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孙中山在伦敦访严复。严复以为中国只有走改革之路。他说，“为今之计，唯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孙中山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
1907年，宋教仁化名日人贞村，入日人长白山会进行实地考察，并将他们制造的伪证拍照携归，写成《间岛问题》一书。清政府凭借宋著力争，使日方侵吞间岛的阴谋未能得逞。
1910年，陆士谔写小说《新上海》，预想上海将来的发展：有地下铁道和越江隧道。
严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发表论述时，便称德国和日本必定败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严复遗嘱，内称三事：（1）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2）新知无穷，道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3）西著相取，己轻，群重。
郑逸梅有集藏癖。他说：“我无论怎样忙，每天总必挤出些时间来，翻检我所喜爱的集藏晶，摩挲玩索，这时什么烦恼都消失，胸怀间廓然开畅，一无挂得。这是无上的享受，从享受中获得营养，成为我的常规定例。”
林煦抄袭林纾在友谊书院所作课艺而中举，见到林纾时忸怩不安。但林纾却谦逊地说：我的旧作肤浅平庸，卑不足道，不图足下赏识至此，拙作赖汝大名而传，岂不荣幸。
颜旨在为天津《益世报》写社论，均用真名，不署笔名，字体如《圣教序》行书，用通俗文言写社论，仿梁启超文体。叶恭绰把他和陈布雷称之为“北颜南陈”。
黄兴从事革命斗争，曾化装和尚，改姓名张守正，人称张和尚。据齐白石说，清末在桂林见到过，张以20元托齐画了四条屏。辛亥革命后，齐在报上看到黄兴名字，才知张和尚就是他。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用英文写《告友邦人士书》，带到上海发表。《天铎报》闻知，由初入报界的陈布雷试译。陈用文言体，一气呵成，不失原意，抢先发表。次日，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才知，连呼“可惜，可惜”。
戴季陶向孙中山推荐马君武任广西省长。事后，马得悉此种情况，乃送礼物一包与戴，并附一信称：“兹奉上本场牛奶筹十枚，希哂纳。每早有人送牛奶至，每瓶付一筹可矣，不可多付。”时马方寓居牛奶场。戴读后大笑，辄对人说：“一个省长只值十支牛奶筹，真是廉价啊！”
法学博士吴经熊年仅3l岁即应邀去哈佛大学讲学。吴赴邮船公司订票，外国人见了他的名字，问道，“你就是吴博士的公子，到美国去读书的吗？”
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就主张汉字横写，其理由是：人目横列，则文字亦以横列为便，汉字直行殊失人目横列之作用。
钱玄同为人谦虚。他向章太炎介绍学生魏建功，称是“北平大学的同事”，而不说“小门生”。凡是大学里的学生，他--概称先生；等相处熟了，才改称兄。
钱玄同生前爱讲的一段话是：“三纲者，三条麻绳也，缠在我们的头上，祖缠父，父缠子，子缠孙，代代相传，缠了两千年。新文化运动起，大呼解放，解放这头上的三条麻绳。我们以后绝对不得再把这三条麻绳缠在孩子们的头上；孩子们也永远不得再缠在下一辈孩子们的头上！”他称自己的三位公子为“世兄”。鲁迅说，做玄同的儿子并不危险，钱玄同开明得几乎成了“子”的后辈。
沪宁铁路首行夜车，是于右任力争的结果。当初，国内火车为了安全仅在白天行驶，遇夜即停。于说：“外国火车夜间能开，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开？只要严格遵守规章制度，必然平安无事。”
四角号码检字法为王云五所发明。据说，有天他正用午饭，忽接到一份电报，忙辍食取电报书译出，又检查电报书译发回电。因而他感到，既然由四个电码数字译电文，比电文译电码要方便；则若用四个号码查字典，当比部首检字简便。就此他经过研究、推演，而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
林植夫主张人死后尸体用作喂鱼兽，或骨灰作肥料；也不须开追悼会。所以其父去世后，他未发讣文，却印了一本书--《一个儿子眼中的父亲》，把父亲评说了一番。
罗振玉在时务报社访梁启超、汪康年，候于门房，随手拿起扇子纳凉，发现上题一首诗，末尾用的是班超遣甘英出使罗马事：“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就此发现王国维的才识。
张大千居北平时，曾养一只波斯猫，后为徐悲鸿索去。数月后徐写信与张说，此猫极怪，不但不捕鼠，且“鼠吃猫粮”，鼠猫同器而食。
张大千临去法国访问毕加索。为了要送他几支上等画笔，张派人赴巴西牧场，从2500头牛的耳里剪取耳毛，共得耳毛1公斤；再由飞机送往日本，托玉川堂、喜屋两家笔店制成特种画笔8支（-说50支），笔杆题“艺坛盟主”，送毕加索2支。
蒋百里以健谈著名。新闻记者遇到他顶有趣味，然而也顶苦，因为来不及记录。他的肚子里，“含四馆（博物、图书、史料、科学）、两院（文学、军事），还有‘随意小酌’”。
杜亚泉参与创制新式标点，他以圈点二十四史做试验，历时两年。在圈点过程中，是他第一个建议采用逗号。
梁宗岱有罗曼·罗兰和保罗·瓦雷望给他的亲笔信多封。旁人要他公开发表，他拒绝说：“这些都是说我好话的，发表不好。”
茅以昇结婚时，送给妻子的礼物是一本沈三白的《浮生六记》。
冯玉祥当连长时，娶妻以三事相约：能担水；能写信；品行端方，不喜奢华。
冯玉祥抗战时练习写白话诗时，自称为“丘八诗”。他写好了诗，不知是否通顺，就聘请研究中国通俗文艺的三个大家修阅文稿。他们是老舍、何容和老向（王向辰）。
冯友兰自称一生得力于三个女子：一个是母亲，一个是妻子，一个是女儿。由此他82岁访美时，在机场写了一首打油诗：“早岁读书赖慈母，中年事业有贤妻，晚来又得女儿孝，扶我云天万里飞。”
1904年，章太炎在《顺天时报》登报征婚。日本称这是有史以来登报征婚的滥觞。章征婚条件有五：（1）以湖北女子为限；（2）要文理通顺，能作短篇文字；（3）要大家闺秀；（4）要出身于学校，双方平等自由，互相尊敬，保持美德；（5）不缠足。丈夫死后，可以再嫁；夫妇不合，可以离婚。此条广告，南北诸报纷纷改编为新闻转载。
1912年章太炎准备续弦。朋友问他对于未来的这位夫人有什么条件。章回答：“什么严格的条件都没有，只要能读读《红楼梦》，也就够了。”
章太炎相当敬仰刘伯温。他应刘后人所请，写了一篇有关刘的文章。因不肯要笔润，刘后人特将青田山上刘伯温墓地附近一块山地相赠。
章太炎为袁世凯囚禁，在墙上悬7尺宣纸，上书“速死”两个大篆；还托人在青田刘基墓旁置墓地，自书墓碑，并写了《终制》一文，以代遗嘱。
章太炎娶媳。号称大麻子的刘成禺、李根源都前往祝贺。章邀两人合照留念，两人都争着要站在主人之左。李对刘说，我较你年长，当以齿等。刘说，你不过是李麻子，天下谁人不叫我刘麻哥，当然让我站上位。章哈哈大笑说，我这里不是“麻花大学”间呵，不要在这里争行辈吧。
张友鸾与崔伯荦结婚，两人姓氏与《西厢记》中男女主人公相同。周作人条幅用了其中唱词：“一个是文章魁首，一个是仕女班头”；张恨水贺诗有：“银红灯下双双拜，今生完了西厢债。”
浙江一师有前“四大金刚”：王锡荣、朱权、张衡、郦赓九；还有后“四大金刚”：陈望道、刘大白、夏丏尊和袁心乡（一作李次九）。此中刘大白、夏丏尊和陈望道又被称为辛亥时期浙东文坛“三叛徒”。
刘大白在浙江一师任教，因与李次九等推行白话文，被省教育厅长夏敬观称为“学本无源，一知半解”。由此，刘后来在复旦大学任教时刻有闲章：“一知半解”；还写诗一首：本来不可知不可解的，这无穷的世界，况有这有限的人生，又怎能知怎能解？知什么一，解什么半？凭何测量，从何计算？知一解半，不幸的人生；一知半解，人生的不幸。生为考语，死作墓铭。铭曰：“太上无知无解，其次不知不解，一知半解，下之下者。”
章乃器认为，获得成功的英雄须具备三个条件：（1）强健的身体；（2）做事的热情；（3）高深的学问。
陈鹤琴称人生有三样法宝：照妖镜，你发脾气时把你自己的脸孔照一照；天平秤，待人处世时应当拿出来称一称；十字架，天天做一件使人快乐的事。
冒鹤亭编撰广东地方志。他误认为陆丹林已经逝世，就将他编入《儒林传》。陆丹林读后，叩门往谢冒鹤亭。冒表示歉意，而陆却视破例入志为光荣，两人从此结为好友。
李济和蒋廷黻闲谈。李说：“你认为是写历史给以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以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蒋没有作正面回答，稍停后他反问说：“你看世界上的人知道司马迁的多呢？还是知道张骞的多？”
连横游北京，特地前往柴市凭吊文天祥遗迹，作有《柴市谒文信国公祠》，内有“一代豪华客，千秋正气歌，艰难扶社稷，破碎痛山河”句。章太炎读后，大受感动，叹为：“英雄有怀抱之士。”
《英文中国名人录》在1200人中收录了袁世凯、黎元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潘光旦认为“录中有许多死人，实开名人录未有之先例”，因为“人录不是鬼录”。
1914年，王闿运到北京，过新华门忽仰视叹息说：“何题此不祥字邪？”从者怪而询问，对答说：“吾老眼花，彼题者得非新莽门乎？”
1915年，黄炎培参加农商部游美实业团，在纽约郊外访问爱迪生。爱迪生拿出其发明的收录两用机，请黄用上海方言录音。黄用上海话说“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愿两国用和平手段，同心同德，互相帮助，走上幸福的道路”等语。
老舍曾用“舒庆春”的名字在英国教学，与房东艾支顿相处极善。老舍回国后，艾支顿出版了《金瓶梅》的英译本，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好友舒庆春。”但他始终不知，他的这位中国朋友舒庆春，已采用“老舍”的笔名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学家。
蔡元培续娶黄仲玉，结婚礼堂别开生面，正中之红幛，乃缀以“孔子”两字。洞房花烛夜，不许闹房，改洞房为会场，大作学术报告。
邓初民对别人称他“初老”感到不满。-次有人向他解释道：我们只是说你“初”老而已，而且你将永远只是初老。于是邓初民再也不抗议他人对自己的称呼。
陈柱尊在日本读书，课余常读《庄子》、《史记》等。其父知之，来信训言：“尔留学异邦，宜精研科学；若究国学，何必去父母之邦！”
邹韬奋下笔万言，但到市场上购物，却不会数铜板，只会一个一个地计算；他也不会乘电车，不知道到什么地方该乘什么车，因此茅盾曾说他有些“天真”。
张星烺因病，未满40岁须发皆白，但面孔非常红润。一次乘胶济路火车无座位，张宗昌的兵看他那样苍白，居然让座位给他。后来陈垣说他鹤发童颜，连张宗昌的大兵都被感动了。
马永桢到北平教书，本地朋友告诉他，在北平教书须有两种工具：（1）西服越新越好；（2）皮包越旧越好。如果穿旧衣服夹新皮包，那就糟了。
柳诒徵自日本留学归国，曾将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改为“正其义而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以为座右铭。
谢冰莹除教书、写作以外，还要忙于家务和外出应酬。故齐如山有诗赠曰：“做饭洗碗扫房间，铺床铺被洗衣衫，写文改课教儿读，吊贺迎送兼聚餐，慰问访问又探病，讲演开会还上班，诸事日有一百件，学校还将功课担，事事摒挡都井井，写的文章堆如山，这样写作三十载，胜我一百二十年。”
蔡和森、向警予1920年在法国结婚，拍了一张两人并肩而坐、合体一本翻开的《资本论》的照片。
顾颉刚续弦殷履安，蜜月后住在娘家。顾在苏州时，每隔一二天即去一长信，半个月内写了13封信，共达2万余字。信中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夫妻恩爱与少年壮志融为一体。
1921年，赵元任、杨步伟结婚，只请胡适、朱征吃饭，并作证人，仅花了4角印花税。翌日《晨报》发布消息，冠以特大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
1921年，俞平伯受胡适影响开始研究《红楼梦》。他和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不到4个月，信札已订成几大本。翌年，他的《红楼梦辨》推出，书中的一半材料，就是从顾颉刚的信中采集的。
1921年除夕，叶圣陶与朱自清促膝长谈，点起两支白蜡烛。朱自清即写了只有三行的《除夕》：“除夜的两支摇摇的白蜡烛光里，我眼睁睁瞅着。1921年轻轻地踅过去了。”
张耀翔在1922年搞民意测验，共8题，收到答案931份。其中，回答中国旧小说中最喜欢是《红楼梦》的有471票；其次是《水浒》、《三国演义》。
1924年，林徽因、徐志摩与泰戈尔在天坛演说，因林美艳如花，徐修长白皙，而泰戈尔鹤发美髯，人称他们有如松竹梅三友图。
1924年，北京教育部开列禁书单，其中有英国作家嘉本德《爱的成年》、周作人《自己的园地》等与政治毫不相关的作品。为此胡适给政府写信，要求消除这种笑话。
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建立。校长曹云祥请胡适主持，胡说不够格，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罗振玉和章太炎。王国维开始不答应，胡适找溥仪，溥仪劝王去，王因清华是洋学堂仍不愿去。溥仪只得下了“圣旨”，王没办法，只得去了。但章太炎不去，他因为在日本时曾与梁打笔墨官司，另外也反对甲骨文，说那是商人伪造，信它的是妄人。梁、王都希望他去，但章始终没有去。
20年代，北京有号称“京兆布衣（周作人）三大弟子”，散文、小品文名家：朱自清、俞平伯、废名（冯文炳）。
郑振铎有次为大学请熊佛西讲演，但到来的却是熊希龄。问他讲演题，却是幼稚教育，因为当时熊希龄筹办香山慈幼院。熊到了讲台上，便对学生说：“你们要请的是熊佛西先生，我去替你们请来吧。”就这样下了台。因为熊希龄和熊佛西的住所相距很近，送信的人说是熊先生，便弄错了。
吴承仕有划火柴的习惯。他解释说，这个习惯是从马克思那里学来的。马克思就一面划火柴，一面写像《资本论》那样伟大的经典巨著。
胡朴安到杭州灵隐寺访弘一（李叔同），曾以长诗相赠，内有“弘一精佛理，禅房欣良觌”，“为我说禅宗，天花落几席”。岂知弘一看了，对他说：“学佛不仅精佛理而已。我又不是禅宗，并未为你说禅宗，你在诗中不应说谎话。”胡才知道自己的几句诗，犯了佛家“诳语”之戒。
全增嘏游杭州，旅馆侍者照例登记姓名，全以全嘏两字写之。侍者误识“嘏”为“假”，在外对人说：“这客人很老实，自己承认姓名为‘全假’。”
茅盾的《子夜》手稿能完整无损地保存至今，全赖他二叔父沈永钦（当时他在交通银行做会计）。他接到《子夜》手稿后，就把它锁入了银行所用的保险柜中。
1927年刘成禺在九江听有关外交的演说，有称“中国最耻辱条约，莫过于马关条约。马关即下关，下关即南京下关，所以马关条约，又叫做白门条约”。马相伯听了大笑：“其人过量，考必得秀才；何以故，善作接搭题也。”
1930年吴梅（瞿安）在南京成立了一个文学团体--潜社。此社既不标榜什么，也不反对什么，只是不定期在南京夫子庙老万全酒楼聚餐。吃饭前由吴出题目指定词牌或曲牌，然后焚一支香为时限；交卷后，吴评出最佳者三名，大家传阅。
日本内阁于20年代后期拟定的侵华政策的总纲领《田中奏折》在中国被揭露后，这一绝密文件迅即传遍中同和世界。那是1931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社长黄炎培赴日本考察时，冒着极大危险把它放在书籍中一起夹带回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