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主要想谈谈军旅文学的批评问题。
今天的军旅文学有正常的批评吗？没有。再进一步，有批评吗？也没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军旅文学的理论家、批评家，对军旅作家和作品丧失了有效的观察，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和理解，当然也就丧失了批评本身存在的意义。作品与读者，文学创作与研究评价，文学最终的接受情况及社会反响这些层面的多重关系，似乎都已解体了。这是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无论所谓的“十七年”时期文学，即便“文革”中的文学，更不用说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之初的文学，都是有批评、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的。今天的批评活动之不健康、不正常，已经到了有违常识的地步，这是军旅文学的悲哀，是军旅作家、军旅文学批评家们的悲哀。
表面上看，商业影响、市场运作方式，畅销书营销策略等外部环境因素，的确让批评者们似乎除了捧场，说些无关痛痒的话，就再无事可做。但是，我们透过一些评论文章的文本，看到的其实远不只是对“宣传”的顺从，对商业价值的挖掘之类，而是批评标准的混乱，批评方法的随心所欲，是文学信念与价值观的暧昧。总体看，无论美学旨趣方面，还是社会理想、精神文化信念方面，批评家们都是面目模糊的，这一点是最致命的。没有艺术标准，没有价值判断，没有科学方法，没有美学理想、生命理想和社会理想，当然就不可能对同时代的创作实践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就不可能对作家们的写作有什么补益。批评的不正常、不在场，严重贬低了文学的尊严，以至于今天的作家也都习惯于把评论者视为吹捧者、崇拜者，而不是应该严肃对待的讨论者、对话者。批评家们的失职、失察，让许多作家滋生了可任意作为的幻觉，以为仅靠一定的声名或习惯，就可以永远写下去，作品本身优劣则根本无需置疑，似乎只要能出版、能发表，或者取得一些市场的成功，作品就算彻底完成了。现在，仅有的可能对作者施加影响的恐怕就是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了，但我们知道，编辑又有办刊或出版的特别追求，甚至是功利目的，多半只取其侧重，或推广其所长，不可能对作家或作品负全责。
没有批评的文学将会如何发展呢？这个问题是无法想象的。
我一直记得一位西方艺术批评家的话：“批评是一种补救方法。”面对目前产量够多但质量方面良莠不齐的军旅文学作品，如何定位，怎样评判，能不能准确辨析和确认其艺术优劣，严格区分其价值趣味的高低，当然有赖批评的担当。科学的方法，理性的清明，法度的严明，立场的坚定，这些都必不可少。具体一点，军旅文学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必要性、合法性问题，军旅作家的艺术品格、思想修养和社会责任问题，这些都非需要准确的理论说明和精微的批评阐释不可。否则，军旅文学的自生自灭，或进一步的边缘化、彻底淘汰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军旅文学批评“补救”功能的瘫痪非一朝一夕之事，但重建也不是没有方法和路径。简单而言，从文本（包括形式）批评，到社会学批评，从对一般的美学问题的检讨，到对时代思想道德状况的探察，批评家们可供遵循的方法和尺度几乎可以说都是现成的，也几乎是不可穷尽的，我们并不需要发明特别的机制或语言。只要能够认真地去阅读，实事求是地加以鉴别，诚挚地说出自己的认识与判断就可以了。在今天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下，一般的审美经验问题、社会思想文化问题，乃至作家的趣味、价值诉求问题，都是完全可以进行理性探讨的，也是可以进行交锋辩难的。甚至一些重要的思想文化问题，比如对历史的认知、对历史表达中的歧见或论争等等，其实也是可以从学理、学术层面开展的。
再就是因文学标准丧失而导致的文学与现实关系的恶化问题。批评声音的微弱，批评阵地的失守，已经在现实的层面，或者说美育层面出现了问题：一般的军队读者，包括部分受过一定教育的行管、政治教育工作者，也都认为，文学不外乎工具，是为了配合阶段性的所谓的“中心工作”而存在的，是廉价而直接的歌功颂德。正如有一位作者所言，很多人，甚至相当一级的军队领导，都认为文学刊物不过是“宣传阵地”。这样的退步是极其荒谬的。“载道”“双为”方针也罢，“寓教于乐”“喜闻乐见”也罢，之前文学的社会功效从来没有被简化到如此地步。这说明，文学批评在文学规律的说明、美育功能的倡导这些方面都是有问题的。且不论文学审美的非功利性之类话题，文学的诸种功能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审美，是通过美感经验塑造人的心灵样式，是通过对崇高感情——例如献身精神、悲剧意识、死亡经验、自然奇观和历史世界等——的透彻体悟，转达超越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这就是美育的达成。而到目前为止的人类审美活动，都并未离开过对艺术进行研究、对文学作品意蕴进行发掘这些古老的传统。借助理论与批评活动而展开的军旅文学审美，在分析、鉴赏、评价，包括谴责的过程中，既可以实现对文学与现实关系裂缝的弥补，也就是提高文学创作本身的地位，亦可捍卫文学价值的相对独立性。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批评现状，与目前军旅文学批评家队伍的涣散不无关系。我们今天已经在出版这样那样的军队“文学史”“艺术史”了，在为一种发展中的、水准平庸甚至低下的“作品”盖棺论定。许多粗糙不堪的作品，在艺术与社会、审美理想与生命智慧，在语言、想象、文本和寓言结构的生成等诸多关系都尚属含混夹生状态的作品，正在被推向“经典”的格位。这种急切追求成就感而不是对历史负责的病征，正需要从思想理论、文化哲学高度加以矫正，但我们现在甚至没有什么有影响力、有美学建树与贡献的理论和批评大家，这是十分遗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