或者说，文学的功能就是向人们展示生活的原貌吗？事实上，文学应该审视的，不是生活的原貌，而是存在。“存在”并非是已经发生的，“存在属于人类可能性的领域，所有人类可能成为的，所有人类做得出来的”（米兰·昆德拉语）。与“存在”相关的，是“发现”，“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赫尔曼·布洛赫语）。
我感觉到，我们现在的文学，不仅太实，还太软。在我们的小说中，既缺少理想和信仰，也没有英雄主义情怀。《水浒传》为什么受欢迎？是因为洋溢其间的英雄主义情怀。那些人物，不优柔寡断，不前怕狼后怕虎，只要认定了，说干就干。这是很了不起的性格。说白了，再平庸的人，也希望超越平庸，现实中实现不了，就希望在梦想中实现，在阅读中实现。文学恰好可以担当这样的任务。我有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想法：当下，谁在小说中表现了真实而不造作的英雄主义，谁就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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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时候，好作家从精神上都是寂寞的，但文坛不会寂寞。这些年来，有人哀叹文学被边缘化，也就是说，文学之外的人，不再跟你闹了。但没关系，文学圈内自己跟自己闹，一忽儿东风逞胜，一忽儿西风占强，谁也不服谁的输。给人的印象是，大家都写出了很伟大的作品，而读者没能识别这种伟大，需要作家出来阐释，但作家没掌握那么多术语，就倚重于理论家，理论家有自己的喜好，有自己的关系，这种喜好和关系，分别成为前门和后门，投其所好的，关系到位的，请你进来，否则靠边。在这个世界上，谁活得都不容易，谁也不会甘心靠边，因此，那些晾在一旁的，就急切地需要找到归宿；好在他们也有苦心经营出的圈子，可以挤进另一扇门，组成另一个阵容。这样，一个文学的整体，被分割为孤零零的建筑，每一幢建筑都尽量把自己往高处拔，企图干净彻底地没收别人的阳光。如果真能够把房子修到云空里，那也是本事，但遗憾得很，许多建筑都是豆腐渣工程，根本等不到三年五载，只需一年半载，甚至只需数日，房子就垮了。那些暂时还没垮的，振臂高呼自己的胜利；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手臂还没放下来，自己也垮了。
你也垮了，我也垮了，按道理大哥不说二哥才对，但依然没有服输，他们把谁垮塌的声音更加响亮，当成可以咀嚼可以炫耀的光荣。最终，比的就是这个。
文坛就是这样闹热起来的，也是这样虚无起来的。
与此相应，是整个文学界陷入了“得奖焦虑症”。一个省总在跟另一个省比，看谁得奖的多。部分省市专门召集研讨会，研讨的蓝本就是得奖作品，让参会者向这些作品学习。学习自然没错，但学习的目的，不是如何写好作品，而是什么样的作品才能得奖。这是多么可怕的文学景观。这种焦虑症，必然影响到作家。我相信，一个有出息的作家，都能尊重自己的内心，都能坐得住，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你没有理由要求所有的作家都能尊重自己的内心，都能坐得住。如此，浮躁在所难免，文学出现萧条，也势所必然。
把文学还给文学，才是文学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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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写什么”简化为立场，一派认为，写了底层人生，就是立场站对了，另一派认为，你立场虽然站对了，却丧失了艺术立场，也就是不懂得“怎么写”。这当中让人不解的地方有两点：其一，立场应该是在写作者一边，不是在被写者一边，写底层与站对立场究竟有什么本质上的联系？其二，写了底层，怎么又必然地丧失了艺术立场？
这些本不该有那么复杂的事情，被活生生地玩成了迷宫。我们不断强调这是一个多元社会，落到自己头上时，却没有起码的包容心。大家本来可以共同组成一片森林，却非要大树底下寸草不生，非要我花开后百花杀。他们把文学当成了自家的菜地，要围上栅栏才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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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里的阳光是很少的，阳光照在我们身上，却并不一定能被骨头吸收，形成钙质；即使有一部分形成了钙质，也很容易流失掉。而问题在于，那些支撑着我们的事物，是怎么流失的？简单地看，是由于外部环境的改变，每个人都生活在“环境”之中，它是我们赖以栖身的屋子和躺卧的房间——大环境可看成屋子，局部环境可视作房间。许多时候，房间比屋子更加要紧。成就一个人，打倒一个人，往往取决于房间，即我们的内心环境。我们却不大在意自己的内心，思考问题和展开行动，大都不是从内心出发，而是心甘情愿甚至迫不及待地丢掉自己的道路，选择别人的道路，或者别人为你预设的道路。遗憾的是，除了自己的道路，所有的道路都是宿命的道路，也是没有阳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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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一个小说作家同车，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讲，现在文学不行了！他的意思是文学现在不被重视了。我听着，虽不言语，心里却很不舒服。一个从事文学的人，必定是内在心灵的需要，“文学”行与不行，与你有什么关系？如果你从事文学，只是想从文学中捞取好处，那又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是作家？人的境界分为三层：外在、中间地带、自己。外在是喧嚣浮华的，中间地带一片黑暗，自己则宁静且充满光明。大多数人，其中也包括自称为作家的人，都只是在“外在”游走，有一小部分人，进入了中间地带，但他们始终处于黑暗之中，无法辨清方向，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进入“自己”，并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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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自己能够拥有一种新的小说形式，但这种形式并没向我敞开胸怀。以往，我在梳理事实中获得了乐趣，同时也丢掉了更多的向度，它成全了我，也伤害了我。我要把成全的部分保持，把伤害的部分矫正。我需要一个更大的自由度。自由而不虚妄，相当难。
读卡夫卡，读了多少回，开始，除《变形记》让我迷恋，别的，我几乎都抓不住它的精髓。我对阅读它们有着本能的抗拒。后来，我把卡夫卡的全部著作，都当成童话书来读，一切似乎都迎刃而解了。它是成人的童话，是社会的童话，是人类的童话。人类的童话是狂欢的，也是阴郁的。——阴郁的狂欢，这就是生活的本质。卡夫卡厉害地抵达了这个本质。而我，正需要一把像他这样锐利的刀子，不然无法切开生活厚实的皮肉。我只是挑破了薄薄的一层，没有敲开生活的骨。我看得不深，更不独到。这把刀从哪里获得？或许，除了生活本身，没有谁会给予我。我痛苦地站在原地，但知道必须向上攀登。
南帆在散文《七七级》中说：“他们的特殊积累是世事人情，是乡愁，是读不到任何文字的巨大恐慌，是半夜三更的饥肠辘辘，甚至是混杂了绝望的蛮横和粗野。三十年之后终于明白，书本之外的知识才是‘七七级’这一批人真正的额外财富。”这段文字，说出了文学的根本。现在的文学，之所以缺失了巨大的再生力，就因为写作者没有了那种“额外的”财富。
当然，文学是心灵对外部世界的感觉，而不是外部世界本身。我们当下的文学，就小说而言，是在争相写小，而不是写大；最可悲的是，我们鼓励把小说写小。也就是说，我们鼓励作家们的心变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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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说，快乐短暂，痛苦常在——人们因此抱怨人生。可事实上，痛苦本就与我们一同成长，很小的时候，就有童年的寂寞，稍大，遭遇身体的裂变，裂变刚开始，爱情就光临了，可是爱情像春天，虽生机勃勃，却也凄风苦雨，之后，我们为养家糊口日夜操劳，为功成名就熬更守夜，再后，走向了身体的衰老……这一系列事变，全都伴随着苦味。
然而，如果没有这些苦味的跟随，生命也就没有了回忆，因为没有苦味就没有生命。所以要学会承认痛苦的合法地位。承认了它，才能客观而平静地看待一切，当好运降临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尖锐的快乐。可人们总是把痛苦看成偶然，仿佛它是欢乐的宴会上一个不受欢迎的客人，不知道快乐和好运才是人生的奢侈品。史铁生写过一篇《好运设计》，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因为好运是设计出来的，并非真实存在。他必须回归生活的本体。生活的本体，或者说生命的实质，是忍受。墨西哥人对呱呱坠地的婴儿说的第一句话是：孩子，你到世上是为了忍受；忍受吧，受苦吧，别吭声。
总是希求快乐和好运的人是悲惨的，因为它是那样稀少，而想象出来的痛苦和不幸又是那样强大；这种人在兵不血刃的时候，就丢掉了勇敢和坚韧，向人生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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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李劼人的《死水微澜》。这部书我十余年前读过，之所以重读，是因为我当时读的感觉比较好；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它的名声一直在圈内流传，许多人都说，李劼人单凭一部《死水微澜》，小说成就便从整体上超过了巴金。前不久去哈尔滨参加《人民文学》组织的“迎大冰”笔会，遇到红柯，他也这样说。红柯说，在高校，近年形成了李劼人研究热，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长篇小说，茅盾有观念图解痕迹，巴金的艺术成就不高，沈从文和萧红，长篇小说太像长篇散文，唯李劼人有长篇小说的文体意识，而且取得了很高成就。
我想说的是，《死水微澜》是部好书，语言好，人物鲜活生动，对成都的风情也描写得相当入画；可它还没有好到我期待的程度。它太痴迷于记录；正是这痴迷，在成就这部小说的同时，也给了它损害。最大的损害是减少了作品的穿透力。它表现出的人物关系，都是枝叶与枝叶的关系，而不是根与根的关系，比如罗歪嘴与刘三金，由嫖客和妓女的关系建构；罗歪嘴与邓幺姑，首先是亲戚关系，然后是情爱关系；罗歪嘴与陆茂林，与顾天成，都是由社会上的临时性关系勾连起来。——它们都不来自血脉，最终也没走入血脉。这样的小说，可能写得很好看，但最深处的、被生活认定不得不抓挠成团的东西，却是不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