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
谢希德
1952年8月，我和爱人曹天钦一起，乘坐英商蓝烟囱公司的万吨客轮“广州”号，从英国南安普敦启程回国，至今已36年了。36年来，我心情舒畅地为祖国贡献力量，感受到欣慰与欢乐，也在“文革”中有过痛苦和悲伤。粉碎“四人帮”之后，常有外国朋友问我：“你从海外归来，在‘文革’中吃了那么多的苦头，不后悔吗？”对于这个问题，我是早有考虑的，因此回答得很坦然：“不后悔！我从海外归来参加祖国建设，走的是一条正确、光明的道路，我为能亲身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自豪。虽然遭受不幸，但与国家所受的损失相比要小得多，个人的恩怨比起我们的事业，算得了什么呢？何况许多对革命事业有很大贡献的老前辈，吃了更大的苦啊！”今天，每当我回顾自己从海外归来这段历程时，心情还是异常兴奋和激动。
1921年3月，我出生在福建省泉州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我4岁时，生母因患伤寒病过早地离开人世，此后，父亲、祖母和我一家3口迁居北京，住进了燕园。我父亲谢玉铭，青年时代在北京协和大学（燕京大学的前身）读书，后来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攻读物理学，学成后归国应聘担任燕京大学物理系教授。
我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继母很关心我的学习和身体健康。1932年，我在念初中时，天钦恰好与我同班，彼此相互了解，再加上我们的父亲在燕京大学是同事，因此我俩有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到了1946年春，我正好25岁，便与天钦订婚。当时他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正准备到英国深造，而我却在福建长汀县的厦门大学即将毕业。虽然我们都有为祖国科学事业做贡献的强烈愿望，但国内的状况不能不使我们忧虑。抗战胜利的喜悦已为内战的愁云所代替，物价飞涨，生活颠沛，我们认为，要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只能暂时出国学习。临别时，我俩约定，我随即争取赴美深造，两人结束学业时在美国聚合，一同回国。
1946年夏，我告别母校到南京参加出国考试，秋天开始在上海沪江大学任助教。不久，我考取赴美自费留学，即通过在美友人联系就读的学校，1947年进入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这个学院在麻省的一座小城市，当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是美国七所著名女子学院之一，以培养本科生为主，部分系科兼收少量研究生。我在该校物理系任助教，并攻读硕士学位。在顺利完成两年学业之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
麻省理工学院堪称世界第一流高等学府，藏书丰富，设备齐全。我更幸运的是能在W.P.Allis和P.M.莫斯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特别是莫斯教授，是当代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著述丰富，在运筹学领域是开拓者，基础理论方面也很有修养，他和Feshbach合著的《数学物理方法》一书，至今还很有价值。在他的建议下，我选择理论物理作为主攻方向，并兼为实验研究做些计算工作。
1949年10月后，母亲和弟弟们经常给我写信，告诉我，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和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国内的情况完全两样，解放军官兵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欺压老百姓，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物价比较稳定，1949年后回国的一些学者正在发挥很大的作用等，希望我和天钦早日归国。在校的中国同学大都接到家人来信，相互转告，为祖国的振兴感到衷心喜悦。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心情难以自抑，巴不得马上能飞回祖国，飞到北京。
但是，后来我也从别的地方听到一些令人担心的传说：国内“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搞得很激烈，有些人在思想改造中跳楼自杀。这时，我在思想上也有斗争，是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呢，还是马上做好回国准备。我心想，在迎接祖国新生的岁月里，自己出国求学，没有为革命做什么工作，现在祖国需要大批建设人才，我却留在国外，实在说不过去，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责无旁贷，不能再等了。
时间很快推移到1951年春天，天钦获得博士学位，这年秋天，我也获得博士学位。我们准备按原先的约定，让天钦到美国和我举行结婚仪式，然后一起回国。可是意外的事件发生，美国政府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我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的声势越来越大。美国移民局在1951年下半年发布了一项规定，凡在美国攻读理工科的中国学生，一律不得返回中国。这个规定一下子把我们的计划打乱，不过，我们很快就冷静下来，积极寻找回国的办法。
我俩经过一番商讨，决定了新的行动计划，我申请去英国，然后取道回国。天钦即向英国有关部门提出为我签证的要求，不料英国方面鉴于当时国内情况，表示除非我提出保证，在3个月内离开英国，否则不予签证。我何尝不想尽快离开英国投向祖国怀抱呢？但是，3个月离开英国回国的保证，又会给我离开美国带来困难。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天钦的老朋友李约瑟先生伸出热情的援助之手。李先生是英国著名的学者，得知我们的情况后，亲自到英国有关部门，以个人的名义担保我3个月内一定离开英国。这样，英国有关部门很快为我签署一张特殊的“旅行通行证”，凭此我可以进入英国。
但是，有了入境证明，美国若不发给出境证明，我还是到不了英国。于是我们决定把结婚地点移到英国，由我以赴英结婚为理由，申请离开美国，并向移民局出示英国有关部门签署的“旅行通行证”。结果移民局为我签发了出境证明，经办人员还为我出主意，结了婚赶快回来。我高兴地接过证明，但一看，这并不是正式证明，正式的证明要到船上才能拿到。因此，天钦关照我一定等上了船，拿到正式的证明，而且须待轮船驶离哈德逊港后，再给他发电报，只有到那时，我的出走才算成功。因为从美国开往英国的轮船是英国的，上了轮船就像到了英国国土。当我提着简单的行李登船后不久，美国移民局即有人来到船上，问我为什么去英国，我镇定地一一做了回答。他看了看我的行李，再也没有继续盘问下去，递给我正式的出境签证。
到了英国，一切都很顺利，我们稍事休整，便忙于举行婚礼和联系回国的事。天钦早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王应睐先生有书信往来，并决定到他那里工作。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他们为我联系到交通大学任教。结婚仪式很简单，请了天钦的几位朋友光临，随后把这个喜讯告诉父亲、母亲和弟弟们。父亲不支持我们的这一举动，他希望我留在美国或英国工作，但我们早已决定，父亲再也不理我们了。
1952年8月底，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奔波，终于告别剑桥，登上“广州”号海轮离开英国，经过苏伊士运河、印度、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到达深圳。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嘹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离深圳码头只有几十米了，我听到了岸上扩音器传出雄壮的歌声，心中激起翻滚的波涛。这次从美国取道英国之行，经历不少曲折，耗费许多精力，回国的目的总算达到，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随后，我们来到祖国南方的大都市广州，从那里转车奔赴上海。
列车在上海火车站一停下，我们就看到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的同志们到车站迎接。我们的心都向往北京，在上海只作短暂逗留，便又风尘仆仆踏上北去的列车，探望久别的继母、弟弟们和天钦的父母。从北京返沪时，正值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交通大学物理系大部分并到复旦，11月中旬，我便到复旦大学报到，从此在教学和科研战线上开始紧张的工作。1956年5月，曹天钦和我在同一天分别由所在单位的党支部吸收为中共党员，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的生命。
万万没有想到，这段海外归来的经历，在“文革”中竟成了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造反派怀疑我是“特务”，理由是朝鲜战场上英美是同盟军，美国不允许你回国，英国怎么能允许你出境？他们还挖苦我说，平时你讲课时逻辑性很强，怎么遇到这个要害问题却讲不清楚了？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我即使有三寸不烂之舌，也难以讲清。因此我和天钦都遭到批判、斗争，我被关在学校的低温实验室内9个月之久。低温实验室是我亲手创建的科研实验室，没想到科研没搞成，却成了禁闭我的隔离室。我的10岁儿子在家里独自生活，天天盼望母亲归来，我家的保姆不堪造反派的威吓而自杀身亡。在残酷的斗争中，我身心受到摧残，乳腺癌病情加重，只得请求到医院进行放射治疗。我心里明白，“文革”中出现的这些反常现象绝不是党和人民所能允许的，只不过是少数人暂时的倒行逆施。1972年，周恩来总理主持政府工作，我才得以重返教学岗位。
粉碎“四人帮”后，我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副校长。1983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负责学校的全面工作，同时挤时间参加科学研究，多次出国访问、讲学，促进学校与国外大学的联系。近年来，又参加了党和人民政协的工作。
36年前，我怀着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心愿，不远万里几经周折回到祖国怀抱，做了一点工作，祖国和人民给了我很多荣誉，母校史密斯女子文理学院等7所大学也授予我科学博士的荣誉称号，这都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祖国多做贡献，再立新功。
原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统战工作资料专辑之八》
一段珍贵的回忆
——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
谢希德
1956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和丈夫曹天钦在各自的党支部不约而同地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本来复旦大学物理系的支部在讨论我的入党问题时，要邀请曹天钦来参加，后来得知就是在同一个下午，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所的党支部也要讨论天钦的入党问题。这对我们二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日子。从此我们不仅是生活上的伴侣，也是立志要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生的同志。当天我恨不得要立刻飞回家。到家后我们交流了各自支部大会的情况，对我们所提的意见。我们都感到很兴奋，认为能被接纳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员，感到很光荣，但是也都觉得还很不够标准，只好在今后不断努力。这种新党员的思想一直持续到1982年去北京开党的十二大的途中，国栋同志提醒我入党已有26年。我才意识到不能再以新党员自居了。当然在老同志面前，我永远是新的。
在那难忘的一天的晚饭后。住在楼下的李林和邹承鲁给我们开了一个祝贺的晚会。张友端和陈瑞铭也参加了。他们都是天钦在英国的同学，当时都在上海的中国科学院工作。现在他们也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说明党的知识分子队伍的扩大。知识分子从党外人士转变为共产党员都经过了一段各自不同的历程。曹天钦已于1995年1月8日离开人世，在这篇短文中我试图写下我们二人如何得到党的关怀走上革命之路，作为献给党的七十五周年的一份心意。
我是和中国共产党同年诞生，天钦则早生一年。我们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幼年时代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不仅在历史书上读到令人气愤的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等史实和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亲自体验到九一八、“一·二八”后在当时的北平日本宪兵的耀武扬威的气焰。家庭给我们的教育是好好念书，知识总是有用的。1937年夏卢沟桥事变发生，开始了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我也开始了逃难的生活。在1937年夏离开了当时的北平，先后到武汉和长沙，1938年夏在长沙福湘女中毕业后患股关节结核，卧病贵阳，休学达4年之久。曹天钦中学毕业后入了在北平的燕京大学的化学系，这是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在日本统治下还能勉强苟安。他仍怀着“科学救国”的美梦，在给我的信中，除去鼓励我安心养病外，还不时寄给我他课外阅读的读书心得，或是假期在工厂实习的一些报告的点滴，当时他希望可以通过献身化学来救中国。1940年左右他和同学们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乃和一些同学于1941年春天离开北平南下，先到上海栖身于当时的租界，后分两批通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抗战后方。他选择了走北路，经开封到达西安，参加了新西兰友人路易·爱黎的工业合作运动，在当时陕西凤县双石铺的综合工业研究所作技正。分析一些矿石。次年他又转到在兰州的皮革合作社任经理。他的以化学工业救国的愿望，在这一段工作得到部分的满足。但他的确又不满足于留在兰州。他的大哥比较早地参加了革命，离开学校到解放区，这对曹天钦的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在他到达双石铺工作的那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美日交战，燕京大学被迫在北平关门，不久迁到成都华西坝复校。曹天钦认为还是应该完成大学的学业，于1943年到成都继续攻读。当时抗战已6年，在成都就读的一些离乡背井的学生，生活都很困难。有些人生了肺病，也有人因此不幸身亡。和他同时离开北平的同学，有些人奔向解放区。我们虽未走向革命之路。但也都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心之所向是很清楚的，很羡慕那些朋友的决心。
