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几乎在各种场合都能听到以人为本这样的说法。这个本属于哲学层面、带有浓厚形而上色彩的概念，在今天的中国突然如此醒目地出现，甚至广泛见诸于各项政策政令、社论文件，可以说是破天荒的。
人本思想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肇始，是构成现代人类文明内涵的核心因素之一。我们知道，人本起初是意味着人自神本或是神权中的脱出，是从外部开始的解放。有了如此重大的乾坤颠倒，才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个人和个人主义。然而，人本还有其重要的一面，那就是伦理意识的时刻苏醒，和对道德生命建构的永久渴求，这一点甚至比“人本”概念本身的出现还要早上千年——在孔子和苏格拉底的世界里就已经洋溢着这样的渴望和热忱了。因此，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后者，也就是建立在内省、德性、良知、判断之上的内在意识的充分发育，才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而外在束缚或困境的纾解，或许是第二位的。
事实上，讨论目前军旅小说的处境，正好有一个合适的观察角度，那就是尝试从人本立场切入。在此，我想以两位军队青年作家的两部中篇为例，和大家探讨小说中的“人本”问题，这两人都是专业作家，三十来岁，在军内有一定影响。
裴指海的《战争简史》是一个战争亲历者在垂暮之年的回忆，小说述及主人公自己早年曾将一个出身地主家庭但向往革命队伍的青年带往血火之路。青年在战争中三次舍身救自己脱险，并在朝鲜战场上立有奇功，但在后来的内部肃整和政治运动中屡遭不公，命运每况愈下，最终自缢身亡。作者处理这一题材时，在战场氛围、历史背景方面都很下功夫，但离奇的是，叙述者一方面声言自己是该青年正直笃诚于革命的见证者，并坦承自己在某次运动时为了自保，曾揭发青年“对地主阶级父母的感情”，另一方面又坚称，自己对自己的一生并没有任何感到后悔的地方。关键就在这一点：没有后悔，没有罪感，没有自我审判，也就是说良知是不存在的。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为什么是这样？
卢一萍的《索狼荒原》——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组织”出面的捆绑婚姻故事，此作的深意在于揭示人性之复杂：苦心经营的婚姻无爱，非对称（政治）地位的情侣之间却有电光石火般的生命悸动，最终的悲剧性后果则几近不可收拾，作品也是不了了之。这部作品有一个指向，那就是“荒谬年代的惨无人道”，但是仅仅这样是不够的，一些好的纪实作品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我想起了北岛的诗……
两位作者的出发点都是特定历史阶段中人生之路的晦暗曲折，但问题明显都在于生命主题中伦理意识的缺失——即便环境残酷、情势不容，没有自我慎察而一味申诉“历史的苦难”是不会准确的，至少是不够中肯的。伦理意识的缺失与文学主体性问题密切相关，主体性阙如，就无从呈现人性的优劣，就不可能产生判断，所以一切的生死变乱，一切的命运悲欢，就只好归咎于战乱，归咎于“世道”了。这对于文学的“人学”任务来说，当然是未完成的。裴指海的“不后悔”和卢一萍的“不清楚”，皆缘于作品中伦理意识的缺失，这样的缺失直接导致的是文学作品人性观察中的盲目，而作品中的这种盲目所暴露出的，正是创作者自身人本思想的匮乏。
二〇〇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有句惊世骇俗的话，在我看来很好地回答了文学中人本立场的深刻含义所在，它的大意是说：即使是在集中营里，人也会有感到幸福的时刻。这句话让那些始终沉湎于声讨纳粹暴行的人猛一听有些无所适从，但这正是小说家在以其独特方式观照人类境遇和人类信心时所能够找到的具体方案：假如种族灭绝行为不曾被制止，一个进入毒气室以前的犹太男孩还会以何种方式面对这个值得眷恋的世界？历史的公正总是相对而言的，而且往往要到过去了无数的时间以后，这样，作家如果不是简单复现历史或记录现实，那就很有必要确认自己“人本”的价值基准，也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我在此想要强调的是，战争中、军旅生活中的伦理秩序及其反讽和背谬的表现形式，其实正好提供了文学可以作为的丰富材料与巨大空间，当前的中国军旅小说写作在这方面理当大有可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