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的某一天，中央广播电台设在江东门发射台的收音员训练班正在上课，突然来了一批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武装便衣，逮捕了授课教师、中央电台技术科技术员何治垓与陈景涵。这个动作使电台内很多人惊骇不已。原来该班训育主任段剑岷系调查科所派，专司考察、监视学员的政治思想动向。据说段等发现何、陈两人有中共地下党员嫌疑，向调查科长徐恩曾报告，徐立即采取措施，将二人拘审。此后，又以同样罪名逮捕了训练班一位姓顾的女学员，并将她迫害致死。
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系“中统”前身，它的势力何以渗入中央广播电台？这得从头说起。
中央广播电台自建立起，就一直处于后来成为“中统”头目的陈果夫、陈立夫及徐恩曾的控制之下。电台内上自台长，下至播音、事务人员，很多人与二陈及徐恩曾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老同学、老朋友、老部下……可谓千丝万缕。
就其领导层来说，这种色彩更为浓厚。陈果夫于1927年以及次年创议建立中央广播电台，并一手操办将它扩建为75千瓦功率的大电台，此后，关于电台的事业建设、宣传工作乃至对日作战的阵地扩音等事宜，屡屡过问。中央电台遇到难办之事，诸如经费问题等，亦常常搬出陈果夫这个后台，总是水到渠成。1936年2月，为加强对全国各地广播电台特别是原来仅受辖于交通部的民营广播电台的控制，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陈果夫即为主任委员。所以，陈果夫被尊为“中国广播事业的保姆”，中央电台内莫不恭而敬之地称他为“果公”。中央广播电台的第一任主任是徐恩曾，后来的主要负责人吴保丰、吴道一、范本中等人，可谓同出一门。他们和徐恩曾都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前后期同学，徐恩曾、吴保丰、范本中等还在美国、加拿大留学时就与陈果夫的弟弟陈立夫相识，并加入陈立夫、曾养甫等成立的留学生联谊会“健社”，关系甚为密切；回国以后，这些“健社”成员还几度聚餐联谊，旧情不断。1943年，中央台元老、中广处长吴保丰挂冠而去，脱离了广播界。吴道一升任中广处长，而副处长一职，则由中统局交通处长彭精一继任。这些人主持中央广播电台的工作，无不以二陈为靠山。
具体地插手电台工作者，以徐恩曾为最甚。此人本是一介书生，1922年毕业于上海交大，后又赴美深造。他本可以在学识上有所建树，可他偏热衷于从政。留美回来，他由于陈立夫的关系而至陈果夫麾下。1928年充任中央电台第一任主任，不久他调，但他对中央电台仍抓住不放，将电台的部分工作纳入“中统”特务工作的轨道。
1930年，中央广播电台创办一个专司收发报的短波电台，即鲜为人知的所谓“XHZ电台”。该台起初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但台长仍由中央电台台长吴道一兼任。它除了收发广播新闻外，更主要的是为国民党中央各部、处收发同各省党部等的往来电报，致力于“中央政令政情之传播，各地党务之指挥与促进，国内反动阴谋之监视与举发，本党党权之维护”。[4]该台还对红军苏区电台以及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在福建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讯电台实行干扰。1932年“XHZ电台”改为中央广播电台报务室。随着中央通讯社总台的建立，报务室与之形成国民党中央两大通讯系统。中央社负责全国新闻网的发展工作，而报务室则负责全国情报网的组织工作，逐渐形成单一的特务色彩。自然，由身为组织部调查科科长的徐恩曾直接插手扩建报务室，并分设三处：除了在丁家桥中央党部内即原XHZ短波电台，另外由调查科拨出经费，分别在中央路、香铺营设立收发报台。在这项工作中，这个中组部调查科与中央电台混而为一了。当时在中央电台内部，直接称报务室为“中央情报总台”或“中央情报电台”。至1938年春，国民党当局正式组成以陈立夫为首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中组部调查科亦归于其中，报务室与有关情报电台便正式扩编成交通处，直接隶属“中统”，由“中统”特务徐白光任交通处第一任处长，脱离了中央广播电台。
徐恩曾还利用中央广播电台大量培训谍报人员。本来，中央电台在正式开播前，就开始举办收音员训练班，仅是出于收音工具稀少的考虑，将收音员分派到各省市党部收听中央电台播发的新闻并记录传播。但自1932年开始举办的几期收音员训练班，性质起了根本变化，主要是训练收发无线电信号的谍报人员。实际上，是“中统”与中央电台两家携手合办的。
徐恩曾对训练班严密控制，派调查科的段剑岷、钟竟成、王述先负责训育工作，一旦发现“异己分子”，便立即剪除。上述的何治垓等三人事件，便是一例。这次事件后，中央电台的一般人员也意识到自己周围有“调查科”势力存在，唯恐戴上“红帽子”而招致不幸。到了1937年，徐恩曾强调“抗日需要”，以更快的速度培训谍报人员。当时有些东北流亡青年学生，不明真相，只是出于爱国热忱而参加了进来。在南京沦陷前不久，还招收了五六十人。待日军向南京进逼，训练班转入湖南益阳。这些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后，由徐恩曾分派工作，渗入全国各地（包括东北沦陷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中统”情报网。固然，对日军的谍报工作是其主要内容，但对付中国共产党，对各地进行特务控制，也是重要的内容。特别是抗战胜利后，这股力量就完全成为国民党反动政权镇压人民、反对共产党的工具了。
与培训人员相配合，徐恩曾还指令中央电台技术科负责设计、制造便于暗藏、携带的小型收发报机。这个油头粉面、衣着考究的徐恩曾，早就在金钱上打主意。他看准自己占据的有利条件，同中央电台传音科长范本中合伙，在南京新街口开了一爿“中益电气公司”，经营电讯器材；南京沦陷前，趁着中央电台西迁重庆，将他们这个公司随同转移，设在重庆劝工局街，改名“中益电工研究社”，先后为“中统”和其他机构制造不少无线电收发报机。徐恩曾当上了中统局副局长后，更肆无忌惮地假公济私，盗买盗卖，大量利用中统公款，有时假称中统报务电台器材，由中统自请外汇，自请免税；有时由中统转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代请免税。在重庆期间，国民党当局严禁私人贩卖军用物品，包括无线电通信器材，但他们凭借中统的势力从印度、仰光运进大批无线电器材，大发其财。他们的这些产品，后来都成为国民党政权进行内战的军事机器的一部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