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央广播电台的大事年表，1932年是不平常的一年。
是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这天，中央广播电台75千瓦的强功率电台正式开播。这坐耗费巨资的电台，号称“东亚第一，世界第三”。以当时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贫困、技术落后的国家，在广播方面有这样大的突进，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一）
中央电台于1928年创业伊始，功率仅500瓦，名曰“中央广播电台”，实际上电波所及，主要在东南一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可见，这在当时只是权宜之计罢了。
这年秋天，陈果夫与戴季陶、叶楚伧为此会商，“以我国幅员之辽阔，边隅首都，动辄万里，电力所及，往往不逮”，决定扩大中央广播电台功率。11月，他们提出拟议，需费40万元，电力为10千瓦。很快草成计划大纲，三人联合签署。1929年3月，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第198次常会对此案予以通过，并指定陈果夫与叶楚伧负责筹备。
于是，陈、叶与中央广播电台主任（当时尚未有台长制）吴道一反复作审慎考虑，认为世界广播事业发展迅速，此后国内外电台必将林立，电波纵横，弥漫太空，倘电力微弱，必为干扰或淹没，“衡以国际情势，不可不更进一步，作宏大久远之谋”，以达到“音波广被，无远弗届”的目的。故而对原计划作重要改动，决定采用50千瓦发射电力。这个修正案于1929年6月提请国民党第三届中执会第18次常会审议。由陈果夫出面，戴季陶、叶楚伧二人同时赞助，事情自然好办，于是，照案通过，并令积极筹建。
中央电台随即征集各国著名无线电公司所制播音机械说明书及价格表，以备选择。一时英、美、法、德等各国公司纷纷应征。为了集思广益，将各公司所报材料详加比较，邀请国内无线电专家朱其清等13人审查。结果，认定德国得力风根公司索价最廉，其他有关条款也比较适宜。1930年2月，中央电台决定由该公司承制该台机械，并报中央常会决议照办；一面与该公司商定合同，一面选派工程师刘振清、王劲二人赴德监造，所有机件，均经实地试验，详细研究，力求其尽善尽美。
这里曾有个小插曲。原订购置50千瓦机器，而德国公司按惯例为经办人留出回佣，其值等于该机价款的20％。但中国方面几位经办人，都是潜心无线电事业的学者，听到这种事情无不吃惊，没有一个人愿要这笔钱。德国商人被这些中国人感动了，于是主动地加了25千瓦，这样，50千瓦的机器最终变成75千瓦了。
发射台地址的勘定工作也同时抓紧进行。根据无线电专家的意见及实际经验，决定远山近水，一方面可避免山中的金属矿物对电波的吸收，另一方面又可借水流以利电波之畅行。几经考察和多方测勘，最后选定为南京西郊江东门附近（今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发射台）。此处毗邻长江白河口，地势低洼，雨季一到，渠满塘平，水深过膝；若是遇长江决堤，更是水乡泽国，一片汪洋；就是平时，也多为沼泽泥泞，是农民放养鹅鸭的去处。于是兴工填土，埋设地线，奠定基础。其后，招标承办机房、铁塔、厂房、发音室、自流井，以及装设播音机、发射机、电力厂、通话电缆等。所有工程监造，均派总工程师冯简负责，而装配播音机械及电力机械，则由德国得力风根公司派工程师开尔孟等二人来台共同工作。
这座电台建设期间，国际上风云变幻，中国国难迭起，最突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淞沪抗战。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沈阳突袭中国军队，迈开了“肢解”中国的第一步。四个多月后，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十九路军哀军奋战，抵抗强敌。那是个人心激荡的年代，东三省流亡学生纷纷南下，全国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但是“一·二八”事变后，停泊在下关江面的日本军舰悍然向南京开炮，毫无防范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惶惶然不知所措，急急乎将政治中枢迁往洛阳；筹建电台的总负责人、多病的陈果夫，则由蒋介石安排先到杭州暂避，不久也随国民政府去了洛阳；中央广播电台当时正在进行强力电台的建设工作，一下被笼罩在恐怖气氛之中，部分员工甚至不辞而别了。不久，电台奉命将自制的250瓦广播机迁移洛阳播音，大有离弃金陵，远徙中州之势；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外患稍有缓和，内战又在紧锣密鼓，待秋风起时，迁至洛阳的250瓦广播机便移设南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专作“剿共”宣传了。
在这种紧张复杂的形势和条件下，强力电台的建台工程不但未曾一日中辍，反而加快了进展速度；虽然金陵城里风雨飘摇、谣言迭起，而那些建台的骨干人员并不为之所动，且一鼓作气，建设不止。是一股什么力量在如此策励着他们呢？那就是“报国之心”，为抗日做些实事的爱国思想。如总工程师冯简，这位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的著名学者，在当时已经享誉国内。他常说：“国难愈是艰险，我辈更须努力！”这话是勉励别人，更是勉励他自己。他的思想，不是流行一时的所谓“效忠党国”，而是真正的献身中华。他进入中央电台，颇有一番曲折。来台之初，他被通知一定要加入国民党；要么立即参加，要么离台他去。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去东北大学当了教授。可见他是将建设电台当作一项抗日救亡工作来做的，作为振兴中华的工作来干的。所以，外商的重金贿赂，他不为所动；日寇的侵略炮火，更不为所惧。这正充分体现了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铮铮傲骨和高尚气节。
正因为有这一班埋头苦干的人们在那里奋斗不止，到了1932年3月，在这一片水网洼地之上，一座雄伟的堪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媲美的强力广播电台拔地而起。其时，中日停战协定签字，凝聚的战云一时得以消弭，国民政府、中央大员络绎由洛阳返回，南京又恢复了往日的面貌。中央广播电台强力大电台于6月开始试播，调整机器，8月份开始用440米波长播音，并定呼号为XGOA。
但何日举行仪式，正式开播？陈果夫等人已有考虑：选定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
（二）
1932年11月12日，孙中山先生诞辰66周年纪念日。
这一天，虽已初冬，却是红日朗朗，微风拂拂。江东门广播电台已经一展雄姿：发射机房那罗马式的建筑，一式的赭红色耐火砖墙壁，铜板盖顶，四周新栽的马尾松舒展着碧绿的枝叶；它的北面，是自备发电厂和自流井，冷却喷水池富有欧美园林的装饰意味；分别于机房东西两侧的两座120米钢塔直刺青天；大院内广植草坪、果木、花卉，傲霜秋菊黄灿灿一片……一切都是悉心布置，典雅而幽静，仿佛一座西式的庄园别墅。
在机房前方左首草坪旷地上，建起了一座临时礼台，彩旗飘逸，鲜花竞放，松柏簇拥，倒是很有中华民族的特色。中央广播电台强力大电台的开幕典礼就在这里举行。今天到会的有中央大员、各界人士、外国来宾，共1000多人，可谓济济一堂。
陈果夫首致开幕词，详细叙述了该大功率电台的发起和筹建经过。这位党国要人，一身长衫，瘦骨嶙峋，面色烟黄。他讲话时，常常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匣子，那是他常备的吐痰器皿。他最后说：“此后，中央广播消息，不特遍及边陲，抑且远被全球，既便发施政令，又利阐扬主义。若用以提倡识字，促进文化，亦足以收宏效。而理论之阐扬，时事之报告，使国际明了我国之真情，俾正义得伸于世界，尤非任何宣传工作所可比拟。总理云，国民革命之目的在建设，建设不成功，革命即失其意义。本台之建，殆亦建设中之尤要者欤。同时且为吾国广播事业奠一始基，以后发皇光大，使广播电台遍及全国，追踪欧美，蔚成大业，尤愿与诸同志共勉之。”[3]
吴道一报告电台筹建经过后，吴稚晖、居正、何应钦、罗家伦、程天放等相继致辞。在热烈的气氛中，会议结束，而中央广播大电台即正式开播。
由于此前做了充分准备，精心安排，这一日电台多为“特别节目”，加之功率猛增，收听效果自非寻常可比。以南京一地为例，街面上凡有收音机的地方，围者如堵；有的公园则特地辟出小广场，将收音机置于草坪上，吸引了大批游客。可谓称盛一时。
（三）
这座电台的开播，不独是中国的一大新闻，也成了世界重要新闻。以中国如此贫弱的国家，居然能建成如此强大的电台，着实是不简单的事情，这为各方人士始料不及。当时日本全国大电台有5座，均各为10千瓦，加上地方所有小电台，总计功率尚比不上中国这座新建的电台，所以日本人尤为震惊，称这座中央广播电台为“怪放送”。苏联不久也向德国定造500千瓦大电台，但比中国这座电台迟了两年才建成。
与之相适应，中央广播电台此时已大量充实人员，一些学者、名流纷纷前来工作。在电台任事的编播、技术人员，在全国所有电台中，堪称一流水平。广播节目也日趋丰富，自编节目也日趋增多，演讲节目、教育节目、文艺节目，形成了系列化、系统化。特别是文艺节目，出现了“本台同人”的演奏节目，接着便成立了音乐组；还将话剧改制，搬上广播，出现了“广播剧”。播音工作得到了加强，逐步采用多种语言（包括外语和中国方言）广播。至此这座电台已脱尽了初创的胚胎，已经枝叶繁茂，巍巍然耸立于世界东方了。
但事情还有个饶有趣味的尾声。该台创议时，经费来源：一是党员所得税、海外党员的捐款利息拨充第一次付款；二是国民党中央每月节支两万元作继续付款准备金。总计100万元的建设费，完工之后，尚欠德国人30多万元。财政部长宋子文以“经费困难，无力偿付”为由，不予拨款。这样，陈果夫不得不出面。他这时已有诸多头衔：国民党中执委员、中央常委、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可是他几次向财政部交涉，宋子文竟置之不理，而德商时时催逼。这时有人指点门径说，这位宋财长是个“洋派”人物，如用英文写上一信，方可刮目相看，而陈果夫是个国粹派，向来反对这样做。无奈逼债甚急，这位老夫子只得屈从了，勉强用英文给宋子文去了一函，并交一纸给德商再向财政部支取。这一招果然灵验，宋子文不但回了信，还付了款，方了结此遗案。
事后，陈果夫对此深为不满，一直记恨在心。后来他兼任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设计了《文化事业计划纲要》（又称《中国国民党之文化政策》），对这个问题特别作了规定。1941年，陈果夫在中央政治学校阐述《文化事业计划纲要》时，还颇动感情地说：“中国人应当说中国话，尤其是中国人对中国人交换意见，不用中国话而用外国话，简直是忘本！中国人不信任中国自己的东西，到处用外国东西，精神上早就亡国了。其实叫密斯忒陈与叫陈先生，意思有什么两样？为什么不用中国固有的称呼而用外国话？签起字来，用ABC或直书姓名，效力有什么不同？何以不用汉字而用外国字？以致中华民国有纪元，中国人不用本国的纪元而写1941。看看都像是小问题，其实关系大得很，不可不注意。我们万不可国家未亡，精神先亡；精神上亡了，国家就非亡不可！”更有甚者，陈果夫后来到了台湾，仍耿耿于怀。1949年9月13日，即他去世前两年，于病中作《广播随笔》，还旧事重提：“我们建立大电台，尚缺少35万元，向宋财长要钱（欠党部的钱），竟置不复。后来有人说，可写英文信去。不得已写了英文信去，立得回信。后来又介绍德国人直接向其说明，才肯给钱。这是我们认为中国人与中国人通信用外国文字、外国人说的话才能相信，也是在革命过程中的一种耻辱！”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但可资说明当时建台过程中的一些具体情况。
在以后的岁月中，这座电台一直在国难频仍、烽烟迭起中惨淡经营，直至最后终结了在南京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