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待在屋子里不行，花园里不行；家里不行，学校也不行。我仅剩下一点狭小的空间隐藏在自己的内心。即使这样，我的内心还是伤痕累累，经常遭受打击和嘲讽。我没有把自己受欺负的事告诉给母亲。一方面是因为她要操心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冷漠的心里竟然生出一丝怜悯。牛群还是不请自来，鲍勃对菲利普的误会更深了，以至于菲利普成天缩着脖子，生怕挨打。母亲说我们该叫“全国防止虐待儿童协会”（NSPCC）的人来了。为了菲利普吗？我没好气地说，那该叫上“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的人。此外，鲍勃竟把自己的小摩托车骑到屋子后面，然后狠命地踢它。这下我们就不知道该叫谁来了。
鲍勃放弃了规律性的生活。他到花园里走动，又是犁地又是耙土。他眼巴巴地等着，想看看究竟是谁糟蹋了他的花园。他偷偷地蹲在栅栏边上的角落里，一身蓝色的工装裹住他瘦小的身躯。可是他从来没有看到过牛群出现。我的母亲从窗户望出去，撇撇嘴，自言自语地说，你好自为之吧。邻居们开始议论鲍勃了，不再理会我父亲的去向。相比而言，鲍勃更有意思，他能在花园里用一只眼睛干活，用另一只眼睛提防。母亲跟我说，我们家的条件改善了，可以送我去语法学校念书。她说话的时候，那漆黑光亮的头发在肩膀上跳跃。以前我们家连校服都买不起，现在没问题了。我担心语法学校的人会打探我的家庭情况。“我的父亲在哪儿呢？”我问母亲，“他去了什么地方？给你写过信吗？”
“我也不知道，也许已经死了，”她说，“也许是去了一个没有邮票的地方回不来了。”
那一年，我参加了语法学校的入学考试，鲍勃正在培育盆栽水芹。他站在大门口，想把培育的成果推销给邻居，吹嘘说那是如何富有营养的蔬菜。迈拉比以前还瘦，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鲍勃想通过卖盆栽来贴补家用，可惜玻璃瓶已经沾满了灰尘，蔬果枯萎至干瘪，一如迈拉的身形。
神父到学校来主持每年一度的宗教知识考试，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考试了。他高高地坐在女校长的椅子上，小心翼翼地把穿着粗革皮鞋的大脚放在木制的踏板上。神父年纪大了，气息很重，身上散发出湿羊毛的膻味、膏药的臭味和止咳糖浆的甜味。当然，他还有那么一股子虔敬的味道。考试的题目很奇巧。他要我们画出灵魂的样子。一个傻呆呆的孩子接过他手中的粉笔，到黑板上画了一个肾形的图案，看上去像一只鞋印。神父带着微微的喘息声说道，不对，孩子，那是心脏的样子。
我十岁那年，家境有了好转。母亲的眼光不错。房客虽然脾气暴躁，可是个上进的好男人。我们依靠上了他，跟他一起离开了村子，搬到一个干净的小镇。镇上的春天来得很早，樱花开得耀眼，画眉鸟轻快地在平整的草坪上跳跃。镇上的居民并不讨厌雨天，还说老天在替他们浇灌花园。这和以前村子里的气氛完全不同。村里的人老是抱怨命运的不公，雨天就更增添了他们的怨气。我想起了可怜的鲍勃。他肯定为了那些被牛糟蹋的莴苣而憔悴不已。哀愁、迷惘，还有贫血，已经快把他整个人折腾散架了。看到我们喜气洋洋地搬家时，他大概恨得连骨头都疼。至于菲利普，我把他从记忆中彻底抹除了，当他从来没有存在过。母亲对现在的非婚同居生活很满意，但她告诫我千万不能透露自己的家庭情况。“别跟人说家里的事，他们管不着。”她说。我心里想，你也不能笑话别人，不能提“佛勃斯”这个词。
直到我长大成人、离家生活以后，我才体会到普通人无拘无束的生活。那是多么惬意的生活，可以自由地说话，自由地行事，无需刻意地隐瞒，也无需小心地提防。我碰到许多心地单纯、心胸开阔的人，他们的品质是我所不具备的。也许我曾经有过，但我老早就遗失了，遗失在那夜晚升起的浓雾中，在那下午四点降临的暮色中，在那破败的栅栏和凌乱的草丛中。
有句话讲，人总得生活；我做了一名律师。整个六十年代都过去了，我的童年记忆也开始褪色、老旧。它成了我内心深处的珍藏，有时会在梦里向我敞开。北爱尔兰的争端爆发了，我的家庭也陷入了争执，报纸上登满了小商小贩的照片，他们愁苦的表情和我们一样。
再次想起菲利普的时候，我已经是个成熟的执业律师了，长期在外工作。复活节的那天，阳光明媚，我回到久违的家中，正吃着早餐。餐厅的窗户敞开着，能看到花园里的草坪和假山。烤好的面包放在架子上，果酱盛在碟子里。一切都变了，变得超乎想象！连房客也斯文起来，西装革履地参加扶轮社的会议。
母亲的身材不再苗条。她坐在我的对面，把一份当地的报纸递给我看。报纸被小心折叠过了，正面就有一张照片。
“你看，”她说，“苏西结婚了。”
我接过报纸，放下手中的面包。凭着童年的记忆，我仔细辨认苏西的模样。可不就是她，一个打扮俗气的女孩手捧花束站着，姿势不像是拿花，倒像是举着一根短棍；宽大的下巴努力配合做出微笑的表情。她的旁边站着新婚丈夫，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是她的父母。真是岁月不饶人，她的父母也老态龙钟、弯腰驼背了。我还想从他们的后面找到菲利普。我猜他会做出一副没精打采又略微凶恶的样子，有半个身子都在镜头外面。“苏西的哥哥呢？”我问母亲，“他没去参加婚礼吗？”
“菲利普？”母亲抬起眼睛看我。有好一会儿，她的嘴都半张着，似乎欲言又止，手指捻碎了一小块面包。“没人跟你说过吗？出了意外的事情？我以为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没写信告诉你吗？”她把早餐推到一边，冲我皱起眉头，好像对我有点失望。“他死了。”她终于说出了口。
“死了？怎么死的？”
母亲把嘴边的面包屑抹开，一边起身，一边说道：“自己死的。”她走到餐柜跟前，打开一个抽屉，要从一堆杯垫子和照片中找点什么。“我保存了当时的报纸，我以为已经寄给你了。”
我清楚自己始终在逃离过去，试图一点一滴地从过去的阴影中挣脱出来。我错过了许多，却以为自己没有错过什么重要的东西。然而，菲利普就这么悄声无息地走了。我回想起他扔过来的石头，他疑惑不解的眼神，还有他穿着短裤、瘦长的腿上显出瘀青的样子。
“已经好多年了。”母亲打断我的思绪。
她又坐到我的对面，把她保存的报纸递给我。才几年的工夫，报纸已经变黄，像是从维多利亚时期的公共图书馆借来的。我翻看报纸，想知道菲利普是怎么炸死自己的。报纸上登载了验尸报告，最终的裁决是意外死亡。
菲利普在父亲的花园小屋里用糖和除草剂自制了一枚炸弹。那时候自制炸弹很流行，主要是从贝尔法斯特流传开来的。炸弹的用途无人知晓，总之它就在菲利普的跟前爆炸了。我不知道菲利普当时身上带着什么。我能想象到的情景是：小屋被炸得四分五裂，摞好的花盆“哗啦啦”地全碎了，连野地里的牛也被爆炸声吸引，好奇地抬起头来张望。我突然冒出一个毫不相干的想法：爱尔兰终于除掉了菲利普。我成了幸存的一方，被生活划归“临时派”，戴上了黑色贝雷帽。我的同龄人当中，菲利普是第一个离世的。我现在经常想起他，脑子里重复一个声音——“除草剂”。这是一种能除掉杂草的液体。如果说我的生活中也有这么一枚自制的炸弹，那么，炸弹的导火索正在缓慢地燃烧。
消杀
我很小的时候，每次都会被后门外面的街沿石绊倒。老狗维克托经常充当我的护卫。我们一起小心翼翼地穿过庭院，我的手牢牢地抓住维克托脖子上粗硬的皮项圈。它确实老了，连项圈都已经磨软磨薄了。我紧紧握住这一条项圈，让维克托领着我四处旅行。阳光洒落在石头和石板上，菖蒲丛中夹杂着盛开的蒲公英。各家的门前，老太太们出来晒太阳，透透气。有的窝在高背椅子里打盹，有的整理膝上的裙摆。而远处的英格兰，正在工厂、田野和煤矿的噪音中沉闷地运转。
母亲经常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真正意义上的替代品。每一件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消逝的事物无法重来，幸福不可复制。对孩子来说，就该取一个贴切的名字，而不该继承别人的名字。母亲说她不赞成以别人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孩子。
既然如此，母亲为何自破规矩呢？这事让我琢磨不透，又勾起我对另一件事的回忆。那件事与狗有关，也许能提供一些线索。等我讲完之后，希望你能帮我解开疑团。
母亲的立场是很坚定的。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她自己就继承了一位远亲的名字——克拉拉。那位远亲是在湖上划船的时候不慎溺亡的，若活到现在，该有107岁了。母亲之所以不满意自己的名字，并不是因为那位远亲有什么恶劣的品质，大家根本不了解她的为人。真正让母亲苦恼的，是村子里的人叫出那名字来的声音。那种黏糊糊、拖拖拉拉的声音，像一股黏液从人们的嘴里挤出。
那时候，我们的邻里街坊都是表亲，相互之间经常串门。母亲总是要求串门的人先敲门，说这是文明人的规矩，可没人听懂她的意思，依旧我行我素。事实上，母亲所能施加的影响非常有限，与她的期望相差很远。这一点，是我长大以后才明白的。我当时只有7岁。在我的眼里，母亲就是太阳和月亮，是随时随地都注视我的上帝。我自己只能看些小人书，接触不到什么高级的思想，母亲却能看懂别人的心思。
我们家的隔壁住着我的姑妈康妮。她其实和我同辈，之所以叫她姑妈，是因为她年纪不小了。我们的亲属关系说来复杂，你也没有必要搞清楚，只要知道老狗维克托在给姑妈康妮做伴，喜欢待在她的餐桌底下。维克托每天要吃一块肉饼，由康妮专门到街上为它买来。它还要吃水果，吃所有碰到嘴边的食物。可我的母亲说，狗狗应该吃特制的狗粮，装在罐子里的那种。
我7岁的时候，维克托去世了。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总之是阴郁而沉痛的一天。康妮是个寡妇。儿时的我不知道“寡妇”意味着有过丈夫的妇女，还以为康妮一直独身。大家都替康妮惋惜，失去一个忠诚的狗伴无疑是丧夫之后的又一次打击。
我7岁的生日礼物是一块表，等到8岁生日的时候，我得到了一只小狗。最初说起要养狗的时候，母亲说想要一只哈巴狗。人们的反应仍是一脸的疑惑和不解，就跟母亲要求串门的人先敲门一样。村子里突然有人养起了哈巴狗，这件事情想起来就好笑。我心里也很清楚，真要养了一只，定会被村民们剥了皮，烤来吃了。
于是我跟母亲说：“是我的生日礼物，我想要一只维克托那样的狗。”
母亲回答道：“维克托不过是一只杂种狗。”
“那我就要一只杂种狗。”我坚持己见。
你看看，我还以为“杂种狗”是一个狗的品种。康妮跟我说杂种狗是非常忠诚的狗。我喜欢忠诚的品质，尽管还弄不懂它具体的含义。
杂种狗毕竟容易弄到手。过生日的当天上午，我应该很兴奋，可我记不清了。一个男孩从戈德伯农场带来一只小狗。狗狗站在火炉前的一块毯子上面，眨巴着眼睛，身子微微发颤。它的小腿细得跟小鸡的腿差不多。当时正值冬季，路上结满了霜。小狗也是一身雪白，和维克托相仿，卷卷的尾巴，也像维克托；它的背上还装了一个小鞍，显得十分驯顺。我摸了摸它脖颈后面的皮毛，感觉某一天它能长得强壮有力，禁得起拖拽。
从戈德伯农场来的男孩在厨房与我的继父交谈。我现在得叫他父亲了。我听那男孩说了一句“真是可耻”，但我没兴趣知道他具体指的什么。接着男孩走出厨房，继父也跟着出来。他们一边走还一边亲密地交谈。
那个时候，我还不明白人们是怎么相互认识的。他们会说，你认识某个女的，她嫁给了某个男的。她嫁人之前，名字是保持不变的，比如说一直叫赖利。可我一时还弄不清楚人的名字是怎么变来变去的，到底变化是如何产生的。我很茫然。当某人走出房门的时候，我总要猜想他会以什么名字或什么身份回来，猜想他是否还会回来。说这些的意思并非想让我自己显得单纯无知。事实上，我能为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举出充分的理由。在我看来，别人都是命运的奴隶、情感的仆人，唯独我能追随理性。
继父出门之后，我独自留在客厅，对着一团微弱的炉火。我开始和小狗维克托说话。为了迎接它的到来，我特地找了一些训狗的册子来看。册子上说狗喜欢低沉、舒缓的语调，但没有说明应该说些什么内容。维克托看来是没什么偏好的，所以我就说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蹲坐在地上，紧挨着它，让它不必为我的大个头感到不安。我看着它的脸，心里祈祷说，请记住我的脸。大概是觉得我太无聊了，维克托忽然直挺挺地倒下，死狗一般地躺着。我又坐到它的旁边，仔细地观察它。虽然我的腿上还放着一本翻开的书，可我没心思读。我静静地看着维克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安静。我本是个坐不住的人，也努力想改掉这个毛病，但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自己能有这么好的耐性，能一声不响地把维克托看上半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